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防部长阿末扎希在国会回答提问说，我国军队里的华人和印度人的数目少过10%的原因很多，其中包缺少爱国精神等。当然，这样子的回答马上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回应，批评声浪不断升高，很快地惊动了首相纳吉。
为了避免风破闹大，内阁马上作出指示，国防部必须配合非土著团体、政党及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召募更多菲土著军人，而召募行动将在南霹雳开始，因为那个地区居民的种族比例是土著与非土著各占一半，希望借此行动平息这场“不爱国”的风波。
如果说，阿末扎希的这番言论是管中窥豹，并不为过。对于纪律部队的工作，如警察、军人、消防员等工作，华人的兴趣不大，原因很多，但绝不应该是缺少爱国精神。槟城志愿警卫团有7万2千余人，马来人占62%，华人占30%，印度人占7%（接近国家种族比例），而在组织义务消防队方面，华人的参与度是最高的。从这些事实来看，华社对于参与义务工作的热诚是挺高的。
爱国精神落在一些有心计的政治人物手里，他便能利用它来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甚至质疑别人，而那些受指责不爱国的人，往往陷入一片惶恐或焦虑，纷纷展开各种“赎罪”行动。
前几年有政治人物曾经批评华裔商家在国庆期间没挂国旗，因此有不爱国之嫌。一些政党的服务中心马上免费分派各种大小国旗，并呼吁大家在商店门口以及车子上都要插上国旗。一时之间，整条街道出现百旗飘扬的热闹，仿佛街区盂兰盛会到来的盛况。幸亏这几年政治生态改变，民智渐开，类似的不爱国批评声音不受理，所以才自讨没趣地销声匿迹。
其实爱国精神、爱国主义的表现，如果过渡宣示或者过渡表现的话，那么它和极端的、狂热的极端思维没什么两样。
最近中国政府对于钓鱼岛海域撞船及日本扣押中国船长事件，开放部分城市民众展开抗日示威，以回应日本右翼分子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游行。然而，在中国民众的极端爱国精神最终演变成暴力行为 。成都、西安、河南郑州的抗日示威游行到后来失控，出现日资超市、商店被砸破玻璃、橱窗，日系汽车如本田、日产、丰田等被游行人士打砸、掀翻等违法行为。
坦白说，我国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因为国家主权被侵犯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事件，因此大家对于爱国精神的凝集力到底有多强烈，大概也没有一个准确的预则吧。那些因为宗教因素，不时在美国大使馆前面示威，抗议入侵伊拉克、抗议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攻击等活动，确实与爱国精神风马牛不相及，因此也难于推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程度。
那么我国到底有没有国家主权被侵犯的危机？
前首相阿都拉与时任国防部长及副首相的纳吉都有前往南中国海的我国南沙群岛军事基地巡视，这个行程当然不是度假，而是向一些国家如中国、越南、菲律宾、汶莱等宣示我国在南沙群岛的主权。
国际事务，变幻无穷，虽然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大纠纷，可是未来是难于预测的，毕竟那里的石油资源是巨大的吸引力。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得不前往中国、越南、菲律宾、汶莱等驻我国大使馆前示威，以宣示我国的主权，届时我们就拭目以待国人的爱国精神如何表现吧。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1月19日）
等待展現愛國精神
不需要認識林冠英——檳城的與衆不同
首相纳吉在第二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如果没有华社的企业、专才和贡献，我国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而且也无法于2020年达到先进国的目标。
纳吉的这一番言论，也引起中文媒体的注意及大事报道。其实打从英殖民时代开始，华裔先贤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打拚了，直到今时今日，国家的繁荣也是累积了几代人的努力与心血，这些已经是事实，也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可是为何华社依然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难道华裔几代人的种种事迹与贡献，真的要等待每一任首相提起或赞扬，才算是来自官方的一种肯定吗？
难道华团听到首相的赞赏，真的要表示勿沾沾自喜，才算是没有华人沙文主义的展现吗？那未免太患得患失了吧。
坦白说，首相纳吉在第二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的演讲，除了赞扬华人的企业与专才之外，并没有提到多少有关经济发展的新意（也许之前已经提出太多了）。反而槟州首长林冠英在该会上的演讲，提出两项重点，宣示了槟城吸引外资的方法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引起大家的注意。
林冠英表示，槟城给于投资者最好的投资机会，那就是实施公开招标政策。他说：“在槟城投资不需要依靠人脉，不需要认识谁或槟州首长，你只需要认识我们的法律和条例即可。”这是第一个重点。
在华人社会中，除了香港与新加坡之外，没有人想到槟城华裔首长胆敢说出这番话（尤其在我国，今年“贪污指数”（CPI）报告是4.4分，178国家中排名第56），对许多华人商家来说，确实是一种震撼。
众所周知，华人商家做生意讲求人脉，不过“人脉”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读。如果有机会前往法治意识偏低、讲究人情关系的国家经商或投资，便能理解关于 “经营人脉”背后一套具有高度腐败成分的官商游戏规则。
政府在社会是扮演一个平衡和整合各方利益的角色，并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有经营理念的投资者而言，讲法律、重条例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是重要的。林冠英大声说出“在槟城投资不需要依靠人脉”，说明槟城要吸引的是有经营理念的外资，而不是要当投资垃圾桶，什么乱七八糟的商人都欢迎。
林冠英提到的第二个重点是要把槟城打造成一个国际智慧型城市，他说：“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印度或亚洲的世纪，其实不然，应该说21世纪是城市世纪。”
根据世界银行估计，全球60亿人口中，目前有一半将居住在城市，而城市的重要及崛起，已经是不可忽略的世界趋势。
在亚洲，东京、香港、新加坡和上海是经典城市，然而另一群亚洲城市也快速窜起。《天下》杂志曾经把澳门、曼谷、首尔、台北、北京和台中列为以各种不同创意，走出自己独特风貌的崭新活力城市。
槟城要迈向国际智慧型城市，其中一个关键条件就是需要吸引更多人才，这一点，也是林冠英一直强调的。当然，他也非常清楚，一个成功城市的背后，都有一套制度在运行，那就是妥善规划、积极执行和有效领导。
清洁、卫生、方便、效率、环保等都是一个城市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城市居民的共识，如果这方面不完善，是不容易吸引人才前来居住的。目前槟州政府努力改善及推行各种民生、交通、卫生、环保等政策，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良好、舒适的城市居住环境。
在第二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上，林冠英以“只需要认识我们的法律和条例”和“国际智慧型城市”两项重点，向投资者说明槟城在未来发展的目标、角色和定位，也让槟城不需要活在吉隆坡的大城市光芒下，抱着“人有我也有”的想法，凭着岛上独特的风格与人文风貌，走出自己的路，让世界看见我们的与众不同。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1月12日）
新聞報道：林冠英：不能單靠中國，檳積極招攬外資
巫統大會的小框框
坦白说，本届的巫统代表大会，与去年比较，在政党气势、理念论述、党员凝聚力方面都逊色多了。
去年的巫统大会，纳吉挟着峇眼槟榔补选压倒性胜利的余威，并首次以党主席的身份发表演说，在气势上显得踌躇满志。在大会上，纳吉阐述全新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要带领巫统党员走出种族主义的圈子，以实现巫统成为维护全民利益的政党。至于党员凝聚力方面则可以从修改党章时（增加中央代表名额、取消提名固打制、增加女性中央代表等），2千名中央代表在欢乐气氛下，全体举手通过的场面中，显露无遗。
在去年的巫统大会上，巫青团长凯里提议以“马来人领导”取代“马来人主权”概念，并以“青年的5个原则”（团结、原则、包容、合时宜及积极），作为巫青斗争的全新方向。
今年凯里没有继续宣扬他的“马来人领导”概念，也没有继续推广“青年的5个原则”，反而不留情面地揭露巫青团的十大恶习，并大胆地说出巫统目前面对的困境。如果没有获得非马来人的鼎力支持，再加上回教党和公正党的崛起，来届大选国阵可能失去高达50个国会议席。
凯里的讲话显示了巫统党员（尤其是巫青团）必须减少偏激的言论、种族主义的思想，并接受开明、公平、民主思维的改变，以免失去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包括马来人）的支持。
今年纳吉在巫统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讲话，应该是他赋予逾300万名党员的最重大的任务与责任，那就是捍卫布城、捍卫政权。党主席公开作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呼吁，在巫统大会上确实是罕见的，甚至在马哈迪时代，巫统闹分裂时，也不曾听闻类似捍卫政权的呼吁。
纳吉的捍卫布城的呼吁，显露了巫统与国阵在面对下届大选时，面对民联强势崛起的最大隐忧，因为308大选的大挫折，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他的捍卫政权的呼吁，也算是符合了政治评论界的猜测，来届大选很可能在明年举行。
虽然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一年来经过公共体系和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可是实际的理解与理念的贯彻，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到位。过去一年，土著权威组织的嚣张叫嚷，或多或少冲击纳吉的包容与开放的政治模式，也令纳吉不得不回应或者不得不做出调整。
基于土著权威组织的动作频频，即使在纳吉的演讲稿不曾出现“土著权威组织”的字眼，可是他还是不得不提到公民权和马来人地位的课题，而中央代表也不例外地谈论那些多年以来纠缠不清的固打制、股权分配、拐杖论等话题。
巫统大会议长巴达鲁丁甚至不顾自己主持的独立身份，跳出来参加辩论，指责华人经济大会上建议逐步取消30%土著股权固打制，以及警告马华总会长蔡细历的做法，曝露了巫统内抱持马来人至上思维的右派，依然拥有相当的势力。
连续两年，凯里的言论不再偏激极端，响应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但是巫青团会接受他吗？有人说，这位没有官职的巫青团长，在下届党选时是否还有机会当团长，还是一个未知数。
除了引人注目的捍卫布城的呼吁之外，纳吉依旧跳不开种族权益的小框框，要求马来民族要自强不息，不要沦为“乞讨”民族，重复自马哈迪时代以来，在巫统大会上，已经听了几百遍，马来民族必须自强的叮咛。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29日）
預算案與百層大廈
据说首相兼财长纳吉为了不让国人把2011年财政预算案的注意力，只是聚焦在烟酒“罪恶税”是否调整，因此在公布明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前10天，所有品牌香烟的售价先调升，其中20枝装香烟起70仙。至于另一个经常被“开刀”的啤酒税，则是“额外开恩”，连续第5年没有提高（我国啤酒税是全世界第二高），让酒客可以放心地喝几杯。
虽然“罪恶税”没有成为明年度预算案的焦点，但是纳吉宣布将兴建高100层的“独立世代”大厦，预期5年后完成，并成为国家的新地标的消息，则成为在野党及舆论聚焦批评的目标。
100层的“独立世代”大厦如何能够成为国家新地标？全世界最高的大厦在杜拜，高达108层，而“独立世代”大厦比台北101少1层（不过高度比台北101还高），单单从宣传角度来看，100层的“独立世代”大厦已经没有什么噱头了，至于新地标的说法，也只不过是“自己讲自己爽”而已。
对于类似耗资50亿令吉百层大厦的大工程，坦白说国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马哈迪时代，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类似的庞大发展计划，而在当时的国家宣传媒体大力宣扬下，呈现一种已经与先进国平起平坐的假象（当年确实有不少人相信这套宣传），然而今天国人已经清楚见识这种庞大发展计划所带来的种种浮夸与浪费，以及计划背后的种种所谓“官民合营”的利益输送与腐败。
其实首相纳吉清楚类似百层大厦的发展计划将面对的各种批评，可是他不得不走这条庞大发展计划之路，因为这种计划一旦执行，短期内将带动经济蓬勃发展，而蓬勃的经济是执政党在大选中最有力的宣传（说白了就是政治算计）。至于这些庞大发展计划是否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还是又一项浪费纳税人的钱的典型例子？则以后再说了。
虽然南北大道公司被UEM和公积金局联合收购，首相也宣布4条大道在未来5年不调高过路费，可是政府还是要付高达50亿令吉作为不调高过路费的赔偿，而目前政府尚拖欠南北大道公司约25亿令吉之前的赔偿金。大道合约里的每3年调高过路费条文，是国阵政府无法面对人民的其中一个死结。
首相纳吉宣布成立国家薪金理事会，以制定合理薪金制度，这项措施来得正是时候。根据世界银行调查，我国在过去15年来的薪金增长率只有2%，但是生活费却增加15%。这种钱不够用的状况，并非工人不努力工作，而是努力工作也只能达到三餐温饱而已。通过制定最低薪金制，数十万名工人的生活将获得改善。
2011年财政预算案是纳吉的新经济模式、经济转型计划以及10年内达至高收入国的第一个财政预算案。为了要达到高收入国目标，经济转型计划必须依照进度有效执行，确保达至最少6%的增长率，这份财政预算案的总开销也是我国史上最高的。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22日）
劉曉波的一點點努力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公民刘晓波，对于一般人来说，刘晓波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刘晓波在2008年起草“零八宪章”，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民主化与提升人权，让中国公民清楚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
刘晓波推广的“零八宪章”获得逾千人的签名支持，但是这种行为不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同，因此在2009年年底，他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11年。他也成为自二战后首位身处监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
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政府而言，确实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在他们眼中，一名“鼓吹中国分裂甚至瓦解”的罪犯，凭什么得奖？他们认为这是其中一项“计划”，或者说西方以人权作为武器、以人权作为威胁、以人权作为借口，主要目的是打击中国政府的威望，又或者说目前西方正处于经济衰退时期，而中国正在崛起，西方不想看见一个强大的中国，因此时时刻刻要围堵中国、为难中国，不论是在经济或军事或评论领域。总括来说，就是“西方阴谋论”，而这个所谓“西方”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基本上是指亚洲以外的国家。
这种所谓“西方阴谋论”的论调，也不是中国政府“专用”的，我国在1980及1990年代，也曾经大量充斥类似论调。
在马哈迪时代，有段时间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大量外资涌入，国家正朝向先进国迈进（2020宏愿），一时风头无人能及。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常常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爱找一些大国或邻国来呛声，以展现自己的声望与自信。
在当首相的22年期间，马哈迪仿佛是一个战斗力极强的自由搏击选手，在国际外交上，他不怕得罪许多国家眼中的大国，只见他左勾拳击中英国，右拳直打美国，左脚猛踢澳洲，右脚横扫新加坡，基于种种经济、外交、主权问题，这些国家都曾经与我国“交恶”，而马哈迪都毫不留情地给与痛击一番。
在那个年代，马哈迪也爱用什么“西方阴谋论”来指责西方国家，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总而言之，只要不符合他的利益（不是国家利益），就是西方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或者西方国家的霸权等。
今天的马哈迪退而不休，时时对国家政策发表言论，可是他的言论似乎越来越不对劲，最令人惊吓的是他竟然坦诚自己是种族主义信徒！现在许多国人回想起来，才发觉当年他的展露的种种施政魄力，各项庞大工程，其实背后牵涉种种金钱政治、利益输送；当年他大胆地在国际上呛声，指责西方国家霸权，其实背后有着转移国民注意力的算计以及利益受损的愤怒，而当年相信他的人民，今天难免会叹息。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公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只要是拥有绝对的权力，他肯定绝对腐败。刘晓波所做的一切，就是要防止中共走向绝对腐败的绝路，而遗憾的是他的一点点努力也不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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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
鄭丁賢：和平獎第一人
《褻瀆和平》
作者：鄭丁賢
大馬華人社會，有一種怪現象。
如果你批評大馬政府，大家都很高興，說你是正確的，正義的，勇敢的。
如果你批評中國政府，大家會很生氣，說你是錯誤的，無知的，搞破壞的。
這是我的親身體驗，屢試不爽。
譬如，就在我寫了〈和平獎第一人〉之後，收到了許多讀者的電郵和傳真；罵劉曉波是罪犯，罵鄭某反華，連挪威和西方“帝國”也被罵得一塌糊塗。
一位讀者來信說：“……這符合鄭先生一貫的崇尚西方議會民主的立場，對於西方人提倡的人權、民主、自由……，未能跳脫這一框框，經常為文“形而上學”，天馬行空，陳腔爛調，見樹不見林，自以為是，應該去換一個腦袋了。”
好可愛的讀者，後面一連串的形容詞，夠他搜盡枯腸的了。
這些讀者能夠為一種情感，以及想像，那麼認真和努力的辯護，也算是難得的情操。
但是，為甚麼每一次討論到中國的問題，總要分西方和東方（中國），中國有特殊國情，不必學西方的。
而談到馬來西亞的問題，卻以西方是為標準典範，乖離了西方價值，就是錯的；似乎只有中國有國情，大馬和其它國家都沒有。
譬如，人權、民主、自由對於中國，是西方的東西，不適合中國，反而會害了中國。
但是，來到大馬，人權、民主和自由變成是正確和必要的，因為它有西方的成功驗證。
唔，孔子說，這是鄉願，對相同的東西，可以有兩種標準；西方人說，那是偽善（Hypocrisy），以為自己有一套價值信念，其實並沒有，而是隨著自己的愛惡來決定。
劉曉波是罪犯，不應該得到和平獎；蘇聯時代的索忍尼辛也在禁錮中得和平獎，他被世人推崇為俄羅斯的良心。
劉曉波的《零八憲章》破壞穩定；捷克和平獎得主哈維爾的《七七憲章》，被奉為現代文明之聲，爾後哈維爾還獲選為總統。
噢，他們有一個標準答案，中國需要“穩定”。
為何只有中國需要穩定？大馬不須要嗎？美國不須要嗎？
“穩定”這個大帽子套下來，一切問題，包括專制、貪污、逼害、侵犯人權、豆腐工程、黑心產品、愛滋村、貧富差距……，都是合理的，可以忍受和接受。
或者，這些人士可以串連起來，秉持中共教誨，公開呼吁大馬也要一黨專政，廢除選舉，打壓言論自由，非法禁錮……，做一個“穩定”國家。
10月19日，華總會長方天興表示：
和平獎頒給劉曉波
“存有對中不利陰謀”
10月21日，董總發表以下文告：
董總：破壞中國和平穩定
頒獎劉曉波含政治意圖
（雪蘭莪‧加影20日訊）董總遺憾並譴責諾貝爾和平獎遴選標準含有不良的政治意圖，並表明堅決反對任何人或機構利用任何借口干預中國的內政，以及破壞中國和平穩定。
董總今日在文告中說，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遴選委員會不顧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對，把和平獎頒給了劉曉波。
“諾貝爾和平獎的遴選委員會漠視中國人的民族尊嚴，嚴重干預中國內政的做法，違背了世界各國愛好和平和主持正義的人士的意願，使諾貝爾世界和平獎成了世界的笑柄。
“前一回它頒給了流亡在印度鼓吹西藏獨立的達賴喇嘛，干預中國內政，破壞中國的領土統一和主權完整。此舉已經遭到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以及嚴重抗議和譴責，諾貝爾和平獎遴選委員會並不以此為戒。這證明他們一意孤行，敵視和挑釁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文告強調，董總堅決認為中國的安定、和諧、團結、統一，是維持亞洲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
星洲日報鄭丁賢撰文《此一時，彼一時》反駁這些華團領袖沒有原則！
《此一時，彼一時》
作者：鄭丁賢
我找出兩份資料，予以節錄；雖然有些枯燥，但都是重要文獻，敬請大家耐心一讀：
第一份：
1.自由：爭取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等權利；
2.人權：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3.平等：公民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
4.共和：要求“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
5.民主：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
6.憲政：主張以法治限制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
第二份：
1.政府所有政策必須符合聯邦憲法、國家原則及聯合國宣言，以確保基本人權及民主權利不受侵害。
2.我們認為，平等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是促進國民團結和國家進步的先決條件，唯有在自由、民主及平等的基礎上，國民才能團結一致。
3.我們要求政府尊重人民在結社、集會、言論及出版等各方面的基本民主權利。
讀完之後，請大家想想，兩者有甚麼差別？
文字雖然不同，理念是一樣的。
第一份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起草，獲得中國知識界和民運界連署的《零八憲章》。
第二份是1985年大馬全國華團發表的聯合宣言，簡稱《華團宣言》。
《華團宣言》可以和《零八憲章》相輝映，它代表了人類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努力，以及不屈服於強權的精神。噢，沒有東西方之分，也不會有東南亞和東北亞之分。
在中國，劉曉波被逮捕，判刑11年，關鍵在於《零八憲章》。
在大馬，華社組織，包括董教總，當年被馬哈迪政府視為反動、極端組織，連帶的華教人士在內安法令下被逮捕，這和推動《華團宣言》，以及後來的《華團大選訴求》有直接關係。
而今，當年簽署《華團宣言》，推動《大選訴求》的華團，包括董總，發表聲明，指稱劉曉波獲頒和平獎，是破壞中國的和平穩定。
它們忘記了《華團宣言》的主張，也把以前掛在嘴邊的“民主、人權、自由、正義”都擱在一邊。
它們甚至只是把中國政府的聲明，剪下和貼上，連“劉曉波如何威脅中國穩定？”，“諾貝爾委員會和西方陰謀有甚麼關係？”，都不願思索和解釋。
如果中國當局可以因為劉曉波的非暴力、和平漸進的改革，而將他送進牢裡，同樣的，大馬政府當年褫奪林連玉的公民權，豈非很有道理（而且還算是客氣了）？
而馬哈迪當年以穩定為由，將華教和異議人士送進甘文丁監獄，也應該鼓掌叫好才是。
以後華團再反對這個，反對那個，政府干脆就把華團關掉，以維持穩定和諧，那就師出有名了。
否則，我實在看不出這些華團的原則和道理。
《威權塑造偏狹心靈》
作者： 梁文道
上星期我在一間大學遇到一位內地來港生，他說劉曉波先生獲獎一事在同學圈中引起了不少爭議，很多人認為這是西方世界“別有用心”的動作，意在打擊中國政府的形象，他想聽聽我的看法。
於是我告訴他：我不關心也無從得知任何有關“用心”與動機的問題，但效果上這個獎確實是對中國形象的挑戰。
這位同學聽完之後便 說：“哦，所以你也贊同這是西方刻意而為的行動”。
他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我只好鄭重地再強調一遍：“請注意，我談的只是實際效果，而非用意與動機。因為我們不夠材料去談用意的問題，更沒有材料說明評審委員會和所謂‘西方’的關聯。”可是最終我也不敢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聽懂我的話。
因為監獄與類似監獄的枷鎖不只規訓我們的肉體，它還會改變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
一個威權政府不只限制了人民的種種權利，它還會塑造出一種偏狹的心靈。威權本身已經夠可怕了，但它更可悲的地方是連它的反對者也變得和它很像，大家共同使用一種語言以及同一種思考方式；儘管這群反對者在人格上並非不值得大家敬重。
生活在長期的監控狀態下，四處皆是敵意的狐疑目光，劉曉波先生至為可貴的一點還不是他的勇氣， 而是他清醒地洞察到這等局面的影響，不讓自己墜入到非敵即友密雲滿佈的困局：“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以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故此，我雖不能肯定劉曉波先生獲獎的意義，也不想討論這座獎項的價值；但我可以憑藉人所共見的信息與資料確定劉先生是一個光明、慈悲與和平的人。區區一座諾貝爾和平獎既不能使他增輝，也不能令他失色，這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比甚麼獎牌都還重。
好好讀書，什麽都不要管？
最近在几个朋友的面子书上，不约而同地看到他们分享的一则短片，该短片显示一名看似10岁左右的小孩在档口炒饭，他的手势纯熟，态度认真，与成年人的熟练度不差上下。我曾前往这家咖啡店用餐，吃过他父亲的炒面线（由于味道可口，所以需要等候），也见过这位小当家，他确实相当努力，帮忙开档、捧菜、收钱等工作。也许习惯工作的关系，他的样子也比同龄小孩看起来成熟多了。
许多年轻朋友纷纷在面子书上留言，赞赏这位小当家的努力与懂事，也感叹现在小孩的“笨手笨脚”。其实“笨手笨脚”的不只是小孩，许多年轻人连煎蛋都归类为“厨艺”的一种，因为他们多数只会煮快熟面，而且还是杯面的那种。
在1970年代许多小贩在做生意时，是全家出动的，所以几乎处处可见小当家的身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一位小男孩，他站在木箱上炒粿条，当年的我（年龄比他大不了多少，）乎用崇拜的眼神看他表演。除了炒功之外，他还得加火炭、扇扇子，以保持火候，不时从木箱上跳下跳上，因此说是表演并不为过。
现在的父母，常常会对孩子说：“你只要好好读书，什么都不要管。”或者“你的工作是读书，家里的事都不用理。”所谓的“不要管、不用理”，通常是指家务或者需要劳动的工作，所以孩子变成“笨手笨脚”都是拜父母所赐。
许多父母对教育有一种错误的迷思，以为“只要把书读好”，孩子就能出头的一天，其实不然。教育的重点不完全在朗诵、记忆教科书的一切，然后把标准答案写出来，因为那只是最基本的读、写、算能力而已。
教育理念是涵盖发展学生的解决问题、沟通、合群、纪律、习惯、自信、独立等能力，而做家务是其中一项让孩子在家里就能够学习以上的能力。我和弟妹在小学毕业前已经学会洗校鞋、摺收衣服、扫地、抹窗、抹地、洗厕所、换床单、大扫除等家务，在那个年代长大的孩子，确实比较不会“笨手笨脚”。
现今父母热衷于让孩子学习各种所谓的才艺，如绘画、音乐、舞蹈等，希望孩子能多才多艺，具有艺术修养，可是到了少年时期，这些孩子个个依然房间不懂整理、杯子盘碗不懂清洗、吃饭不懂盛饭、客人上门不懂倒茶、出门不懂收拾行李，简直像一个生活白痴似的，唉，就算多才多艺又怎样？
不要小看这些处理家务的能力，许多孩子就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与习惯，在住进大专宿舍时，常常引起同房的不满，甚至起了冲突。
欧美国家的孩子，18岁后挥别家人，独自升学或就业或前往国外，往往自信地踏出家门，坦然地走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我们的孩子，在18岁时还得父母担心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即使他们敢离开家人，前往外州或外国升学，父母也往往担心得泪眼相送，甚至每天拨电慰问。
这种情况，说得好听是“天下父母心”，说得难听是家庭教育有待改进。
我的外甥今年上一年级，妹妹教他自己洗校鞋、自己整理房间、出门自己收拾行李，他很快就学会，也乐意去做，我知道后拍手叫好。孩子需要学习自己动手做东西，他们会从完成工作后获得自信与满足感，而这种学习从做家务开始最为恰当。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12日）
小破壞拖累大計劃
上个星期由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领导的表现管理和传递单位（PEMANDU），向国人展示了“经济转型计划”（ETP），作为在10年内达至高收入国的规划之一，而有关计划以12 项经济关键领域（12 NKEAs）（12个深具发展潜能的经济领域）作为未来10年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并以131项先行计划和60项商机的总投资额高达1.38兆令吉来达到有关目标。
“经济转型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希望我国在2020年的人均收入提高至4万6千550令吉，中产阶级人数将增加64%或280万人，高收入阶级则增加3倍或130万人，而要达到这项目标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在未来10年，我国每年平均成长率须达到6.5%。
在投资额方面，1.38兆令吉资金的92%将来自私人界，其余8%来自政府，这显示了私人界将扮演吃重的角色，符合第10大马计划，私人投资每年增加12.8%的目标（每年大约1200亿令吉），也满足私人界的期盼：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然而这项提升私人投资的意愿是需要政府努力推动的，因为从2005年到2010年之间， 我国的私人投资总额只达到马币4100亿元，平均每年只有680亿元的投资，与1200亿令吉的目标是有一段距离的。
根据资料，我国在1990至1997年期间，每年平均成长率是9.1%，同时期的私人投资每年平均成长率高达16.2%，可是过去8年，平均私人投资成长率只有1%。评论认为，私人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共投资与官联公司（GLC）垄断国内主要经济领域，导致私人界缺乏投资项目与意愿。
虽然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在解说“经济转型计划”时，表现出认真与热情的办事态度，有人更觉得他有苹果电脑的创办人贾伯斯的风范，可是独木难支，即使有首相纳吉的加持，也不见得他能够得到来自官僚体系的全力配合。
关于我国公共体系的弊病，长年以来都无法有效解决。我曾多次在本栏提到，我国公务员长期以来面对各种内忧外患，内忧是“三低”的弊病：管理能力低、工作效率低、人员素质低；外患则是受到贪污的诱惑，以及政治的干涉。
除了上述的内忧外患之外，直到最近，国人才发现原来高级公务员拥有的权利之高，竟然是部长也无权定夺他们的去留。两名国中校长发表种族极端言论事件，过了约一个半月，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才表示，他没有直接采取行动对付的权力。
不要以为这件属于教育部的事，不会影响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经济转型计划”，因为有关政策的执行，需要各个相关部门高级公务员的全力配合。如果教育部长没有权利对付逾2000名属于高级公务员的中学校长，那么其他政府部门的高级公务员，各个部长也无权对付了，换句话说，可能有高达数万名高级公务员，是手持“免死金牌”的。
有句话说，魔鬼在细节里，这群公务员往往就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对于各种政策有一套我们耳熟能详的应对方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有种种小破坏的心态如官僚态度、繁文缛节、种族歧视、有意刁难等，导致各种国家政策实行起来事倍功半，最终成了劳民伤财的失败计划。
坦白说，国人对于这个琳琅满目的“经济转型计划”，几乎都抱着观望态度，因为大家心里清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全看官员的作为了。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1日）
“外資聘用外勞”的困境
首相署刚刚举行“经济转型规划方案”展示会，为新经济模式设立3 大目标，其中一项为提高国民收入。该方案预计10年后人均收入能提升至4万6千令吉，中产阶级人数将增加64%或280万人，而高收入阶级则增加3倍或120万人，同时估计有60万人将摆脱最低收入水平。
如果有关方案成功落实，那确实是大喜讯。根据2009年全国职业收入研究，国内130万名员工中，约34%员工每月薪金少于700令吉，比我国的720令吉贫穷线还来得更低。
上个月柔佛新山地不佬第四工业区电脑硬盘厂外劳闹事及罢工事件轰动全国（幸亏无人跳楼，不然的话就出现大马版“富士康事件”），这群外劳提出8 个要求，其中一项是要求增加底薪，从每月420令吉，提高至546令吉。
如此偏低的底薪，确实让许多国人吓了一跳，据说这家工厂聘有5千人（是典型的劳力密集电子电器装配工业），难怪类似的企业常常投诉本地工人难找，还时时要求政府检讨外劳聘用政策。
我曾经在本栏的《最低薪金制：企业的挑战》一文中提到，“由于我国过于依赖外劳，或者容易雇佣外劳，导致许多企业与商家过于注重人事成本，而缺乏考量如何提升生产效率，或改进生产流程，或开发新产品等能够产生附加价值的方法。”
目前我国积极吸引资本密集高科技工业的外资，可是本地员工素质无法提升（人才长期外流），导致前来我国的外资还是以劳力密集的装配工业为主，而这些外资聘用的员工几乎都是以外劳，有评论认为，我国已经陷入“外资聘用外劳”的困境。
为了要达到每年6%的经济增长率，政府需要私人界积极投资（每年要增长12%），因此“外资聘用外劳”确实给政府带来两难的问题。如果类似问题不尽快解决，我们可能沦为另一个菲律宾。
菲律宾有9千万人口，可是有超过1千万人离乡背井在全世界打工，当然最为人所知的是菲佣，她们“价廉物美”，最受香港与台湾中产阶级欢迎。除此之外，全球的酒店、客轮等都可以看见菲律宾工人的身影，从清洁工人、厨师到船员，几乎无所不包。
这1千多万海外工人，对菲律宾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做出巨大贡献，可是菲律宾的繁荣是一种假象，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依靠输出人才（大学生当家庭女佣）、依靠海外国民汇回来的金钱来维持国家发展的。
同样的情况，我国不能继续依靠“外资聘用外劳”的模式来生存，虽然它短期之内可以为国家继续带来经济成长，可是长期依赖它的话，整体产业结构无法提升，更糟糕的是我国工人的薪金水平将继续被压低，目前我国有40%的工人阶级和家庭处于贫穷边缘，家庭收入每月不足1千5 百令吉。
纳吉政府提出的新经济模式，基本上是要摆脱“外资聘用外劳”模式，转型为高科技产业，借此迈向高收入国。下个月最低薪金制模式报告将出炉，人力资源部将以地区划分来制定最新薪金制，以符合不同经济环境与需求。
我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政府执行力的强弱是关键，最低薪金制如何实行，可以作为其中一项指标。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24日）
在曼谷體會文化創意產業
上个星期乘学校假期之便，我和太太飞往曼谷走走看看。我们曾经到此游玩，也去过多处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不过那是约15年前的旧事了。现在的曼谷，确实不再是15年前的模样了。
今天的曼谷，在全球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中，它经常高居亚洲第一，每年吸引1400万游客，其中接近四成是欧美人士。之前的红杉军暴动事件（遭烧毁的购物商场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重建工程），令曼谷的旅游业大受打击（至今依然有炸弹威胁），导致最近曼谷国际机场也难以出现人潮汹涌的盛况。
两年前台湾《天下杂志》以新创意、新活力和新风格为准则，选出4个亚洲独特风貌的城市，分别是曼谷、首尔、澳门和台中。在全球化的时代，曼谷最能代表多元价值的创意城市。
近年来，来自泰国的创意，不论在设计、广告、电影、餐饮、spa等领域，都有显著的成绩，并获得国际的关注。其实泰国已经不再是残留在许多上了年纪的国人的记忆中，那个穷困、落后，依靠色情业吸引游客的国家了。
冲着泰国的创意，在曼谷旅游期间，我从旅游资料中得知有两个地点是值得一看，那是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BACC(Bangkok Art & Culture Centre)和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TCDC(Thailand Creative & Design Centre)。这两个中心有一个共同点：坐落在人气旺盛的购物商场区域。 
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对面就是MBK购物商场，从捷运站出来，可以直接走进该中心的3楼。中心大门外有几个大型装置艺术品（时常更换），相当枪眼，这里不用门票、免费入场，里面有画廊，讲堂，工作室，多功能会议厅，小商店及餐室，艺术图书馆等，吸引许多年轻人前来参观（坐落在购物商场区是有其用意的）。
圖片説明：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BACC(Bangkok Art & Culture Centre)外的裝置藝術。
圖片説明：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内部。
圖片説明：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舉辦的畫展，畫家以泰國紅杉軍示威為題材。
圖片説明：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附屬圖書館。
当时该中心楼上是一位居住在曼谷多年的日本人所经营的画廊，邀请20位画家做联合画展， 而楼下则办泰国环境保护摄影展，是一位泰国的环保人士的遗作。中心有多间小商店售卖年轻设计师的各种产品，如服饰、装饰品等，也有特色咖啡馆，而最吸引人 之处是底层的艺术图书馆，室内设计典雅、简洁，是看书的最佳环境。
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则坐落在Emporium精品百货公司的6楼，而其现代设计装潢、时尚风格，与高档百货公司不分上下。我进入参观后（外国人需要出示护照登记），可以这样子说，这里是设计师的学习、寻找资料及材料的宝山，因为除了有与设计相关的英文书籍与资料之外（建筑、服饰、平面设计、摄影、品牌、版权等），它也收集了全世界超过5千种设计材料，从纸张、建筑到室内设计材料都有。
圖片説明：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TCDC(Thailand Creative & Design Centre)。
圖片説明：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的設計師產品展覽角落。
圖片説明：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的設計師產品展覽角落。
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是官方机构，属于泰国首相署属下的知识管理与开发办公室所管辖，也是泰国政府致力开发文化创意产业的典型例子。该中心也设有展览厅，所有展览都是免费参观，里面也有设计产品商店，咖啡馆（不是美式连锁咖啡馆），装潢时代感，与中心设计风格一致，更难得的是该中心几乎满座，证实了泰国设计人才涌现的事实。
圖片説明：坐落在Siam Square的著名創意小吃點Mango Tango。
圖片説明：Mango Tango内部的牆壁。
圖片説明：Mango Tango的招牌套餐：芒果汁、芒果、芒果布丁和芒果冰淇淋。
在 曼谷旅游期间，无论在Chatuchak周日市集，还是市区百货商场，都可以看到许多年轻设计师创业的小摊格和小店铺，售卖产品以服饰和装饰品为主，除此 之外，泰国本土创设的餐馆、咖啡馆、冰果店等，也具有独特风格，从室内装潢、食物味道到品牌建设，标准与规划都不输国际连锁品牌，而这一切新创意、新活力 和新风格的背后，有着官方多年努力推广与支持的痕迹。
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在国外已经是许多政府极力发展的方向。在曼谷，它已经开始逐渐成型了，可是在我国，它对官方机构而言，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这也是令人不禁感到担忧的事。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17 日）
馬來文：必要掌握的義務
近年来治安败坏，许多住宅区频频发生偷窃、抢劫案件，为了制止情况恶化，警方寻求民众协助，因此常常举办警民对话，彼此交流，共同防止罪案发生措施。在类似的会议上，常常可以听到民众提出这样子的要求：最好有懂中文的警员，以协助不谙马来语的民众。
有次我读到这样的报道，有位华裔警长在对话时表示，如果是老年人的话，提出类似的要求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对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应该的，毕竟马来语是我国的国语，我们应该懂得讲马来语才对。
这位华裔警长说得没错，马来语是官方语言，而我国实行国语政策多年，50岁以下受过教育的国民，基本上是应该懂得使用马来文的，除非是文盲，或长居国外，或歧视马来文的极端人士。
在我中学时期的1980年代，SPM的马来文成绩，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升学道路。那年，我的马来文考获7（及格），SPM文凭成了B等，不能升中六（当时私立学院不普遍），只好上班。我总认为学校教导的马来文程度相当高，即使SPM马来文只是及格，我也看得懂马来报章与电影、听得懂马来新闻播报。
后来中年重返校园，由于SPM的马来文成绩不是6以上，所以必须报读大专马来文科目。当马来讲师发回第一份作业时，他问我为何来上课？我如实回答，他不可置信，因为我的水平与其他同学比较（独中生和外国学生），相差太远了。
坦白说，多年来华社对于学习马来文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矛盾的，一方面清楚它的地位，一方面则不积极，甚至有点抗拒多使用它。这种复杂与矛盾情绪的产生，与过去30年，国阵政府在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执行的种种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在经济方面，197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官员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许许多多严重的偏差，偏离了“消除平穷，重组社会”的原定目标，导致华社觉得没有分享国家经济蛋糕的机会。
在教育方面，华文教育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例如华小的拨款远远跟不上发展的脚步，至今依然必须依靠华社全力的经济支持。在文化方面，直到约15年前，像舞狮、舞龙这种表演文化，才没有获得当局的积极干涉，这种情况是今天观看中文电视节目和聆听中文电台长大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长年以来面对各种限制，导致许多华人产生一种“移情作用”，对于马来文的学习，产生一种抗拒、甚至不屑的消极态度。最近10年，中国经济势力大增，中文的价值日益重要，更加剧一些人的功利观点，认为学习马来文是浪费时间等。
其实，作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有学习马来文的义务，它是官方语言，有一定的语文地位，不要忘了，议员在国会或州议会为民众争取权益，必须口操流利的马来语。除非不认同这个国家，要搞移民，不然的话，持有马来西亚身份证是没有理由歧视自己国家的官方语言的。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10日）
《南洋商報》社論：《學習國語天經地義》
言論自由：結實的共識
上个星期，通过面子书在网络上传播的讯息，我和多位朋友都有出席“言论自由进入寒冬？”讲座，聆听时评人唐南发，媒体人林宏祥和电台DJ迦玛畅谈言论自由在我国的言论空间所面对的各种局限、打压的困境。
当晚的演讲厅不大，人群陆续近来，因此显得相当拥挤，而迟到的人还得站在演讲厅外。演讲厅内，主讲人的激情与群众的热情，在不大的空间里交织成一股反对威权打压的强烈声音。
言论自由是民主国家的人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专制国家必须严厉地全面控制的措施之一。我国言论自由的开放程度，多年以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言论空间，时而严格控制，时而稍微放松，全看掌权者面对“打压言论自由”的压力时，所作出的回应。
龙应台在《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演讲中提到：“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经过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治生态，台湾人民对于权力的腐败和压迫的来源，有了深刻的体会。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电视台、电台、平面媒体的言论自由空间，其压迫的来源不单单来自政治权力（虽然它依然是最大的力量），为了避免遭受干预言论自由的指责，政治权力常常间接使用压迫的手段，通过各种不同的管道（广告、收购等），迫使媒体“自律地”、“自我设限地”过滤一些人不愿看见的新闻与评论。
21世纪的今天是网络时代，而网络世界是一个不容易强制审查的自由世界。通过面子书在网络上传播的讯息（比简讯更完整、更广泛），当晚的听众从另一个传播领域获得不能过滤的消息，这也证明了控制传统媒体已经无法完全控制言论的散发与传播。
根据《亚洲周刊》报道，在短短半年间，香港网上电台数目飙升至逾700个，收听率也急升。黄毓民主持的《毓民频道》电台政论节目，点击率高达20、30万次，是香港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网上电台。
香港网上电台大受欢迎的原因是没有审查，这也是当地主流媒体没有的空间，而它的听众以80 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占大多数。这两个原因恰好说明年轻人不喜欢他们接受的讯息必须经过审查，因为他们是网络世代，而网络世界是一个资讯自由流通的世界。
龙应台在1986年的台湾以及今年的北京大学说过同样的话：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而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席“言论自由进入寒冬？”讲座，彼此都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这也是龙应台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3日）
龍應台：《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
國慶日：懸挂國旗之外
8月底了，又开始出现国旗在大街小巷随风飘扬的盛况了。
记得3年前，国庆日高挂国旗的活动，曾经闹得沸沸扬扬，冲着一些政治人物高调宣称没挂国旗等于不爱国，街道上悬挂国旗的数目，确实多得让人觉得似乎要急于表态一些什么似的（陷入国旗挂得越多代表爱国心越高的荒谬心态）。
308 大选后，过去2年，这种炫耀、喧闹，甚至带有焦虑的悬挂国旗心态开始转向平和、正常，国旗随风飘扬的景观也显得不唐突了。
就在国庆日降临前的这段日子，虽然少了多挂国旗等于更爱国的焦虑，可是不时出现的一些具有严重种族歧视的言论，多多少少冲击着各民族欢庆国庆日的心情。也让我们有必要再冷静思考，迈向独立53年的马来西亚，她要走向何方呢？
首相纳吉一上任，马上提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强调各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性，以及展现多元文化的特性。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也凸显我国独立逾50年，但是一些牵涉种族的问题，似乎依然找不到双赢的解决方案。
我国种族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民族主义一直占据主流的政治思维。
某个政党为某个族群争取权益，各自族群都有自己所谓的民族英雄。如果政治人物有意忽略宪法的规则与精神，只强调民族主义或者用民族主义式的政治斗争，常常容易失控，也极少出现双赢结果，它往往以牺牲某个族群的利益来完成所谓和谐、团结的大目标，更糟糕的是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还被政治人物“美称”为“协商精神”。
坦白说，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的实行并不一帆风顺。无论在巫统党内，还是公务员体系，唱反调的噪音时时高调出现，纳吉在面对类似强势挑战时，也不得不作出低头的姿态。
Perkasa的依不拉欣阿里在土著经济大会上，当着纳吉面前呛声：“我们不同意新经济模式。”结果纳吉的经济政策来个大转弯， 30%土著股权的目标保持不变。 有了依不拉欣阿里的高调呛声，大家大概都会明白，最近2位国民中学校长以歧视与种族性语言嘲讽及训斥非土著学生的事件，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如果政治人物发表的种族性言论不受惩罚、如果国家干训局讲师发表的种族歧视性言论不受限制，那么身为高级公务员的中学校长，假如持有民族主义至上的思维，难道你相信他们嘲讽及训斥非土著学生时，会考虑说出这一番话的后果吗？
媒体人黄振威表示，如果当年为我国争取独立的各族领袖还健在的话，他们对于今天政治人物与中学校长发表的“外来移民论”及“乘客论”肯定感到惊吓。如果对这类煽动性言论的惩罚只是打手心的话，相信他们也不会感到高兴。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平等、人权、民主、自由、不分种族、不分宗教是当今世界潮流。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基本上符合目前世界潮流，只是不认同这种理念的人还真的不少。
国庆日即将到来，我们应该摈弃到底要挂多少国旗才算爱国的争论。除了悬挂国旗之外，我们更应该好好地想一想，对于马来西亚未来的走向，我们能够或者应该做一些什么，让她走得更大步、更健壮、更自信。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8月27日）
最低薪金制：企業的挑戰
那天和友人前往餐厅用餐，餐厅员工以外劳为主，在结账时，朋友发现账单有误，便指示外劳招待更改。他点点头取回帐单，可是再拿来时，问题并没有解决，朋友只好亲自到柜台和老板解释。
这间餐厅装饰堂皇，食物味道还好，只是外劳员工缺乏服务业的专业，除了语言不通，无法明白顾客要求之外，服务业应有的招待、整齐、卫生等专业，几乎完全达不到标准，但是该餐厅的收费还是依据餐厅的水平。
许多餐厅，包括连锁性质的，雇用外劳当招待，他们提供的服务水平，可想而知，可是这些餐厅还收取10%服务费，许多民众对此深感不满，觉得“货不对办”。一般人以为，餐厅唯有雇用外劳才能减低经营成本，可是跨国连锁美式快餐如麦当劳等，只聘请本地员工，摒弃外劳，每年继续开分店，不见得因为雇用本地员工而导致成本高涨、入不敷出。
由于我国过于依赖外劳，或者容易雇佣外劳，导致许多企业与商家过于注重人事成本，而缺乏考量如何提升生产效率，或改进生产流程，或开发新产品等能够产生附加价值的方法。
坦白说，人事成本只是其中一项经营成本而已，有管理常识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没有外在因素的压力，导致他们没有必要作出改变。
这样的“好景”不会长在，我国已经计划要减少外劳人数以及要实行最低薪金制了。人力资源部长苏巴马廉表示，根据2009年全国职业收入研究，完全由市场能力来决定员工薪金高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国内130万名员工中，约34%员工每月薪金低于700令吉。
我不清楚130万名员工是否包括合法及非法外劳，因为在大马生活的合法及非法外劳人数已逼近400万大关。如果包括合法及非法外劳计算的话，事实上约有50%员工每月薪金低于700令吉。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私人界的薪水在过去15年只增长2.6%，但同一时期的生活成本却增加了逾15%。由此可见，国民的实际收入非但没逐年增加，反而是逐步减少，甚至可以说是偏低了。苏巴马廉坦诚，我国外劳太多是其中导致员工薪金在过去10年来没有显著增长的原因。
每月薪金低于700令吉是什么概念呢？
我国的贫穷线是每月收入720令吉，换句话说，我国员工有34%的收入低于贫穷线！我国退休公务员每月最低退休金为720令吉，我实在无法想象，有什么理由让一位每天辛勤工作的工人觉得公平，因为他的收入竟然还不如一位退休公务员！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最低薪金制”研讨会上，只有大马雇主联合会反对实施最低薪金制，该会执行董事山苏丁巴丹指出，一旦政府决定施行最低薪金制，强制将目前薪资水平提升30%至60%，国内即可能发生大幅度裁员情况。
不过刚刚落幕的大马华人经济大会，通过的13项宣言中，其中一项是“促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原因是减少依赖外劳和促使我国转型而增加收入，以符合首相纳吉在2020年内迈向高收入国的目标 。
正如人力资源部长所言，完全由市场能力来决定员工薪金高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实行最低薪金制看来是势在必行，企业唯有做好准备，减少依赖外劳以及想办法如何提升工作效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不做出改变，只有被淘汰的结局。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8月20日）
零度容忍：執法的思維
还有一个月开斋节将到来，我国公路的交通流动量将升至最高点，而这也意味着交通意外也将攀升至令人担心的数据。每年警方与交通部的执法人员都实行各种取缔行动，希望警惕驾车人士，以减少车祸的发生，而其中一项引起争议的执法行动就是暗中抄牌。
对于暗中抄牌，朝野政党都有话说。巫青团长凯里认为是“未审先判”；回教党则成立反暗中抄牌委员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曹智雄表示，内阁认为不应该继续暗中抄牌措施；交通部长江作汉则反对以当场开罚单取代暗中抄牌，理由是更容易出现贪污与滥权机会。
其实反对暗中抄牌的重点是传票往往要3、4个月（可能更久）才寄给车主和公司，相关人士可能无法追查谁是司机，此外也有使用假车牌的可能，导致无辜车主惹麻烦。根据陆路交通法令，警方发出的交通传票通知书，必须列明违规行为、时间和日期，并在7天内邮寄给违规者。
出现这种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三流的执行力，这也是我国公共体系长年无法解决的弊病。
2002年，前任纽约市长朱里安（2001年时代杂志风云人物）在其畅销著作《决策时刻》讲述他如何运用“破窗理论”在其市政局管理中，让市政局的工作提升效率，8年内凶杀罪率共减少70%，到后来他成功带领纽约人从911的灾难中走出来。
因为这本畅销书，许多人对使用“破窗理论”来解决犯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几年前前警察总长韩聂夫在其专栏文章谈论警方面对挑战时，也提到这个理论）。
朱里安认为贯彻“破窗理論”的重点是“零度容忍”（zero tolerance），对于所有的小罪行，如到处涂鸦、偷坐地铁、路边撒尿、抹车窗借机讨钱等（当年曾经是纽约的“特殊景观”），全部被抓、被罚。除此之外，他更成功地把纽约市政局待决多年的5万张罚单全部捉拿缴款。
“零度容忍”的思维与做法是不轻易放过任何小罪行，以及快速处理罚单。这种快速、高效率的执行力，让市民刮目相看，不敢再随便违规，终于有效地解决了纽约之前小罪行泛滥成灾的问题。
我国执法单位的办事效率严重低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数据显示，2000至2008年的8年间，警方、交通局和隆市政局累积未缴纳的交通传票约1700万张（人口800万的纽约市才不过有5万张累积罚单），总额高达27亿令吉！而在1300万名驾照持有人当中，有至少130万人或10%是交通违规屡犯者。
副首相慕尤丁表示，暗中抄牌导致民众负担太重，因为有人接获几十张传票，无法缴交庞大罚款，同时也不准更新路税，因此需要检讨及寻求解决方案。
屡次违法造成罚款数额累积太高，导致民众负担太重？
难道这不是屡次违规者自取其咎吗？
这种“体恤民情”的说法简直莫名其妙！
正是政治人物的这种妇人之仁的思维和和稀泥的做法，造成我国公共体系的执行力无法提升的原因之一。
暗中抄牌不是问题，如果传票在7天内邮寄给违规者；当场开罚单也不是问题，如果没有贪污与滥权状况；累积罚款庞大更不是问题，如果政治人物没有“为民请命”的话。唯有摒弃种种纠缠不清的干扰，积极推行“零度容忍”的思维，我国的执法水平才能有提升的机会。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8月16日）
外資劇降：官員在攪局
上个星期，最引起国人注意的新闻，应该是槟城有位刘家二公子，在负责管理手上逾30亿令吉的投资基金之余，与国际名媛兼话题女王希尔顿参加狂欢派对，大开香槟的活色天香报道。不过，最引人关注的新闻，则是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2010年全球投资报告》，去年流入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只有44亿令吉，与2008年的234亿令吉比较，是猛跌了81%。
根据这份国际权威报告，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是每况愈下，1980年代是外资涌入的黄金时代，30年后，逐渐没落成为本区域外资流出量第五高的国家。
之前统计局的国际收支数据中已经呈现有关问题，过去3年出现资金净外流现象，2007年逾93亿，2008年飙升至261亿，去年则是229亿。这次联合国的年度投资报告，证实了外流的资金绝大部分是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国内企业扩展业务至海外。
坦白说，这份年度投资报告令纳吉领导的国阵政府难免感到难堪。国贸及工业部长慕斯达化提出多项解释，包括全球经济危机、我国基本建设饱和、外资项目需要提升、纺织家具热潮减退等原因，但是似乎没有抓到问题重点。
纳吉自去年4月上任以来，清楚我国面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因此他宣布一系列的经济开放措施，包括开放27个服务业的次领域，撤销30%的土著股权限制，其次是放宽投资银行、回教银行和保险业的外资权限，即由现有的49%增加至70%等，接着推行关键表现指数（KPI），以及即将推行的国家关键领域（KRA），针对公共行政传递系统做出的革新行动。
然而，去年政府的各种努力与措施，似乎不能立竿见影，只能把资金净外流稍微减低约10%（08年的261亿降至229亿），当然希望今年的情况会好转。
根据世界银行的《2009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外资在我国营商的前3项难题是官僚主义，贪污和罪案率，而这3项难题的核心点都指向公共行政体系。最近财政部副部长林祥才接受媒体访问时，坦率指出国内外商家认为有7大弊病导致外资不愿积极投资我国，这7大弊病是官僚主义、繁文缛节、小拿破仑 、招揽外资方式无实效、严重缺乏普通和技术员工、治安差和大马工业发展局（MIDA）官员招商时面对宗教局限。
基本上，去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和最近副部长的指责相差不远，而7大弊病之中，有5 个是和公共行政体系有关，换句话说，公务员的思维、态度、素质、能力等严重阻碍了外资前外我国的意愿。
外资撤离我国，影响甚深，因为不少中小型工业是依靠支援外资厂商生存的。如果外资前往印尼或越南投资，这群中小型企业也不得不出走，因此外资持续外流的背后可能是一连串国内资金出走的状况。
纳吉领导的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以及扭转经济劣势，陆续推行多项措施，从政府转型计划、第十大马计划，到新经济模式，但是他的种种努力，不时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导致有些计划必须做出妥协式的目标调整，有些甚至至今不能出炉。
如果不能果断地处理一些狭隘、极端的政治人物与嚣张、无能的官员，即使政府有再好的计划与政策，终究还是无法赢得外资的投资信心。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8月6日）
政治立場：公務員的護身符？
最近引起大家议论纷纷的话题应该是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与槟州联邦发展官聂阿里之间的开骂风波。
这场骂战的之所以引起全国人民注意与关注的原因，是芝麻小官反骂一州之长，而且还有几位巫统议员公然撑腰，在记者会上为他站台，听他出言不逊地谩骂首长林冠英“卑鄙、没教养”。
聂阿里的高涨气焰确实令人为之侧目，令公众对公共体系中小拿破仑，所能够展现的霸道，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当然，他敢敢如此嚣张，也是因为非常清楚自己后台的实力。
果然首相纳吉表示，林冠英不应该公开辱骂官员，即使官员做错，也要私下给予劝告。接着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马上出来挺下属，他认为聂阿里的自尊受到打击（林冠英指他为“最没用的公务员”），因此他应该对自己的指控做出反击。
日前纳吉口口声声说，政府机构容不下小拿破仑，因为他们是改革计划的主要障碍，但是像聂阿里这样态度嚣张、出言不逊的官员，他又不告诫或惩罚，因此民众对于小拿破仑公务员的理解，与他所指的可能有点不一样。
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表示，他不会更换槟城州联邦发展官，他甚至说，“如果每个州属的州务大臣及首长无法与联邦发展官合作，那怎么办？”难道言下之意，联邦发展官的地位（官阶）比州务大臣或首长还高？
公务员应该秉持中立的办事态度，这也是现代文官制度的基本专业要求。然而我国的公共体制，长期以来面对内忧外患，内忧是“三低”的弊病：管理能力低、工作效率低、人员素质低；外患则是受到贪污的诱惑，以及政治的干涉。
在内外夹攻之下，公共体系的价值观如责任、中立、法治、荣誉等，都难以在公务员心中产生激励作用，因此陷入随波逐流的陷阱大有人在。除了公务员雇用条列（不容易开除公务员）之外，公共体系的困境无法解决，还是有其他原因的。
国阵领袖维护聂阿里的动作，除了让民众怀疑政府的改革计划之外，也给120万公务员做了一个更糟糕的示范。当然，大家都清楚，在国阵执政逾50年下，我国百万公务员／官员，有一定的数量，心态上已经是党政不分了。
对于行政有意偏差或者受到政治指示，之前这类公务员的态度是“只能做，不能说”，可是现在出现像聂阿里的官员，受到执政政府的包庇，公然展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恃无恐，谩骂首长，相信不久的将来，这群公务员的态度会转变成“敢敢做，更敢说”了。
公务员也是选民，他们也投票，但是支持一种政治理念是一回事，听取政党指示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两种思维／态度绝对不能混淆，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了聂阿里事件，是不是意味公开表达政治立场将是公务员的护身符？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7月30日）
林冠英：《色盲》
范曉琪：《公務員須中立處事》
侯雅倫：《聶阿里的勝利》
鄭丁賢：《大小拿破侖》
僞公平：津貼的弊病
那天晚上与朋友聚会，笑谈间收到简讯，朋友通知5种统制品的价格已经做出调整，不久多人也收到相同的简讯。有人问，是否需要去添油？朋友回答，30公升的RON95汽油只要多付1.50令吉，你觉得有必要赶去添油吗？
隔天，家里煤气用完了，新价格的煤气每桶涨1.20令吉，妈妈说，煤气和白糖都涨价，看来咖啡店和小贩的饮料和食物也会跟着涨价了。
首相署的动作也相当快，隔了一天，各大报章皆刊登“津贴合理化计划的10项说明”，而其中一项就列明，减少燃料和白糖补贴后，各种饮料和食物的价格所受到的影响，它也注明，白糖涨价25 仙后，每杯拉茶的新价格应该从1.00令吉调至1.0155令吉，换句话说，就是不应该涨价。全国的咖啡店和小贩也明白，马上涨价肯定会犯众怒，看样子妈妈的预测不准了。
这次的津贴合理化计划，白糖每公斤上调25仙至1.90令吉，不过与泰国的2.60令吉和印尼的3.68令吉比较，依然有显著的差别，因此，相信猖獗的走私活不会减少。
只是有件事不能理解，既然白糖已经要涨价了，为何上个月贸消部还下令所有销售白糖等统制品的商家，必须申请零售执照呢？政府通过管制商家售卖统制品的措施，惹得贸消部和零售与杂货业界的关系一度闹得很不愉快，其实如果白糖的津贴继续减少，相信需要管制的措施也相应减低。
看了“津贴合理化计划的10项说明”，发现政府在列出削减津贴的原因中，除了国债将增加、国家会破产之外，尚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这是政府认为有必要调整的理由：“津贴计划没有效率，因为很大部分的利益只惠及富有国民，外国人和大企业”，“超过三分之二的燃料津贴都进了中高收入群及外国人的口袋，例如：驾外国豪华车的车主”，“大约70%获津贴的煤气被企业滥用，而不是惠及家庭”，“制造商使用的白糖量，比家庭多一倍”等。
上述理由也曝露了国阵政府常年以来在实行津贴计划时，采用一种齐头式的做法，或者抱着一种伪公平的思维，导致今天必须面对各种严重后果。
政府执行各种政策时，常常喜欢把“全体人民将受惠”等说法挂在口中，乍听之下，会以为这是“大家受惠”、“公平对待”的措施或政策，其实不然。政府之所以常常选用类似齐头式的分配（每人都得到），主要原因是容易及快速实行（不需要做遴选与评估工作），以及三大民族都得到好处（在多元种族社会，担心出现不公平，伪公平现象更容易出现）。具有类似思维与做法的政策，短期之内，出现一片大好的假象，长期实行，国家与人民，最终两败俱伤。
197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一个典型伪公平的例子。今天马来社会中，贫富悬殊现象依然显著，正如调整津贴的理由一样，“消灭贫穷，重组社会”的种种援助计划没有效率，让大部分的利益只惠及与政治人物有密切关系的朋党阶层，导致各种金钱补助都被滥用了。
这次津贴合理化计划可让政府在今年内，减少7亿5千万令吉的开销，不过与政府承认津贴计划没有效率的说法比较，长远来看，节省这几亿令吉将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因为正视问题的本质，摈弃伪公平的思维，采取正确的扑救做法，国家才不会陷入到底会不会破产的忧虑。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7月23日）
“華語人”：失去方言的群體
几个月前出席陈剑虹老师的新书《槟榔屿潮州人史纲》推介礼，有位潮州会馆的负责人在致词时，选用潮州话发言。从那位先生的年龄来看，他想必花了一些时间准备，毕竟不是懂得讲潮州话就能把演讲稿用潮州话表达的。
虽然我少于参与会馆与乡团活动，可是也知道通常在类似的活动，很少出现用方言主持或致词的情况，这是自80年代以来，华社推广“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的结果。
不过在30年前，情况有别。在我念小学的70时代，常常有机会领取琼州会馆（海南会馆的前身）奖学金，而在颁发典礼上，司仪用海南话念出得奖者名单。由于我是会讲一口流利海南话的海南人，所以没问题，可是我的太太就面对困难了（后来才知道她也常来领取奖学金），她们姐妹常常要祖父提醒才知道司仪已经在呼唤名字了，因为她们是讲华语的海南人。
我常常在想，我们是不是最后一代能够以多种方言沟通的华人？
我的福建、广东、客家、潮州、海南等朋友的孩子，几乎都不会方言，只懂华语，我常笑称是“华语人”。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连许多祖父母都用着带有浓厚方言口音，以及有点拗口的华语，非常努力地与孙子交谈了，我们又如何指望这些年轻的孩子学会方言呢？
许多香港、台湾、中国朋友经常赞赏我们的语文能力一流，几乎每个华人都能口操3至6种语言（包括方言），可是随着华语的强势崛起，这种多语优势已经逐渐流失了，而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我们似乎不觉得自己能讲多种方言是一种优势，可是却认同能学会华、英、马来、日、德、法、西班牙语是需要的。
在华社如火如荼地推广“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的年代，我们曾经相信华语能够团结不同籍贯的华人，华语是华人唯一的语言特征；我们曾经认为华语是“高级”、“受教育”、“有文化”的象征，相对的，方言被认为是“粗俗”、“难登大雅之堂”的语言。在那个民族文化处处受阻碍、排挤的年代，华语被放大、被提升到民族荣辱、团结的高度，是可以理解的。
梁文道在《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写道：“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国使用的标准语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当一个国家的标准语确立了，国境以内的其他语言当然也就成为了方言。”华社从来就不是单一语境的，我们的祖先来自华南的闽粤客潮琼等地区，各种方言流通甚广，而选用华语成为华社的标准语，何尝不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呢？
常住香港的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在《方言与城市》写道：“一个地方的语言，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方言丢失了，那么地方文化就不再完整。”她的感触是因为回到上海，在聚会上觉得有点不对劲，后来才发觉“我们这些地地道道上海出生长大的人，在用普通话聊天”。闾丘露薇的成长过程和我们有点相似，“想起在上海读书的日子。小学和中学上课都用普通话，但下了课，老师和同学之间，理所当然地用上海话沟通”。
迈入21世纪，尊重与保留多元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目前台湾的小学已经开始教导闽南语、客家语和原住民语言，毕竟华语与方言的学习本来就不冲突，况且孩童时代的语言学习能力特强，我们这一代就是最佳的例子。
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有调整，方言继续受到冷漠的对待，“华语人”的人数日渐增长，有点担心方言会不该遗忘地被遗忘了，而文化也会不该遗忘地被遗忘了。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7月16日）
張吉安：講文明，禁方言？
張木欽：煲冬瓜遇到硬頂上
張木欽：離散社群鄉音情結
張立德：《華語的多元性》
《方言與城市》
作者：閭丘露薇
回到上海，親戚朋友帶著孩子聚會，言談之間總覺得有點不對勁。仔細一想，原來我們這 些地地道道上海出生長大的人，在用普通話聊天，因為在座的小朋友，都用國語和他們的爸爸媽媽溝通，當然更不用說和我們這些叔叔阿姨了。
想起在上海讀書的日子，小學和中學上課都用普通話，但下了課，老師和同學之間，理所當然地用上海話溝通。雖然老一輩的普通話，大多帶有濃厚的上海口音，但到了我 們這一代，普通話和上海話同時使用，並沒有任何問題。不知為何這些小上海人不說上海話了，是家長老師擔心掌握不好普通話，未來沒辦法和其他城市接軌，還是 擔心會影響外語學習？
但看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教育口號，是香港學生應掌握好兩文三語，即中英文書寫，廣東話、英文以及普通話的口頭表達。再看看新加坡，當地學生除 了兩文三語，多少都會聽會說一些閩南話和馬來語；方言從來沒有阻礙過其他語言的學習，沒有阻礙過交流。
我總覺得，一個地方的語言，是當地文化 的一部分，如果方言丟失了，那麼地方文化就不再完整。方言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無法用文字來傳達，就像周星馳的電影，雖然普通話對白在中國內地曾經非常流 行，但對於懂廣東話的人來說，這些已經失去了讓他們會心一笑的東西。事實上，太多的廣東話俚語，翻譯成普通話後就索然無味。當周立波用普通話主持節目之 後，他就不再獨一無二，他聲稱自己創立的海派清口也因此消失了。
方言使城市不會千篇一律，即便城市的建築、規劃如何相似，城市裡的人和面貌卻完全不同。很難想象，一個不再說上海話的上海，到底哪些地方還有海派特色；不再說上海話的上海人，不知道如何從文化的角度，來詮釋自己的身份。如果連自己城市的語言都愛不起來、都不珍惜的話，實在無法想象、，對這個城市的感 情會有多深刻。
當廣州人對那些要用普通話取代廣州話的行為或意圖，表現出極大反感的時候，我完全能夠理解，因為想保護廣州話的人們，對於那個 城市有深厚感情。他們非常明白：騎樓已經留不住了，如果再失去語言，那麼城市的文化就完完全全沒有了靈魂。
不敢想象，有一天香港的所有電視台、電台、電影和所有港人，都開始不說粵語。我知道身邊就有不少人希望有這麼一天，因為他們拒絕學習粵語，甚至覺得正是這種語言的隔閡，讓他們無法融入這個城市，做一個香港人。他們把這些，歸咎於這個城市通過語言來製造的疏離感。
我倒覺得，如果他們的思維能 夠掉轉一下，先把自己當成香港人，把這個城市真正當成自己的家，那麼就自然而然地會接受這種陌生的語言，因為這是城市的一部分，也是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這樣的道理，在其他城市甚至國家都是一樣的。
新教長的三把火
我国教育部有一个特有的现象，那就是每位新上任的教育部长似乎都有大展宏图的雄心壮志或者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心态。他们一上马就任，许多所谓的崭新政策或者改革大计则纷纷出笼，官员、教师、家长、学生往往被这些轰轰烈烈大计划搞得不知所措，可是过了不久，一切又折回原点，仿佛船过水无痕（白忙一场）。
教育部长慕尤丁也不例外，最近连续抛出几项政策与建议，如提早小学入学年龄、废除UPSR及PMR评估考试建议以及决定在国小开办华语与淡米尔语班等，让官员、教师、家长、学生再度调整心态来应对再度出现的教育改革计划。
当然我们也理解，世界潮流不断地变化，教育政策必须相应地对时代趋势作出适当调整，可是我国的教育政策，似乎不能秉持办教育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它往往受到许多来自不同领域或团体或族群的干扰，因此无论在之前的策划或者之后的执行，往往都偏离原本单纯的目标与愿望。
最典型的例子是用英语教数理政策，这项政策实行了7年，花了50亿令吉（购买电脑设备以及数理教师额外加薪），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
用英语教数理政策的失败，除了显露教育部官员与教师的薄弱执行能力之外，也曝露了我国不同族群团体在维护各自母语时，对政府推行的种种有关语文政策，皆抱着怀疑甚至不信任的态度。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这项政策让官员、教师、家长、学生白白浪费7年的时间。
所有的教育改革大计，必须获得官员与教师的认同，以及有效率的执行，不然的话，改革大计将沦为空谈。然而我国公共体系的传递系统，长年以来遭受抨击，去年我曾在本栏《教师的尊严是靠赢回来的》一文中提到，作为公务员的一分子，同样置身于这种体制下，许多教师也不容易做到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行为标准。毕竟人是有一种惰性的，如果体制不严格实行绩效、效率、问责的办事准则，人轻易地往马虎、偷懒、敷衍的方向沉沦。
我的朋友长居意大利，她在儿子入学后，曾经就儿子学习的事闹过两个笑话。首先是教导孩子做功课。当老师知道后，便请她马上停止，原因有二，一是孩子会对两种不同的教导方式感到混乱，二是老师无法评估他的教导方式是否对孩子有效。其次是询问其他同学的考试分数。当他的丈夫知道后，也要她马上停止，因为打听其他孩子的考试分数犹如打听女人的年龄一样无礼。
我的朋友笑说，如果她的丈夫看见我们报章上的“小状元榜”，肯定会不可置信。意大利人也有光宗耀祖的观念，但是对孩子的要求和我们不一样。同样的，我对意大利教师的专业态度，也感到不可置信，竟然有教师对自己的专业如此自信、对自己的学生如此负责。
我国教育方面的问题（政策、观念、执行、能力），的确太多太多了，如果无法一一有效解决，我国要迈向高收入国的目标，肯定不能达到。所有从低收入升上高收入的国家，如日本、新加坡、南韩等，成功转型的方法，都与推行高素质教育有关，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
我只是担心，慕尤丁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各种教育改革计划，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最终也变成三分钟热度的典型公务员办事方式，而学生再度成为教育改革实验的白老鼠。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7 月9日）
公正黨的權力遊戲
最近雪兰莪州公正党进行大震荡人事改组，州务大臣卡立把公正党雪州主席职位让给原任联邦直辖区主席职的阿兹敏，而联邦直辖区主席职位则由该党最高理事再益依布拉欣补上。
雪州公正党在改组之前，已经有媒体报道，以阿兹敏为首的“15国会议员集团”逼宫事件，展开党内派系权力斗争的行动。无风不起浪，根据报道，几个星期前，在吉兰丹召开的人民公正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卡立已经遭到阿兹敏和蔡锐明的批评，指控他没有“照顾过去十年辛苦奋斗的党员”，原因之一是卡立掌握雪州政联公司的1千个空缺。
虽然公正党顾问安华口口声声说，倒卡立的问题不存在，更换雪州主席也没有幕后不可告人的议程，而卡立的地位也未动摇，这一切都是“巫统控制的媒体所炒作的”，可是一般相信，失去州主席的位子，意味着在处理党务以及整合党员资源方面，将陷于较不利处境。
坦白说，近两年来公正党的形象确实受到严重影响，主要原因是跳槽议员人数之多，令人“刮目相看”。308大选，人民把选票投给民联，就是不愿再看到国家经济与发展继续沉沦，可是大选后，公正党议员接二连三的摇身一变成为所谓“倾向国阵的独立议员”，类似的蛙跳行为，足于让选民错愕、摇头、叹息。
国阵执政我国逾50年，政治生态长期受到扭曲，说得好听是党政不分，说得难听是资源分赃。
许多人加入政党并非认同什么政治理念，而是希望从中获得各种好处，在利方面，寻求庞大如亿元工程计划，细小如巴刹摊档执照；在名方面，寻求每年赐封勋衔如“公公”等，这种畸形的“互惠互利”，严重侵蚀人民的权益，也导致我国在贪污方面的排名，常常高居不下。
无可否认，在公正党党员之中，前巫统党员的人数不少，他们持有升官发财的思维，难于改变，似乎当官的不住豪华洋楼、不驾名贵房车，便显得寒酸，或者窝囊似的。巫统党内至今金钱政治（贪污滥权）盛行就是典型例子。
不过，公正党内的有志之士也不少，他们秉持政治改革的理念，希望国家迈向公平、清廉、有效率的方向前进。该党尚有许多专业资格的资深党员，因此在提拔人才方面，人力资源充足。
民联政府执政的其中两个州，雪兰莪和槟城，皆是半岛资源最丰富的州属。公正党执政雪州，民行党执政槟城，两个州政府在过去两年的治理方式，与前朝政府比较，在执行力、透明度与清廉方面，人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次雪州公正党的人事改组，党内派系斗争游戏也暂时告个段落。其实该党也非常清楚，党的形象有大幅度滑落的迹象，因此是时候展开行动、努力打拼、重整形象，并积极展现政治改革的意愿，不然的话，即将来临的大选，布城之梦会变成南柯一梦。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7月2 日）
好像不是政府的責任似的
有次前往某所国民中学接太太回家，她前往那里参加公务员考试。考试未结束，我在校园闲逛，看见一辆崭新的巴士停泊在此（可以比美豪华旅游巴士），起初还以为是哪个政府部门派车来接送员工考试，后来仔细一看，才发觉原来巴士是属于这所国民中学的，我觉得有点纳闷。
我向太太提起巴士的事件，她告诉我，她曾经去过一所工艺中学，发现那儿有3辆校用巴士停泊在车棚。我觉得有点纳闷的原因是这2所中学都是“名不见经传”。所谓“名不见经传”是在政府公共考试中，它们没有名列表现最佳的10所中学排行榜。
在槟城，每年国民型中学在政府公共考试中表现都相当优异，可是有哪所中学有豪华巴士型的校车？这里的校车是指由教育部分配并聘请司机的，而不是由学校董事部或家协捐赠或筹钱购买的。
历年来我国的教育拨款都出现严重不公平／人为偏差的现象，导致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国民型中学等，长年面对钱不够用的窘境。除了教师的薪金之外，学校的其他日常开销以及学校发展及维修费用，往往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
近年来，华社对于类似的不公平现象，感到非常不满与气愤，因此对国阵政府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可是华社面对的种种不满，往往只是自己知道而已，许多时候，马来社会是不会理解的。
马来社会不理解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国民型中学等长年拨款不足是有迹可循的。几乎有一半的马来人尚居住在乡镇，而居住在城市的马来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只是稍微比乡镇的开放一些而已。
他们大多数在国民学校念书，只看国营电视节目，只读马来报章及杂志。国民学校的设备齐全、校园广阔，他们也会以为其他源流的学校也是一样的，甚至备有豪华巴士型的校车。
如果电视节目和报章杂志的报道，刻意不提起其他族群面对的问题，他们是无法得知其他族群的感受；如果一些有机心的政客或官员有心在媒体上，做出一些歪曲事实的指控，他们是会误以为真的。他们看到华小校舍富丽堂皇，可是华社还是不支持国阵政府，你说，他们会不会认为华社的要求未免太高了？
最近政府表示，将在第十大马计划5年限期内，落实5岁孩童入学就读一年级的目标。如果不考虑儿童的心智发展因素，单单从国民小学的角度来看，这项计划实行成功的机会蛮高的，因为教育拨款绰绰有余，因此在学额、师资和设备方面，可以说是没有困难。
至于华小方面，所有的负担将再度落在华社的肩膀上。其实政治人物早已看穿华社对教育的心态，我们的两大的教育心态，一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二是“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点”；前者华社将负担学校设备不足的问题，后者华社家庭将负责孩子入学前的教育水平及教育费用，所以说，拨款不足变成好像不是政府的责任似的。
有次我的朋友不解地问我，不是所有的小学都是上下午班的吗？为什么他家附近的国小只有上午班而已？我笑笑地告诉他，国小的校舍足够，所以不需要把学生分配到下午班，华小的课室不够，所以才要上下午班轮替。
他听后恍然大悟，我还没告诉他，关于国民中学有豪华巴士型校车的事，相信他知道后，可能会睁大眼睛。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6 月25日）
納吉不得已的妥協
近来政府在推行多项政策时，似乎流年不利，引起民间及民联的强烈反弹。在面对庞大的反对声浪下，政府不得已必须做出改变、取消、收回等决定，导致陷入无能、缺乏考量的执行困境。
从1千令吉交通罚款建议、发出赌球执照、14支庄香烟期限、统制品执照到2个津贴数额，都是一连串的政策出现各种反反复复、朝令夕改的典型例子，让民众觉得政府总是仓促行事，或者抓不到解决问题的重点。
虽然多个政府部门都出现决策上的错误，可是根据最新的独立民调，民众对纳吉的满意度，从今年4月的69%升至5月的72%，创下新高点。三大民族中，印裔的满意度80%为最高，其次是马来裔高达77%，至于华裔的满意度也超过一半高达58%。
纳吉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可是他一手推行的改革目标，如政府转型计划、新经济模式和“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根据独立民调只有大约50%的民众相信能达到目标。超过一半的马来人和印度人相信纳吉的改革能成功，可是只有30%的华人比较乐观。
评论人陈亚才指出，纳吉的个人声望只让他自己受惠，无法为国阵成员党如马华和国大党带来任何效益，成员党转身面向本身的族群时，依然面对许多悬而未解的老问题。
纵然纳吉有如此高的人气，还是无法荫庇马华和国大党，连巫统内部的声音也不是一片和谐，所以马来极端组织Perkasa才能趁势而起。依不拉欣阿里在土著经济大会上，当着纳吉面前说：“我们不同意新经济模式。”
纳吉是全民首相，他推行“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可是他更是巫统的主席，一个以捍卫马来人权益与文化为斗争目标的政党，他拥有如此高的支持率，也同时面对同样高度的挑战。
关于Perkasa的真正目标，我曾在本栏的《納吉的難處与矛盾》一文中提到，新经济模式的重点是推动更公平政策，开放更多经济领域，加强国家竞争力，可是就是有一群人不甘愿眼巴巴看着手中多年来不劳而获的各种利益，就这样子不见掉，因此以“宪法赋予马来人的特权”挂名，实为保护自己利益的盘算。
对华社来说，Perkasa是极端组织，可是马来社会可不怎么认为。他们一般认为Perkasa在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民族权益，正如董教总为华文教育争取权益、Hindraf为印度社群争取权益一样。
我们可以不同意这种说法，可是我们不容易改变这种看法。毕竟我国自独立以来，民族主义一直占据主流的政治思维，某个政党为某个族群争取权益，各自族群都有自己所谓的民族英雄（敢怒敢言、拔剑举剑），而这种政治斗争极少出现双赢结果，往往以牺牲某个族群的利益来完成所谓和谐、团结的大目标。
作为巫统的主席，纳吉无法忽视Perkasa的存在，也不能拒绝它，不然会被贴上“反马来人”的标签，这是民族主义政治的死穴。
第十大马计划出炉，土著企业在整体经济上拥有至少30%股权的目标保持不变，并鉴定5个行动来援助土著。来自Perkasa的压力奏效了，纳吉的高人气支持率也抵挡不住来自族群的压力，他不得不妥协，而这个妥协的决定也应验了70%华人对他的改革目标没有信心的民调。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6月18 日）
《納吉的難處與矛盾》
作者：歐宗敏
纳吉上任一周年，根据默迪卡民调中心发表的民调数据，他的总体支持度高达68% ，在印裔社会和华社的支持率方面，前者是51%，而后者是46%，种种迹象显示他是受欢迎的国家领袖。
不过作为巫统的主席，纳吉对于另一组民调数据则不这么乐观了。巫统在印裔社会和华社的心中，几乎是一个没有作为，甚至被鄙视的政党，因为支持巫统的印裔族群是13%，华裔族群则只有6%。
这个民调数据折射出纳吉作为巫统领袖和国阵领袖，两个党国身份潜在的难处与矛盾。
在去年10月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巫统主席的纳吉，把“一个马来西亚”的论述说得清清楚楚，也博得满堂喝彩与欢呼。我也在本栏的《纳吉时代正式开始》一文中提到：“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严厉冲击巫统的基本政治理念，它意味着巫统必须走出种族主义框框，扩大视野与心胸，为全国人民斗争，不能只顾着马来人的利益。
可是那场大会上的热烈呼声与响亮掌声，并不意味着代表巫统上下党员已经达成共识，毕竟一个以捍卫种族权益作为奋斗基础的政党，要他们在短时间内作出180度的转变，是艰难的。
巫统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党内的右翼派系开始反扑，陆续发出极端、刺耳的噪音，例如纳吉前特别助理纳西尔的“印度祖先乞丐论”与“华人祖先娼妓论”、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的崛起及其主席依布拉欣阿里的种族主义之上的不堪入耳言论、巫统雪州署理主席暨农业部长诺奥玛的“华印先贤支持维护马来人主权”言论等，他们似乎对首相时时提起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表示不认同甚至做出挑衅的姿态。
一年以来，纳吉常常向民众做出“一个马来西亚”的“一阳指”手势，可是他的一阳指神功却没有直戳这群政客的要害，教训他们一番，也没有点中他们的哑穴，逼他们安静下来，相信在未来的日子，类似伤害种族和谐的言论依旧会不时出现。
无风不起浪，类似的极端、刺耳噪音，咋看之下，似乎是巫统种族主义分子捍卫民族权益的凛然行为，其实不然。
日前纳吉公布新经济模式，是继政府转型计划之后，第十大马计划之前的重要经济课题。新经济模式的重点是推动更公平政策，开放更多经济领域，加强国家竞争力，可是就是有一群人不甘愿眼巴巴看着手中多年来不劳而获的各种利益，就这样子不见掉，因此以“宪法赋予马来人的特权”挂名，实为保护自己利益的盘算。
纳吉对待这些类极端、刺耳噪音的态度，显露了他的难处与矛盾。不管是容忍，不理会，还是姑息养奸，纳吉就是没有展现果敢、无惧、强硬的领导特质（除了霹雳变天之外）。雪州议长邓章钦评论纳吉，一针见血指出：“到今天为止，纳吉也只能在旧有的体制上，进行战略性与策略性的调整，不论是在经济或者政治领域，都是如此。”
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政府转型计划、新经济模式及第十大马计划能否有效执行，将决定未来国阵是否继续执政中央，因此他应该凭着人气高涨的民意，果敢地处理巫统的右翼派系（还有120万公务员），因为这些都是他的难处与矛盾的所在。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4 月16日）
削減津貼，更要肅貪
最近贸消部下令所有销售白糖、面粉、食油等统制品的商家，必须申请零售执照，而店内存放的白糖不可超过200公斤，否则将会受到惩罚。这项规定一出炉，马上引来零售与杂货业界的一片反对声，有些业者甚至酝酿展开罢卖行动。目前传统杂货店的生存空间已经不大，再加上种种繁文缛节，这也难怪有关业者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弹。
贸消部实施这项规定的主要目的，不外是避免商家囤积统制品而导致市场缺货，以及减少边界地区日益严重的白糖走私问题（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间接削减统制品津贴的刻意安排。
政府通过管制商家售卖统制品的措施，可以大量减低它的销售量（也减少需求量），从而减少有关的补贴。这样子的做法，政府能够巧妙地绕过统制品必须涨价的困境，也把统制品间接地控制在某个水平的销售量。
当然，政府限制统制品的销售量的措施，会让人民觉得是个变相的粮食配给制（上个世纪共产国家必用的控制粮食措施），也会让人民觉得莫名其妙，国家又没有发生饥荒，干嘛来这一套？
前阵子，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宣布，如果我国现有的津贴制度继续维持下去，大马国债将飙升至1万1580亿令吉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届时我国将步上与希腊一样的绝路，国家宣告破产。他也提出分5年全面取消12项津贴的建议，包括从今年6月起调高汽油价格；5年后，每公升汽油价格将会是2令吉60仙。
其实政府在今年2月已经透露要削减补贴开支的意愿，首相纳吉为“一个马来西亚经济大会”主持开幕时说，政府无法承担高度补贴金额，最终将取消各行业津贴，以减轻财政负担，也让能源价格符合市价的水平，而这也标志国家经济正在转型中，工商界须具备更大的竞争力。
我曾在本栏的《取消津贴、全面转型》一文中提到，津贴机制在短期之内是有效协助国民在生活开支上获得减轻压力、企业在成本上具备竞争力，可是如果是长期实行的话，它将带来许多不良的后遗症，因为它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适者生存原则。
正如依德利斯所言，我国是世界上提供最多补贴的国家之一，而过去5年的出口税收、关税、销售及服务税等都停滞在低于300亿令吉，政府现今主要是依赖国油、石油税、石油盈利税、公司税务和个人所得税。
如果从我国政府的收入来看，确实是大问题。根据目前的耗油量，我国可能会在2014年沦为石油进口国，届时相信国家收入将大受影响。除此之外，政府从个人所得税获得的税收也不多，只有3百万国人有资格纳税，占全国工作人口约30%而已。
依德利斯是政务官，不是政治人物，所以他避重就轻，不提起除了削减津贴以外，其他可以减少开销的方法，例如全国上下都知道的加强国家的财务与行政管理，以及严厉惩罚滥权贪污官员。
2009年总审计师报告揭露，政府在采购方面造成高达280亿令吉浪费；而世界银行对我国贪污情况的评估也指出，我国每年因贪污活动而导致的损失高达100亿令吉。
去年政府所提供的各项津贴高达740亿令吉，而前面提到的浪费与贪污则是380亿令吉，刚好占津贴的大约一半，所以说，单单高谈削减津贴开支，不谈对付贪官污吏，肯定会引起反弹的。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6月11日）
歐宗敏：《取消津貼、全面轉型》
感謝國家不是怎麽一回事
中国深圳的台资富士康工厂，今年1月至今，连续发生13员工自杀事件，其中12人跳楼，1人割脉，酿成10死3伤惨剧。富士康台湾亿万富翁郭台铭的鸿海集团属下的电子代工企业，也是世界第一大电子代工厂，其顾客皆是世界著名品牌如苹果，戴尔电脑等，单单深圳工厂的员工就高达40万人。
我国中文媒体对于富士康深圳员工连续12跳的新闻，作了相当大篇幅的报道。对于“富士康事件”，一般人的最初理解，多数认为与“剥削员工”、“无良企业”等有关，这是无可厚非，毕竟员工“以死明志”的震撼是巨大的，更何况死了10人。
经过多日搜寻的资料显示，其实富士康并非是以剥削员工致富的“血汗工厂”，它提供的福利，确实比其他中国企业好得太多了，例如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加班有钱拿，安排住宿等。当然这些所谓的福利，根据我们的常识，这是员工应有的基本权益，可是国情有别，所以中国才会出现类似“血汗工厂”特有名词。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它是典型的粗放型加工产业，换句话说，整体制造产业结构是低价值产业链。粗放型加工产业依靠的是低廉劳力，而发展代价则是剥削员工、环境污染等。类似的粗放型加工产业，韩国、台湾、香港都曾经走过，今天他们的知识分子常常会批判，所谓“经济奇迹”的背面，尚有许多至今都无法还原或复原的发展代价。
可是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香港文化评论人梁文道担心地写道：“在大陆，同一批学者前几年还在批判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之后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遍地开花的“血汗工厂”），如今他们却忽然告诉我们原来中国走对了。原来我们不是世界工厂，我们这叫“中国模式”。”
所谓的“中国模式”还能走下去吗？
根据报道，过去2个星期，中国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工潮，从北京、上海、重庆、广东、云南、河南等均爆发罢工，可能成为1989年“六四”事件后，另一场冲击中共政权的运动。
中国新一代工人，尤其是80后（1980年代初生）的城市居民，与父辈比较，他们是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长大，教育水平也较高，对于贫富相距过大有深刻体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不再只是吃得饱和穿得暖而已。
中国最红火的年轻作家韩寒在部落格写道：“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得饱和穿得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这个政府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还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数据和冰川时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
韩寒的揶揄，“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我们也相当熟悉，不是吗？我们也听到一些政治人物／领袖不时提醒我们，“你们有饭吃，有华文读，有中文报章看，要感恩”，不是吗？
中国新一代工人利用工潮来表达，感谢国家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我们也会用选票来表达，感恩也不是这么一回事。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6月4日）
中途沒被抽掉一部分
有年轻朋友在观赏电影《岁月神偷》后，对于1960年代的香港，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想象不到，在那个年代，香港的贪污风气竟然如此猖狂。电影中，主角一家四口的鞋店是违规建筑，因此定期要交保护费给洋人警察，每逢中秋也要送月饼给他。在医院，护士连打针、拿热水也要收钱，主角为了输血给患血癌的孩子，甚至要去当铺典当。
年轻朋友港剧看多了，也知道香港有个廉政公署，打击贪污，效果显著，只是他们没想到，在廉政公署成立前（1974），原来香港也曾经贪污成风，人民生活如此不堪。
上个星期，被香港通缉34年的“五亿探长”吕乐以90岁高龄在台湾逝世。在1970年代，一位香港探长竟然能贪污敛财高达港币5亿，确实匪夷所思。后来在廉政公署成立前，48岁的他提早退休，带着家人移民加拿大，再逃至台湾，留下一世骂名。
今天香港的清廉程度，获得国际高度评价。全世界最清廉的10个国家，亚洲只有香港和新加坡有这个能耐，几乎年年上榜。
最近曾经三度登上中国富豪排行榜首的黄光裕，终于被认定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中国法院判决他有期徒刑14年，罚金人民币6亿，没收财产2亿。
关于黄光裕的罪行，去年我曾经在《总统与首富的贪婪》一文提到，黄光裕兄弟涉嫌骗贷、诈骗、套汇操纵股票、侵占股东利益、虚假文件、偷税漏税的犯罪行为，而多年来他们花费几十亿人民币，在中国中央部门、高级法庭及地方政府，买通逾千名各级官员作为其共犯结构，大肆发展其黑金贿赂网络，而多年来在洗钱套汇方面，犯罪金额已经高达上百亿人民币！
如果从中国贪污罪最高刑法是死刑的角度来看，黄光裕受到的惩罚，与其犯罪恶行比较（涉及逾千名官员），显然是不对称的，换句话说，黄光裕的判刑太轻了，起不了阻吓作用，也难于展现司法公正的典范。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腐败风气一直以来是中国政府难于控制及消灭的大弊病。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打击众多贪官污吏时，曾经发出肃贪名言：“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收藏。”
可是多年以后，中国腐败风气依然盛行，黄光裕案件的发生说明了一切。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有结构性的缺陷，不容易推行廉政，去年香港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带点调侃，却又一针见血的说道：“朱镕基曾说为贪官准备棺材，中国恐怕没那么多木材做棺材。”
上周大马国际透明组织出版《改革大马的政治献金》新书，在推介礼上主席刘胜权指出，根据世界银行估计，2008年我国因为贪污活动，一年损失高达100亿令吉，而国家总稽查司报告也揭露，过去几年，政府在采购方面因为人为疏忽造成的损失高达280亿令吉。
我国在肃贪方面，向来交不出亮丽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每次谈到廉洁政府，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李光耀的话。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写道：“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番话依然铿锵有力。
纳吉信誓旦旦要带领我国迈向高收入国，让人民收入翻一翻，可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全世界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十大与全世界最清廉的十大，分别进入2个不同排行榜的10个国家，几乎都是一样的。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5月2日）
歐宗敏：《總統與首富的貪婪》
民衆支持取締骯髒食店
那天在浮罗池滑一带处理事情，经过几间咖啡店，发现它们都没有营业，里里外外都有人在进行打扫、洗刷、清理及油漆等工作，仿佛正在大扫除准备过年似的。有一些人在对面观看，当我走过他们身边时，他们边看边说，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卫生情况恶劣的埋怨声。
上个星期槟城卫生局执法人员及市议员在浮罗池滑与新关仔角一带的咖啡店与餐厅进行突击检查，结果有4家被下令停业14天，以改善卫生水平。其中一家被关闭的餐厅，其厨房的卫生情况非常糟糕（蟑螂老鼠横行），连市议员也忍不住批评，厅堂美轮美奂像新加坡，可是厨房乱七八糟像菲律宾。
被训令关闭的3家咖啡店，都是经营几十年的老店，浮罗池滑一带的居民对它们相当熟悉，一家三代都是顾客。坦白说，虽然这3家咖啡店的生意不错，各种小食也美味，可是长期以来其卫生水平确实有问题。
当关闭消息传出后，至今我还没听到有关卫生局不公的声音，大家都批评咖啡店的卫生情况太肮脏（几乎引起“公愤”），甚至还有人抱怨为何市政局直到现在才采取行动。有位小贩表示，他曾经好心向咖啡店老板反映环境卫生需要改善，可是却遭到对方一句：“别鸡婆”的冷漠对待，现在咖啡店被暂时关闭，连累大家一起“喝西北风”14天。
槟岛市政局从去年10月开始，曾经到446家咖啡店及餐馆巡视及打分，并发出488张传票给违规者。这次卫生局的突击检查是接到市政局的违规名单（评分50分以下），再次进行鉴定，发现卫生水平依然没改进，因此发出关闭14天训令。
这次卫生局的行动，有要求反贪局官员随行（凸显执法行动的公正），也让媒体记者作一手报导，而类似的安排，更获得平面媒体的重视，各报章都图文并茂大事报导，让当局的杀鸡警猴手法获得显著的效果。
我曾经在本栏多次提到，违规小贩、饮食店、小贩中心以及他们的卫生问题是槟城迈向更清洁、舒适、文明、现代化社会的其中一个大障碍。多年以来，这些老问题都没有获得市政局的积极处理，除了懒散、消极的执法态度之外，当然也包括各种政治势力的介入，因此才造成许多小贩、咖啡店、餐馆等有恃无恐（甚至自认有“解决”方法），根本不把各种条例及法令当一回事。
市政局要积极处理类似违规小贩行动，肯定会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例如警察宿舍附近的人行道，警察家眷开档作饮食生意是常见的，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廉价组屋附近的人行道上，相信市政局要取缔得花费一番功夫。
无论如何，这次卫生局高调展开突击行动，一举关闭4间咖啡店与餐馆，值得赞扬，也获得民众／食客的支持。作为槟城人，我们希望市政局的各种取缔与执法行动，必须不间断地长期有效执行，因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旦执法行动松懈下来，各种违规事件肯定又快速滋长。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5月21日）
新聞：突擊檳城Pulau Tikus 及 Gurney Drive，4食店衛生不及格暫關閉
新聞：威省市政局突檢28餐館，9間髒店被查封
人多佔優勢的迷思
日前有报道指出，槟城已经不再是华裔人口占多数的州属，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显示，马来裔人口首次超越华裔人口，超出人数约1万8千人。目前华裔人口占槟城总人口（1百60万人）的40.9%，而马来裔却占了42%。
我国华裔人口逐年下降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新闻，去年就有报道指出，到了2035年，我国人口将增加至约4千万，马来裔人口将占了72.1%，而华裔人口约18.6%。根据调查显示，我国人口增长率是1.72% ，而未来10年，马来人口的增长率是1.98%，华人则是0.73%。
虽然我国华裔人口的增长率是0.73%，可是与华人为主的香港和台湾比较，我们的情况还算不错。因为香港和台湾的人口增长率分别是0.5%和0.23%，所以近来台湾政府正在积极提倡多生育，甚至斥资100万新台币征求“听了就会想生”的口号。
有时候根本不需要多做调查，就可略知道华裔生育率偏低的事实与原因。目前在我国华校，每个班级的独生子女人数几乎是每年上升的。我国华裔家庭的平均人口也是逐年滑落，三人家庭在不久的未来将成为主流。华裔家庭减少生育的主要原因是养育子女的经济压力过大，多养一个孩子只是多一双筷子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其实并非只有华裔家庭感觉养育子女的经济压力，马来裔与印裔家庭，尤其是城市居民，也有同样感受。
一些华社人士对于华裔人口逐年减少的问题，往往显得逾常焦虑。他们担心的原因有2大项，一是文化流失，二是权益流失。
在文化流失方面，有人认为，由于人数逐渐减少，华人将会成为我国的少数民族（例如18.6%），人数少将处于劣势，中华文化将无法面对强势文化的各种挑战，最终将被其他民族同化（以泰国与印尼为例子）。
至于权益流失方面，有人认为，由于人数逐渐减少，华人在政治方面将处于不利状况，因为华人在每个选区的比例减少，也造成华人为主的选区大幅度减少，所以在选举时就会吃亏，因此华人的权益将受到严重侵蚀。
我国独立至今，种族主义的思维横行多年，某些华社人士的观点与想法难免深受影响，还是习惯以种族、肤色的角度思考问题。种族主义的特点是只为自己的族群谋求最大的利益，并以捍卫民族的权益为优先，而往往具有庞大人口的民族，最为乐意以民族主义作为政治与权利的斗争。
21世纪的今天，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是世界潮流。虽然尚有一些国家领袖仍然利用民族主义来赢取人民的支持，可是实行民主议会的国家，已经纷纷摒弃民族主义，开始奉行自由、公平、人权的普世价值作为施政原则。
华裔人口逐年减少是事实，槟城不再是以华人占多数的州属也是事实，可是要求华人多生育更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实。我们要争取的不是要华裔妇女多生孩子，而是一个奉行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思维／生活／政治空间。
唯有一个奉行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政权，人民的权益（不是民族的权益而已）才能获得保障。308政治海啸后，我国的政治空间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我国政治人物也清楚，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们应该要有准备回答人民的提问：“如果来自人口只占12%的奥巴马，能当选美国总统，为什么我们不能？”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5月14日）
Wong Chun Wai : Where have all the Chinese gone?
開一張公平的支票
乌雪国会议席补选成绩揭晓，国阵赢了308以来第10场补选的第3场胜利，而位于叻思新村的叻思华小董家教成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上星期首相纳吉移交300万令吉给叻思华小董事长黄泽桂，后者领取支票后，笑得合不拢嘴的照片，登上多份报章的封面版。
华社都明白，这个笑得合不拢嘴的欢乐脸庞背后，背负着多少年痴痴等待又等待的无奈与辛酸。他眼看着学校建筑过于陈旧，无法维修，又面对白蚁侵蚀问题，300余名学生的安全受到威胁，可是建校的资金尚无着落，如果不是这场补选恰好来到，也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
纳吉兑现承诺，移交300万令吉拨款，魏家祥赞扬首相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其实他更应该以首相为榜样，教导黄燕燕同志，什么是一诺千金，让她“明”白守信的美“德”。
魏家祥大力赞扬首相守信的美德，也是无可厚非的。乌雪国会议席补选，民联获得的华裔选票比上届大选增加，由原本约63%增加至近72%，显示华裔对国阵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也凸现马华在华社及国阵的地位大幅度下降的危机。
华社对于华小历年来面对的种种问题，是相当清楚的，几乎所有的问题主因都是人为的偏差。在第九大马计划下，小学教育拨款总数是48亿零吉。华小获得拨款是小学教育拨款总数的3.6%，可是华小学生人数却占全国小学生总人数的21.2%。华小拨款与学生人数的比例相差太大是华小长年以来“钱不够用”的主要原因。
马华常年以在内阁为华社争取权益为荣，从华小拨款、搬迁华小，到协助优秀生申请政府奖学金等，类似“通过特定管道”的争取方法，几十年来似乎无往不利，也被认定为一种最有效的“互惠互利”做法。
一场308政治海啸冲破了这一种所谓“争取权益”、“互惠互利”的政治手法。华裔选民用选票告诉马华与国阵，这些所谓的权益根本就是华社在宪法下所赋予的，本来就应当享有，而不需依靠马华或民政来争取。
两年后，经历10场补选，马华发现华裔选票不但没有回流，反而有更多流失的现象。马华高层认为他们在乌雪补选中做了很多事情，但仍然得不到华裔选民支持，这是值得深思并检讨的问题。
其实，马华应该知道问题的主因，从前的那套所谓“争取权益”、“互惠互利”的政治手法，已经落伍及过时了。所以，尽管马华口口声声要深思与检讨，华社早已看透他们在国阵里仰人鼻息的窘态，也清楚他们所能扮演的角色，自然不会对他们有所期待。
除了华小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与刁难之外，淡小和教会学校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日前槟州政府拨款协助州内各源流学校，多间淡小和教会学校也榜上有名，后来经过媒体的报道，华社才知道原来华小走在不公平的崎岖路上，并不孤单。
虽然一张300万令吉的支票，足于让叻思华小乐开怀，可是纳吉应该知道，这不是解决华小问题的做法。纳吉要推行“一个马来西亚”理念，就从这里开始，先开一张公平的支票，让全国所有学校都可以兑现建校与发展基金吧。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5月7日）
513的聯想（直面歷史，終結夢魘）
39年前的这个星期，我国曾经发生种族冲突 “513” 悲剧。对目前我国的国民来说，几乎65%的人民没有经历这场灾难（根据统计，我国大约55%人口在24岁以下），只有50岁以上的人民才有深刻印象。
我对“513”的最初经验是在小学时候。那时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前往学校图书馆借书，而我在那里找到一本书，书名好像是《513悲剧》之类的，印象中里面是各种报导的文章。翻看时，隐隐约约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后来我把书借回家，并向妈妈询问，她才告诉我发生的事件，不过她有点纳闷：这么小学图书馆会有这类书籍。
上个星期，我在报章上读到好几篇有关“513”的报导及文章，大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与个人经验，谈起39年前的一场灾难。
有一位新闻从业员的经历蛮奇特的，事件发生时，他才8岁，居住在槟城亚依淡的甘榜马来由，那里是三大民族居住的地区。“513”发生时，他们一家6口并没离开，那段时间他们还向经过门口的马来邻居互相打招呼，宛如平常一样，后来事实证明，那里是槟岛最安全地区之一，尤其是对华人来说。
当然，也有许多人的经历是恐怖的。有一位欧印混血的新闻从业员正在看电影，忽然影片中断，一群暴徒手持武器要冲入戏院，观众四处乱逃，后来那群暴徒表明只对付一个种族，他则得以逃出鬼门关。他也知道当他离开后，那里肯定有许多人惨遭不幸。
根据官方的报告，“513”暴乱的死亡人数不超过200人，不过一般相信数目应该介于800至1000人。
虽然“513”已经过去30年了，可是在许多上了年纪人士的脑海里，它仿佛是梦魇，只要一点风吹草动，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几乎会让头皮发麻。两个月前，全国大选刚刚结束，一些不安的情绪在弥漫整个空间，许多谣言通过简讯四处散发，听多了竟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当槟城光大有数百人围聚叫叫嚷嚷，做一些抗议的活动时，许多年长一辈的人士，马上联想39年前的惊骇往事，囤积干粮和少出门，成为他们最关注的两件大事。
“513”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有历史学者认为，关于“513”悲剧，最常见的误解是以为只有一个原因导致惨剧发生，其实是应该有多个原因，或者从多个角度去探讨的。
去年柯嘉逊博士出版的著作《513——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之解密文件》 ，该书观点另辟蹊径，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切入，不同于之前一般较注重种族之间自发纠纷的观点。他认为，该项惨剧是一些失意政客的斗争方式，他们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手段挑起、煽动种族之间的不和谐，让国家、社会发生动乱，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类似失意政客的斗争方式，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曾多次提起。
39年过去了，时间会冲淡，或者改变许多看法与思维。今年3月8日的政治海啸，确实把种族主义的政治冲破了一个大洞，让许许多多的不同声音，纷纷发出声响，包括对“513”的讨论，以及寻找事件的更多真相。
其实，在“513”期间，许多感人的事件也频频发生，马来人保护华人、华人帮忙马来人，两个种族互相协助，共同抵制暴民的残酷无情。人性的光辉，在恶劣的情况下，显得更光亮、耀眼。
“513”是我国历史的一个污点，它犹如人性的黑暗面，唯有认识及清楚它带来的痛苦与残酷，我们才能更自信地跨越、超越它。“513”不应该还是一个忌讳课题，更不应该成为一些政客吓唬人民的伎俩。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用积极、理解与宽容的态度看待它、讨论它，然后为它画上休止符。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岛城启示录”专栏2008年5月16日）
常識不足，敗事有餘
常识不足，败事有余
——梁文道的《常识》
有观赏凤凰卫视的朋友，对梁文道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梁文道的口才与思维了得，对于时事、政治、书籍等课题与评论，他都能侃侃而谈，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我曾经出席他的讲座，他的演讲风采与电视上一样，对演讲主题，做深入浅出的解释，以及条理分明的叙述，看似深奥的题目，经过他的一番演说，观众都可以清楚来龙去脉，由此可见他的解说与分析能力。
除了口才了得之外，梁文道也是香港评论界的一枝健笔，本地报章也经常刊登他的文章，因此大家也能时时拜读他的观点与文采。近年来，他在中国的文名鹊起，也让中国人见识来自香港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
去年他在中国出版的时事评论集《常识》，曾经荣获中国大陆2009年10大好书，而在销售量方面也创下佳绩，出版3个月内成功买出18万本，可说是叫好又叫座。
《常识》的大多数文章是针对近年中国的各种热门话题（三鹿牌毒奶粉、奥运造假事件、地震校舍倒塌、反日情绪高昂等），所作出的评论与分析，而文章发表的报刊也以中国大陆为主（例如言论较开放的《南方都市报》），同时也收录其他刊登于香港杂志与网络的文章。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作了一些编排，正如书内“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所言，文章题目作了更改，例如“反华传媒：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的原题为“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正面形象：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计划”的原题为“也谈造假：计划形象的贫困”、“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的原题为“历史？还是大局”等，凸现话题／课题的重要，也通过文章题目的重新设定，让在香港生活背景的梁文道更贴切地展现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是有关看法在他眼里只是“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乃因此为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当河南煤矿工人被救出时，他对着镜头直喊：“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感谢河南省政府！感谢全国人民！”，梁文道写道：“从我这个未经训练的香港人的角度看来，这句话简直完全违反了人性的常理。”
当湖北亿万富翁王元山宣布：“有生之年，我要将过亿的全部家产无偿捐献给政府”，梁文道写道：“这真是个大笑话，可笑的不是王先生感人的热诚，而是富商不捐钱给民间慈善机构反而要把钱交给全世界外汇储备最高的政府！”
以上是书中的两个例子，正如梁文道所说的“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不过在中国，类似的论点倒是具有相当的冲击力，而从《常识》在中国的畅销程度看来，梁文道认为的“再普通不过的常识”，算是相当新颖，而且受欢迎。
对我国读者而言，《常识》也是值得一看的时事评论书。书中的文章如〈口音：“港台腔”错在那里〉、〈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缅甸比丘为什么要上街〉、〈奥巴马与美国梦的实现〉等所提出的观点，也可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与深思。
我国社会的种种光怪陆离现象，仔细一想，问题的出现，那也不正是梁文道所指的“常识稀缺”吗？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書訊”（2010年5月2日）
經營小吃新思維
日前与友人剑飞一起接受杂志访问，谈论有关槟城小吃的味道、风味、特色与历史。这次访问难得有机会，让我们回想小吃在我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也让我们发觉小吃多年来的变化（味道、佐料），更让我们思考小吃目前与将来面对的种种问题。
剑飞的家族有几代人靠售卖云吞面为生，咖啡店也曾经是我和太太两个家族的谋生之地（你猜对了，我们是海南人），可是到了剑飞和我这一代，像许多小吃、咖啡店经营者的后代一样，不再也不懂“洗手做羹汤”，只得花钱品尝传统好味道。
传统小吃的好味道，现在也不容易找到，因为少人要继承父业，所以好味道就消失了。虽然目前有些小吃是两、三代人在经营，可是那毕竟是少数，多数小贩都不想孩子继承自己的事业，这也是好味道无法传承的主要原因。
我常常听闻老一辈小贩讲述谋生的种种困难，包括面对顾客、咖啡店东主、同行、执法单位、收入不定、工作忙碌等，语调中时时显露自己“不识字”的宿命，仿佛只要当年多读一些书，就能找份工作，不需要当小贩。在他们心中，经营小吃好像不是有体面的生意似的。当我赞赏他们的小吃味道好时，他们会显露腼腆的笑容，不过当我问起是否会让孩子接手生意，他们会笑容满脸回答，孩子大专毕业，目前在企业上班，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今天的小贩，面对的种种问题依然不少，但是与先辈比较，他们则幸运多了。今天的小贩，能够以精湛厨艺和美味食物，赢得顾客的赞赏与媒体的宣传（报章与电视），除了高朋满座、生意火红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从顾客赞赏与媒体宣传的回馈中，获得了肯定与荣耀（档口贴着报道剪报）。有了肯定与荣耀，他们也许会对一碗面或一盘粿条的定义改观，它不再只是填饱肚子的食物而已，它是传统的好味道，值得传承。
能够传承传统的好味道是槟城小吃的优势及品牌，可惜的是有些小贩还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有在雪隆一带享用小吃的朋友，一定有吃过由外劳烹调的小吃，大多数的味道如何，大家心里有数。槟城小贩不该学习这种经营方式，因为那是短视、自挖坟墓的做法，雪隆小吃无法与槟城相比，人的问题是主要原因之一。
经营小吃是一种生意，所以小贩要有做生意的思维与做法。我曾在《注重精益求精》一文中提到，一般家庭式餐饮业者以为食物的美味可口是赢得顾客欢心的唯一方法，这时错误的迷思。“除了食物美味可口，价格合理（有超值感觉）、服务周到（有贴心感觉）、气氛良好（有舒适的感觉）是另外三项与食物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因素（顾客的要求越来越高）。”
我经常观赏台湾电视节目《一步一脚印，发现新台湾》，该节目常常有访问台湾著名小吃经营者，他们对食物的研究与创新精神，对工作的打拼心态，以及对传承好味道的决心，常常令人感动。槟城有一些著名的小贩，从街边的小档口做起，到后来开店做生意，成为一间糖水或粿条汤或鸡饭专卖店，这些都是小贩思维提升及生意转型的成功例子。
槟城小吃是代表性美食，也是槟城的品牌之一，以独特风味与口味享誉国际，深受国内外游客喜爱。这一代的小吃经营者，必须要有新思维与做法以及坚持传统味道的决心，唯有这样，槟城小吃的优势才能继续领先。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4月30 日）
注重精益求精
作者：欧宗敏
原文刊登于光明日報“島城紀事”專欄（2007年6月14 日）
据说到马六甲不品尝鸡饭粒，就像到槟城不品尝叻沙一样，有种入宝山空手回的失落。
这家鸡饭粒专卖店不在旅游区，不过生意依然红火，听说顾客多是当地人，而墙壁贴满关于店家的新闻报导也显现它的远近闻名。这里鸡肉、鸡饭粒、黑豆汤的味道还可以（因为我是海南人，所以对鸡肉、鸡饭有要求），服务还算周到，因此生意不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当我去趟厕所，发现里面有个供盛水用的蓝色大水桶，竟然是把那种盛装液体（可能是酱油）工业用大桶切开顶部改装而成的。我搞不清楚是什么心态，是废物利用？还是节省成性？
坦白说店家的生意已经赚钱，可是为何不在厕所装置有喷嘴的钢制软管，以方便顾客冲水呢？
几年前我曾经在小镇的一间餐馆品尝驰名螃蟹海鲜粥。该餐馆位于小镇的大路旁边，傍晚时分，顾客很快把桌椅坐满了。
我们一坐下，我就发觉桌子不平稳，只得折纸塞入桌脚顶平它。后来发现不是地上凹凸不平，而是桌脚根部已遭侵蚀损坏。我也发觉有好几张椅子是用塑胶绳子（几种不同颜色）捆绑着椅脚，我有点担心顾客会不会在海鲜粥没吃完就跌个四脚朝天（幸亏当晚没有发生人命关天的事件）。
其实该餐馆凭一个晚上的收入，应该足够更换所有的陈旧桌椅吧，可是为何店家不怎么做呢？
类似状况是许多餐饮业（尤其是家庭式）经常面对却不自知的。
我想，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类似状况。
第一是依旧秉持传统家庭主妇持家的思维来经营生意。
所谓传统家庭主妇持家的思维是注重廉宜、节省（补丁、补漏还能用），不看重实用、美观（崭新的都是浪费钱），或者不注重开源（少想如何扩充生意），只看重节流（多想如何节省成本）。上面提到那家依然使用一些陈旧不堪桌椅的餐馆是典型例子。
其次是较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
通常一家餐馆能够从众多同行之中脱颖而出，闯出一个春天来，往往依靠的就是精益求精的精神。我曾经在专栏里提起，日本人一走进本地日本餐馆，目光浏览四周一遍，大略知道这间餐馆是不是由日本人经营，他们是从细节上看出来的（整齐、干净与卫生是重点要求）。注重细节就是精益求精的展现，而注重细节的业者是不会把工业用大桶改装当盛水水桶使用的。
许多餐饮业经营者往往以为食物的美味可口是赢得顾客欢心的唯一方法，其实不然。除了食物美味可口，价格合理（有超值感觉）、服务周到（有贴心感觉）、气氛良好（有舒适的感觉）是另外三项与食物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因素（顾客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三项因素与食物美味可口一样，必须摒弃传统家庭主妇持家的思维来处理事情，应该加强精益求精的精神，方能把各方面的细节做好。
上面举例的两家餐馆，虽然目前客似云来，可是“霎那光辉并不代表永恒”。如果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一旦出现竞争对手可能就陷入门前冷落车马稀。
違規小販將面對陣痛
槟城的槟岛与威省市政局将在下个月开始严厉对付违法的小贩，行动包括拆除及发出传票给违规的小贩与摊位。与此同时，饮食店的卫生情况也将受到严厉监督，当局将继续进行饮食店等级评估，如果被列入D等级，有关饮食店将被训令关闭直到卫生状况达到符合的卫生水平为止。
槟城要继续保持美食天堂的荣誉，州政府就不得不大力整顿违规的小贩与饮食店，以确保他们遵守卫生条例，保持环境卫生与妥善处理厨余；遵守营业规则，不妨碍公共地方与交通。当然，我们也可以预料当局将面对的阻力（小贩，政治人物），但是这个存在多年，没有妥善解决的大问题，是时候面对彻底的大改变了。
虽然槟城享有美食天堂的荣誉，每年都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可是单单依靠美味的食物是不能永远保持优势的（这是许多小贩的迷思）。槟城的游客，以城市人占大多数，尤其是来自文明的城市。饮食店周围环境的卫生、舒适与优质的服务态度，也是城市人在选着用餐时考虑的条件之一。
除了城市游客之外，不要忘了槟城也是一个城市。3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都是受过文明社会洗礼的，他们自小在舒适的环境中长大，因此对于卫生与清洁的要求，是许多年长一辈无法想象的。
曾经有个小朋友尿急要上厕所，可是他觉得厕所肮脏，不肯进去。妈妈走进厕所一看，发现里面干净，也没有臭味，后来才知道，没有铺上地砖的洋灰地面，小朋友觉得“地上黑黑的，看起来很肮脏”。这也难怪他，城市小孩不曾看过没有铺上地砖的厕所是必然的。
从有效改善环境卫生方面来看，饮食店、咖啡店与小贩的厨余处理是必须严厉依法执行。水沟不是垃圾桶的观念，至今还得积极宣传（外劳员工的卫生意识偏低）。如果饮食店不有效处理厨余，周围的水沟，一旦堵塞，炎热天则散发臭味，下雨天则垃圾污水四处漂流，令人避之则吉。
我曾经与友人在饮食店门口，目睹水沟上面漂浮的五颜六色污渍，几个朋友互相对望一眼，终于一起转身离开。饮食店的经营者可能会认为门口的水沟清洁与否，不关我的事，可是肮脏的水沟足于让未进门的顾客，倒足胃口，食欲尽失。
我曾经在《肮脏吃，肮脏大？》一文中提到，“许多人常用“肮脏吃，肮脏大”来显示身体对不卫生食物的适应能力。这个观念似乎用错在对象身上，其实那是指畜牲对饲料的适应能力，不是人类对不卫生食物的免疫能力。食物与进食环境的卫生标准是评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之一。”
除了卫生问题之外，妨碍交通顺畅与影响社区安宁也是违规小贩与小贩中心经常带给社会和民众的难题，尤其是住宅区和交通堵塞区。重新安置小贩是州政府将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不过当局还是必须精心规划、坚持执行，不然的话，槟城未来的整体市容、文明与现代化标准，将受到严厉的考验。
违规小贩、饮食店、小贩中心是槟城的老问题，多年以来都没有解决（不是不能解决）。之前的主政者，面对类似问题，往往采取避重就轻，或者雷声大雨点小的执法行动，因为投鼠忌器，不敢得罪某些强势政党的选区或势力，深怕挑起所谓种族课题，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就以放任的态度，换取明哲保身的政治安全。
今时不同往日，州政府终于要开始行动，积极处理违规小贩、饮食店、小贩中心问题，过程会出现种种阵痛，但是为了迈向更清洁、舒适、文明、现代化的社会，这一大步是必须迈开的。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4月23日）
肮脏吃，肮脏大？
作者：欧宗敏
原文刊登于光明日報“島城紀事”專欄（2007年5月3日）
槟城小食美味可口、价钱大众化，所以不只是槟城人喜欢享用，来自全国各地游客也对具有槟城风味的小食，赞不绝口。槟城是国际知名旅游胜地，外国游客数目也不少，可是在众多小贩中心或者咖啡店里，外国人（包括日本人）身影却不多见，难道他们不能接受槟城风味的小食？其实不然，他们对于用餐地点的卫生环境及食物清洁非常有意见。关于这点，常常与外国人交往的朋友应该有体会。
曾经有位朋友告诉我一件事，槟城有为数不少的日本餐馆，如果是日本人走进去，目光浏览里面摆设与布置，他们大略知道这间餐馆是不是由日本人经营的。我以为只是从餐馆的设计装潢、摆设布置是否具有日本风味作为评定标准，原来不只如此，朋友告诉我，日本人注重细节，所以整齐、干净与卫生是重点要求。
作为槟岛人，大家都有驱车过海去品尝海鲜的经验。我曾经舟车劳顿前往一家生意红火的海鲜餐馆用餐，虽然桌面经过清理，可是还相当“油亮”，因此要求服务员再抹一遍，过后我再用纸巾抹桌面，五六张纸巾都是灰黄色油渍，朋友看了笑笑摇头。我还没告诉他，如果去趟厕所回来，他肯定没胃口。
没胃口的事还蛮多的。例如与友人走进餐馆时，发觉地上的油渍几乎可以让人滑行了，虽然咖喱味道香浓诱人，可是友人还是坚持离开。例如还未进入咖啡店，只见地上有一大盆装有等待清洗的碗盘筷子汤匙，还有剩余食物与汤汁，再加上满地油腻积水，这些“奇景”足以让你止步了。例如许多路旁的露天环境是以清凉取胜，可是路旁水沟往往会传来阵阵腐臭味，奇异的是许多食客似乎是充鼻不闻（患有感冒？），继续埋头狼吞虎咽，享受“古早味”的街边小食。
许多人常用“肮脏吃，肮脏大”来显示身体对不卫生食物的适应能力。这个观念似乎用错在对象身上，其实那是指畜牲对饲料的适应能力，不是人类对不卫生食物的免疫能力。食物与进食环境的卫生标准是评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之一。
当然，厕所的卫生也是评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之一。过去十年，几乎每位去中国旅游的人，回来都会大谈“厕所奇遇记”，因为那儿的厕所令人产生“不安全感”，其实这种心态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新加坡人对这里的厕所也产生极度“不安全感”。新加坡人来槟城旅行，假如他们之中有人上厕所回来，其他人就会用询问的眼神望住这位“勇士”，如果他点头，其他人则纷纷有行动，不过通常摇头的情况较多。
坦白说，我们不应该嘲讽新加坡人“怕死”，因为在城市成长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卫生的要求也逐渐与“怕死”的新加坡人一样。我的侄女每逢学校假期都会从吉隆坡上来槟城度假，她们喜欢这里的山水，也喜欢这里的小食，不过对于在那一个小贩中心用餐，她们是有要求的。她们的要求不是美味食物（还不到懂品尝食物阶段），而是环境卫生。我的侄儿四岁大，如果厕所的地面是铺盖洋灰而非瓷砖，他会闹别扭不进去。
俗语说：“富过三代，才懂穿衣吃饭”。“懂穿衣吃饭”的年轻一代对食物及用餐环境的要求，是绝对不会苟同类似“肮脏吃，肮脏大”的说法，这一点是岛上餐饮业经营者必须牢记的。
納吉的難處與矛盾
纳吉上任一周年，根据默迪卡民调中心发表的民调数据，他的总体支持度高达68% ，在印裔社会和华社的支持率方面，前者是51%，而后者是46%，种种迹象显示他是受欢迎的国家领袖。
不过作为巫统的主席，纳吉对于另一组民调数据则不这么乐观了。巫统在印裔社会和华社的心中，几乎是一个没有作为，甚至被鄙视的政党，因为支持巫统的印裔族群是13%，华裔族群则只有6%。
这个民调数据折射出纳吉作为巫统领袖和国阵领袖，两个党国身份潜在的难处与矛盾。
在去年10月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巫统主席的纳吉，把“一个马来西亚”的论述说得清清楚楚，也博得满堂喝彩与欢呼。我也在本栏的《纳吉时代正式开始》一文中提到：“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严厉冲击巫统的基本政治理念，它意味着巫统必须走出种族主义框框，扩大视野与心胸，为全国人民斗争，不能只顾着马来人的利益。
可是那场大会上的热烈呼声与响亮掌声，并不意味着代表巫统上下党员已经达成共识，毕竟一个以捍卫种族权益作为奋斗基础的政党，要他们在短时间内作出180度的转变，是艰难的。
巫统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党内的右翼派系开始反扑，陆续发出极端、刺耳的噪音，例如纳吉前特别助理纳西尔的“印度祖先乞丐论”与“华人祖先娼妓论”、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的崛起及其主席依布拉欣阿里的种族主义之上的不堪入耳言论、巫统雪州署理主席暨农业部长诺奥玛的“华印先贤支持维护马来人主权”言论等，他们似乎对首相时时提起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表示不认同甚至做出挑衅的姿态。
一年以来，纳吉常常向民众做出“一个马来西亚”的“一阳指”手势，可是他的一阳指神功却没有直戳这群政客的要害，教训他们一番，也没有点中他们的哑穴，逼他们安静下来，相信在未来的日子，类似伤害种族和谐的言论依旧会不时出现。
无风不起浪，类似的极端、刺耳噪音，咋看之下，似乎是巫统种族主义分子捍卫民族权益的凛然行为，其实不然。
日前纳吉公布新经济模式，是继政府转型计划之后，第十大马计划之前的重要经济课题。新经济模式的重点是推动更公平政策，开放更多经济领域，加强国家竞争力，可是就是有一群人不甘愿眼巴巴看着手中多年来不劳而获的各种利益，就这样子不见掉，因此以“宪法赋予马来人的特权”挂名，实为保护自己利益的盘算。
纳吉对待这些类极端、刺耳噪音的态度，显露了他的难处与矛盾。不管是容忍，不理会，还是姑息养奸，纳吉就是没有展现果敢、无惧、强硬的领导特质（除了霹雳变天之外）。雪州议长邓章钦评论纳吉，一针见血指出：“到今天为止，纳吉也只能在旧有的体制上，进行战略性与策略性的调整，不论是在经济或者政治领域，都是如此。”
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政府转型计划、新经济模式及第十大马计划能否有效执行，将决定未来国阵是否继续执政中央，因此他应该凭着人气高涨的民意，果敢地处理巫统的右翼派系（还有120万公务员），因为这些都是他的难处与矛盾的所在。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4月16日）
纳吉时代正式开始
作者：欧宗敏
巫统全国代表大会刚刚落幕，巫统主席纳吉的政策演讲中，以全民最终目标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论述最为响亮，他把“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融入／冲击巫统，一个以捍卫种族权益作为奋斗基础的政党，不得不让人觉得他的信心与勇气，已经升至最高点。
趁着“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在巫统大会响翻天之际，首相纳吉打铁趁热，宣布明年开始将9月16日列为大马日，同时也是公共假期（他后发先至，抢在民联之前，赢了一个马鼻），向全体国民展现更凸出、全面的“一个马来西亚”精神。
首相纳吉自4月初上任以来，在百日执政之时，我国对外的经济政策有了重大的突破，也作出了大幅度的改变。半年后的今天，他倡导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在获得巫统代表的认同与肯定后（我们必须了解事实，在国阵政府治理下，巫统的利益驾凌于国家利益之上），基本上已经成功纳入国家发展的轨道，而属于纳吉的时代正式揭开序幕。
由作为首相的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无论公共体系或者官方传媒如何大力宣传，都比不上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巫统党员的全力支持，来得重要及踏实。
“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严厉冲击巫统的基本政治理念，它意味着巫统必须走出种族主义框框，扩大视野与心胸，为全国人民斗争，不能只顾着马来人的利益。
纳吉的巫统改革政策，当然，也获得巫青团长凯里的积极配合（他审时度势，所以没有举剑动作），他提议以“马来人领导”取代“马来人主权”概念，并以“青年的5个原则”（团结、原则、包容、合时宜及积极），作为巫青斗争的全新方向。
巫统并非种族主义政党，纳吉在巫统大会上指出，1969年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后，虽然巫统可以凭一党之力执政，可是它却没有这样做。在8个月内，我国恢复民主制度，巫统与国阵其他成员党合作，继续容纳各族文化与母语教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影响我国经济、政治与民生长达几十年的新经济政策，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当然，历史的诠释角度，往往随着时代趋势与政治需求，有所改变，而政治人物会提出合理的解读。巫统并非种族主义政党，这种说法似乎不能成立，不过纳吉倒是有意愿扭转大方向，在他的领导下，把巫统打造成非种族主义政党。
本届巫统代表大会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修改7项党章，增加中央代表名额（从2千名激升至14万名）、取消提名固打制、增加女性中央代表（以达到30%目标）等，以杜绝多年以来争议不断贿选问题。
根据报导，有关修改党章议程，在2千名中央代表的一片欢笑声中，以集体声浪与集体举手方式，全面通过。如果以乐观的角度来看，巫统党员的确有杜绝金钱政治的决心，希望一改多年买票贿选的恶习与传统。
纳吉善用308大选的海啸效应，抓住巫统党员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心态，以“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和修改党章，下两帖猛药，希望妙手回春，巫统沉疴顿愈。
巫统是否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当然，这有待观察，不过纳吉以“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分别贯穿国家与巫统的政策，算是成功树立起他的政治理念，也显示他的时代已经正式开始了。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09年10月23日）
納吉的一年表現
纳吉在上任一周年的关键时刻，以公布新经济模式的国家经济发展路线图，取代推行了40年的新经济政策，开动我国经济转型之路，作为总结他当首相365天的成绩。
新经济模式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府计划在10年内，将我国的人均收入，从目前的7千美元（约2万4千5百令吉）提升到1万5千美元（约5万2千5百令吉），达到迈入高收入国的目标。
姑且不论这项高收入国目标是否能够如期完成，不过以目前纳吉的支持率来看，他是人气急升的国家领袖。根据默迪卡民调中心发表的民调数据，纳吉的支持率已达到68%的新高点（上任时才44%）。除了马来社会之外，印裔社会和华社分别以51%和46%的支持率，显现他受欢迎的程度。
去年纳吉在准备当上首相职位时，已经开始一连串的政治策略。霹雳民联政府倒台一事，展现其政治谋略的高明手段。当时我曾在本栏《纳吉太需要一场胜利》一文中提到，纳吉太需要一场政治胜利来稳住他在巫统与国阵的地位，毕竟这是巩固他的权威的唯一的方法。这场政治谋略的算计，一箭双雕，保住巫统与国阵的政治利益，也间接提升他在巫统与国阵的领袖威望。
纳吉当上首相后，马上推出“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来展现他的治国理念，接着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做出大幅度改变，首先是开放17个服务业的次领域，撤销30%的土著股权限制，其次是放宽投资银行、回教银行和保险业的外资权限，即由现有的49%增加至70%，然后再宣布再接再厉地宣布吸引外资的8大措施，其中以国内外公司上市废除30%土著股权限制与撤除外资委员会，这两大政策修改重点最引人注目。
去年年底纳吉打铁趁热，再推行国家转型计划之一的公共传递系统改革计划，以国家关键绩效指标（KPI）与国家关键成效领域（NKRA）作为执行与评估方法，全面改善6大领域的问题，包括犯罪率、贪污、国民教育、低收入家庭、乡区基建和城市交通。
纳吉吸取国阵308大选痛失半壁江山的教训，通过设立网站与面子书，利用网络科技，积极与年轻人沟通，并举办茶会与年轻人面对面交流。除此之外，他也展现亲民作风，拜访新村小镇、出席新春团拜、咖啡店喝拉茶、为新人主持婚礼等，让更多民众可以目睹他的风采，尤其是乡民。
纳吉经过一年的多方面策划，今天民调显现他的支持度高升，确实并非偶然。
虽然纳吉获得人民的支持，可是政治与经济改革的路，也不见得一帆风顺。例如为了改善贪污，政府推出“采购资讯中心”，所有采购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可是这项措施已经严重侵蚀许多政治人物的经济利益。
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的崛起，非常明显的显露有人的不满。他们以捍卫民族权利之名，行保护既得利益之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巫统的金钱政治横行多年，既得利益者老树盘根，传统与保守的派系有反扑的势力，千万不能轻视。
坦白说，一年来纳吉的种种改革计划，能够让人民真正感受到的，大概是路旁出现雨伞式临时警亭，也看到警察较勤力出来巡逻，还有公共巴士数量也增加了。大家也认同国阵有在做事，只是做事的速度与效率还是有待进步，毕竟纳吉拥逾30年的公共行政经验，而国阵也有逾50年的治国经验，治理的表现应该不至于这样而已吧。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4月9日）
纳吉太需要一场胜利
（2009年2月13日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
作者：欧宗敏
上个星期，国阵成功拉拢3位民联议员跳槽，霹雳政权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被颠覆了，308之后等了10个月，国阵终于重夺霹雳政权。
坦白说，重夺霹雳政权对副首相纳吉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因为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奠定他的政治地位。
去年的308大选，国阵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打击，痛失半壁江山，5个州被在野党夺下，国会也失去三分之二的优势，将近一半的选民不认同国阵的治理方式（48.6%），接下来的两场补选，峇东埔和瓜登，国阵又连连受挫，民联的声望如日中天，作为国阵补选主帅以及首相接班人的纳吉，其渴望一场胜利的心情可想而知。
308大选的结果是导致首相阿都拉在今年三月“换人做做看”的主要原因，未来巫统主席和首相接班人的纳吉需要一份耀眼的成绩，以奠定他在巫统与国阵的政治地位，不然的话，他的情况和目前阿都拉的劣势将不分上下。
之前坊间评论似乎对纳吉的治理能力有所保留，多数认为他的运气较好，在当前巫统缺乏独当一面的人物的情况下，他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其实不然。如果翻开纳吉的从政经历，那是相当丰富的履历表，他在23岁就当上国会议员，25岁当副部长，32岁升任部长，从1970年代至今，他曾掌管多个重要部门（教育、国防、财政等），由此可见，无论在政府部门或巫统组织，他的人脉经营应该非常深厚及广阔。
国阵颠覆霹雳政权并非首次旗开得胜，1994年他们在沙巴已经尝过甜头，而当年主导夺取沙巴政权的人物就是时任副首相兼财政部长的安华。无独有偶，这次导致霹雳民联政府倒台的主导人物纳吉，其身份也是副首相兼财政部长。1994年，安华51岁；今年纳吉56岁，两人都在知天命的岁数，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
当年的安华和今日的纳吉，对于利用跳槽议员达到颠覆政权目标的做法，是有其特别的一套政治伎俩，而这套伎俩在巫统党内已是长期运作及证实有效。前阵子，巫统纪律局主席东姑礼道丁建议巫统废除女青年团、少青局、青年团和妇女组，其用意在于从根本上解决金钱政治的沉痼，因为这个毒瘤已经越来越大，几乎要到失控的局面。
金钱政治可以让政客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甚至发展出贪污有理、舞弊无罪的颠倒是非的价值观。这套为了谋取权力、地位、金钱的政治伎俩，从政党延伸出来，进而吞噬整个国家行政机构，甚至成为政治人物与官僚之间互通的潜规则。
纳吉太需要一场政治胜利来稳住他在巫统与国阵的地位，毕竟这是巩固他的权威的唯一的方法，或者可以这么说，在颠覆霹雳政权的考量中，他并没有把民主程序、选民意愿包括在内。
纳吉与国阵相信人民会单单以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来衡量一个政府的政绩，只要把经济搞好，人民是不会计较你是如何把政权夺过来的。事实是如此吗？我看未必。
去年308大选，国阵痛失5个州，只获51.4%的选票，当时国家经济不差、裁员人数少、失业率也低，为什么人民会如此愤怒？为什么支持民联的选票会激增？因为国阵的长年治理方式已经让许多人民失去信心。
颠覆霹雳政权是今年纳吉太需要的一场胜利，而3年后的大选，则是他更加需要的一场胜利。
至少可以看见警察做工
最近几个月，相信许多民众出门时，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警察的身影时时出现，最明显的例子是马路旁出现许多雨伞配搭桌椅的安排，方便警察站岗。除此之外，流动警察局的卡车也常见。
近十年来，我国治安，严重败坏，攫夺匪徒，四处横行，抢劫偷窃，罪案频频。城市小镇，皆无幸免，人民日夜，忧心忡忡，迫不得已，自组保安，民愤民怨，急速上升。上届大选，政治海啸，治安败坏，贪污腐败，两大原因，半壁江山。国阵政府，痛定思痛，打击犯罪，计划重点，积极执行，挽回民心。
最近几年，警察的福利获得极大改善，显示政府高薪养廉的策略，一石二鸟，一是提高警察的办事效率，二是减少警队的贪污风气。2007年全国公务员大调薪时，军警人员获得额外20%增幅，而人数最多的准伍长至副警长级别的警察，甚至享有最高的42% 加薪。
纳吉上台后，去年9月推行6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减低犯罪率是其中一项，政府计划在2010 年底把街头犯罪案减低20%，而警察部队身负重任。三军未发，草粮先行。今年初，警队又通过调整薪金制度，大约10万名警察再度获得大幅度调薪，警长月薪达3千令吉，而警曹月入也达到2千令吉。
上星期警察日，纳吉再度犒赏警队，逾3万名普通警员每月将获200令吉值勤津贴。在升职方面根据服务年份计算，普通警员无需再经历面试与考试，只要服务满3年就能升任准伍长，再过5年升任伍长。
任何有管理常识的人都清楚知道，有效管理及有效执行依靠的是赏罚分明。上面所提到种种警队的福利，全部都是关于奖励与奖赏部分，至于惩罚部分，至今尚没有看到警队有任何的整顿行动，例如大举捉拿涉贪滥权的警察（也可能时机不对）。
坦白说，今天在民众心中，警察的地位不高，整体形象也不佳，而类似的不良印象是经年累积的。如果说警察的贪污风气颇盛，实在不为过。除此之外，工作态度懒散、办事能力不足也是主要因素。这群警队的害群之马（人数不少），长期以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导致警察部队背负种种骂名。
去年我在本栏《“遇到就没变”的公务员》一文中提到，浮罗池滑交通堵塞问题，除了市政局执法人员态度懒散之外，警察也要负起责任。因为浮罗池滑警察局前面就是交通堵塞的重地，可是那里的警察每天进出多趟，也视而不见，工作态度与懒散的市政局执法人员不相上下。
居住在警察宿舍附近的居民，经常可以看见一种现象，那就是不守法的警察与家眷。最常见的是他们在家附近骑电单车都没有戴头盔，有些还是不足龄的少年。警察眷属在宿舍附近开档作饮食生意是常见的，自己建造的档口就在路旁，可是他们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小贩？
我国有数十万或接近百万的非法外劳，这群数目庞大的“弱势群体”，常常成为各个执法单位不良分子的猎物，尤其是滥权腐败的警察。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三两位警察向外劳作检查，他们可能是执行公务，也可能是“实行私务”，而遭受执法人员欺负的非法外劳，是口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
警察部队的纪律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整顿警察也是长久以来的期盼。目前警察的薪金与福利已经大大改善，民众盼望警方的涉贪滥权问题，也一样要大大改善。有人会质疑，警察在路边的大雨伞下坐着，犯罪率就会降低吗？根据报告，这样子的安排是有阻吓犯罪作用。无论如何，让警察在马路边的阳光下工作，总比在办公室里吹冷气好一些，至少公众可以看见他们如何做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4月2日）
“遇到就没变”的公务员
作者：欧宗敏
浮罗池滑是我从小到大的活动地带，这里的商店与银行林立，无论处理事务，购物或者用餐都相当方便。由于商店与银行的地点集中，让公众感到相当便利，因此也造成车辆车水马龙，交通堵塞的情况相当严重，尤其是午餐及上下班时段。
日前看见马路两旁出现“锁车轮”告示牌，警告车主不要随意违例停放车子，不禁感到欣慰。毕竟为了自己方便，不管他人麻烦的缺德车主相当多，这一次终于可以对付他们了。
上个星期浮罗池滑区州议员郭庭凯发现这些告示牌如同虚设，因为市政局执法人员态度懒散，没有认真执行任务，导致浮罗池滑状况依然没有改善。而浮罗池滑警察局前面就是交通堵塞的重地，可是那里的警察也视而不见，工作态度与懒散的市政局执法人员不相上下。
批评公务员工作态度懒散的州议员，郭庭凯并非唱独角戏。今年9月日落洞国会议员黄泉安指出，槟榔河第二阶段治水计划迟迟无法动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负责的公务员工作态度怠惰。
批评公务员工作态度懒散的也不限于州议员，日前槟城州秘书再纳拉欣发通令，规定州公务员在上午阶段的休息喝茶时间，不可超过10分钟。其实类似的超长的喝茶时间情况，在嘛嘛咖啡店是司空见惯的。
许多公务员是没用早餐就上班的，他们往往在上午阶段的喝茶时间才出外吃早餐，所以10点左右的嘛嘛咖啡店往往高朋满座（许多人的胸前还挂着名片），当然所谓喝茶时间至少超过半个小时（还要看一看报纸，聊一聊天呢）。
记者询问纳拉欣发如何对付违例公务员，他回答，初犯者将接到口头警告，如果继续犯规，将受到进一步的对付。怎样子的进一步对付？则不得知了。
关于2008年总审计司报告提及的滥用、疏忽、管理不当、超支等问题，公共服务局总监依斯迈阿当说，部门主管的整体表现将备受影响，包括升职及加薪机会等，换句话说，以3万余令吉的天价购买市价仅990令吉的柱型平台工具（总共6台），该部门主管面对的惩罚只是一般的不加薪或升职而已。
类似把有贪污、回扣之嫌的行为化为行政疏忽或管理不当来处理，是公共部门一贯的官官相护作风，因此对腐败的公务员来说，根本无法起震慑的作用，甚至让他们在未来更加肆无忌惮。
正如上面所提的，我国公务员有两大问题，其一是马虎懒散、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其二是有倾向贪污舞弊的行为。
要大刀阔斧整顿公务员，将贪污枉法的公务员绳之以法，固然重要，可是这些公务员，就整体比例而言，还算是小数目。如何处理那数目庞大的马虎、懒散公务员队伍，方是充满挑战的改革工作。
我国的公共体系在惩罚方面过于仁慈，时常陷于妇人之仁的困境。公务员相当清楚，不求上进、马虎懒散、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是不会受到严重惩罚如不加薪或升职的，更不用说革职了。
所谓“金饭碗”（或者“金饭桶”）就是不求上进、马虎懒散、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也能保有工作，而且年年调薪，无惊无险做到退休，还享有有退休后的各种福利。
就算是设定关键绩效指标（KPI），那些表现没有达到标准的公务员要如何对付？不能加薪或升级？他们是不在乎加薪或升级的，只要保住工作就好。政府会开除那些没有做错事，可是表现低于标准的公务员吗？
我国的公共部门有点像流沙，任何朝气蓬勃年轻人进入这种体系，如果没有坚定意志，及时跳开，几年下来，很快就跟着大伙儿一起沉沦了。虽然我们不齿这种工作态度，可是他们依旧马照跑，舞照跳，一路风骚到退休，你又奈他何！
我想，民联议员这两年来最大的体会，应该是面对公务员的工作态度时，萌生福建话“遇到就没变”的无奈感觉。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09年11月13日）
馬華房間裏大象
对马华党2千多名中央代表来说，本星期日将是他们的大日子，他们将终结一场被喻为“马华史上最不堪、混乱、局势难以预测的党争”。这场党争对马华形象的破坏是超乎想象的严重，无论是对内（党内基层）或对外（华社），大家看了都不禁摇头叹息。
然而叹息归叹息，这次重选，从总会长到中委职位，各路参选人马依然兴致勃勃、气势高昂，纷纷打着“改革”、“重整”、“整合”等旗号，看似要为马华的未来，寻找一条全新的道路。
今时今日，马华确实需要一条全新的所谓政治斗争道路。回头看看逾60年的党史，在建国最初10年，也是马华的辉煌时代，他为华社争取到多项权益，也获得华社的支持。
1970年以后（513事件之后），我国政治局势大大改变，马华在国阵的政治空间开始逐年缩小。
1980年代，自马哈迪上台以后，他的强势领导迫使马华在国阵的地位逐年下降、政治空间日益紧缩，而马华领导层唯有通过所谓的“协商”、“朝廷有人好办事”等似是而非的口号／政治理念，向华社拼命解释国阵政府的政策，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
1970年以后，马华对华社的最大贡献应该是建立拉曼学院和拉曼大学（至少马华是这样子认为）。教育向来是华社心中最重要的事，也是心口上永远的痛。
在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甚至带有歧视）的状况下，马华避重就轻，舍弃政治斗争路线，转向社会福利寻求出路，通过设立拉曼学院和拉曼大学，让华裔莘莘学子有机会完成高等教育，借此赢得华社的支持。
坦白说，除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之外，在民主国家，政党办学是罕见的。马华办学院确实是在不得已的政治环境下，做一个不得已的抉择，也显示一种不得已跪着生的宿命。在那个年代，华社多多少少也理解这份无奈的苦心。
2年前308大选的政治大海啸，政治生态改变了，民心也转变了。马华的惨败表明了华社已经不能接受马华时时强调的那套社会福利理念，也不再认为“协商”、“朝廷有人好办事”等做事方法是可行的，更糟的是甚至不需要马华来代表华社。
英国有句谚语，“房间里的大象”，指的是大问题，一个显而易见，可是却故意忽视的大问题。这个大问题犹如房间里的大象，它堵住半个房间，大家都看得见，可是没有人想要做些什么。大问题也许是禁忌，所以谁也不愿指出，以免枪打出头鸟。
马华房间里的大象，几乎已经在308大选时全部曝露，只是直到今天，似乎没有人有移开大象的意愿或魄力。两年过去了，没有大反省、没有大改革，马华只给人留下永远是派系之争的利益分配和相授的坏印象。
本星期日，马华将选出新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不仅要看得见马华房间里的大象，还要有移开大象的果敢与决心，不然的话，在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马华分分钟钟有被大象踩死的可能。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3月26日）
黃進發：《最後的黨爭？》
張木欽：《大場落幕小場開鑼》
莊華興：《馬華重選與時評界議題》
唐南發：《掃黃義不容辭》
莊迪彭：《馬華幫閒文人的馬屁文章》
潘永強：《馬華走不出内卷化困境》
檳城反對黨要努力
上周我在本栏里提到直到今天槟城首长林冠英的民气依然火红，有报导指出，有位马华政治人物表示，如果今天你严厉批评他，隔天你去咖啡店享用早餐，隔桌的食客会骂你。后来朋友告诉我，这种情形是常见的，往往令一些政治人物感到尴尬。
我就看过类似尴尬的报导。前年民联州政府成功装置多语路牌，而在古迹区的建筑墙上，也有装置街道名称与历史的多语解说牌子。有反对党人士就以某个牌子上的街道历史事迹不文雅，指责州政府不应该还继续引用，以免现今居民受到干扰。
这些反对党人士自以为仗义执言，岂知马上引来居民当面嘲讽，指执政几十年都没胆量装置中文牌子，现在还敢说三道四云云，有随行记者据实报导了那次的尴尬场面。
坦白说，槟城的反对党不好当，至少直到现在情况依然如此。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槟城民联政府是以狂风扫落叶之势登上执政舞台，有非常强大的民意基础在支撑，而2年后其政治海啸余威依然不可忽视。
槟城反对党有两个劣势，第一是强大民意依旧不在他们这一边，第二是失去政权后，还搞不清楚民意（可能知道也无能为力）。这两个劣势造成两个困境，前者批评声没人要听，后者批评声还遭受人民呛声。如果分析造成困境的原因，可以发现前者是潮流所逼，可是后者则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
为什么308大选国阵会失去半壁江山？因为为数不少的人民认为他们贪污腐败、霸权滥权。这就是民意，也就是民众对国阵的印象。
槟城民联政府上台后，展现新人事、新作风，马上公开招标所有采购工程及合约，竞标资讯上载至互联网，公开让所有人查询。两年以来，CAT治理理念获得人民的赞许，更获得总稽查司的赞扬。
如果今天槟城的反对党要以“贿赂”、“以权谋私”、“滥权”等字眼来批评／指责民联政府的一些政策，你认为人民会认同／相信这种说法吗？
当然人民不会盲目相信民联政府的清廉，他们只需观察两大执法机构，反贪委会和警察，对于民联议员的“关爱态度”，则可知其真实的清廉程度。
对于民联政府，这两大执法机构成功扮演监督的角色，其积极的工作态度，让人刮目相看。单单新春期间的团拜与演讲活动，警方就接到12宗举报，指槟城10位民联议员涉嫌非法聚会、刑事诽谤和种族煽动，更令人惊讶的是11项投报是警方自己报案的！
至于反贪委会的频频行动，更不在话下。民联议员与助理陆陆续续前往反贪委会“协助调查”，直到发生赵明福坠楼死案件，有议员反击反贪委会的查案方式，人民才恍然大悟，原来公务员也有“积极做事”的。
如果两大执法机构如此积极工作，尚无任何民联议员涉嫌贪污、贿赂、以权谋私、非法聚会、刑事诽谤和种族煽动被起诉定罪，那么证明他们是清廉、守法的。因为大家也清楚了解，两大执法机构调查民联议员的过程肯定是不袒护、不徇私，甚至细究任何犯罪可能。
无论民联政府如何治州有方，槟城还是需要反对党来监督，这是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民主国家，没有人会认为不需要反对党的，至于反对党的强弱，则由其政治理念与处理手法的高低来决定。
槟城反对党要赢得民心，首先要了解民意。虽然这是每个政党都知道的事，可是就是有人偏偏做得不够、做得不好、做得不对。槟城反对党要努力。努力什么呢？努力倾听人民的声音。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3月19日）
檳城有什麽改變？
虽然2008年308的政治海啸距离现在已经2年了，可是直到今天，与来槟城游玩或公干的友人见面，他们依然热诚询问我这位道地槟城人：“换了州政府，槟城有什么改变？”
槟城有什么改变？咋看之下，好像一切依然如昔。交通依然堵塞、治安还是不安、有人依然抗议示威、有人还是不满政策……但是人民对民联政府的施政印象还是不错的。日前一家西报报导，林冠英在槟城华社的支持度，至今依然火红，有位马华政治人物表示，如果今天你严厉批评他，隔天你去咖啡店享用早餐，隔桌的食客会骂你。
去年槟城大变天一周年，我在《民联治理的80/20法则》一文中提到，州政府的3项政策与计划，第一成功装置多语路牌，第二升旗山缆车维修节省33万令吉，第三全槟免费无线上网计划，获得巨大的回响与欢迎，而民众也以这3项计划作为指标，评估州政府过去一年的作为。
2008年的3项政策与计划，代表了3种大改变。那么去年又有什么政策与计划是足以让人觉得是一种指标性的改变呢？
首先州政府开全国之先河，实行超市一周四天拒用塑胶袋，以及州政府活动不使用保丽龙的环保政策，不仅获得民众的热烈响应，也显示环保理念已经进入州政府的行事议程。
环保、绿化、节能减碳等理念是世界潮流与趋势，也是当今执政者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要与世界接轨，环保方面的执行力，是主要的衡量标准。一个城市的文明与先进，高楼大厦等硬体设施绝对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环保、绿化、节能减碳方面的政策与设施才是重点。
接下来，州政府应该要继续推行的环保政策是垃圾分类与小贩的卫生问题。这两项计划确实不容易执行，它将面对的阻力是可以想象得到严峻，但是要把槟城提升到另一个层次的城市，主政者必须要有足够的决心与毅力。
其次是槟城中文路牌繁简的选用以及中文路名在口语化与华语规范化的争议，这两项有关槟城历史与中文本土化的课题，槟城评论界确实热烈讨论一番。
这里不谈评论界的不同观点，要谈的是州政府在面对这样历史文化的课题时，寻求解决的方法与做法。关于槟城中文路牌繁简的选用，州政府决定推行网上公投，让人民来决定。
槟州民联政府愿意推行像网上公投这样的民主概念，是应该获得赞赏的。不管最后参与人数的多寡，以及最后成绩的揭晓，这种公投的民主理念已经成功的被推广，让人民更进一步理解自己手中一票（除了大选以外）的重要。
第三是槟城州政府率先宣布要恢复举行地方选举。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对人民而言，手中有多一张票来决定总是好事，也是民主理念获得推广的明证。
当然地方选举能否举行，尚要走好长的一段路，因为各方政治人物与政党都有许多盘算与算计，毕竟要把权力全部交到人民手中，还是有人不是很乐意看到的。
第四是乐龄人士回馈计划。我们只要看看乐龄人士的反应，就知道他们对于这项计划的重视与盼望。州政府能看见老人家的需求，也证明他们了解民意的敏锐度。
如果把给老人家100令吉当作是收买人心，那未免也太低估老人家的政治智慧。从一些老人家口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在乎的不是那区区100令吉，而是州政府对乐龄人士的关注。
槟城有什么改变？
如果要看见像光大这样的庞然建筑物拔地而起的大改变，那当然没有。上面提到的4项政策与计划，如果对槟城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不同的冲击、如果能让槟城人有点自豪地向来自外州的朋友提起种种不同，那么槟城是有改变的，而且是朝向文明、民主、环保的方向，一步一脚印的前进。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
《民联治理的80/20法则》
作者：欧宗敏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09年3月13日）
去年308大选，槟城子民毅然做出惊天动地的决定，槟城大变天，民联摇身一变，一夜之间从多年的在野党身份，转换为拥有治理槟州的地位，成为槟城的新政府。
大选变天之后，许多人对于民联的执政能力感到怀疑，他们的理由：民联没有州或者联邦的公共行政经验，他们有能力管理槟城吗？一年后，林冠英配合民联执政槟州一周年，接受中文媒体联访，公布过去一年州政府已展开的10项计划，在行政方面节省138万令吉开支，以及成功取回1千万欠税。
一年前民众的求变心情，犹如熊熊烈火，散发巨大的热量和光亮，一年后民众渴望改变、转变的心情，在民联政府实行的一些政策上，获得适度的舒缓，根据一些民调显示，大部分民众对于民联政府执政一年的表现，基本上都给予正面的评价。
坦白说，这些民调的结果，与现实相差无几。民联政府在过去一年所做出的各式各样政策与计划，除了一些项目受到批评之外（去年年底3项大型旅游促销活动出状况），大体上都没有出现饱受抨击、不得人心的场面。
民联政府在推行政策与计划时 ，除了实现竞选时的承诺之外，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旗开得胜的政治考量），这些政策与计划会得到巨大的回响（有深得民心之举），毕竟这是作为政党必须要有的政治考虑。
一年以来，民联政府推行的政策与计划，符合行销学（经济学、社会学）里常提到的“80/20法则”，所谓“80/20法则”指的是“一个企业每年平均的营业额中，80%的利润来自20%的顾客”，换句话说，在众多推行的政策与计划里，其中的20%将获得80%的赞赏与认同。那么哪些是民联推行最受欢迎的20%政策与计划？
我想，排名第一应该是成功装置包括中文、淡米尔文及阿拉伯文的双语路牌。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使用多语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可是多年来有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与政客在从中作梗，让民众误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而双语路牌的实现，是打破50年禁忌的做法，也是展现尊重多元化及普世价值的最佳方法。
升旗山缆车维修节省33万令吉的做法，符合民联政府时时强调的治理核心价值：能力、问责与透明（CAT）。最近几年升旗山缆车频频出状况，饱受国内外旅客的指责，而缆车的维修费用常常是以百万或者建议以千万来更新。这一次州政府通过向非政府组织、专业人士等咨询，成功委托承包商以58万令吉，只用2个月时间更换钢缆（其余投标公司要6个月），有效解决前朝政府几乎“没法度”的事。如果州政府继续以类似的方法解决问题，相信在未来几年，州政府将为人民省下天文数字的开销费用。
全槟免费无线上网计划对年轻一代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事。槟城将成为全马第一个全州无线上网的州属，而且是免费的，许多外州的年轻朋友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都露出不敢相信以及羡慕的神情。虽然州政府在推行有关计划时，受到一些团体的抗议，可是支持的人数远远超过反对者，毕竟迈入数码时代，无线上网是一个城市必须具备的基本设施（槟城在这方面已经落后很多年了）。
如果以“80/20法则”的标准来看，以上的几个计划的确获得巨大的回响与欢迎，而民众往往以这几项计划作为指标，评估州政府过去一年的作为。虽然在野党议员不觉得州政府的表现有什么特别，可是以一个从来没有州或者联邦的公共行政经验的政党来说，民联政府在过去一年的表现，的确比想象中的出色，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不过对民联政府而言，真正的挑战应该是从现在开始，因为明年今日，民众要看到的成绩单，肯定要比今年优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