懂得挑剔的槟城人

作为槟城人,在其他州属的民众眼里,我们是非常容易被认出的。

据说有两个特质是异常明显,第一是聚在一起就讲福建话,第二是数落当地食物(尤其是小食、面食)难吃

(在吉隆坡,通常我只吃三种小食:板面,大碌面和肉骨茶。)

这是无可厚非的。

首先,哪有槟城人不会讲福建话的,其次,槟城的确是小食天堂。这种解释(尤其是后者),虽然合情合理,可是听在其他州属民众的耳里,难免落个嚣张、炫耀的“罪名”。

槟城的小食闻名全马,甚至海外,绝对不是偶然,或者侥幸的。

根据策略大师波特(Michael Porter)竞争优势理论(Competitive Advantage):任何地方不会有某一行业突然兴起,一定是有一群企业有互相关联,形成一个大群体,这种关联与该地方市场的竞争情况息息相关。地方市场上的竞争,主要是要满足当地的消费者。某个地方的某种产业最兴旺,原因之一是那里拥有大量懂得挑剔的消费者。

德国的汽车品质优异,最大推动力是来自非常注重车子高品质、高性能表现的德国人。

法国的美食闻名遐迩,最重要的因素是当地餐饮行业必须满足懂得品尝美食及嘴刁的法国人。

意大利的服装与鞋子设计享誉全球,这与意大利人讲究服饰品质与品味的习性相关。

日本的家居空间相当窄小,日本也自然发展出能够发明全世界最精致、最小巧、最多功能的电视、音响、饭锅等的家电产业。

作为槟城人,我们对小食的色、香、味、价格、卫生、服务的要求提高,也间接地提升槟城的小食水平。对于槟城小食行业能够持续兴旺,懂得挑剔的槟城人也作了不少的推动与品管的工作。

去年我曾经在网路论坛看到有人受到市区某炒粿条小贩恶劣对待,愤愤不平发帖子,引来许多人声援,杯葛声不时出现,甚至还有人热心介绍其他地区美味廉宜的炒粿条,颇有“天涯何处无芳草”之势。

前阵子开斋节期间,友人发现市区某小贩售卖只有粉条与汤汁的叻沙,完全没有蔬菜,价格竟然一样。当时正值中午时分,叻沙汤汁尚有满满一大桶、粉条一大堆(证明开挡不久而已),菜市距离摊贩只有一箭之地,难道菜市没有蔬菜售卖吗?

友人带着前来游玩的朋友马上离开,作为槟城人,他觉得请外州朋友吃这种叻沙简直丢人现眼。

当槟城小贩尽心尽力提供美味、廉宜的小食,为槟城小食持续保持高水平之余,也有一些贪小便宜、态度恶劣的害群之马四处横行,败坏槟城小食声誉。对待类似小贩的最佳方法是杯葛他们及帮他们宣传,让他们恶名远播。

惟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继续理直气壮批评人家的小食难吃。

(2007年10月25日)

城市新移民

开斋节首天,我前往加油站添油,负责收费是一位马来姑娘。添油之余,我和她闲聊几句,她来自吉兰丹,在槟岛工作,没回家庆祝开斋节,要多赚些假期津贴。离开加油站时,我向她祝贺开斋节快乐,她露出甜甜的笑容向我道再见。

开斋节期间,根据统计,使用南北大道的车辆,每天可能高达120万辆,而通往东海岸的大道也接近100万辆。假如每辆车子代表一个家庭的话,那么就有大约210万个家庭返回家乡。我国大约有530户人家,其中有一半的家庭在佳节期间赶路回乡。

每逢佳节,不管是开斋节还是春节,全国各地的小镇都比吉隆坡、雪兰莪等城市地区热闹多了。佳节期间,大道上的繁忙车子证明了在吉隆坡、雪兰莪等城市地区的居民,多数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城市人,他们是城市新移民。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我国首都的吉隆坡,开始朝向工业化及城市化的目标前进,城市地区人口在几十年间大量增加,其中包括大量涌入的外来就业人口及大专生(未来的就业人口)

今天,45岁以下的吉隆坡居民,大部分是在那个年代涌入城市的。他们人生的四个阶段,读书、工作、成家、立业,都在城市完成。这四个人生阶段也把他们乡村、小镇的身份,慢慢转变成城市新移民。

虽然他们的身份已经是城市人,可是他们对于居住地区的所谓“居住地认同”,并不强烈。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这个城市没有他们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只有大专校园和成家立业的回忆。他们的居住地点经常随着念书或者工作需要,往往多次迁移,因此那份居住地认同的感觉,是不容易萌生的。

由于缺乏居住地认同的意识,城市新移民对于社区的概念,也难于产生共鸣。在许多新颖住宅区,社区建设相当完善(公园、游乐场、草场),可是居民之间的互动是不常见的,像极了“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社区的活动如民族节庆(中秋提灯、元宵、开斋节、春节)、团康联谊(烹饪、气功、大扫除)、宗教节日(圣诞节、中元节)等是促进居民之间联系的最佳管道,可是类似活动并不容易在城市的住宅区蓬勃推行,因为逢年过节大家都习惯性的收拾行李返回家乡庆祝。

这群城市新移民要变成城市居民(土地认同),或者还需要1020年的时间吧。

当家乡父母仙逝后,或者家乡老房子变卖后,或者自己有了孙子后,这群城市新移民就不再携妻带儿,风尘仆仆返回家乡庆祝佳节,他们居住的地方将成为他们的家乡了。

惟有多了一份居住地认同,大家才会对社区的种种不安感到焦灼,并渴求社区的宁静与安稳。有了对居住地方的焦灼与渴求,城市新移民的特质会逐渐转淡,城市居民的身份将变得明显。

(2007年10月18日)

迷信●功利

最近看见报章上刊登变态神棍狎玩儿童的照片,坦白说,许多人都会感到恶心及反胃。

现在的社会,民众的教育水平普遍上已经提高许多,照理说对那种装神弄鬼的伎俩,应该容易一眼看穿,可是神棍牵涉各种犯罪事件(受害者及家人受过大专教育的也不少),依然不见减少,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

神棍横行,盲目追随与深受伤害的都是同样来自民众(这里不用“无知民众”是有原因的)。如果只用一般笼统的说法,如迷信、无知等,是不足于解释为何民众如此容易受到神棍的迷惑与欺骗。

容易受神棍影响的民众,其宗教观念与一般宗教信徒比较,是有差别的,而主要的差别有两项:迷信神秘力量功利心态作祟

迷信神秘力量是未开化原始社会对大自然的种种祸害,如水患、地震、大火、闪电、雷鸣等,所释放的破坏力感到畏惧,进而产生的一种敬畏心理。

21世纪的今天,虽然知识普及、科学昌明,可是许多民众依然对那些所谓刀枪不伤、手入热油等江湖卖艺式的伎俩,感到敬畏,甚至把它当着能医治百病绝症、指点迷津、驱妖除魔等的具体表现。

(我搞不懂类似刀枪不伤、手入热油等伎俩到底有何作用?假如能够大量开班授徒,让大家学会这种特异功能的话,那么就功德无量了。消防员、警察、机器操作员、厨师等应该抢先报名学习,学成后就不担心发生工作意外了。)

不要以为受教育的民众就不会上当,许多受高深教育的家属,为了医治患上癌症,或者患上精神病的病人,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及“有神秘力量”的心理,反而更容易陷入神棍设下骗财骗色的陷阱。

功利心态作祟是另一个让大多数民众容易被神棍欺骗的原因。

一般宗教信徒对于宗教信仰,是不带有功利心态的(不可能祈求耶稣出四个号码吧)

假如民众的功利心态在作祟,那么他们在膜拜、祈祷时,会要求有金钱与物质的交换,例如中横财就建大庙、烧大香回报等。而类似的功利心态往往成为神棍利用的好机会。

求财、改运是持着功利心态的民众的最普遍要求。

他们对钱财的渴求或者欲望,常常导致他们陷入神棍布置的骗局。最常见的是让神棍牵着鼻子走,花费大把金钱买一些所谓招财、改运的器具及装饰品,甚至女信徒还得宽衣解带来改运,当然财运、命运最终没有改变(那么容易改变的话,还需要教育来干嘛)

神棍横行与民众对宗教信仰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一般宗教信徒是不认同具有神秘力量和功利心态的信仰观念,所以他们不会踏入神棍的陷阱。

只要有大批民众对宗教信仰,依然抱持迷信神秘力量及功利心态的观念,神棍就有装神弄鬼、骗财骗色的横行机会。

(2007年10月11日)

个人空间

对许多年长一代的华人而言,“个人空间”,这个词汇像许许多多冒出来的古怪新名词一样,似曾相识、若有所闻,却从未了解。

对年轻一代的华人而言,个人空间像隐私、嗜好、品味一样,在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子,仿佛是生命的夜空里点点星光,显现耀眼、吸引人的特质。

个人空间的概念是新时代的产物(对年长一代来说,肯定是全新观念),它与传统中华文化中,强调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等观念,有点差别。

在一个传统大家庭,或者三代同堂的超大家庭里,就家居环境而言,个人空间似乎是不存在的。客厅、饭厅、厨房都是“公众空间”,所谓个人空间局限在寝室,或者与书房而已。

为了能够让大家能和谐地共存于“公众空间”,因此传统中华文化的主要心思几乎都在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的潭水里翻滚。

由于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日益提升,有了独立思考,所以注重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观念,与年长一代比较,显然有差别。

年长一代对这种变化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因此他们往往喜欢用类似“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论调,以解释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实,而这个差距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词汇:代沟。

个人空间是注重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观念的衍生物。追求及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是一个人应有的权利与自由。个人空间小如一个房间,大至一个房子,都有它的存在意义,它的存在意义在于它展现了主人的个人生活方式、生活嗜好、以及生活品味。

个人空间有了一些有形事物(家具、电器、灯饰、花草、装修、颜色)的选择、设计、排列,它将慢慢地散发主人的无形生活方式、嗜好、及品味,而这些散发的元素也就是主人生命的一大部分。

对于想进入这个空间的任何人,必须获得主人的首肯,或者说主人在建立这个空间时,也在寻找一个与他有共识的人一起携手建造。

对于个人空间的要求,看似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可以成立的,可是在目前社会中,许多年轻一代华裔在传统观念、传统文化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拥有个人空间的奢望。最明显的例子是需要与父母同住。

许多年轻朋友想成家时,“是否要与父母同住”往往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们宁可自己组织新家庭(个人空间)。他们的选择,并非像一般年长一代以为儿女长大后就遗弃他们、或者受到媳妇/女婿的影响,而是他们持有较浓厚的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观念而已,不过类似选择往往被一句“不孝”打得七零八落。

偶尔我会询问同辈友人,以后他们是否有与儿女同住的打算?

大多数的答案是“不会啦”,不过也有支吾其词的。

支支吾吾的语调似乎闪烁现实、理性的挣扎。传统的思维需要温和及理性的态度来慢慢地修饰、改正,支支吾吾的语调,也许不明确,倒不失为一种开始改变的声调。

(2007年10月4日)

一些斋戒月感想

在槟岛,回教徒斋戒月的气氛并不浓厚,除了在一些街道旁边,有马来同胞开设临时摊子售卖食物与服饰之外,似乎感受不到已经来临的斋戒月。

我曾经在雪州加影居住两年,在那里才真正见识斋戒月的热闹。

那时候我经常与友人在下午时刻,光顾马来同胞的食物摊子,购买一些马来传统糕点及食物,当作下午茶以及晚餐。那些食物摊子摆满整条街(有好几十摊),人潮汹涌,空气中不时转来烧烤的香味,让人忍不住多买一些。开斋时间一到,马路上几乎不见人群与车子的踪影,不再有平时车水马龙的盛况,只剩下三三两两的车子在飞驰,

我曾经在南北大道的一个休息站,巧遇开斋时间,因此拥有一次的开斋晚餐经验。

当时我买了晚餐,与一家马来同胞共桌,发现他们面对着食物却纹丝不动,才知道他们在等待开斋。同桌的马来男子示意我可以先吃,可是看着在我对面马来小男生的眼神(有一种等待食物的感觉),我不得不谢谢他的好意,接着便拿出手机寄几个简讯,以免场面尴尬。大约五分钟后, 他们全家人微笑地向我示意开斋时间到了,于是我和一桌马来同胞经历了唯一的开斋晚餐经验。

许多在本地大学念书的非回教徒学生,在斋戒月期间,也必须在饮食方面略作调整。大学校园内的食堂多数都更改营业时间,导致许多非回教徒学生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早餐与午餐,而为了避免影响友族同胞,他们也多数只在宿舍房间内吃东西。

大约20年前,我的同学在美国念书,斋戒月期间马来同学与他们一起讨论功课,他们与洋人同学往往边吃边喝边讨论,马来同学在一旁也没有显露任何不安的表情(当然他也不吃不喝),所以看见本地大学斋戒月情况,我的朋友常说:“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反应。”

其实像我们这种民以食为天的族群,是很难搞清楚为何要饿肚子一个月来庆祝节庆的。很难搞清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从自己族群或者宗教的观点出发,来诠释其他族群、宗教的不同价值观。

斋戒月对回教徒来说,每天大约13小时的不吃不喝,是让他们感受贫穷、不幸人士面临饥饿与口渴的艰苦,促使他们对贫穷与不幸有多一份亲身体验的了解。

近年来许多酒店与餐馆都纷纷推出斋戒月自助餐,吸引不少马来同胞前往享用,据悉生意都红火。

最近有报道关于回教徒是否适合前往酒店与餐馆享用丰富自助餐的争议,因为有些宗教司认为这种消费行为是炫耀(餐费高昂)及间接浪费食物(剩余食物被倒掉),所以类似行为是不受鼓励的。

当然也有宗教司认为,类似消费行为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只要负担得起费用,不持有炫耀心态,它并没有违反回教教义。

有一位马来专栏作家Raslan Sharif则认为,每天开斋的食物应该与平时一样,或者更少,较符合回教教义中,教徒体验饥饿的意义,而非大吃大喝来补偿,不过他也认同斋戒月自助餐只是一种商业活动,有需求就有供应,所以不该受到谴责。

在斋戒月,回教徒对一些高消费行为,做了思考与反省,这是难得的,至少比我们只注重大吃大喝大花费来庆祝节庆,有深度多了。

(2007年9月27日)


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

2006年总稽查司报告出炉至今,在社会各界人士心中,已经激起千层浪。

报告中的种种纰漏行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甚至匪夷所思,令人大为错愕。其实之前的年度总稽查司报告也是如此糟糕,只是公众的反应没有今年激烈而已。

正如总稽查司安比林所言,他的报告没人听,年年出现各政府部门管理不当、浪费公款、弊端重重等老掉牙的问题,可是依然不见有关部门作出改善,甚至没有官员需要负责有关部门的失责行径。

坦白说,2006年总稽查司报告举例的种种弊案,已经不能归入管理不当、浪费公款等属于行政管理失责的范围,这些行径就是牵涉贪污舞弊的犯罪行为。

例如加央市政局没向某些商家征收税务,使得拖欠税款数额激增,而拖欠税务商家依然获得营业执照、柔佛5个政府机构支付超出估价的75%公款,向某些人士购买土地做发展计划用途、皇家警察花费1亿零吉购买不符合民航局指定标准的直升机,之前还花费15百万培训飞行组组员等。

虽然首相表示政府不会阻止反贪污局对总稽查司报告展开调查,可是他也没要求反贪污局要查个水落石出。

虽然反贪污局表示会展开调查,可是以该局向来的调查效率来看,相信要等待好一段日子(也可能没下文)

虽然公共账目委员会表示有权力召见任何人(包括退休部长、总监及秘书长),可是该委员会只能向当局施加压力,它没有执法权(典型的有心无力)

当政府部门出现种种腐败弊端行径时,政府高层所采取的应对行动与措施,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廉洁排行榜上的位置。

有个廉洁的政府是人民的福气。

在亚洲,有福气的人民住在新加坡。

虽然有地理常识障碍的部长纳兹里不认为新加坡是个国家,可是以西方国家制定的廉洁标准,亚洲最清廉的国家,新加坡几乎年年排名第一。

1959年新加坡第一次自治邦议会大选,人民行动党执政,李光耀率领内阁成员参加宣誓就职礼,当时他们一律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那年,李光耀35岁,他决心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

2000年,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写道:

“从1959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2006年总稽查司报告举例的种种弊案,牵涉的金额往往数以亿计,而大家辛辛苦苦缴纳的税收,却遭受如此明目张胆地夺取,因此对于李光耀那一句“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的清廉豪语,难免感触良多。

(2007年9月20日)

延伸阅读:
Jabatan Audit Negara:
www.audit.gov.my

典型的恶性示范

前些日子,联邦首席大法官敦阿末法鲁斯把一份针对一名联邦法院法官被指没有书写35页书面判词的调查报告,提呈首相。

堂堂一个联邦法院法官竟然没有书写判词,如此渎职行为,相信许多人会错愕,不过反应还不算激烈,大家还认为只是个案而已。

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是冰山一角。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接下来有则报导揭露,在过去28年,逾1千名囚犯基于地庭法官和推事庭推事没有提呈书面判词,导致高庭无法聆审这些上诉案。

这些无判词案中,包括至少100宗判处死刑的案件,无形中造成这些囚犯在死囚监房内受尽无法上诉以及无期等待的煎熬。

许多人可能没注意这则新闻,因此社会并没有出现哗然。

在上星期的专栏里,我提起“做什么要像什么”的论调,想不到现在连推事和法官都如此不负责任、不专业,其工作态度竟然如此轻浮、粗糙,而作为专业人士(尤其是司法的),他们做出极度恶性示范。

最悲哀的是他们可能都会安然无事好一阵子,因为联邦首席大法官表示将研究国家宪法和法律,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对付涉及的推事及法官(研究是容易的,决定是困难的)

接下来的报导,对国家的司法体系而言,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根据2006年总稽查司报告揭露,交警在20002006年发出的传票中,有13678744张未缴还(几乎是全国一半的人口)!未缴还传票之中,70% 触犯超速罪。

如果每张传票最高罚款300令吉,这些传票罚款高达44亿令吉!(我国史上最大国际产业发展计划,将在依斯干达经济特区进行,来自中东的投资也不过是41亿令吉。)

交警的解释是警方面对传递传票的困难,因为陆路交通局提供的地址都不正确(大部分未更新),并建议违规人士应该主动向交警柜台查询。

我拜读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觉得可笑。难道被通缉的罪犯的地址不符合,就不用去追捕吗?难道真的会期待满街的犯罪分子向警方自首吗?

有时候交警在解释时,常常忘记自己作为执法人员的定位与专业。

我曾在专栏里提起前纽约市长朱里安(Giuliani)运用“破窗理论” (Broken Windows Theory)在其市政局管理中,让市政局的工作提升效率。

他贯彻“破窗理論”的其中一个重点是“零度容忍”(zero tolerance):不轻易放过以及快速处理罚单。他成功地把纽约待决多年的5万张罚单全部捉拿缴款(才5万张哦),显现他对处理罚单的坚持与效率。

交警对处理未缴还传票的不负责任、懒散态度,造成两大伤害。

其一是国家间接损失高达44亿令吉的罚款收入.

其二是民众把执法必严、犯法必究等口号当笑话看待,严重损害执法单位的威严与公信力。

(前几天卫生部指出,今年首4个月,执法组已发出3241张传票给烟民(平均每天发出27张),其中2398张是烟民在禁烟区吸烟接到传票…………)

(2007年9月13日)


做什么要像什么

那天在商场的一间体育用品专卖店闲逛,一对中年男女走过身边,我听闻男子向女子抱怨,指销售员竟然对售卖的产品一无所知。我往他们身后看过去,看见一位年轻售货员蹲在地上,正在把运动鞋放回鞋盒。

我可以理解这位顾客的感受,因为我曾多次遇到连跑鞋、球鞋、休闲鞋和足球靴(室内使用)都搞不清楚的体育用品销售员(可能他们都没有运动的习惯),作为顾客的我们,产品知识似乎比他们还内行。

每个行业都有它的专业常识与技术要求。作为体育用品销售员,对于各种不同运动产品的认识是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可是这项要求是不容易快速上手的。

举个例子,我们只需翻看著名品牌的跑鞋或者球鞋目录,里面强调的各种科技新突破,足于让人有看科技新突破报告的感觉。不过,类似各种运动鞋的基本分类常识,是能够尽快搞清楚的。

一个职业的专业要求,除了在产品的认识或者技术的掌握,需要累积丰富的知识与经验之外,工作态度也是其中一种衡量专业水平的标准。

近来在商场里的商店或者百货公司闲逛或者购物,时常会发现这种状况。两三位,或三四位销售员围聚一起聊天(虽然眼看四方,可是心不在焉),她们的谈话声音不低,往来顾客只需在周围站一会儿,对于聊天内容一清二楚。有时候她们还会得意忘形,仿佛在朋友聚会上谈笑风生似的,还敢传出阵阵笑声,令顾客感觉受到干扰,无形中也影响企业的形象。

奇怪的是每次碰到这种状况,都不曾见到主管出现。我的朋友对此也有同感,当年他曾经任职百货公司,他表示,当年如果发生类似情况,不被主管训话(甚至责骂)才怪。

我曾经在书店选书,忽然被一阵呼叫声打扰,原来有位职员隔着大约20尺距离,向她的同事询问工作事项。她的举止与声量,犹如甘榜内的高脚楼窗口,有位母亲正在呼叫在河边玩耍的孩子回家吃饭似的,充满农村的豪爽/率直气质。后来有位主管发现许多顾客纷纷显露难以置信的神情,她赶忙向这位农妇型的职员示意,要求她小声说话。

这种轻浮及粗糙的工作态度,以往通常发生在工读生的身上,因为他们年龄较小、缺乏工作经验,所以常常误解“工作不忘娱乐”的意义。不过,近来看见的例子,往往都是成年销售员居多,而且任职的公司都是国内各种大型的零售企业,这才让人感到纳闷。

是企业的管理不够完善,员工培训不够全面?还是普遍上现今员工的工作态度倾向轻浮及粗糙?

如果是某间企业的管理问题,还不至于过于担忧。假如问题出现在普遍上目前员工的身上,那么就有麻烦了。

一个职业能受到重视及尊重,主要是从事该行业的人,长期以来积极展现其高专业水平的一面。从事那种行业,就要显现该种行业的专业,“做什么要像什么”,做销售员要像销售员、做医生要像医生、做执法人员要像执法人员,一定要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并且坚持遵守专业的高要求,不能向低标准妥协。

一个社会能不断进步、一个国家能持续发展,依靠的就是全体国民,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什么要像什么”,对职业的专业的高要求,坚持不渝。美国、德国、日本、瑞典、芬兰等先进国家就是有目共睹的楷模。

(2007年9月6日)

平等机会与健全法制


图片说明40岁英国妇女安琪拉双手举起写着中奖金额支票的照片。

上个星期有一则报导,一位英国妇女赢得该国史上最高额的乐透奖金,3450万英镑(大约马币2亿4000万)!这位40岁苏格兰妇女安琪拉双手举起写着中奖金额支票的照片,让媒体高调地把她曝光,相信几乎全世界都会看到这位幸运儿的新闻。

其实类似的新闻不时有所闻,许多在欧美国家赢得巨额奖金的幸运儿往往大方地让媒体拍照,好像要让天下人知道他们一夜发达的事迹,也为他们感到高兴似的。

难道这些欧美幸运儿(好像还不曾看见亚洲幸运儿的照片)不曾担心今后他们的人身安全问题?还是欧美国家的治安良好,不曾有绑架、抢劫中奖幸运儿或者富翁的事件发生?

我相信许多读过类似报导的朋友都曾思考这些问题。

后来我有阅读一篇文章,文章作者目睹美国洛杉矶富豪与贫民的生活严重落差,因此不禁产生类似“美国的穷人难道不仇视富豪吗?”的问题。

作者还针对这个疑问向当地警察求证,是否有专门抢劫富豪的罪案。他得到的答复是有罪案经常发生,不过没有针对富豪的犯罪例子。后来警察给他的解释:“为什么要仇视富豪? 大多数富豪通过正当方法赚钱,不偷不抢不贪,他们的财富获得法律的保护。”

这篇文章说出重点,欧美国家当然也有治安问题,可是那里没有萌生仇视富豪思维的现象,而这个重点足于解释为何那些在欧美国家赢得巨额奖金的幸运儿敢于如此“招摇”。

前几天我出席新加坡建国元老之一李炯才先生的讲座,他提到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人人平等与平等机会的分别。他举例,毛泽东坚持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可是新加坡的政策是不认同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勤奋及有智慧的人应该得到更多回报),不过却认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机会(工友的儿子也可以有机会当总理)

不同的政治概念使到两个国家的管理走向两个全然不同的方向。今天的历史证明一个已经成为模范,另一个则曾是反面教材。除了平等机会之外,健全法制是另一个重要指标,唯有健全法制,方能出现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公平环境。

最近中国有一项调查显示,高达65%受访者表示,对富豪的不良印象是奢侈、贪婪和腐败(为富不仁)。这个看法和美国人差异太大,因为美国人多数认为富豪是通过正当方法赚钱的,这个严重差异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平等机会和健全法制的不同(常见的辩解是“国情不同”)

美国人对于美国的制度是有十足信心的(平等机会和健全法制),因此贫穷人士相信他们会有成功的一天(不需要仇视富豪)。美国的富豪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往往都把财产几乎全部捐献作慈善(卡耐基、比尔盖茨、巴菲特),因为他们清楚,在美国的制度下,只要你肯努力、奋斗,你会有成功的一天,所以将财产全留给子孙是不必要的。

有时候,因为“国情不同”,所以连赢得巨额奖金的幸运儿也会“反应不同”。

(2007年8月23日)

延伸阅读:
英国BBC报导安琪拉赢巨奖的新闻。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scotland/glasgow_and_west/6946613.stm

滚滚呐喊与激情

图片说明:钟灵中学庆祝90周年纪念当天,我们拍照留念。(右起)陈耀威(策划及室内设计),庄嘉强(平面设计),吴俐蓉老师(文物馆负责人之一),和我(因为当天帮忙充当文物馆解说员,所以打上钟灵的领带)。


今年818日是钟灵中学庆祝90周年纪念的日子,为了是项庆典,校方展开多项筹备工作,其中一项是重新整理钟灵文物馆,让它以全新面貌迎接当天前来学校参加庆典的校友与公众。作为校友(明年正好是离校25周年纪念),我感到荣幸能够参与重新整理文物馆的工作。

钟灵文物馆是在2002年设立,当时钟灵庆祝85周年纪念,并举办一连串活动,其中有展览钟灵历史文物资料。过后董事会议决将学校左侧的双层校舍辟为钟灵文物馆,以收藏保存、编整校史资料文物为目的。

今年文物馆进行数项重整工作,包括资料史料整理、史料文物登记、展示规划、文案撰写及平面设计等,有关制作工作由也是校友的陈耀威(策划及室内设计)、庄嘉强(平面设计)和我(文案撰写及资料审核)负责。

6月开始,文物馆负责人之一的吴俐蓉老师,把老师们(大约20位华文老师负责整理)准备的各种资料,陆陆续续交给我们。我略略翻阅以上的资料,马上觉得有必要对有关资料里面的种种日期、数据、事件等做一些查核,以确认资料的准确性,以及做修改和增添资料的工作,这也是文史工作的基本要求。

作为一间有90年历史的学校,钟灵收藏的校刊、毕业刊、校闻、纪念刊等刊物,足够让后人从浩瀚的史料中,寻找纪录学校的起源、发展与变迁等种种历史的轨迹。

学校的史料在二战时期遭受空前浩劫,可谓“卅年积贮1917年至1947年),一旦荡然,真令人发指也”,例如逾7千册中英书籍、逾4百种动物标本、约7百种植物标本、校长室文件簿据照片等,无一存留(人才牺牲更是巨大,殉难师生达56人)

因此在战后,学校的史料撰写,如《钟灵中学史略》(管震民師著,1946年校刊)及《本校简史》1948年校刊),作为重新纪录校史的最初工作。

钟灵的史料犹如一本历史大书,从1917年至今,它几乎经历所有在20世纪发生的种种大事件(包括国内外),而钟灵的莘莘学子也无可避免的卷入历史的洪流,在“最好的年代与最坏的年代”中做出抉择,从40年代全民抗日到50年代学潮运动、从独立前高唱校歌:“提高侨化,作育新青,主义彻三民”到独立后改唱校歌:“交流文化,咀华含英,亲爱作新民”,而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就读钟灵的我,对于这些巍巍事迹,显然是陌生的。

离校24年后,我翻阅这本历史大书,一面接着一面的书页在翻开,纸张翻动的声音是情绪波动的声音,翻动和波动的声音隐隐约约散发沉沉的厚重,我轻轻一听,就仿佛听到远处传来的滚滚呐喊与激情。我的翻动与波动、呐喊与激情,最后都化作一段段沉静的文字,在文物馆内默默展示。

文物馆的用意是把90年一路走来,每个年代的呐喊、激情、奋斗,一一记录下来,让现在以及未来的钟灵学子,能够见证董事家长校长师生岂敢后他人、吾爱吾钟灵的豪壮历史岁月,以及目睹这块土地上华裔先贤跨越重重艰苦、传承华教薪火的傲然点滴映像。

(2007年8月16日)

依然是双语的年代

近年来我们常常在报章上读到类似新闻。

例如美國大學理事會在前年宣布,美國高中將開設華語基础學分課程,2007年開始舉辦華語文考試,成為評量學生程度的標準之一。

例如去年1月,泰國教育部決定將中文列為第一外語,並在2008年將中文列為中、小學必修課程。

例如目前全球有85個國家、將近3千萬人學習中文,還有更多的人湧進中國大陸學習中文,在中國大陸學習中文的外籍學生大約為10萬,台灣則有1萬人左右。

当然我们也常常听闻周围人士口耳相传的类似消息。

例如某某的儿子被外资公司派遣上海出任分公司主管,因为全公司只有他懂得华文。

例如某某老同学近年来每个月几乎都飞往中国几趟,视察业务及接洽生意是主要工作,因为二毛子老板器重及依靠他的语言能力与工作表现。

我们也不时发现,类似的新闻与消息,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周围的人在阅读新闻,或者听闻消息之后,往往会显露忍耐已久的欢愉,仿佛脑海中出现一个人在高高的楼台上喊出“中国人站起来啦!”(虽然是不实际,可是能够满足长久被压抑的情绪)

中国经济的崛起,令全球人士开始注重中文,因为要开拓13亿人口的商机,中文能力显然重要。不过类似着重商机的看法与许多在海外的华人(尤其是只懂中文的人)对中文崛起而感到欣慰是两种不同的观念与情感。

近年来坊间的言论如“学习华文的重要”、“21世纪华文有价”、“华文将成为重要的语文”等,纷纷扬扬地洒满许多版面,其背后仿佛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快感。其实那只不过曝露只懂单一语文的局限与短视。

上面所提到的种种新闻与消息,并非说明中文的重要,而是表明双语的优势。难道你以为外资公司会派遣一位只懂中文,或者只懂英文的人去上海?某某的儿子是懂得中英双语,所以他才有升迁机会。

全球3千萬人學習中文和大约1亿中国人(单单中国而已)学习英文,这个庞大数目的背后只有一个共识:双语非常重要。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懂得一种语文,因为他们清楚掌握双语意味着提升语文能力的优势。

对于语文的学习,亚洲人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亚洲,使用英文的人数超过3亿5千万人(这个数目大约是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人口的总和),而其中大部分是能够掌握双语的。这种语文优势与欧洲人相似,欧洲许多国家都有双语环境,年轻一代开口能说英、德、法语,并不稀奇。

21世纪可能是属于中国的世纪,可是还不是属于中文的世纪(看看哈利波特狂潮略知一二)

21世纪,掌握中文是能提升语文能力的优势,不过这个优势是建立在已经掌握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其中一种语文的前提下。

(2007年8月9日)

投诉有理有回应

对于槟城市政局所管辖的各领域、各层面的工作效率,槟岛人是有许多怨言,尤其是停车位所衍生的收费问题(不论是角子机还是抄写员)

我们经常可以看见报章报导类似新闻,例如民众指控角子机时常损坏,导致他们接获罚单,或者抄写员胡乱收费,引起双方纠纷等。这类新闻能够引起注意,多数是因为一些政治人物介入并声援受委屈的民众。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政治人物,或者他们的服务中心的帮忙,这群受委屈的民众会自己向市政局投诉吗?他们是否相信市政局会认真处理这些投诉吗?

对于槟城市政局的停车位问题,我有两次的投诉经验。

第一次投诉是角子机损坏问题。多年以前有一次,当我停好车子后,发现角子机已经不能操作,因此我把一张写着“rosak”的小纸塞在角子机的钱币投入处(以示说明)。大约一小时后,我取车时,发现有张罚单压在扫水器下,角子机的小纸不见了,而角子机已经修好。我前往市政局作投诉,填写表格,列出时间与地点并说明不该中罚单的理由,后来我收到罚单已取消的通知信。

第二次是投诉抄写员胡乱收费。葛尼道的停车位收费是每半小时30仙,而常常有害群之马的抄写员以每半小时40仙来骗取停车费。去年有一次我在那里停车,向抄写员说停车一小时,他向我收取80仙,我照付(一时忘记价码)

两个小时后我回来,他再来收取一小时的费用,这次却是60(显然他已经忘记之前的收费)。我发现他的诡计但不动声色,还要求他把收据写清楚,因为要凭收据向公司索回费用,等他把收据给我之后,我才质问他,他竟然老羞成怒地用马来文骂道:“多拿你10仙也不会发达啦”,然后骑车扬长而去。

过后我前往市政局作投诉,将两张不同价码的收据(字迹一清二楚)以及他的电车车号码作为证据。后来我接获市政局的信件,信里表示他们已经根据我提供的资料,向那个区域的停车位承包商采取处惩罚行动。

以我的个人经验,发觉向槟城市政局作投诉是有回应的,而且“正义”获得伸张,并非一般人想象中那样“杳如黄鹤”、“石沉大海”,只是等待回应时间需要两个月左右(还有待改善)

一般民众基于受教育不高,语文的表达与书写能力有限,因此面对不公平、权益受损事件,往往不愿做投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许多受过教育(而且是大专教育)的民众,对于投诉这一回事,其反应竟然也没两样,这才令人感到纳闷。

他们往往抱持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或者没有原则的观念,来面对一切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不公,还自以为自己宽容大量、慈悲为怀。类似的应对态度,说得好听是“不计小人过”,说得难听是“姑息养奸”。

投诉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及应受重视的行为。遇上不公平、权益受损的事,民众是应该及必要发出不满的声音,积极做出投诉是其中一项重要行动。

投诉是不能一味用找碴儿的负面态度来理解,它的正面是有助于提升一个组织的工作、品质及服务效率,所以近来许多政府部门高官都纷纷公布个人电子邮址,显示他们开始重视投诉,这的确是可喜现象。

(2007年8月2日)

延伸阅读:

首相署公共投诉局网页

http://www.bpa.jpm.my/

槟岛市政局网页
http://www.mppp.gov.my/english/home.htm

创意这一回事

哈利波特系列第七集《哈利波特与致命圣人》面世所造成的轰动是预料之中的。自1977年开始,哈利波特系列已经成为全球出版界的罕见现象,每次新系列面世都是轰轰烈烈的。

据统计,之前的6本哈利波特系列总共售出3亿2千万本,包括64种不同语文的译本(甚至有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版本),这些还不包括电影、广告、特许经营产品、DVD以及即将出现的主题公园等相关产品的大受欢迎盛况(这也意味着庞大商机)

哈利波特是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其中一项代表作。

文化创意产业也是目前先进国家相当注重的经济成长项目之一。

正当中国成为全球产品的工厂时,许多先进国家已经把不把“制造”放置在促进经济成长的首要位子,他们特别注重“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否能够脱颖而出,因此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他们不在乎哈利波特产品(书籍、特许经营产品)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他们关注的是哈利波特是“英国创造”Created in England

虽然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每年高达9%以上,也拿下许多生产量世界第一的产品,可是那些多数都是靠廉价劳力作为优势,方能在竞争性极强的低价市场中辛苦得来的所谓荣誉。目前先进国家真正在乎的不是由GNP所定义的经济成长,他们的每年经济成长率往往不到中国的一半。

先进国家关注的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他们非常清楚惟有创造力对于企业与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无法大量复制的,因此它也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在未来获得利润的关键因素。

先进国家如此关注文化创意产业是有原因的。据英国统计,未来15年内,创意产业的年产值将高达6兆余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动力之一。

我们国家推出未来国家重点发展计划时,仍然看重软件业、电子商务业、旅游业、电子业、生物科技业、物流业、汽车业、种植业等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作为主要思考方向,文化创意产业在我国的未来前景似乎不见踪影(我们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文化创意产业似的)

然而泰国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走了一段路,他们依靠产品设计的创意,呈现一种自然纯朴的生活美学,在世界的设计舞台展现亮丽风采,更让《时代》杂志形容为“风格之境”Land of Styles

日本著名品牌“无印良品”(MUJI)的艺术总监曾说:“今后的经济,不再是生产技术的竞争,而是文化方面的竞争,这才是未来的大局面。”

哈利波特系列只是讲述一位有魔法少年的历险故事吗?

美国《纽约时报》的书评指出,哈利波特系列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学和好莱坞式故事——由希腊神话到狄更斯、托尔金以至星球大战,它有着一个很传统式的落幕。

因此熟读莎士比亚的英国人也会迷上哈利波特是有理由的。

(2007年7月26日)

延伸阅读:

J.K.Rowling网页:
http://www.jkrowling.com/

MUJI无印良品台湾网页:
http://www.muji.tw/

MUJI UK:
http://www.mujionline.co.uk/

不买回教党的账

日前回教党长老会主席聂阿兹表示,来届大选将不会委派有抽烟习惯的回教党党员当候选人,因为有吸烟习惯意味着不深入理解伊斯兰教教义。

聂阿兹的抽烟与候选人论调有语惊四座之效,面对回教党高举道德教义的旗子,坊间政党纷纷挥舞着能力为重的旗帜,做出回应。

(假如全国政党响应聂阿兹的决定,那么部长议员们在国会的禁烟区里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的丑态,可能将不复见。)

对华裔族群而言,回教党是大马的塔利班,他们奉行的伊斯兰教教义是极端的,他们的言行举止是激进的,因此他们执政的吉兰丹是一个落后(不积极发展经济)、封闭(建议女性以相夫教子为志业)、保守(男女授受不亲)、极端(不时呼吁发动圣战)的社会。

去年在我还未去吉兰丹走走之前,我对它的刻板印象的确如此。

在哥打峇汝市区,只有几间华裔餐馆准许售卖酒类饮品,不过离开那里大约6公里以外的市镇,有许多泰国人与华人开设餐馆售卖各种泰餐与中餐(泰南治安恶劣,因此泰人来此经营餐馆,让当地人不必舟车劳顿就可享用泰餐),餐馆里外贴满啤酒广告的海报,因为那里不属于哥打峇汝市政局管辖。

哥打峇汝靠近泰国,有许多泰国人的后裔居住在此,而佛寺几乎到处可见。那里有三座大佛像;睡佛、坐佛和站佛。这三个佛像与其佛寺的规模之大,令人身在其中仿佛置身于泰国。

我在哥打峇汝市区新颖的商场里闲逛,发现有间售卖水晶产品的商店,商店里有置放佛像的图像,可是却有几位售货员是戴头巾的马来年轻女子。我在百货公司购买东西,在收银处付款,后来才发现那个收银柜台上面有妇女的标志,可是该名戴头巾女收银员也没拒绝为我服务。

其实吉兰丹社会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封闭与保守,虽然回教党有实行一些带有浓厚保守味道的伊斯兰教色彩法令与规则,可是民众的态度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日常生活中少有保守与极端的感觉。

上届大选,回教党流失大量选票(民心转变),这与他们领袖不时发表的言论有着密切关系。坦白说,他们的言论,过于保守、封建,与现今时代脱节,常常让人惊讶,甚至不知所措。我认为,马来年轻职业妇女不认同这些言论(她们的价值观已逐渐改变),所以回教党才会惨败。

虽然我在吉兰丹发现那里的生活并非如此封闭、保守,可是这并不意味回教党秉持开放、开明的政策。回教党的目的是在马来西亚建立回教国,而不是世俗回教国。

对于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的普世价值来说,选择建立回教国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在回教国的政治体系里是没有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的概念,一旦他们执政,他们将永远执政,完全没有所谓人民用选票“改朝换代”这回事。

回教党的抽烟与候选人论调,依然是高举伊斯兰教义的道德旗子,可是见过吉兰丹人的应对方法,隐隐约约可以感觉来届大选,回教党将有苦战。

(2007年7月19日)

延伸阅读:

回教党支持者俱乐部(Kelab Penyokong PAS)新闻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4211

回教党网页
http://www.parti-pas.org/

再穷也不能穷香烟?

每年到了六月底,国人便开始有心理准备,大家会注意烟霾的问题,可是对于烟民及本地烟草公司来说,他们却在没有心理准备下,仿佛已经来到九月的预算案了,因为日前财政部即日起宣布提高香烟的国内税高达25%

虽然此烟非彼烟,可是香烟突如其来涨价,对烟民及本地烟草公司而言,它的冲击比烟霾来临还严重(至少到目前为止,空气素质尚未恶化)

财政部提高香烟国内税的理由是“配合政府鼓吹健康生活及制止社会问题,特别是年轻人和学生吸烟引起的问题”,这个理由从堂堂正正的道德观点出发,令反对、抗议声量显得理亏似的微弱。

对于调高税务,大型烟草公司的反应是希望执法当局能够积极取缔,杜绝日益猖狂的香烟走私活动。根据资料显示,烟民转向购买逃税香烟的趋势逐年增长,从2004年的15%增加至去年的23%(相信这个百分比会继续增长),换句话说,每售出的4支烟中就有1支是逃税烟。另外,近年来小型烟草生产商的便宜香烟的销售量则持续增长。这种情况对本地烟草公司是双重打击(两大烟草公司的股票都已被调低评级)

虽然政府指出提高香烟售价,有助于烟民减少抽烟恶习,可是事实成效未必有如所言。2000年每包香烟是4.60令吉,7年后的今天已经涨至8.20令吉,涨幅约80%。如果没有记错,这些年来政府每次公布我国烟民人数的新闻,都不曾显示烟民有减少的现象,反而是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作为一种商品,香烟几乎是没有代替品(例如果汁可以是汽水的代替品),它也几乎没有另类选择(例如上馆子可以是看电影的另类选择)。除非烟民戒烟成功,脱离烟瘾苦海,否则他们的态度是“再穷也不能穷香烟”,转向购买逃税香烟,或者改抽平价、便宜香烟将是他们应对的方法。

如果不能改变烟民抽烟的恶习,那么政府应该照顾其他普罗大众,让他们减少吸二手烟的机会。

我国有禁烟区的法规,也有相关的惩罚,不过有关当局的取缔与执行的效率极度低落,导致有关法规与惩罚如同虚设。类似缺乏执行力的作为,对被逼吸二手烟的普罗大众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新加坡,大家常常会看到一种我们认为是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公共场所的烟民都站立或者围绕在垃圾桶旁抽烟,其实这种情况在文明国家是常态。在我国,部长议员们在国会的禁烟区里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还把烟灰弹落地上),也没有遭受谴责或者取缔(他们的作风似乎在挑战政府每年在制止人民染上抽烟恶习上花费大量金钱与努力),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国烟民在禁烟区公然抽烟的情况,已变成一种常态。

依靠调高香烟的国内税来制止吸烟引起的社会问题,差不多是走入死胡同,效果非常有限,接下来只剩下严厉取缔和宣传教育两项行动尚有极大的扩展空间。30年前,华裔的结婚酒席上往往备有香烟与火柴待客,现在已经没有类似安排了,这也说明通过宣传教育可以让民众逐渐明白抽烟的恶习与健康的重要。

(2007年7月12日)

来的都是E等女佣


图片说明:近年来在大马工作的女佣以E等的占大多数。


近来关于女佣的问题,不论虐待、逃跑、剥削,真是罄竹难书。

我国女佣的数量庞大,根据官方数字是32万人,几乎每18户人家就有一位女佣(大约6%家庭)。聘请女佣的雇主以华族占大多数,大约80%,而女佣之中,来自印尼的占了95%

我国只是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大约5,000美元,但是竟然有高达32万名女佣受聘在我国工作,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对一般国家来说,聘请女佣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方能负担的,可是在这里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国女佣数目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她们的薪金偏低。

以我国的聘用薪资标准,女佣的每月薪资是在贫穷线下(不超过600令吉),相对而言,雇主只需付出低廉的费用,就能获得几乎7/11(全天候)的“超值”服务(其实女佣是遭受剥削的)。在我国,说女佣“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是不为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相关的研究,计算每年外国女佣为我国的生产总值贡献到底有多少。

近年来常常听闻印尼女佣的工作能力差劲,许多工作交待多遍也不会做。基本上这与我国支付女佣的薪资偏低有着密切关系,正是所谓“假如你给的是花生,来的当然都是猴子”(If you pay peanuts, you get monkeys),只有E等劣级女佣才乐意前来我国工作(她们也没有选择),他们的特点是不聪明、工作效率低,沟通能力差及来自偏僻郊区。这也是雇主与他们之间关系恶劣的主要原因。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国引进32万女佣解决家务问题,可是我国的家庭矛盾(儿女疏于管教、两代难于沟通、儿女缺乏独立等)也因此逐年增加,年轻一代给家庭及学校增添许多纪律方面的麻烦,同样的,低素质女佣也会经常犯上纪律方面的麻烦(逃跑、偷窃、精神压力症状等),这也是我们已经正在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

过去25年,我国是印尼女佣的淘金地,她们仿佛一支庞大娘子军,无声无息的足迹,绵延几十里,默默无言地来往马六甲海峡。不过,最近几年这支娘子军不再默默承受落在她们身上的种种不公平,她们开始发出不满声音,欲争取属于她们作为工人应有的权利(至少每周休假一天)。

之前印尼局势不稳定,政府自身难保,所以无暇顾及在海外工作的子民,可是目前他们的政局已趋向平稳,经济开始好转,因此对海外工作子民的权益开始关注,他们不再轻易容忍印尼女佣遭受虐待、剥削的案件屡屡发生,毕竟印尼是东盟的老大哥。

坦白说,以我们支付女佣薪资的能力来看(国弱民穷),我们是没有选择A等女佣的条件,只有让E等女佣来选择我们的余地(花生与猴子论)。与其找个低素质女佣来帮倒忙,不如全家人坐下来好好思考如何分工合作、共同解决家务问题,方为良策。

(2007年7月5日)

解释新经济政策

日前我国副首相表示,欧盟驻马大使罗姆( Thierry Rommel) 批评我国新经济政策,等同干预我国内政,这种行为不是大使的工作。

后来罗姆作出辩护,他并没有促请我国的重新检讨新经济政策,他只不过指出我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将会在欧盟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列入考虑的范围。

其实罗姆的说法中肯。

我国有权坚持实行新经济政策,欧盟也可以把它当作保护主义来考虑(各有各的解读),国际之间的贸易谈判原本就是将双方的利益摊开来,再互相作出让步,然后共同寻求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类似谈判往往都是经过几轮会谈才能达成协议)

向来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争议,多数来自国内不同的族群、团体与政党的反对意见,不过这次却引来国际的贸易组织如欧盟的注意。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在贸易协定谈判桌上,我国要如何向欧盟说明呢?

作为马来西亚人民,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可是认不认同是另一回事),因为37年来我们已经听过多次的说明(几乎已达成“共识”)

理由大概是这样的:

英殖民地时代,英国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导致马来族群都居住在乡村,或者乡镇,并多数以务农为生,是明显的弱势群体,因此政府需要在各方面(政经文教)扶助他们,通过新经济政策,以“消除贫穷、重组社会”为目标,让他们能够享有国家发展及进步的香浓、丰盛的经济蛋糕。

37年过去了,马来族群的情况明显已改善许多。

目前他们几乎担当所有政府部门的总监职位、他们几乎担当所有国立大学校长的职位、他们几乎担当几乎所有政联公司(GLC)的首席执行员职位、他们是每年国立大学人数最多的毕业生、他们也是人数最多的公务员等,这一系列记录显现今天的马来族群是能够义不容辞地肩负一切振邦兴国重任。

虽然今天马来族群已经能够独担一面,可是普遍上他们认为还是需要新经济政策来扶助。

其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是马来族群还未达到预计的经济水平,因此继续需要新经济政策(政府提供许多经济数据来显示新经济政策目标尚未达成)

其二是没有持续的新经济政策,马来族群的经济水平难以维持(有学者认为不同族群之间的经济鸿沟依然存在);

其三是新经济政策是马来族群的特权之一,不该被检讨(马来民族分子认为享有特权是宪法明文规定的)

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桌上,开放是主调,新经济政策和我国汽车保护主义一样,属反调之声,类似声调会把谈判空间缩小,是可以预料的。

全球化、自由贸易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它将冲击马来族群的思维,顺之还是逆之,则看他们的智慧了。

(2007年6月28日)

延伸阅读:

欧盟驻马大使罗姆的网址

http://www.delmys.cec.eu.int/en/about_us/foreword.htm

2007年8月23日郑丁贤的文章《再见,罗姆先生》
http://www.sinchew-i.com/commentary/index.phtml?sec=942&sdate=&artid=200708231543

2007年6月27日STAR(英文《星报》)Mergawati Zulfakar的文章《Selamat Jalan, Mr Rommel》
http://thestar.com.my/news/story.asp?file=/2007/6/27/focus/18128289&sec=focus

香烟与女性烟民

日前阅读一则有关我国烟民人数的新闻,报导指出年龄介于2564岁的男性烟民有290万,而女性烟民则有27万左右。

虽然女性烟民大约只占10%,可是近年来这个百分比却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发现女性在公共场所吞云吐雾,已经是近年来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在城市。

有需求就有供应,香烟的市场也不例外。女性烟民已经是近年来香烟公司极力推销的对象,因为这个顾客群的数目逐年增长。

在我国,由于传统上香烟的主要顾客是男性(“万宝路”(Marlboro)牌香烟广告以美国牛仔作为其产品形象是典型例子),多年以来香烟公司推出各种牌子香烟时,可以说是不曾把女性烟民因素(针对女性的各种喜好)列入行销策略。

大约在25年前,沙林牌(Salem)香烟在我国展开促销行动,并获得不错反应。虽然它的广告及宣传,并不锁定女性为主要顾客群,可是这个牌子却相当受到女性烟民的欢迎。

据我观察,沙林牌香烟拥有两个可能深受女性烟民喜爱的因素;其一是它含有薄荷味(女性口味),其二是烟盒颜色是青绿色(女性颜色)。当时沙林牌香烟常被烟民归类为“女性香烟”,甚至还出现男性不适合抽这种薄荷味香烟等谣传。

沙林牌香烟的两项特点,薄荷味和青绿色烟盒包装,成为香烟市场的一种“标准”。之后其他香烟公司看见薄荷味香烟有市场,也纷纷推出薄荷味香烟,而这种香烟都选择青绿色作为烟盒包装颜色,以便与其他同牌子的香烟作区别,也方便烟民购买时做选择。

近年来,香烟公司在烟盒包装方面,做了许多改变,主要是在颜色选用方面。

由于传统观念的因素,烟盒包装的主要颜色与线条颜色,多以偏向男性喜好为主,例如金黄色、深红色、鲜红与白色、白色等较强烈、显眼、单一的颜色(包含男性性格中的粗犷、阳刚、坦率等),而不同颜色的烟盒包装可以快速让烟民区分不同的香烟牌子。

从目前市场上出现多种不同颜色的各种牌子烟盒,可以发觉香烟公司在改变烟盒包装时,已经开始考虑女性烟民的需求。

颜色选用方面增加了许多,例如浅蓝色、浅青色、浅红色、浅金黄色等较柔和、低沉、有层次、明度较高的颜色。

类似多样化颜色的烟盒仿佛可以显露女性烟民的当天心情,或者适合配搭女性烟民的服饰,毕竟女性是敏感、直觉的,她们购买香烟时,往往伴随女性特有的习性来挑选。

对于女性烟民来说,香烟的口味以薄荷味较适合她们。一些较浓烈味道的香烟是许多女性烟民所避忌的,例如有丁香味的印尼香烟等。在未来,香烟公司推出适合女性烟民口味,比如樱桃味、香草味等味道较清新、清淡的香烟,是可以预料到的。

我国的禁烟醒觉运动,似乎没有把女性烟民列入主要诉求对象。香烟公司已经开始积极向年轻女性展开攻势了,也许当局也应该改变思维与策略,开始向年轻女性展开教育行动,避免她们迅速陷为烟民。

(2007年6月21日)

注重精益求精

据说到马六甲不品尝鸡饭粒,就像到槟城不品尝叻沙一样,有种入宝山空手回的失落。

这家鸡饭粒专卖店不在旅游区,不过生意依然红火,听说顾客多是当地人,而墙壁贴满关于店家的新闻报导也显现它的远近闻名。这里鸡肉、鸡饭粒、黑豆汤的味道还可以(因为我是海南人,所以对鸡肉、鸡饭有要求),服务还算周到,因此生意不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当我去趟厕所,发现里面有个供盛水用的蓝色大水桶,竟然是把那种盛装液体(可能是酱油吧)工业用大桶切开顶部改装而成的。我搞不清楚是什么心态,是废物利用?还是节省成性?

坦白说店家的生意已经赚钱,可是为何不在厕所装置有喷嘴的钢制软管,以方便顾客冲水呢?

几年前我曾经在小镇的一间餐馆品尝驰名螃蟹海鲜粥。该餐馆位于小镇的大路旁边,傍晚时分,顾客很快把桌椅坐满了。

我们一坐下,我就发觉桌子不平稳,只得折纸塞入桌脚顶平它。后来发现不是地上凹凸不平,而是桌脚根部已遭侵蚀损坏。我也发觉有好几张椅子是用塑胶绳子(有好几种颜色)捆绑着椅脚,我有点担心顾客会不会在海鲜粥没吃完就跌个四脚朝天(幸亏当晚没有发生人命关天的事件)

其实该餐馆凭一个晚上的收入,应该足够更换所有的陈旧桌椅吧,可是为何店家不怎么做呢?

类似状况是许多餐饮业(尤其是家庭式)经常面对却不自知的。

我想,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类似状况。

第一是依旧秉持传统家庭主妇持家的思维来经营生意。

所谓传统家庭主妇持家的思维是注重廉宜、节省(补丁、补漏还能用),不看重实用、美观(崭新的都是浪费钱),或者不注重开源(少想如何扩充生意),只看重节流(多想如何节省成本)。上面提到那家依然使用一些陈旧不堪桌椅的餐馆是典型例子。

其次是较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

通常一家餐馆能够从众多同行之中脱颖而出,闯出一个春天来,往往依靠的就是精益求精的精神。我曾经在专栏里提起,日本人一走进本地日本餐馆,目光浏览四周一遍,大略知道这间餐馆是不是由日本人经营,他们是从细节上看出来的(整齐、干净与卫生是重点要求)。注重细节就是精益求精的展现,而注重细节的业者是不会把工业用大桶改装当盛水水桶使用的。

许多餐饮业经营者往往以为食物的美味可口是赢得顾客欢心的唯一方法,其实不然。除了食物美味可口,价格合理(有超值感觉)、服务周到(有贴心感觉)、气氛良好(有舒适的感觉)是另外三项与食物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因素(顾客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三项因素与食物美味可口一样,必须摒弃传统家庭主妇持家的思维来处理事情,应该加强精益求精的精神,方能把各方面的细节做好。

上面举例的两家餐馆,虽然目前客似云来,可是“霎那光辉并不代表永恒”。如果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一旦出现竞争对手可能就陷入门前冷落车马稀。

(2007年6月14日)

我们自力更生

几年前有个夜晚,我乘坐友人的车子新加坡的市区街道驰骋,路过一个公车站时,我看见有女子独自等车,我不禁对友人说:“这个女子很大胆,这么晚还敢一个人等巴士。”

我的朋友笑着回答:“这里是新加坡。”

原来我一时忘了自己身在新加坡。

最近几天,得知柔佛及新山子民对于罪案频频发生,实在忍无可忍,纷纷发出怒吼,并以行动表达不满(起来!不愿受迫害的人们!)

新山的治安败坏,不禁使我回想起当年在新加坡的所见,两地治安情况如此天渊之别,让新山人的感受更深刻了。

作为人民,尤其是新山的人民,他们对于自己必须自力更生,做出种种努力,以面对治安败坏的威胁,已经感到不满及愤怒了(其实全马人民都不满意)

新山的共管公寓(包括中价的)住户,除了安装铁窗之外,还装置防盗系统(不知几时会轮到槟城人这么做),可是出门还是常遇到劫匪(“没有被抢经验就不是新山人?”)

面对匪徒的威胁,全马各地人民的种种自力更生行动包括住宅区的居民组织巡逻队伍、出门要小心掠夺匪徒、夜晚凌晨尽量少独自出门等。类似保卫家园、保住性命的做法,毕竟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计,人民是不可能“承担如此重任”的,因为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人民自力更生来承担。

作为我国的城市居民,我们还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交通问题。

由于我国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规划不当、效率低落、票价不低廉,导致它无法有效解决城市居民日常的交通需求,因此城市居民惟有自力更生地购买车子(自己承担车子贷款、汽油费等,也加重生活担子),以解决上下班、上下学的交通难题基本上,这种解决方法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因为它是不实际的解决方法(消耗能源、耗时耗力)

在先进国家的城市,公共交通负责50%以上城市居民的交通需求,可是在我国它只解决16%左右的交通需求而已。因此,交通堵塞成为我国城市居民的梦魇。

(曾经有位部长说过类似的话:交通堵塞代表我国经济繁荣,不见得非洲穷国有交通堵塞现象。大家可以各自想象他的智商。)

除了治安、交通,我们还要自力更生来解决教育问题。

教育似乎永远是华社肩膀上的一块大石,让世代子孙继续扛起来。华校的筹建、扩建、搬迁等大部分经费,必须由我们自力更生地筹募及负责。关于华社资助华校的义举,在之前的专栏里,我曾经把这种资助方式称为无奈的“雪中送炭”。

其实我们承担的教育负担不止如此。由于本地大学的总名额及学科名额都有固打制的安排,私立大专与大学成为多数华裔学生的另外选择,这也意味着我们需承担高昂的教育开支。

治安、交通和教育都是目前我们不得不自力更生来解决的事。有时候我们会感到纳闷:我们自己解决治安、自己解决交通、自己解决教育,那么我们要政府来干什么?

(因为治安良好、公共交通高效率,所以夜晚时分有女子独自在公车站等车。这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日常生活点滴,可是在我国它竟然是一个奢想。)

建筑的记忆


图片:马六甲河畔。

上周我去了一趟马六甲。由于学校假期,马六甲市区人潮汹涌、车水马龙,到处都是旅客,古迹遗址显得逾常热闹。

我的外甥女行走在旧街区的狭小马路上,望着两旁的老房子,忽然她说:“这里有点像槟城。”

小小年纪的她,从马路、老房子的构造与形式所呈现的风貌,看见一个熟悉的城市印象,而这个印象来自于她对建筑的记忆。

建筑的记忆是我们对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已经好几年没来马六甲了,在旧街区走着,我依然看见角落间的人猿T恤店(衣柜里依然留着当年购买的T恤),也看见角落间的“地理学家”啤酒屋(我依然收存当年与朋友在这里的合照),海南会馆门口依然售卖鸡饭和海南菜肴(只是没看见当年曾售卖的“鸡粪藤”深青色饮料),狭小街道两旁的老房子,有些已经修建,有些依然古老,不过整体古旧、朴实的感觉,依然散发在写着“清风”、“明月”的窗扉上。

在岛上,我对建筑的记忆有深刻的体会,竟是来自一间已经停业多年的戏院,丽士戏院(Rex)。

当年的丽士戏院已经修建变成家具店。前阵子,我和太太走进里面逛游,我们的目的不是选购家具(所以一直和售货员微笑),而是寻找丽士戏院的“遗迹”。

我们一面走一面寻找当年的点点滴滴,我们发现室内有些装置依然保留,例如地砖、楼梯扶手、楼梯隔墙等,所以我们依然可以凭记忆指出那里是售票处、零食售卖处、戏台、厕所、楼上VIP坐位等位置。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看电影是青少年的主要娱乐节目。丽士戏院是我最喜爱的戏院之一,因为它是“一间戏院”。“一间戏院”的意思是它是一间独立式的巨大电影院建筑。

由于丽士戏院居于闹市,咫尺之处,都有公车站、购物商店、咖啡店,非常方便。每当周末或者假期,一大班朋友或者同学浩浩荡荡坐满整排座位,大家一面看电影、一面吃汉堡包(街边马来摊)、一面喝罐装冰冻可乐,这是那个年代少年的最大生活享受之一!

建筑的记忆也是生活的记忆,两种记忆混合起来,可以构成对一座城市的回忆和印象。

老房子的保留与修复是重要、必要的。老街道的保留与修建也是重要、必要的。前者是建筑的记忆,后者是城市的回忆。

如果老房子与老街道都轻易地被拆除,那么我们拆除的已不再是一间老房子、一条老街道,我们是在清除一种生活的记忆,以及一座城市的回忆。

因为有建筑的记忆,我的外甥女会有感而发说:“这里有点像槟城。”

现在的孩子也一面看电影、一面吃汉堡包、一面喝冰冻可乐,可是我们要怎样告诉他们,在“一间戏院”看电影的乐趣呢?

图片:1999年获得马来西亚建筑学会第二名大奖的“地理学家”。

(2007年6月7日)

李嘉诚与史匹堡的梦

(2007年6月,比尔·盖茨(Bill Gates)终于获得他的母校,哈佛大学,颁发荣誉法律博士学位给他,表扬这位当年中途退学的全球首富。

谁也知道,他的成就是不需要哈佛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来衬托。这个荣耀是他与哈佛大学之间的“私事”,纯属一位中途退学的大学生与他的母校之间的“私事”。

比尔·盖茨的电脑软件事业,令人佩服,不过他将致力发展慈善事业的决心,更令人尊重。

他不止是全球首富,他也是全球捐款数目最高的慈善家。他捐献33亿美元(大约112亿零吉)给以他为名的慈善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

比尔·盖茨夫妇的善举让他们与U2乐队歌手Bono同时获得美国时代杂志2005年风云人物。

比尔·盖茨的事迹让我想起2002年曾经写过的文章,《李嘉诚与史匹堡的梦》。比尔·盖茨也和李嘉诚与史匹堡一样,并没有因为一朝得志而否定教育与读书的重要,他的慈善基金会将通过医疗与教育,致力改善第三世界的贫穷。)

2002721《闲语录》)


教育与读书是两件非常重要的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与“唯有读书高”是我们的祖先常常提醒我们,而我们亦不时叮咛子孙的两句古训。

教育是提升一个民族、改变一个国家的主要动力,读书则是让一个人有机会接触各式各样的知识、学习许多不同的学问、思考各种不同的学识,进而提升一个人的学问,专业知识以及思考能力。

同样道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富强,首先必须把教育办好,把教育办得有水平、高素质,在亚洲最佳大学排行榜上前10名的大学,多数来自亚洲最进步、最富强、最有前途的国家。

来自香港的著名华裔企业家李嘉诚认同教育是提升一个民族、改变一个国家的主要动力,因此在过去20年,他投下接近10亿零吉(平均每年约5,000零吉),希望把其家乡的汕头大学打造成为国际级的一流大学。

“长江”与“和记黄埔”是李嘉诚引以为傲的世界级企业王国,其事业遍布全球卅多个国家,可是汕头大学是他投入巨资、不求盈利回报的教育事业,而这项投资项目也是他最关心的。每年他都要到汕头大学四五次,那儿是他一年去得最多的地方。

除了相信“教育救国”的理念,汕头大学隐隐约约是一个可以弥补他年少失学遗憾的梦。

弥补少年失学的方法有多种,李嘉诚选择办一流大学让更多学子完成升学的美梦,而美国著名大师级导演史提芬·史匹堡则选择重反大学读书,完成学士学位。

史提芬·史匹堡在电影的成就可以媲美李嘉诚在商业的成绩,今年55岁的史匹堡在33年前放下未完成的大学课程,勇闯电影圈,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他名利双收,拿过3座奥斯卡金像奖,5个金球奖,导演的电影创下全球亿万美元票房纪录,也让他成为千万富翁。

许多人认为他的电影成就已不需要一个大学学位、一纸文凭来肯定,更何况他已拥有5个“不用读书”得回来的荣誉博士学位。为何还要去花时间读课程、做功课、交论文来考取再也普通不过的学士学位?

史匹堡认同读书是让一个人有机会接触各式各样的知识、学习许多不同的学问、思考各种不同的学识,进而提升一个人的学问,专业知识以及思考能力,所以他以55岁“高龄”考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修读电影和电子艺术,他的毕业作品是《辛德勒名单》(Shindler's List,1993)。

当他穿上毕业袍、戴上四方帽走上台领取学士学位时,乐队特地为他演奏《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1981)电影主题曲。

史匹堡表示,3年前他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他就做这个决定。

他重返校园是为了他的父亲,当年他半途退学令父亲相当难过。除此之外,他也希望他的决定能够激励他的年轻孩子努力求学。

东方企业家李嘉诚和西方艺术家史匹堡并没有因为一朝得志而否定教育与读书的重要。

这两位举世知名的成功人士因为有梦想,所以敢追求梦想,并且有毅力完成梦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梦想里包括教育与读书,这两件非常重要的事。

图片:2005年《时代周刊》风云人物,比尔·盖茨夫妇与U2乐队的Bono。

延伸阅读:

2002年史匹堡获得学位新闻
http://news.bbc.co.uk/1/hi/entertainment/film/1988770.stm

李嘉诚在长江商学院对EMBA学员的谈话(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crz/20040702/1750848261.shtml

锦上添花的鼓励

教师节当天,我的太太收到一则来自余仁生的教师节祝福简讯。

余仁生怎么会有她的手机号码呢?后来她才想起之前曾经收到余仁生寄给她的免费教师折扣卡申请表格,她已把表格寄回,所以余仁生有了她的个人资料。

商人李斯仁是吉打的华教热心人士,他曾经奖励吉打港口路培华小学的教职员到北京、上海和苏州旅游,因为该校的UPSR及格率创纪录。他也奖励吉华独中教职员每人1千零吉,因为该校的独中统考成绩不俗。

像余仁生企业与商人李斯仁等对华校的协助,我把它称为“锦上添花”的资助方式。

“雪中送炭” 与“锦上添花”是两种不同观念的资助方式 ,前者有不能认同的无奈,而后者却包含认同的鼓励,所以“锦上添花”资助方式是今后华社在协助华校时,应该多加考虑的方向。

“锦上添花”资助方式应该是注重教师与学生,除了在课业上的成绩之外,本身也应该获得各种不同经验的体验与学习的提升。

李斯仁对华小和独中教职员的奖励方式有分别,其实是“因材施教”。独中教职员是需要金钱的奖励(公务员加薪后,两者的“鸿沟”也扩大了),而华小教职员也需要通过旅游以增广见闻(更佳的做法是前往新加坡或者台湾,与当地学校做交流,让教师与学生见识不同的效率展现及认识不同的教学方法)

基本上,李斯仁把“企业文化”引进校园是合时做法,学校管理层急需“有付出、有表现、有奖励”的思维,以激励教职员有更优异表现,尤其是属于公务员体系的华小及中学教师。

目前教师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困难(教学、行政、家长、学生、压力等),种种困惑正在侵蚀教师对工作的热忱与耐力。

基本上,“企业文化”是一套做事方法和办事思维。类似的方法与思维能协助教师在处理或者面对教学事务困难时,有更合适、更灵活的解决方法。通过华社资助有计划的培训课程、培训营及讲座,例如行政管理、绩效评估、沟通技巧、情绪管理等,让教师从不同领域专才(私立大专、服务业、资讯业等)所提供的跨行业经验,吸取能让自己提升及受益的知识。

难道教育部没有为华小及中学教职员提供类似的培训计划吗?

当然有,只不过教育部提供的培训计划脱离不了“公共行政”思维(只需观察其效率表现,就知道效益不大),与企业界的思维(注重绩效、赏罚分明)差距太大。

(如果与新加坡教师的在职培训计划比较,简直天渊之别。新加坡每位教师每年必须接受100个小时的在职培训课程。)

余仁生的免费教师折扣卡(如果设计方面有区分,效果更好),展现一个企业对教育行业的看重与感激。

李斯仁的“企业文化”思维,激励教师有所作为,也显现一个企业家对教师的期望。

他们“锦上添花”资助方式的重点在于让教师乐观、积极、耐心,惟有这样,教师才能成功教导一批又一批乐观、积极、耐心的学生。

(2007年5月31日)

雪中送炭的无奈

目前在我国,华小进行的各种增建、搬迁以及扩建工程,或者修补油漆校舍、添置桌椅配备事项,往往都需要向华社筹款及募捐。

面对各种不同名堂及形式的筹款及募捐,坊间经常出现类似的呼吁,“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以强调资助华小教育的重要。

坦白说,类似的筹款呼吁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这种呼吁应该来自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与区域如柬埔寨、寮国、孟加拉、中国、非洲等。我国早已进入发展中国家行列GDP已达5,000美元),国家早已有能力提供12年的全免普及教育。

独立50年,我们早已脱离“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赤贫国家水平了,KLIA、布城、国油双峰塔、南北大道等硬体设施,更证明我国至少比柬埔寨、寮国、孟加拉等进步、富裕的不争事实。

既然国家经济状况不差(过去25年,平均年度经济成长率是5% 左右),为什么华小却依旧急需社会人士的资助?

在第九大马计划下,小学教育拨款总数是48亿零吉。华小获得拨款是小学教育拨款总数的3.6%,可是华小学生人数却占全国小学生总人数的21.2%。华小拨款与学生人数的比例相差太远是华小“钱不够用”的主要原因。

拨款严重不足是公共行政的人为偏差,也是教育政策在执行上的办事不公。作为纳税人,我们有权利要求我们缴付的税收,应用在我们要求执行的项目上,例如公平分配华小教育拨款以及制度化的发展各源流教育。

什么是制度化的发展各源流教育?

制度化的发展各源流教育就是根据某地区居民的需要,建立他们需要的各类型小学及中学,而不是根据教育政策的指示,先建立国民小学及中学,然后要求学生报读。因为居民都是纳税人,政府不应该漠视他们对教育的要求。

我向来敬仰与佩服各方人士对教育的热忱及对华小筹款的不遗余力,不过对于这种“雪中送炭”资助方式,例如出钱修补油漆校舍、添置桌椅配备、买地增建扩建等行为,我们(包括出力的)必须要持有一个清楚的观念。这个观念是“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认同”。

我们可以理解在目前偏差、不公情况下,华社不得不无奈地进行“雪中送炭”的资助方式以救助华小,可是我们不能认同这种无奈的“雪中送炭”资助方式,因为发展华小是政府的天经地义责任,现在华社是被迫反客为主。而在未来日子,华社更应该严厉要求政府无条件负起发展华小的重担。

在华小新校舍竣工庆典上,当华社热心人士陆陆续续上台领取“热心教育”、“热心华教”的牌匾时,大家心里要清楚这种“雪中送炭”资助方式是无奈的,也更应该抱有这种想法:希望下一代不需要再做类似资助工作(我国已经独立50年了)

难道华小就不需要华社的资助吗?

当然不是,华小仍然需要华社的资助,不过应该是“锦上添花”资助方式。

“锦上添花”资助方式则是另一种不同的观念了。

(2007年5月24日)

延伸阅读:

关于教育部官员的行政偏差行为可以点击与阅读沈天奇的《尊重和维护华小董事会主权》一文(PDF格式文件)
http://www.djz.edu.my/resource/main/zhuanti/zhuanti02-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