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是双语的年代

近年来我们常常在报章上读到类似新闻。

例如美國大學理事會在前年宣布,美國高中將開設華語基础學分課程,2007年開始舉辦華語文考試,成為評量學生程度的標準之一。

例如去年1月,泰國教育部決定將中文列為第一外語,並在2008年將中文列為中、小學必修課程。

例如目前全球有85個國家、將近3千萬人學習中文,還有更多的人湧進中國大陸學習中文,在中國大陸學習中文的外籍學生大約為10萬,台灣則有1萬人左右。

当然我们也常常听闻周围人士口耳相传的类似消息。

例如某某的儿子被外资公司派遣上海出任分公司主管,因为全公司只有他懂得华文。

例如某某老同学近年来每个月几乎都飞往中国几趟,视察业务及接洽生意是主要工作,因为二毛子老板器重及依靠他的语言能力与工作表现。

我们也不时发现,类似的新闻与消息,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周围的人在阅读新闻,或者听闻消息之后,往往会显露忍耐已久的欢愉,仿佛脑海中出现一个人在高高的楼台上喊出“中国人站起来啦!”(虽然是不实际,可是能够满足长久被压抑的情绪)

中国经济的崛起,令全球人士开始注重中文,因为要开拓13亿人口的商机,中文能力显然重要。不过类似着重商机的看法与许多在海外的华人(尤其是只懂中文的人)对中文崛起而感到欣慰是两种不同的观念与情感。

近年来坊间的言论如“学习华文的重要”、“21世纪华文有价”、“华文将成为重要的语文”等,纷纷扬扬地洒满许多版面,其背后仿佛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快感。其实那只不过曝露只懂单一语文的局限与短视。

上面所提到的种种新闻与消息,并非说明中文的重要,而是表明双语的优势。难道你以为外资公司会派遣一位只懂中文,或者只懂英文的人去上海?某某的儿子是懂得中英双语,所以他才有升迁机会。

全球3千萬人學習中文和大约1亿中国人(单单中国而已)学习英文,这个庞大数目的背后只有一个共识:双语非常重要。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懂得一种语文,因为他们清楚掌握双语意味着提升语文能力的优势。

对于语文的学习,亚洲人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亚洲,使用英文的人数超过3亿5千万人(这个数目大约是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人口的总和),而其中大部分是能够掌握双语的。这种语文优势与欧洲人相似,欧洲许多国家都有双语环境,年轻一代开口能说英、德、法语,并不稀奇。

21世纪可能是属于中国的世纪,可是还不是属于中文的世纪(看看哈利波特狂潮略知一二)

21世纪,掌握中文是能提升语文能力的优势,不过这个优势是建立在已经掌握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其中一种语文的前提下。

(2007年8月9日)

投诉有理有回应

对于槟城市政局所管辖的各领域、各层面的工作效率,槟岛人是有许多怨言,尤其是停车位所衍生的收费问题(不论是角子机还是抄写员)

我们经常可以看见报章报导类似新闻,例如民众指控角子机时常损坏,导致他们接获罚单,或者抄写员胡乱收费,引起双方纠纷等。这类新闻能够引起注意,多数是因为一些政治人物介入并声援受委屈的民众。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政治人物,或者他们的服务中心的帮忙,这群受委屈的民众会自己向市政局投诉吗?他们是否相信市政局会认真处理这些投诉吗?

对于槟城市政局的停车位问题,我有两次的投诉经验。

第一次投诉是角子机损坏问题。多年以前有一次,当我停好车子后,发现角子机已经不能操作,因此我把一张写着“rosak”的小纸塞在角子机的钱币投入处(以示说明)。大约一小时后,我取车时,发现有张罚单压在扫水器下,角子机的小纸不见了,而角子机已经修好。我前往市政局作投诉,填写表格,列出时间与地点并说明不该中罚单的理由,后来我收到罚单已取消的通知信。

第二次是投诉抄写员胡乱收费。葛尼道的停车位收费是每半小时30仙,而常常有害群之马的抄写员以每半小时40仙来骗取停车费。去年有一次我在那里停车,向抄写员说停车一小时,他向我收取80仙,我照付(一时忘记价码)

两个小时后我回来,他再来收取一小时的费用,这次却是60(显然他已经忘记之前的收费)。我发现他的诡计但不动声色,还要求他把收据写清楚,因为要凭收据向公司索回费用,等他把收据给我之后,我才质问他,他竟然老羞成怒地用马来文骂道:“多拿你10仙也不会发达啦”,然后骑车扬长而去。

过后我前往市政局作投诉,将两张不同价码的收据(字迹一清二楚)以及他的电车车号码作为证据。后来我接获市政局的信件,信里表示他们已经根据我提供的资料,向那个区域的停车位承包商采取处惩罚行动。

以我的个人经验,发觉向槟城市政局作投诉是有回应的,而且“正义”获得伸张,并非一般人想象中那样“杳如黄鹤”、“石沉大海”,只是等待回应时间需要两个月左右(还有待改善)

一般民众基于受教育不高,语文的表达与书写能力有限,因此面对不公平、权益受损事件,往往不愿做投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许多受过教育(而且是大专教育)的民众,对于投诉这一回事,其反应竟然也没两样,这才令人感到纳闷。

他们往往抱持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或者没有原则的观念,来面对一切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不公,还自以为自己宽容大量、慈悲为怀。类似的应对态度,说得好听是“不计小人过”,说得难听是“姑息养奸”。

投诉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及应受重视的行为。遇上不公平、权益受损的事,民众是应该及必要发出不满的声音,积极做出投诉是其中一项重要行动。

投诉是不能一味用找碴儿的负面态度来理解,它的正面是有助于提升一个组织的工作、品质及服务效率,所以近来许多政府部门高官都纷纷公布个人电子邮址,显示他们开始重视投诉,这的确是可喜现象。

(2007年8月2日)

延伸阅读:

首相署公共投诉局网页

http://www.bpa.jpm.my/

槟岛市政局网页
http://www.mppp.gov.my/english/home.htm

创意这一回事

哈利波特系列第七集《哈利波特与致命圣人》面世所造成的轰动是预料之中的。自1977年开始,哈利波特系列已经成为全球出版界的罕见现象,每次新系列面世都是轰轰烈烈的。

据统计,之前的6本哈利波特系列总共售出3亿2千万本,包括64种不同语文的译本(甚至有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版本),这些还不包括电影、广告、特许经营产品、DVD以及即将出现的主题公园等相关产品的大受欢迎盛况(这也意味着庞大商机)

哈利波特是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其中一项代表作。

文化创意产业也是目前先进国家相当注重的经济成长项目之一。

正当中国成为全球产品的工厂时,许多先进国家已经把不把“制造”放置在促进经济成长的首要位子,他们特别注重“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否能够脱颖而出,因此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他们不在乎哈利波特产品(书籍、特许经营产品)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他们关注的是哈利波特是“英国创造”Created in England

虽然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每年高达9%以上,也拿下许多生产量世界第一的产品,可是那些多数都是靠廉价劳力作为优势,方能在竞争性极强的低价市场中辛苦得来的所谓荣誉。目前先进国家真正在乎的不是由GNP所定义的经济成长,他们的每年经济成长率往往不到中国的一半。

先进国家关注的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他们非常清楚惟有创造力对于企业与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无法大量复制的,因此它也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在未来获得利润的关键因素。

先进国家如此关注文化创意产业是有原因的。据英国统计,未来15年内,创意产业的年产值将高达6兆余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动力之一。

我们国家推出未来国家重点发展计划时,仍然看重软件业、电子商务业、旅游业、电子业、生物科技业、物流业、汽车业、种植业等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作为主要思考方向,文化创意产业在我国的未来前景似乎不见踪影(我们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文化创意产业似的)

然而泰国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走了一段路,他们依靠产品设计的创意,呈现一种自然纯朴的生活美学,在世界的设计舞台展现亮丽风采,更让《时代》杂志形容为“风格之境”Land of Styles

日本著名品牌“无印良品”(MUJI)的艺术总监曾说:“今后的经济,不再是生产技术的竞争,而是文化方面的竞争,这才是未来的大局面。”

哈利波特系列只是讲述一位有魔法少年的历险故事吗?

美国《纽约时报》的书评指出,哈利波特系列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学和好莱坞式故事——由希腊神话到狄更斯、托尔金以至星球大战,它有着一个很传统式的落幕。

因此熟读莎士比亚的英国人也会迷上哈利波特是有理由的。

(2007年7月26日)

延伸阅读:

J.K.Rowling网页:
http://www.jkrowling.com/

MUJI无印良品台湾网页:
http://www.muji.tw/

MUJI UK:
http://www.mujionline.co.uk/

不买回教党的账

日前回教党长老会主席聂阿兹表示,来届大选将不会委派有抽烟习惯的回教党党员当候选人,因为有吸烟习惯意味着不深入理解伊斯兰教教义。

聂阿兹的抽烟与候选人论调有语惊四座之效,面对回教党高举道德教义的旗子,坊间政党纷纷挥舞着能力为重的旗帜,做出回应。

(假如全国政党响应聂阿兹的决定,那么部长议员们在国会的禁烟区里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的丑态,可能将不复见。)

对华裔族群而言,回教党是大马的塔利班,他们奉行的伊斯兰教教义是极端的,他们的言行举止是激进的,因此他们执政的吉兰丹是一个落后(不积极发展经济)、封闭(建议女性以相夫教子为志业)、保守(男女授受不亲)、极端(不时呼吁发动圣战)的社会。

去年在我还未去吉兰丹走走之前,我对它的刻板印象的确如此。

在哥打峇汝市区,只有几间华裔餐馆准许售卖酒类饮品,不过离开那里大约6公里以外的市镇,有许多泰国人与华人开设餐馆售卖各种泰餐与中餐(泰南治安恶劣,因此泰人来此经营餐馆,让当地人不必舟车劳顿就可享用泰餐),餐馆里外贴满啤酒广告的海报,因为那里不属于哥打峇汝市政局管辖。

哥打峇汝靠近泰国,有许多泰国人的后裔居住在此,而佛寺几乎到处可见。那里有三座大佛像;睡佛、坐佛和站佛。这三个佛像与其佛寺的规模之大,令人身在其中仿佛置身于泰国。

我在哥打峇汝市区新颖的商场里闲逛,发现有间售卖水晶产品的商店,商店里有置放佛像的图像,可是却有几位售货员是戴头巾的马来年轻女子。我在百货公司购买东西,在收银处付款,后来才发现那个收银柜台上面有妇女的标志,可是该名戴头巾女收银员也没拒绝为我服务。

其实吉兰丹社会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封闭与保守,虽然回教党有实行一些带有浓厚保守味道的伊斯兰教色彩法令与规则,可是民众的态度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日常生活中少有保守与极端的感觉。

上届大选,回教党流失大量选票(民心转变),这与他们领袖不时发表的言论有着密切关系。坦白说,他们的言论,过于保守、封建,与现今时代脱节,常常让人惊讶,甚至不知所措。我认为,马来年轻职业妇女不认同这些言论(她们的价值观已逐渐改变),所以回教党才会惨败。

虽然我在吉兰丹发现那里的生活并非如此封闭、保守,可是这并不意味回教党秉持开放、开明的政策。回教党的目的是在马来西亚建立回教国,而不是世俗回教国。

对于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的普世价值来说,选择建立回教国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在回教国的政治体系里是没有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的概念,一旦他们执政,他们将永远执政,完全没有所谓人民用选票“改朝换代”这回事。

回教党的抽烟与候选人论调,依然是高举伊斯兰教义的道德旗子,可是见过吉兰丹人的应对方法,隐隐约约可以感觉来届大选,回教党将有苦战。

(2007年7月19日)

延伸阅读:

回教党支持者俱乐部(Kelab Penyokong PAS)新闻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4211

回教党网页
http://www.parti-pas.org/

再穷也不能穷香烟?

每年到了六月底,国人便开始有心理准备,大家会注意烟霾的问题,可是对于烟民及本地烟草公司来说,他们却在没有心理准备下,仿佛已经来到九月的预算案了,因为日前财政部即日起宣布提高香烟的国内税高达25%

虽然此烟非彼烟,可是香烟突如其来涨价,对烟民及本地烟草公司而言,它的冲击比烟霾来临还严重(至少到目前为止,空气素质尚未恶化)

财政部提高香烟国内税的理由是“配合政府鼓吹健康生活及制止社会问题,特别是年轻人和学生吸烟引起的问题”,这个理由从堂堂正正的道德观点出发,令反对、抗议声量显得理亏似的微弱。

对于调高税务,大型烟草公司的反应是希望执法当局能够积极取缔,杜绝日益猖狂的香烟走私活动。根据资料显示,烟民转向购买逃税香烟的趋势逐年增长,从2004年的15%增加至去年的23%(相信这个百分比会继续增长),换句话说,每售出的4支烟中就有1支是逃税烟。另外,近年来小型烟草生产商的便宜香烟的销售量则持续增长。这种情况对本地烟草公司是双重打击(两大烟草公司的股票都已被调低评级)

虽然政府指出提高香烟售价,有助于烟民减少抽烟恶习,可是事实成效未必有如所言。2000年每包香烟是4.60令吉,7年后的今天已经涨至8.20令吉,涨幅约80%。如果没有记错,这些年来政府每次公布我国烟民人数的新闻,都不曾显示烟民有减少的现象,反而是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作为一种商品,香烟几乎是没有代替品(例如果汁可以是汽水的代替品),它也几乎没有另类选择(例如上馆子可以是看电影的另类选择)。除非烟民戒烟成功,脱离烟瘾苦海,否则他们的态度是“再穷也不能穷香烟”,转向购买逃税香烟,或者改抽平价、便宜香烟将是他们应对的方法。

如果不能改变烟民抽烟的恶习,那么政府应该照顾其他普罗大众,让他们减少吸二手烟的机会。

我国有禁烟区的法规,也有相关的惩罚,不过有关当局的取缔与执行的效率极度低落,导致有关法规与惩罚如同虚设。类似缺乏执行力的作为,对被逼吸二手烟的普罗大众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新加坡,大家常常会看到一种我们认为是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公共场所的烟民都站立或者围绕在垃圾桶旁抽烟,其实这种情况在文明国家是常态。在我国,部长议员们在国会的禁烟区里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还把烟灰弹落地上),也没有遭受谴责或者取缔(他们的作风似乎在挑战政府每年在制止人民染上抽烟恶习上花费大量金钱与努力),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国烟民在禁烟区公然抽烟的情况,已变成一种常态。

依靠调高香烟的国内税来制止吸烟引起的社会问题,差不多是走入死胡同,效果非常有限,接下来只剩下严厉取缔和宣传教育两项行动尚有极大的扩展空间。30年前,华裔的结婚酒席上往往备有香烟与火柴待客,现在已经没有类似安排了,这也说明通过宣传教育可以让民众逐渐明白抽烟的恶习与健康的重要。

(2007年7月12日)

来的都是E等女佣


图片说明:近年来在大马工作的女佣以E等的占大多数。


近来关于女佣的问题,不论虐待、逃跑、剥削,真是罄竹难书。

我国女佣的数量庞大,根据官方数字是32万人,几乎每18户人家就有一位女佣(大约6%家庭)。聘请女佣的雇主以华族占大多数,大约80%,而女佣之中,来自印尼的占了95%

我国只是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大约5,000美元,但是竟然有高达32万名女佣受聘在我国工作,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对一般国家来说,聘请女佣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方能负担的,可是在这里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国女佣数目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她们的薪金偏低。

以我国的聘用薪资标准,女佣的每月薪资是在贫穷线下(不超过600令吉),相对而言,雇主只需付出低廉的费用,就能获得几乎7/11(全天候)的“超值”服务(其实女佣是遭受剥削的)。在我国,说女佣“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是不为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相关的研究,计算每年外国女佣为我国的生产总值贡献到底有多少。

近年来常常听闻印尼女佣的工作能力差劲,许多工作交待多遍也不会做。基本上这与我国支付女佣的薪资偏低有着密切关系,正是所谓“假如你给的是花生,来的当然都是猴子”(If you pay peanuts, you get monkeys),只有E等劣级女佣才乐意前来我国工作(她们也没有选择),他们的特点是不聪明、工作效率低,沟通能力差及来自偏僻郊区。这也是雇主与他们之间关系恶劣的主要原因。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国引进32万女佣解决家务问题,可是我国的家庭矛盾(儿女疏于管教、两代难于沟通、儿女缺乏独立等)也因此逐年增加,年轻一代给家庭及学校增添许多纪律方面的麻烦,同样的,低素质女佣也会经常犯上纪律方面的麻烦(逃跑、偷窃、精神压力症状等),这也是我们已经正在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

过去25年,我国是印尼女佣的淘金地,她们仿佛一支庞大娘子军,无声无息的足迹,绵延几十里,默默无言地来往马六甲海峡。不过,最近几年这支娘子军不再默默承受落在她们身上的种种不公平,她们开始发出不满声音,欲争取属于她们作为工人应有的权利(至少每周休假一天)。

之前印尼局势不稳定,政府自身难保,所以无暇顾及在海外工作的子民,可是目前他们的政局已趋向平稳,经济开始好转,因此对海外工作子民的权益开始关注,他们不再轻易容忍印尼女佣遭受虐待、剥削的案件屡屡发生,毕竟印尼是东盟的老大哥。

坦白说,以我们支付女佣薪资的能力来看(国弱民穷),我们是没有选择A等女佣的条件,只有让E等女佣来选择我们的余地(花生与猴子论)。与其找个低素质女佣来帮倒忙,不如全家人坐下来好好思考如何分工合作、共同解决家务问题,方为良策。

(2007年7月5日)

解释新经济政策

日前我国副首相表示,欧盟驻马大使罗姆( Thierry Rommel) 批评我国新经济政策,等同干预我国内政,这种行为不是大使的工作。

后来罗姆作出辩护,他并没有促请我国的重新检讨新经济政策,他只不过指出我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将会在欧盟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列入考虑的范围。

其实罗姆的说法中肯。

我国有权坚持实行新经济政策,欧盟也可以把它当作保护主义来考虑(各有各的解读),国际之间的贸易谈判原本就是将双方的利益摊开来,再互相作出让步,然后共同寻求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类似谈判往往都是经过几轮会谈才能达成协议)

向来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争议,多数来自国内不同的族群、团体与政党的反对意见,不过这次却引来国际的贸易组织如欧盟的注意。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在贸易协定谈判桌上,我国要如何向欧盟说明呢?

作为马来西亚人民,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可是认不认同是另一回事),因为37年来我们已经听过多次的说明(几乎已达成“共识”)

理由大概是这样的:

英殖民地时代,英国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导致马来族群都居住在乡村,或者乡镇,并多数以务农为生,是明显的弱势群体,因此政府需要在各方面(政经文教)扶助他们,通过新经济政策,以“消除贫穷、重组社会”为目标,让他们能够享有国家发展及进步的香浓、丰盛的经济蛋糕。

37年过去了,马来族群的情况明显已改善许多。

目前他们几乎担当所有政府部门的总监职位、他们几乎担当所有国立大学校长的职位、他们几乎担当几乎所有政联公司(GLC)的首席执行员职位、他们是每年国立大学人数最多的毕业生、他们也是人数最多的公务员等,这一系列记录显现今天的马来族群是能够义不容辞地肩负一切振邦兴国重任。

虽然今天马来族群已经能够独担一面,可是普遍上他们认为还是需要新经济政策来扶助。

其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是马来族群还未达到预计的经济水平,因此继续需要新经济政策(政府提供许多经济数据来显示新经济政策目标尚未达成)

其二是没有持续的新经济政策,马来族群的经济水平难以维持(有学者认为不同族群之间的经济鸿沟依然存在);

其三是新经济政策是马来族群的特权之一,不该被检讨(马来民族分子认为享有特权是宪法明文规定的)

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桌上,开放是主调,新经济政策和我国汽车保护主义一样,属反调之声,类似声调会把谈判空间缩小,是可以预料的。

全球化、自由贸易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它将冲击马来族群的思维,顺之还是逆之,则看他们的智慧了。

(2007年6月28日)

延伸阅读:

欧盟驻马大使罗姆的网址

http://www.delmys.cec.eu.int/en/about_us/foreword.htm

2007年8月23日郑丁贤的文章《再见,罗姆先生》
http://www.sinchew-i.com/commentary/index.phtml?sec=942&sdate=&artid=200708231543

2007年6月27日STAR(英文《星报》)Mergawati Zulfakar的文章《Selamat Jalan, Mr Rommel》
http://thestar.com.my/news/story.asp?file=/2007/6/27/focus/18128289&sec=fo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