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展現愛國精神


日前国防部长阿末扎希在国会回答提问说,我国军队里的华人和印度人的数目少过10%的原因很多,其中包缺少爱国精神等。当然,这样子的回答马上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回应,批评声浪不断升高,很快地惊动了首相纳吉。

为了避免风破闹大,内阁马上作出指示,国防部必须配合非土著团体、政党及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召募更多菲土著军人,而召募行动将在南霹雳开始,因为那个地区居民的种族比例是土著与非土著各占一半,希望借此行动平息这场“不爱国”的风波。

如果说,阿末扎希的这番言论是管中窥豹,并不为过。对于纪律部队的工作,如警察、军人、消防员等工作,华人的兴趣不大,原因很多,但绝不应该是缺少爱国精神。槟城志愿警卫团有7万2千余人,马来人占62%,华人占30%,印度人占7%(接近国家种族比例),而在组织义务消防队方面,华人的参与度是最高的。从这些事实来看,华社对于参与义务工作的热诚是挺高的。

爱国精神落在一些有心计的政治人物手里,他便能利用它来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甚至质疑别人,而那些受指责不爱国的人,往往陷入一片惶恐或焦虑,纷纷展开各种“赎罪”行动。

前几年有政治人物曾经批评华裔商家在国庆期间没挂国旗,因此有不爱国之嫌。一些政党的服务中心马上免费分派各种大小国旗,并呼吁大家在商店门口以及车子上都要插上国旗。一时之间,整条街道出现百旗飘扬的热闹,仿佛街区盂兰盛会到来的盛况。幸亏这几年政治生态改变,民智渐开,类似的不爱国批评声音不受理,所以才自讨没趣地销声匿迹。

其实爱国精神、爱国主义的表现,如果过渡宣示或者过渡表现的话,那么它和极端的、狂热的极端思维没什么两样。

最近中国政府对于钓鱼岛海域撞船及日本扣押中国船长事件,开放部分城市民众展开抗日示威,以回应日本右翼分子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游行。然而,在中国民众的极端爱国精神最终演变成暴力行为 。成都、西安、河南郑州的抗日示威游行到后来失控,出现日资超市、商店被砸破玻璃、橱窗,日系汽车如本田、日产、丰田等被游行人士打砸、掀翻等违法行为。

坦白说,我国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因为国家主权被侵犯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事件,因此大家对于爱国精神的凝集力到底有多强烈,大概也没有一个准确的预则吧。那些因为宗教因素,不时在美国大使馆前面示威,抗议入侵伊拉克、抗议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攻击等活动,确实与爱国精神风马牛不相及,因此也难于推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程度。

那么我国到底有没有国家主权被侵犯的危机?

前首相阿都拉与时任国防部长及副首相的纳吉都有前往南中国海的我国南沙群岛军事基地巡视,这个行程当然不是度假,而是向一些国家如中国、越南、菲律宾、汶莱等宣示我国在南沙群岛的主权。

国际事务,变幻无穷,虽然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大纠纷,可是未来是难于预测的,毕竟那里的石油资源是巨大的吸引力。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得不前往中国、越南、菲律宾、汶莱等驻我国大使馆前示威,以宣示我国的主权,届时我们就拭目以待国人的爱国精神如何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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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1月19日)





不需要認識林冠英——檳城的與衆不同


首相纳吉在第二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如果没有华社的企业、专才和贡献,我国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而且也无法于2020年达到先进国的目标。

纳吉的这一番言论,也引起中文媒体的注意及大事报道。其实打从英殖民时代开始,华裔先贤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打拚了,直到今时今日,国家的繁荣也是累积了几代人的努力与心血,这些已经是事实,也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可是为何华社依然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难道华裔几代人的种种事迹与贡献,真的要等待每一任首相提起或赞扬,才算是来自官方的一种肯定吗?

难道华团听到首相的赞赏,真的要表示勿沾沾自喜,才算是没有华人沙文主义的展现吗?那未免太患得患失了吧。

坦白说,首相纳吉在第二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的演讲,除了赞扬华人的企业与专才之外,并没有提到多少有关经济发展的新意(也许之前已经提出太多了)。反而槟州首长林冠英在该会上的演讲,提出两项重点,宣示了槟城吸引外资的方法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引起大家的注意。

林冠英表示,槟城给于投资者最好的投资机会,那就是实施公开招标政策。他说:“在槟城投资不需要依靠人脉,不需要认识谁或槟州首长,你只需要认识我们的法律和条例即可。”这是第一个重点。
在华人社会中,除了香港与新加坡之外,没有人想到槟城华裔首长胆敢说出这番话(尤其在我国,今年“贪污指数”(CPI)报告是4.4分,178国家中排名第56),对许多华人商家来说,确实是一种震撼。

众所周知,华人商家做生意讲求人脉,不过“人脉”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读。如果有机会前往法治意识偏低、讲究人情关系的国家经商或投资,便能理解关于 “经营人脉”背后一套具有高度腐败成分的官商游戏规则。

政府在社会是扮演一个平衡和整合各方利益的角色,并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有经营理念的投资者而言,讲法律、重条例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是重要的。林冠英大声说出“在槟城投资不需要依靠人脉”,说明槟城要吸引的是有经营理念的外资,而不是要当投资垃圾桶,什么乱七八糟的商人都欢迎。

林冠英提到的第二个重点是要把槟城打造成一个国际智慧型城市,他说:“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印度或亚洲的世纪,其实不然,应该说21世纪是城市世纪。”

根据世界银行估计,全球60亿人口中,目前有一半将居住在城市,而城市的重要及崛起,已经是不可忽略的世界趋势。

在亚洲,东京、香港、新加坡和上海是经典城市,然而另一群亚洲城市也快速窜起。《天下》杂志曾经把澳门、曼谷、首尔、台北、北京和台中列为以各种不同创意,走出自己独特风貌的崭新活力城市。
槟城要迈向国际智慧型城市,其中一个关键条件就是需要吸引更多人才,这一点,也是林冠英一直强调的。当然,他也非常清楚,一个成功城市的背后,都有一套制度在运行,那就是妥善规划、积极执行和有效领导。

清洁、卫生、方便、效率、环保等都是一个城市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城市居民的共识,如果这方面不完善,是不容易吸引人才前来居住的。目前槟州政府努力改善及推行各种民生、交通、卫生、环保等政策,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良好、舒适的城市居住环境。

在第二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上,林冠英以“只需要认识我们的法律和条例”和“国际智慧型城市”两项重点,向投资者说明槟城在未来发展的目标、角色和定位,也让槟城不需要活在吉隆坡的大城市光芒下,抱着“人有我也有”的想法,凭着岛上独特的风格与人文风貌,走出自己的路,让世界看见我们的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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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1月12日)

新聞報道:林冠英:不能單靠中國,檳積極招攬外資



巫統大會的小框框


坦白说,本届的巫统代表大会,与去年比较,在政党气势、理念论述、党员凝聚力方面都逊色多了。

去年的巫统大会,纳吉挟着峇眼槟榔补选压倒性胜利的余威,并首次以党主席的身份发表演说,在气势上显得踌躇满志。在大会上,纳吉阐述全新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要带领巫统党员走出种族主义的圈子,以实现巫统成为维护全民利益的政党。至于党员凝聚力方面则可以从修改党章时(增加中央代表名额、取消提名固打制、增加女性中央代表等),2千名中央代表在欢乐气氛下,全体举手通过的场面中,显露无遗。

在去年的巫统大会上,巫青团长凯里提议以“马来人领导”取代“马来人主权”概念,并以“青年的5个原则”(团结、原则、包容、合时宜及积极),作为巫青斗争的全新方向。

今年凯里没有继续宣扬他的“马来人领导”概念,也没有继续推广“青年的5个原则”,反而不留情面地揭露巫青团的十大恶习,并大胆地说出巫统目前面对的困境。如果没有获得非马来人的鼎力支持,再加上回教党和公正党的崛起,来届大选国阵可能失去高达50个国会议席。

凯里的讲话显示了巫统党员(尤其是巫青团)必须减少偏激的言论、种族主义的思想,并接受开明、公平、民主思维的改变,以免失去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包括马来人)的支持。

今年纳吉在巫统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讲话,应该是他赋予逾300万名党员的最重大的任务与责任,那就是捍卫布城、捍卫政权。党主席公开作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呼吁,在巫统大会上确实是罕见的,甚至在马哈迪时代,巫统闹分裂时,也不曾听闻类似捍卫政权的呼吁。

纳吉的捍卫布城的呼吁,显露了巫统与国阵在面对下届大选时,面对民联强势崛起的最大隐忧,因为308大选的大挫折,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他的捍卫政权的呼吁,也算是符合了政治评论界的猜测,来届大选很可能在明年举行。

虽然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一年来经过公共体系和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可是实际的理解与理念的贯彻,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到位。过去一年,土著权威组织的嚣张叫嚷,或多或少冲击纳吉的包容与开放的政治模式,也令纳吉不得不回应或者不得不做出调整。

基于土著权威组织的动作频频,即使在纳吉的演讲稿不曾出现“土著权威组织”的字眼,可是他还是不得不提到公民权和马来人地位的课题,而中央代表也不例外地谈论那些多年以来纠缠不清的固打制、股权分配、拐杖论等话题。

巫统大会议长巴达鲁丁甚至不顾自己主持的独立身份,跳出来参加辩论,指责华人经济大会上建议逐步取消30%土著股权固打制,以及警告马华总会长蔡细历的做法,曝露了巫统内抱持马来人至上思维的右派,依然拥有相当的势力。

连续两年,凯里的言论不再偏激极端,响应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但是巫青团会接受他吗?有人说,这位没有官职的巫青团长,在下届党选时是否还有机会当团长,还是一个未知数。

除了引人注目的捍卫布城的呼吁之外,纳吉依旧跳不开种族权益的小框框,要求马来民族要自强不息,不要沦为“乞讨”民族,重复自马哈迪时代以来,在巫统大会上,已经听了几百遍,马来民族必须自强的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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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29日)




預算案與百層大廈


据说首相兼财长纳吉为了不让国人把2011年财政预算案的注意力,只是聚焦在烟酒“罪恶税”是否调整,因此在公布明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前10天,所有品牌香烟的售价先调升,其中20枝装香烟起70仙。至于另一个经常被“开刀”的啤酒税,则是“额外开恩”,连续第5年没有提高(我国啤酒税是全世界第二高),让酒客可以放心地喝几杯。

虽然“罪恶税”没有成为明年度预算案的焦点,但是纳吉宣布将兴建高100层的“独立世代”大厦,预期5年后完成,并成为国家的新地标的消息,则成为在野党及舆论聚焦批评的目标。

100层的“独立世代”大厦如何能够成为国家新地标?全世界最高的大厦在杜拜,高达108层,而“独立世代”大厦比台北101少1层(不过高度比台北101还高),单单从宣传角度来看,100层的“独立世代”大厦已经没有什么噱头了,至于新地标的说法,也只不过是“自己讲自己爽”而已。

对于类似耗资50亿令吉百层大厦的大工程,坦白说国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马哈迪时代,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类似的庞大发展计划,而在当时的国家宣传媒体大力宣扬下,呈现一种已经与先进国平起平坐的假象(当年确实有不少人相信这套宣传),然而今天国人已经清楚见识这种庞大发展计划所带来的种种浮夸与浪费,以及计划背后的种种所谓“官民合营”的利益输送与腐败。

其实首相纳吉清楚类似百层大厦的发展计划将面对的各种批评,可是他不得不走这条庞大发展计划之路,因为这种计划一旦执行,短期内将带动经济蓬勃发展,而蓬勃的经济是执政党在大选中最有力的宣传(说白了就是政治算计)。至于这些庞大发展计划是否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还是又一项浪费纳税人的钱的典型例子?则以后再说了。

虽然南北大道公司被UEM和公积金局联合收购,首相也宣布4条大道在未来5年不调高过路费,可是政府还是要付高达50亿令吉作为不调高过路费的赔偿,而目前政府尚拖欠南北大道公司约25亿令吉之前的赔偿金。大道合约里的每3年调高过路费条文,是国阵政府无法面对人民的其中一个死结。

首相纳吉宣布成立国家薪金理事会,以制定合理薪金制度,这项措施来得正是时候。根据世界银行调查,我国在过去15年来的薪金增长率只有2%,但是生活费却增加15%。这种钱不够用的状况,并非工人不努力工作,而是努力工作也只能达到三餐温饱而已。通过制定最低薪金制,数十万名工人的生活将获得改善。

2011年财政预算案是纳吉的新经济模式、经济转型计划以及10年内达至高收入国的第一个财政预算案。为了要达到高收入国目标,经济转型计划必须依照进度有效执行,确保达至最少6%的增长率,这份财政预算案的总开销也是我国史上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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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