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8小时的意义

今年刚刚过去的劳动节巧遇卫塞节，两天公假让大家享有难得的清闲。卫塞节是宗教节日，其含义佛教徒最清楚。不过劳动节的涵义，大家则有点模糊，多数人认为是属于工人的特别假期而已，至于为何要庆祝劳动节，许多上班人士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劳动节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别小看这个8小时的工作时间，在19世纪末期，工厂工人经过长期的奋斗与抗争，才成功争取得到。

那个年代在美国及欧洲的工厂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至16 小时，而且没有假期，工资偏低、工作环境恶劣，套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剥削员工，是犯法的。

一百年过去了，基本上西方先进国家的企业界都严格遵守这个规则，因此那里上班族的每年平均工作小时都不超过1,900小时，例如北美洲大约1,890小时，北欧则是1,760小时。他们平均每周工作5天，总共40小时（法国上班族每周工作35小时）。

这个工作时间数据对亚洲国家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亚洲每年平均工作小时大约是2,200小时，香港人大约2,400小时（亚洲城市之中工时最长，比巴黎人多60天），台北人则是2,330小时，两个城市都远远高于全球平均的1,930小时。

乍看之下，亚洲上班族是最勤劳的，而所谓多做多得，收入方面也应该相对最高。其实不然，举个例子，根据研究报告，全球71个城市之中，香港上班族工时最长排第3位，可是工资却排名第47位。

假如有常看港剧，就会熟悉类似台词：“不努力，怎样搵到世间财？”，吊诡的是在香港努力工作似乎也赚不到世间钱，只达到求温饱阶段而已。

我的朋友前往德国总公司实习，下午5点正，发现德国同事全部准时下班，没人加班。而在我国的分公司，我的朋友都常常加班。有趣的是不加班的德国技术员都驾BMW，经常加班的大马技术员都驾Proton。对于这种现象，他也感到纳闷（也有点不平衡）：大家都一样懂得操作同类型机器！

如果用最粗浅的解释，这就是先进国家员工福利与发展中国家员工福利的分别。

先进国家的工人及上班族都积极通过各种管道（工会与政党），争取及维护他们的工作权益（设定最低工资、最长工时、安全工作环境等），因此他们能享有美好、舒适生活。

像我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低工资作为重点，以吸引外国投资前来设厂，因此工人的权益会受到侵蚀。最明显例子就是大量引进外劳（超过2百万，占全国20%工作人口）当工人，以取代工资较高本地工人。

由于受到外劳的竞争，许多工人被迫接受低薪、超时工作、危险工作环境等不公平对待（外劳也不例外）。为了保住工作机会，他们往往都不会，或者不敢向有关政府部门投诉，因此他们像极19世纪末期工人遭受剥削。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每年庆祝劳动节，月历上5月1日有稻农插秧的图片，大家似乎错误把劳动节当成铭记工人的“粒粒皆辛苦”式辛勤，而忘记工人先辈成功争取“每天8小时工作制”的革命意义。

（2007年5月10日）

延伸阅读：

国际劳动节（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8A%B3%E5%8A%A8%E8%8A%82

槟城西餐情意结

（因为有了《槟城西餐情意结》，才有后来的《槟城西餐故事》。

《槟城西餐情意结》是记录在我的少年时代，西餐在我轻狂的日子里，留下点点滴滴的快乐记忆，仿佛踏雪疾走……

那是一段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其中一项年少情意结。）

（2002年5月19日●《闲语录》）

前阵子，我和在森美兰汝来(Nilai)念书的同学通电话，她提起那里的面食还是“不长进”，还是异常难吃。她的抱怨让我回想起在加影(Kajang)及汝来念书的日子，数落当地食物难吃常常成为我与太太之间的生活情趣。

我还记得当时（2000年左右）吉隆坡掀起一阵西餐热潮，西餐扒屋、西餐扒座（其实布置比咖啡店像样一点而已）到处可见，连报纸的地方版也不时刊登类似的“新张营业大赠送”广告。当时我和我的年轻同学倒是浩浩荡荡去了好几家品尝，有时是庆祝生日、有时是欢庆考试结束。

虽然我的年轻同学们似乎都非常享受羊扒、牛扒、沙拉、薯条、面包，可是我和太太总觉得味道普通，有些甚至难吃。不过与我的年轻同学一起享用西餐的情景，倒是让我勾起中学时代与同学一起享用西餐的美好回忆。

我与太太在中学时代都有相似的美好西餐回忆，也许那个年代（上个世纪70中至80年代初）槟岛的青少年都曾经经历类似的中学生生活吧。

那个年代，用刀叉吃西餐对中学生而言是奢侈享受。因为当时只有西餐馆提供类似的餐点，不像现在咖啡店及小贩中心都售卖西餐。吃西餐的原因往往就是庆祝朋友生日或者考试结束（想不到20年后还是同样的理由），所以当年一大班同学约好一起吃西餐是一件隆重的事。

那个年代，槟岛市区有几家著名西餐馆，Eden, Junior, Green Bowl, Villa Roma, Tip Top, Top Top等是我们常去的，现在好像只有Eden尚存在。

那个年代，肯德基和麦当劳尚未出现，要吃炸鸡、汉堡包、薯条、冰淇淋也得去西餐馆，而西餐馆的精致布置与浪漫气氛，和美式快餐店的鲜艳色彩布置、热门音乐气氛相比，是大大不同的。

我总觉得在西餐馆享用餐点的过程，犹如一位小男生开始学习如何走入正式的社交活动，他们先从学习降低讲话声量开始，接着学习用英语点菜、学习如何使用摆在前面的“十八种兵器”、学习讲与听笑话时不可放肆大笑、学习向侍者说谢谢、学习餐桌上的礼仪……学习如何做一位绅士。

除了与整班同学一起吃西餐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吃西餐的原因。例如邀请一位谈的来、长的不错的异性朋友一起去吃西餐。在烛光灯影摇曳下、轻柔抒情音乐播放着，呵……有谁能够忘记生命中第一位一起在西餐馆享用西餐的脸庞呢？

大约20年前开始，槟岛就有小贩陆陆续续售卖西餐，而肯德基和麦当劳尚接踵而来，上面提到的西餐馆几乎都不存在了，西餐的“身份”也逐渐从“贵族化”转向“平民化”了。

我的年轻同学曾经随我回槟城度假几次，可是每次都没有机会享用槟城的西餐，他们一直以为槟城的小吃最美味，等到他们品尝这里的西餐之后，他们就会知道原来西餐也有“不长进”的。

槟城西餐故事

（“其实槟城西餐是海南厨师烹饪的味道最好。”在今年春节聚会上，剑飞在谈到我的专栏《槟城西餐二三事》时，向我表达他的看法。关于海南厨师与西餐的渊源，我曾经专栏中提起，只是不记得那一年撰写了。

上个星期，“阿贤人情味”介绍槟岛白云山路的海南西餐，那位摊主是我的30年老邻居，看完这个节目，我开始回想当年撰写有关西餐的文章。

后来我找出这篇专栏文章《槟城西餐故事》，发现是2002年写的，难怪剑飞没有印象，那时候他尚在台湾留学。）

（2002年5月26日●《闲语录》）

上星期的专栏提到两年前（2000年）吉隆坡一带，曾经一度相当流行平民化的西餐扒座（现在似乎是港式茶餐厅）。当时那里的西餐扒座，除了售卖各种烹饪方式如炸、煎的鸡、牛、羊、猪肉之外，尚推出“大大杯”的果汁作为卖点，所谓“大大杯”就是可以供两个人饮用的“糖水多过果汁”的超级大杯果汁。

坦白说，类似的西餐扒座，其炸、煎的鸡、牛、羊、猪肉的味道往往并不这么样，沙拉、薯条也不对劲，有些甚至难吃，可是人潮仍然汹涌。这种水平的西餐也会有这样多人吃，原因也许是当时吉隆坡正流行吃西餐，又或者他们没有吃过高水准的平民化西餐，以为西餐除了炸鸡、汉堡包、薯条之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种味道了。

后来我仔细一想，发觉槟岛咖啡店或者小贩中心的西餐水准高，其实不是偶然的。它与槟城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背景是有关系的。1786年，莱特船长开发及发展槟城，他带来不只是经济发展，尚有文化的交流，包括衣食行住、环境与生活习惯的不同。他让槟城的岛民最先接受英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当然也包括属于饮食文化的西餐。

槟城是相当特殊的州，如果与马来西亚其他州比较的话。或者可以这么说，槟城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刻的地方。从我们每天走过的街道，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建筑物的构造与风格，不是提醒我们这个岛上有许多丰富的西方文化遗产。

由于槟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它依靠炎热阳光、洁白沙滩（希望还是）吸引许多来自欧美、纽澳的旅客，加上大约有20年的时间，有几千名澳洲皇家空军及家眷常驻在此。有了洋人族群，西餐的需求也日益重要，槟岛著名的EDEN西餐厅就是依靠提供一流西餐给洋人起家的。

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上个世纪70中至80年代初），认识西餐是从西餐馆的鸡排、羊排、牛排开始，现在的槟城青少年多了选择，他们可以从咖啡店或者小贩中心的西餐摊品尝鸡排、羊排、牛排，可是马来西亚其他州的人往往通过麦当劳与肯德基美式快餐店，用手吃炸鸡、汉堡包、薯条开始认识西餐的。这种认识西餐的分别是有差异的，其差异在于接受饮食文化的精致与粗糙。

西餐在槟城的历史悠久，所以西餐厨师的数量也相当多。许多酒店的西餐厨师后来都纷纷开西餐摊，自己当老板，因此咖啡店及小贩中心的西餐能够保持一定水平。谈到西餐厨师，就要提到海南人。从前海南人的三项传统行业之一的厨师（另外两项是当船员与开咖啡店），不只是懂得煮海南鸡饭，还以烹饪西餐极负盛誉。在殖民时代，许多洋人老板聘请西餐厨师往往指明要海南人。老一辈的海南西餐厨师的确厨艺不凡，他们除了能烹饪美味西式主菜之外，尚能西式糕饼点心，自己调制特制酱料、调味料。因此，当他们看见现在西餐厨师为了省时省力都采用罐头酱料、罐头调味料，都不禁摇头叹息。

唉，以为西餐就是只有炸鸡、汉堡包、薯条也是一种悲哀，一种不知精致饮食文化的悲哀。

延伸阅读：

“阿贤人情味”介绍槟城白云山路平民西餐（海南西餐）

http://www.wretch.cc/blog/xian1&article_id=2790995

关于海南西餐厨师的事迹，可以参考Fraser's Hill避暑胜地介绍（英文）：

http://www.journeymalaysia.com/MH_fraser.htm

肮脏吃，肮脏大？

槟城小食美味可口、价钱大众化，所以不只是槟城人喜欢享用，来自全国各地游客也对具有槟城风味的小食，赞不绝口。槟城是国际知名旅游胜地，外国游客数目也不少，可是在众多小贩中心或者咖啡店里，外国人（包括日本人）身影却不多见，难道他们不能接受槟城风味的小食？其实不然，他们对于用餐地点的卫生环境及食物清洁非常有意见。关于这点，常常与外国人交往的朋友应该有体会。

曾经有位朋友告诉我一件事，槟城有为数不少的日本餐馆，如果是日本人走进去，目光浏览里面摆设与布置，他们大略知道这间餐馆是不是由日本人经营的。我以为只是从餐馆的设计装潢、摆设布置是否具有日本风味作为评定标准，原来不只如此，朋友告诉我，日本人注重细节，所以整齐、干净与卫生是重点要求。

作为槟岛人，大家都有驱车过海去品尝海鲜的经验。我曾经舟车劳顿前往一家生意红火的海鲜餐馆用餐，虽然桌面经过清理，可是还相当“油亮”，因此要求服务员再抹一遍，过后我再用纸巾抹桌面，五六张纸巾都是灰黄色油渍，朋友看了笑笑摇头。我还没告诉他，如果去趟厕所回来，他肯定没胃口。

没胃口的事还蛮多的。例如与友人走进餐馆时，发觉地上的油渍几乎可以让人滑行了，虽然咖喱味道香浓诱人，可是友人还是坚持离开。例如还未进入咖啡店，只见地上有一大盆装有等待清洗的碗盘筷子汤匙，还有剩余食物与汤汁，再加上满地油腻积水，这些“奇景”足以让你止步了。例如许多路旁的露天环境是以清凉取胜，可是路旁水沟往往会传来阵阵腐臭味，奇异的是许多食客似乎是充“鼻”不闻（患有感冒？），继续埋头狼吞虎咽，享受“古早味”的街边小食。

许多人常用“肮脏吃，肮脏大”来显示身体对不卫生食物的适应能力。这个观念似乎用错在对象身上，其实那是指畜牲对饲料的适应能力，不是人类对不卫生食物的免疫能力。食物与进食环境的卫生标准是评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之一。

当然，厕所的卫生也是评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之一。过去十年，几乎每位去中国旅游的人，回来都会大谈“厕所奇遇记”，因为那儿的厕所令人产生“不安全感”，其实这种心态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新加坡人对这里的厕所也产生极度“不安全感”。新加坡人来槟城旅行，假如他们之中有人上厕所回来，其他人就会用询问的眼神望住这位“勇士”，如果他点头，其他人则纷纷有行动，不过通常摇头的情况较多。

坦白说，我们不应该嘲讽新加坡人“怕死”，因为在城市成长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卫生的要求也逐渐与“怕死”的新加坡人一样。我的侄女每逢学校假期都会从吉隆坡上来槟城度假，她们喜欢这里的山水，也喜欢这里的小食，不过对于在那一个小贩中心用餐，她们是有要求的。她们的要求不是美味食物（还不到懂品尝食物阶段），而是环境卫生。我的侄儿四岁大，如果厕所的地面是铺盖洋灰而非瓷砖，他会闹别扭不进去。

俗语说：“富过三代，才懂穿衣吃饭”。“懂穿衣吃饭”的年轻一代对食物及用餐环境的要求，是绝对不会苟同类似“肮脏吃，肮脏大”的说法，这一点是岛上餐饮业经营者必须牢记的。

（2007年5月3日）

新加坡：大马华裔人才聚宝盆

近来几个星期，我的太太接到许多学生的电话，询问有关新加坡大学奖学金面试的事项。他们都是全A优秀生，可是在申请公共服务局奖学金时，纷纷铩羽而归。如今他们要出席新加坡大学的奖学金面试，个个都显得兴奋与紧张。

我的太太心里明白，他们的录取机会高，这也意味着，新加坡又网罗一批人才了。近年来，新加坡吸纳中学优秀生的版图逐渐扩展，南马宽柔独中的优秀生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目标，中马及北马的优秀生已经成为他们的未来重点了。他们提供的大学奖学金，条件优厚，加上该国的大学水平已经迈入世界级，因此其吸引力之强大，是许多优秀生难以抗拒的。

在未来30年，新加坡将是我国人才（尤其是华裔）聚宝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可以预测的。

最近新加坡政府公布至2030年的国家发展蓝图，是以650万人口的规模来规划（目前只有450万人），因此未来27年，它要招揽200万外来移民，尤其以具竞争力的精英为主。新加坡的吸引人才战略，开宗明义，以吸纳中国人、印度人及我国华人为主要目标。新加坡政府对吸引人才非常积极并具战略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吸引各国中学优秀生。

对新加坡政府而言，吸纳各国优秀生犹如收割黄澄澄、油亮亮的稻子。他们不用做垦种、插秧、施肥、除草等辛苦工作，收成时间一到，他们就开动收割机前来选择收割稻田里稻子颗粒最饱满的那一大片。

除了优厚奖学金、高素质教育，新加坡政府提供一个公平、清廉、安全，有效率的平台，让优秀生毕业后能够根据个人的能力与表现，在一个不受种种限制或者歧视的就业环境，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新加坡政府也相当自信，他们不认为自己完全在为他人做嫁妆。这些优秀生在该国念书、工作多年后，他们是不容易回去发展事业的（据统计70%会入籍新加坡），因为他们已经适应公平、清廉、安全、有效率的社会氛围，而类似先进、文明因素恰好是他们国家严重缺乏的。

对于这道往南的滚滚人才洪流，我国政府似乎刻意视若无睹，也不积极想办法应对，甚至有部长还把类似人才外流状况简化为“蚂蚁寻糖”现象。其实“蚂蚁寻糖”现象较适合用在我国身上，我国吸引2百万外劳前来工作，这群蚂蚁大军在我国赚钱养家糊口（去年外劳汇回逾170亿零吉。依斯干达特区的初期开发费也只不过要100亿零吉。），他们为我国劳力密集的行业作出贡献，可是在资本密集的行业则交白卷。假如前来我国工作的是2百万各个专业领域人才，那么我国可能几年前就达到2020宏愿的目标了。

新加坡政府的吸引人才战略，目标不局限于学业优秀生，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也是网罗的目标，包括飞机维修人员，发型师等。他们希望在2030年时，移民将占据总人口的一半，像今天的纽约（8百万人），一个汇集全球精英的大都会。

当上个世纪70年代“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的理念/思维，在21世纪初的今天仍然无法寻求突破/改变时，我国的华裔人才将陆陆续续启动脚步，搭上往南的精英列车，他们不是寻找糖，而是寻找一个公平的平台，也寻找一个可以发挥才能的舞台。

（2007年4月26日）

延伸阅读：

新加坡官方网站，“联系新加坡”，让全球人才了解新加坡。
http://www.contactsingapore.org.sg/

公共行政的三流角色

近年来，在我们的眼里，我国公务员的日子似乎非常难堪，各界人士（尤其企业界）对他们的批评/谩骂几乎是不绝口，甚至连部长高官也难以忍受他们的偏低工作效率与差劣工作能力，什么“一流建设，三流管理”、什么“造池塘”、什么“dead wood/废才（“庸才”过于温和）”等论调纷纷出炉，几乎把用言语嘲讽、批判公务员的举止当成是有全民共识的集体行为。

当然，批评归批评、谩骂归谩骂，公务员的日子只是难堪，不会难过。他们的金饭碗（有人讥讽为金饭桶）依然坚固如石，因为我国公共行政部门不是企业界，它是不会大量裁退低效率、低能力公务员（坦白说，我国公共行政部门有点像慈善机构）。

我国公务员数目庞大，有120万之多，占全国就业人口百分之十以上，据说这个比率可能是世界纪录（Malaysia Boleh？）。过去30年，政府部门秉持“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的理念/思维，让大量马来族群进入政府部门就业（至今约90%的公务员为马来族群，华裔族群不到7%），从此公务员的数目节节上升，几乎不曾下降。同一时期，先进国家已开始推行公共政府部门私营化，裁退大量公务员，让政府部门更加精简，并投资电脑资讯系统以提升工作效率，进而减少公共开支。虽然后来我国曾经模仿先进国家的发展计划，进而积极推行“2020宏愿”，可是对于他们大量减少公务员及减少公共开支的策略，我国是有意视若无睹，或者刻意避而不见。

我国公务员素质差劣是有目共睹，多年来公共行政部规划与实行各种各类大小计划，纷纷出现各式各样弊端，大量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其实我们是不能怪罪这一大群低素质公务员，他们是无辜的。实际上，一开始他们就不应该获得聘用。举个例子，最近公共行政部聘请逾3万名公务员，据说大学生占大多数。众所周知，这群大学生多数是在就业市场中遭受淘汰的一群。政府部门怎么可以吸纳那些连私人界/企业界都不愿聘用的大学生呢？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一大群低素质大学生将会在政府部门待上30年，他们将随着年资逐步升级，逐渐成为各部门的高级主管。在目前这种官僚制度下，大家都相信他们的能力和素质是不会提升多少，他们将会延续目前公共行政部门“三低”的弊病：管理能力低、工作效率低、人员素质低。因此，未来30年，各种公共行政弊端，相信将会持续出现。

虽然部长高官公开批评/责骂公务员的偏低工作效率与差劣工作能力，可是公务员都心照不宣，知道是“口动手不动”的举止，不用太在意。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依然秉持上个世纪70年代“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的理念/思维，以扶助在经济领域落后的马来族群为主要目标，因此政府部门不会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计划，如减少公共行政架构、裁退大量公务员，以减少公共开支。

21世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公共行政部门急需一流人才来执行国家政策。我们可以不认同李显龙的700万零吉年薪，但是我们必须认同他们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征求人才策略，不然的话，就像我国面临的窘境：公共行政三流人才制定的计划，民间/企业界一流人才来遵守。

（2007年4月19日）

大学的浮夸心态

为什么我国大学不应该热衷参与日内瓦新发明工艺及产品展览，以赢取金银铜大奖？

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该展览会纯属商业性质，其次是其颁发奖项是招商手段，最后是这些奖项都毫无学术资格及学术价值。

一般民众对学术价值可能有误解，以为所有新发明的工艺及产品都具有学术价值，其实不然。任何学术研究必须发表于经过学术审查的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或者国际学术研讨会，方具有学术资格及学术价值。

虽然马大校长、理大副校长、工大副校长纷纷做出种种解释及辩护，例如推销新产品、打开知名度、寻找商机、海外交流等，可是他们似乎都不愿提学术价值这回事。他们的解释，说得好听是避重就轻，说得难听是狡辩。

打个比方，如果我国大学要办PMR、SPM、STPM补习班（相信会大受欢迎），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协助学生考获佳绩、提升学生知识水平、让教授讲师与中学生交流等，难道这些就能成为开班的理由吗？我们都知道大学的教育重任不应该是开办中学补习班的，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作为学术人员，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大学的重任就是提升学术品质与学术研究吗？

我想，他们肯定知道学术研究的重要，可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国大学的学术人员的研究能力不足，所以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三少”的窘境：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次数少、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少、学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更少。最明显的窘况就是我国大学在国际大学排行榜的排名逐年滑落。

其实我国大学面对的难题与我国公共行政部门面临的属于同样性质的“三低”，主要是管理能力低、工作效率低、人员素质低。除此之外，大学内人事升迁不公平、学术评审不公平、研究机会不公平等问题多年未决，因此造成许多优秀学术人员外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上述的问题都是造成今日我国大学学术品质偏低的原因之一。

热衷参与日内瓦展览的决定不止显露我国大学领导层远离学术严谨的短视，它还曝露他们陷于浮夸的一面。

每当有关大学拿回所谓的金银铜奖回来时，大多数都举办记者招待会，向公众展示所谓的获得发明大奖的奖项，甚至还在校园内挂上祝贺标语等。大学学术人员的这种浮夸心态（说是堕落心态也不过分）实在令人担忧。

余秋雨在《黑白照片》里写道，他访问德国洪堡大学（前身是柏林大学）时，在二楼的一面墙上看见一些不大的黑白照片，每幅照片下有一行极小的字，细读之下，才惊觉原来其中是该大学29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照片。他联想到中国一些大学悬挂在校园里官员们来访的照片和一些自我陶醉的大话标语时，不禁发出笑声。

我国大学弥漫这种浮夸风气，实在让人摇头苦笑，不过，再想到每年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苦读多年才能挤进本地大学的窄门时，是连苦笑都笑不出了。

（2007年4月15日）

延伸阅读:

玻璃市大学（Universiti Malaysia Perlis)参加日内瓦新发明工艺及产品展览获奖新闻。
http://www.unimap.edu.my/eng/template01.asp?tt=news&newsID=25

日内瓦新发明工艺及产品展览网页：
http://www.inventions-genev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