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联维新


前一阵子,许多朋友都陆续收到网友转发的照片与文章,有关的信息是槟州首长林冠英在机场巧遇本地著名女歌手,登机后女歌手的经理人发现他不在商务舱,感到纳闷,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乘坐经济舱。大家对于林冠英当首长后,依然保持之前的不乱花费行为,深表赞许。

我的朋友透露,据悉有些州属的高官前往吉隆坡开会是乘坐包机的(可能赶时间吧),一趟飞行费用超过10万令吉(都是纳税人的钱),像林冠英这样的首长级人物只是是乘坐经济舱,诚属非常难得。

民联执政槟城100天,《光明日报》进行民调,虽然只有30%对新政府的政绩感到满意60%觉得有待观察),但是明天若闪电大选,有87%还是会投票给民联。林冠英的百天表现,受访者给与6.25分,而他个人对于这个分数的回应是“我们需要加油”。

作为槟城第4任首长,林冠英与新团队在治理各种事务时,以CAT政策(Competency,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能力、公信力与透明化)为运作标准,而该项政策获得民众的欢迎。根据《星洲日报》的民联政府执政100天民调,94%认同新政府实施公开招标的政策,而83%也认同林冠英的形象符合清廉、透明标准。

槟城民联政府推行的CAT政策,在先进国家已经是民众对政府治理的基本要求,可是在发展中国家,类似政策往往不容易贯彻执行,其原因很多,主要的有两项;其一是民众缺乏监督政府的意识(陷入“政府一定会为人民服务”的思维误区),其二是政府有意不提类似的运作标准(避免“官商合作”受到干扰)

槟城民联政府的CAT政策,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其中一个州来说,除了新政府有自我期许之外,亦展现新的政治里程碑,或者一种政治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

迈入高油价、高通膨的时代,槟城民联政府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星洲日报》的民调显示,53%对槟城经济前景不乐观,而从事科技业者中,有83%认为在民联政府带领下,槟城经济不会变好。类似不乐观的看法是预料之中,因为民众与企业负责人对于中央政府是否会继续支持槟城的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皆抱着怀疑的态度。

槟州前副首长希尔米认为,槟城民联政府最大弱点是执政团队毫无经验,大部分是外州人,对槟城情况不熟悉。其实国阵执政50年,除了回教党之外,哪个在野党可能有执政经验?不过民联政府的确需要快速上手,在各方面显现急剧上升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例如学会应付公务员的官僚主义等,以尽快有效地执行各种政策与措施,避免犯上前朝政府的弊病。

日本在19世纪末通过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改革运动,成为亚洲强国至今。大家也期望槟城民联政府有决心贯彻CAT政策,让该项政策成为我国政治与国家治理的维新运动,为槟城开拓崭新气象与全新时代。

(2008年6月26日)


新闻自由大门关上了

图片说明:棉竹市富新第二小学门前,家长们举起自己孩子的遗容照片,中间写着 “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耻——还冤死的孩子一个公道” 的标语。这张照片犹如一把利剑插入大家的胸口,让人深刻感觉孩子冤死的悲恸。

中国四川惨绝人寰的512大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报章上有关灾后的新闻也渐渐减少了(地震发生后10天,本地中文报章几乎每天有10大版的新闻),因为海内外媒体的记者已大量撤出灾区,受灾害人口超过千万的巨大灾难,也有落幕的时刻(人们视线开始转移到日本东北部大地震和中国华南大水灾)

前几天,读到一则有关四川地震灾后的新闻,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前往灾区倒塌的学校采访,遭到公安扣留及遣送回成都。根据报导,许多灾区的公安与武警已经开始封锁倒塌学校现场,不准民众及家长进入。

有关封锁倒塌学校现场的措施,已经显露中国政府担心民众与家长对于学校豆腐渣工程的愤怒,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和谐”,所以积极采取高压式的例行应对方法。

之前,中国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南方周末》用大篇幅报道了地震灾区学校的豆腐渣工程,报导发现“夺命的是建筑物而不是地震”,更有受访者认为“天灾与人祸总是相辅相成”,结果该报业在四川的记者全部被勒令撤回。一般相信中共政府对“与主旋律不符”的媒体(应该报导解放军英勇抗灾救灾、教师牺牲以及人间有温情的事迹),可能有秋后算账的后续动作。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512大地震死亡学生人数逾4700人,数字还在上升。有一位老师说:“一些小镇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孩子几乎全部被砸死,感觉就像是整一代人被抹去了” 。我看见这张照片——棉竹市富新第二小学门前,家长们举起自己孩子的遗容照片,中间写着 “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耻——还冤死的孩子一个公道” 的标语。这张照片犹如一把利剑插入大家的胸口,让人深刻感觉孩子冤死的悲恸。

对于家长们手持孩子遗照,控诉豆腐渣学校的画面,中国作家余秋雨却奉劝家长们不要节外生枝,要识大体、明大理,不要让海外媒体找到了进行反中国宣传的借口。我感到有点纳闷,余秋雨是一位走遍亚洲、欧洲的文化人,他对人权民主、媒体监督的认识,应该远远高于一般中国愤青。怎么他还持有“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国家”的想法呢?怎么他也陷入民粹主义、爱国主义的狭窄框框呢?

余秋雨的文章遭受许多中国网民的批评,因为许多中国民众觉得有关当局承诺对倒塌学校进行调查(往往没有下文)和家长们积极表达对政府不满的举止,与 “识大体、明大理”没什么关系。

中国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指出,在512大地震前,已经有许多学校在以前规模较小的地震中坍塌。根据统计,到2003年为止,被地震摧毁的学校高达2300多间。这些学校多数在农村,因此新闻鲜少报导(可能也不准报导)。非常遗憾的是2300多间坍塌学校并没有受到有关当局的重视及检讨,导致512大地震发生时,造成逾万名学生付出更惨重代价的悲剧。

虽然512大地震是中共建政以来新闻自由流通最开放的一次,并获得国际媒体的普遍赞扬,可是随着遇难学生的家长发出一波又一波的怒吼,新闻自由开放大门开始悄悄关上,而这次关门的动作也让海内外媒体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2008年6月19日)

延伸阅读:

余秋雨的文章《含泪劝告请愿灾民》

梁文道的文章《除了大局,还有历史——与余秋雨先生共勉》

生活再转变

那天我从油站填满汽油出来,不久就接到朋友的简讯,呼吁大家快点去添油,因为首相就要宣布汽油将调整40.6%,油价将涨至每公升2.70令吉。当时我还在想:有可能吗?在傍晚时分,从新闻报导才发现朋友的消息果然灵通。

后来,陆陆续续接获许多同样的简讯,我问太太要不要去添油?她说油缸尚有一半汽油,不必了。幸亏她不打算去添油(其实添满半缸汽油也只不过节省7令吉左右),选择在家看电视,不然的话,她肯定塞在长长的车阵里,耗汽油又耗时间,得不偿失。

除了汽油大涨价,下个月开始,电费也将起价。我的朋友把几个月的油单和电费单拿出来计算,发现每个月两部车子的油费和住家电费的开支,将从大约800令吉调高至大约1200令吉,增加幅度接近50%,三位数变成四位数,确实把他吓坏了!

电费涨价,对我来说,没有影响,因为我家的每月电费不曾超过40令吉(电表肯定没有做手脚哦)。我的朋友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过事实证明是行得通的。我家没装冷气,而我也很少冲热水澡,除非生病。我的朋友问我,没有冷气怎样睡觉?我笑笑说,闭上眼睛就可以睡了。

我的大舅与舅母,年纪大了,身体常有病痛,后来听取医生的劝告,睡觉时不开冷气,以免影响身体健康。开始时,两人非常不习惯(毕竟已经十几年开冷气睡觉),开了风扇也觉得闷热,难以入睡。过一阵子,慢慢适应风扇的凉风,他们也一觉到天明。睡觉不开冷气,节省电费,身体又健康,算是一举两得。

迈入高油价、高通膨时代,身为小市民的我们,承受生活开支节节上升的压力,确确实实不轻。面对类似的经济压力,解决的方法通常只有两个:开源和节流。开源就是增加收入,节流就是减少开支。理论上,一边增加,一边减少,经济担子才没那么重。

其实迈入高通膨时代,民众在开源部分会面对困难,因为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如何节流。当大家注重节流时,意味着消费将大量减少,民众的消费量一旦减少,市场上的零售业、餐饮业、娱乐业等将首当其冲。面对生意惨淡的困境,有关行业也会采取节流措施,通常最先是减少人工开支,而大家想寻找兼职的机会也将大大减少,换句话说,开源与节流是有点矛盾的。

油价高涨,民间的怨气也随着水涨船高。虽然政府口口声声解释,油价高涨是全球性问题,我们身不由己,可是大家也清楚有些国家面对的冲击的确没那么严重。当然大家更清楚,这与一个政府的长期策略、管理与执行能力的高低有关系。

安华说,如果民盟在中央政府执政时,没有降低油价,他将辞职。这样的说法蛮有吸引力,不过大家也只能等待。在等待之余,大家还是先把生活开支的单据一一找出来,好好仔细计算,尽量删减不必要的开支,并把生活方式再转变一些(生活潮流趋向简朴、环保),方为上策。

(2008年6月12日)

薄弱的危机意识

那天观赏台湾的清谈节目,节目单元是有关中国汶川大地震,邀请的嘉宾是从那里安全回家的台湾游客和导游。

这群台湾游客发现,当地居民对于地震是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道那里是处于地震地带。当地导游还口口声声说,那里没有台风、地震等天灾,要那些台湾游客安心,想不到隔天就发生大地震。

地震刚刚发生时,节目主持人刚好在甘肃。当她听到新闻报导,汶川发生7.9级地震,头皮都发麻,可是当地的朋友却说情况不会严重,最多“一个县死一个人”,这位主持人心里暗想,他们真的不知道8级地震的威力。

中国汶川8级大地震,死伤人数10万以上。虽然地震祸害严重,可是人为因素及危机意识薄弱,也是造成伤亡人数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不是没有发生过大地震,1976728日的唐山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据说高达10万以上(没有人知道确实人数),可是那场惨绝人寰的地震并没有带来多少实际的地震防范及防灾教育。因为当时的中国,大灾难是“国家机密”,连身处期间的唐山人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更何况其他省份的人民,有些省份可能都不知道有唐山大地震这回事。

有位长居中国的日本人撰写文章,谈到中国城市居民对于灾害的危机处理,他感到担忧。他举两个例子,两个例子的主角都是曾经在留日多年的中国妇女。

第一个例子,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在北京一栋大楼办公的妇女发现大楼摇晃,她连忙叫同事把门打开(如果不把门及时打开,大门会被卡住,不能打开),等到摇晃停止后,许多人冲往电梯,她却呼吁同事使用安全梯,可是她的决定差点还惨他们一行人。由于大楼的安全梯间没有显示第几楼,他们跑下地下层,找不到出口,又返回底层,但是底层的门却被锁住,大楼管理员已跑光了,后来刚好有人经过,听到拍门声,才把门打开。

第二个例子是发生在北京的公寓。公寓摇晃停止后,有位妇女发现有烟雾进入她的单位,他联络管理处,得知底层发生火灾,不过情况不严重。后来烟雾越来越浓,她再度联络管理处,却被通知底层住户已经开始救火,烟雾将会消失。

这位在日本居住多年的中国妇女,以为救援行动像在日本一样,住户只需等待紧急措施负责人通知,才根据指示离开。后来,她从窗口的看出去,发现多辆救火车已经在街上,她赶忙乘电梯下楼逃生。

这位日本作者认为,这两位曾经留日的中国妇女根据日本的灾难逃生方法,来做决定,差一点要了她们的命,因为北京的现代大楼没有标准的防灾救灾措施,及危机管理应付方法,因此他奉劝在奥运期间前往中国的日本游客,面对灾难时,要“随乡入俗”,随机应变,千万不要引用日本的灾难逃生方法,以保性命。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死亡人数约6千人,数目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地震殉难人数,这不是侥幸,而是日本民众对于灾难的了解与体会,比其他国家来得深刻,所以他们的严谨、有效防灾救灾措施,保住众多人的性命。

(2008年6月5日)

大城市的人情味

前些时候,读到一篇新加坡作者撰写名为〈丑陋的新加坡人〉的文章,文章提到最近四川大地震,有位旅客安全回来,在接受新加坡媒体访问时,几乎是气愤难平,频频指责在那里的班机一直延迟、电讯完全不通,害他历尽许多困难才能飞回家。

许多观众看见这段访问,纷纷发表意见,不敢苟同他的不近情理、自私自利作风。不过,也有人认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发生灾难,作为外国人,当然会赶在第一时间离开,这是无可厚非的,他的担忧和害怕导致他显得过于急躁。

文章也提起一则新闻,有位女子霸坐在保留位,不愿意让位给一位孕妇。当她发现该名孕妇瞪着她并摇摇头时,她竟然开口骂:“bitch”!

该名作者认为,类似的事件并非个案,而是经常发生在新加坡的日常生活中。他质疑如果市民如此的粗鲁及自私,新加坡是否有资格称为世界级的城市?

定居香港已4年的李欧梵,经常来往台北与香港两地,也发现民风的不同。他和妻子到台北坐捷运,必有年轻学生让位,可是在香港搭火车地铁上班,只有一次,一位中年妇女要让位给他,让他不得不感叹,虽然“台湾被陈水扁八年统治几乎压扁了”,可是在台北“每每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人情味”。

“人情味”是人道关怀之心。一个世界级城市,或者先进国家不是单单以杰出的经济实力和教育水平作为衡量标准而已,居民展现对人文关怀、艺文修养的水平,也是另一项重要的指标。

李欧梵说,香港是一个“逼”的城市。例如旺角是全球最高人口密度的地方,每平方公里13万人,因此在如此逼迫的大城市中,庞大人群在静止时拥挤、在流动时快速,急促的生活节奏,迫使他们不在意什么人情味。不过,每当发生灾难时,沉淀在香港人心底的人情味会遽然释放出来,筹款活动、赈灾活动,往往掀起热潮,筹募款项与参与市民的数目同样非常可观。

新加坡的建国之路是逾常艰辛的,因此从李光耀时代开始,他们就保持非常高度的危机意识,人民时时刻刻铭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除了靠自己,没有人会帮忙你”,政经文教,样样都要表现优异,不然会有亡国之忧。

今天的新加坡已经迈入先进国,其物质成就足以傲视亚洲。新加坡的危机意识所引爆的冲刺力量,在几十年内发挥到淋漓尽致。不过,刀无双刃,只注重“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一代人,是不容易理解“分享”的重要与快乐,而更极端的思维则是:既然昨天我不靠别人来帮忙我,那么今天我也不需要帮忙别人。

这位新加坡作者发现,那些年轻、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往往犯上如冲入地铁争位子又不让位给老人家、乱丢垃圾、亏待女佣、乱停车等不文明行为,足以曝露他们自私、自我的心态。

一个对大都会(伦敦、巴黎、纽约)缺乏了解的大城市居民,以为他们所过分注重的物质成就,将给他们带来所期待的荣耀与尊重,岂不知人情味才是决定一个城市的文明高度。

(2008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