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教導學生堅持與勇氣?


上个星期槟州政府和州内的90所华小及10所国民型中学进行交流,以了解州内华教事务和商讨州政府分配580万令吉拨款事项。根据报道,这场交流会最后演变成“讨钱大会”,让出席的槟州首长林冠英见识了州内华教钱不够用的窘境。

如果说这场交流会轰动全国,让国人对于华教的问题,有更深一层的体会,是丝毫不夸张的。
这场交流会凸现华教的两个困境,其一为州内各类华校扩建缺乏数千万令吉经费,而90%学校还没向由联邦政府管辖的教育部申请,主要原因是不能忍受繁文缛节与官僚作风;其二是出席的校长叮咛媒体千万不要拍照,以免曝露行踪,而受到教育部的“特别关照”,因为他们“不方便”与民联政府有任何联系。

上述两个困境的问题核心就是教育部的官僚作风与偏见思维。

我曾经在《教师中立的勇气》一文中提到:“教育部官员之中,有两大类人物时常左右或者影响教育政策的操作与运行。第一种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的思维以保守、排外见称,支持一种语文、一种民族的极端看法;第二种是具有政党背景的官员,他们事事以政党的利益为主,偏向揣摩和迎合政治的需求,也兼顾个人的官运升迁利益。”

林冠英当了槟城首长22个月,对于公务员的种种官僚作风与态度,他比任何人有更深刻的了解与体会,因此他劝告学校代表一定要坚持,不管官员态度是如何的敷衍或推委或刁难,大家也要坚持申请,厚着脸皮也要持续追问,直到获得拨款为止,毕竟要求拨款是天公地道的事。

官员的各种官僚作法的终极目标是要大家放弃申请或知难而退(就像一些警察经常“劝告”当事人不需要报案一样)

现在学校代表知道了,更应该长期抗战般坚持申请拨款,不厌其烦地写信、呈表格、与官员会面,并把每次申请流程的细节都记录得妥当。总有一天,这些申请记录将发挥作用(就算没获得拨款,也让后代子孙记得先辈申请拨款的艰辛)

行政议员王国慧听见校长千交待、万交待,要求媒体“手下留情”,不要拍照及公开身份的无奈语调,她心头一紧、鼻头一酸,眼泪就流下了。

308大选后,身属联邦政府的教师在民联执政的州属就成了夹心人。夹心人的悲哀就是不得不配合有关方面的要求,以致作出各种荒谬、甚至可笑的事情如冒险偷会槟首长、新校舍开幕集体缺席等。

我国有多个教职员工会,不过这些工会以谋求福利为主(要求加薪),向来不敢以教职员应该持有中立立场,向政府抗议或为会员出头,因此校长与老师看见民联议员仿佛老鼠遇到猫似的快速回避。

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也常说“身教重于言教”,学校代表与老师都身负重要的教育使命,并经常以华文教育的优秀办学理念为荣,因此他们的言行举止,是学生的遵循的榜样。

如果学校代表只是不堪教育部官员的敷衍态度,便放弃申请拨款,那么我们如何教导学生,关于遵守原则、不屈不挠的坚持?

如果校长放弃坚守教师专业与中立立场,选择不要得罪教育部官员的做法,那么我们如何教导学生,关于顶天立地、威武不屈的勇气?

(2010年1月15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

新聞:華校交流會變“討錢大會”

陳雲清:《標題並無惡意》

歐宗敏:《教師中立的勇氣》


《教育部東郭先生的角色》

撰文:歐宗敏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09年1月30日))

上个星期副教育总监诺丽占在 《管理问题公务员守则》一书推介礼时,揭露两宗发生在学校的性侵犯与性骚扰事件,第一宗是特殊学校的男教师涉嫌侵犯女学生被捕,可是后来却被释放,第二宗则是中学校长对教师和学生做出近乎强暴的无礼行为。

性侵犯与性骚扰事件并非学校独有,不过在解决有关问题方面,教育部不是第一时间考虑刑事处理,也不是严厉的纪律处分,而是内部低调处理,结果往往是把涉嫌人士调职了事。诺丽占一针见血指出,以调职的方式处理类似问题,形同把问题调换到另一个地方。

一般民众对于教育部处理教师涉嫌性侵犯与性骚扰事件的方法,几乎都难以置信,不过熟悉该部门运作的人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往往是他们第一个考虑的条件,接下来的动作则是私下解决,以免事件闹大,惊动媒体与社会大众,更担心部门的形象受到破坏。

教育部曾经发生多项行政丑闻,轰动一时,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不过这些喧闹一时的事件,后来也草草收场,甚至不了了之,例如学校维修与兴建工程出现偷工减料现象(“华小被干捞”事件)、学校高层收取学生作业回扣事件等。

如果根据这些曾经轰动一时事件的处理方式作为评估标准,那么对于涉嫌性侵犯与性骚扰的教师,以调职作为处理方式,则合乎向来教育部的办事思维与态度,或者说政府部门的办事思维与态度。

其实涉嫌性骚扰的教师多数并非属于一时糊涂,或者一时失控的行为,通常他们都有类似的前科纪录,这是一种病态,也是犯罪行为,他们除了需要面对辅导或者治疗之外,更应该受到严厉惩罚,而不是把他们调职,当作没事儿。因为这些变态老师调换到那里,那里的学生与老师同样遭殃。

在求学的过程中,学生会不幸地遇到这种病态的老师,他们在上课时非常喜欢讲黄色笑话,或者常常借故大谈“性知识”,或者对学生毛手毛脚(甚至有娈童的倾向)。这些病态的老师往往从年轻教到退休,或者从甲校转到乙校再转到丙校,关于他们的“事迹”,也在不同年代、不同学校的学生、教师口中广泛流传。

这些病态的老师像一颗颗计时炸弹,一旦失控,分分钟钟会爆炸,因为类似的病情通常会逐年加重。如果“侥幸”的话,到了退休他们都没有失控,如果“不幸”的话,他们就可能成为社会新闻人物了。

我不清楚《管理问题公务员守则》的内容,也不知道里面谈论的问题处理程序是如何进行,但是我是很想知道犯上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的教师,最后是否受到严厉惩罚,或者革职查办?

众所皆知,根据公务员雇用条列,政府不可以随便革除态度恶劣或渎职的公务员,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调到其他地方去。如果这个条例没有修改,不只是态度恶劣或渎职的公务员有恃无恐,连犯上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的教师也会依然故我直到退休,而教育部则继续扮演其东郭先生的角色。



挽回搭乘長巴的信心

两个星期前在怡保九洞附近的南北大道,一辆长途巴士疑司机打瞌睡肇祸,巴士猛撞向栏杆,酿成10死2伤的严重意外惨剧。作为我国主要公共交通之一的长途巴士,其司机素质普遍低落是不争的事实,凡搭乘过长巴的人士,大概都不会留下多少好印象。

上个月我前往台湾旅行,搭乘长巴从台北前往高雄,途经台中休息,全程约5小时(车费约40令吉)。这趟搭乘长巴经验给我留下三个深刻印象,其一是司机在开车前要通过酒精测试、其二是全程没有超速、其三是开车前,司机通过广播向乘客报告,长巴将经过的地方及预料抵达时间,当中途抵达台中休息站时,又有广播报告长巴公司名称、长巴车牌号码、停车站号码、停留时间等资讯,以免乘客误点或上错车。

类似让乘客安心与方便的做法并不难,可是我国长巴公司就是不曾想过要执行。

在各类交通工具当中,长巴的车祸率相对偏低。过去5年,每年长巴意外的死亡人数不超过100人,但是一旦发生车祸,单宗死亡人数就可能高达10至20人之多,因此当局还是不该掉以轻心。

长巴车祸造成多名乘客死亡,司机、巴士公司、执法单位三方都不能推诿责任。

长巴司机的鲁莽、超速、打瞌睡、违规的驾驶态度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与惩罚,可是背后造成的原因就不应该由司机单方面负起全部责任。

为什么司机要超速?为什么司机会打瞌睡?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司机薪金制度出问题。他们月入2千至3千令吉,乍看之下算是中等收入,但是仔细分析却不是一回事。根据调查显示,有些司机的底薪可能才5,6百令吉,其余收入全靠“班次津贴”,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每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才可以达到中等收入。

如此畸形的薪金制度,往往导致司机超速驾驶(避免打瞌睡),甚至吞食兴奋剂来提神,最终危害乘客的性命安全,而长巴公司是始作俑者。

如果我国执法单位的效率不错,马路上的车祸冤魂也不会如此多了。虽然当局经常苦口婆心地劝导长巴司机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最大问题出在于自己执法不严、疏于监督,才导致长巴司机对法律视若无睹。不管身上已有多少张未缴付交通传票,他们依然斗胆上路。

其实长巴公司与司机藐视交通传票是有理由的。根据2006年总稽查司报告揭露,交警在2000至2006年发出的传票中,有1千367万8千744张未缴还(几乎是全国一半的人口)。未缴还传票之中,70% 触犯超速罪。我不清楚至今未缴还传票数目是否大幅度降低(好像不可能)

最近交警开始向新加坡车主追讨交通罚款,原来从1990年至今,我国共发出67万张交通传票给他们,只有37%缴付罚款(大概是受到国人“影响”),由此可见,我国交警发出传票与追讨罚款的效率是典型的虎头蛇尾。

纳吉推出的6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中,其中一项是改善交通。除了要解决城市公共交通问题之外,管制公共交通也是另一项重点。负责公共交通的政府部门多达10余个,这也是改善交通最大的公共行政挑战。

无论如何,改善交通安全已是势在必行,因为每一次牵涉长巴的严重车祸,势必又一次猛烈撞击有关部门的薄弱执行力,而作为国阵政府,长巴课题的防撞杆已经不起再次的猛撞了。

(2010年1月8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

M. Veera Pandiyan:《So many laws, so little enforcement》



華麗外表與激動口號


今年已是21世纪的第10年,回想起经历千禧年时的种种喜悦与不安,仿佛是昨天的事,时间过得真快呵。

2009年的我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教育、国防等领域,依然有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与课题急需厘清,或者说,有必要向人民做明确的交代。而在新的一年里,大家依旧睁大眼睛观看,问题是否有解决,以及解决的方式与结果。

去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与问题,如霹雳政权变天案、巴生港口自由区弊案、战斗机引擎失窃案、赵明福坠楼案、雪州州议员拨款案、总稽查司报告、英文教数理政策大逆转等,乍看之下,以为都是去年才出现的个案/议题,其实不然。

类似的弊案与问题,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并非偶尔出现一群贪婪/无能官员或者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追根究底,它与国阵政府长期执政所衍生的权威体制与思维,息息相关。

杨照在《问题年代》的序文中写道:“那个时代,权威体制想尽办法掩饰太平,让问题隐藏在华丽的外表与激动的口号之下,不要显露出来,然而自以为万能的权威注定是千疮百孔的,从每一个威权照顾不到的缝隙,透进来的,不是光,而是问题的冷风。”

308大选的结果就是透进来的问题的冷风,把威权体制的庞然大物,吹得不由主地打了几个寒颤。

不到3个月,就是308大选的2周年纪念。这一年多以来,民联政府执政的州属,掀起种种耳目一新的做事方法,也把许多之前扫在美丽地毯下的肮脏垃圾,打扫出来,曝露在阳光底下,让人民作判断。

长年以来,威权体制刻意包装的华丽外表(普腾国产车、国油双峰塔、KLIA等)与激动口号(2020宏愿、马来西亚,能!),让许多民众相信国家正在快速地开往先进国的路途中,国富民强的目标,近在咫尺,可是当庞大的泡沫被戳破时,终于民众有机会来一一检视,华丽外表背后的腐烂,激动口号背后的空洞。

正如龙应台的《(不)相信》里写道:“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威权体制可以一夜之间推翻,可是深入脑髓的盲从威权思维则不容易消除。公务员过于习惯聆听来自一方政治人物的指示与命令,说是奴才心态使然也好,或是为虎作伥也罢,总之,去年发生的每件弊案与问题,都与他们脱不了关系。

去年国阵政府终于在纳吉的领导下,以“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打先锋,再以6个国家关键成效领域与国家关键绩效指标的国家转型计划压阵,希望修复千疮百孔的公共体系,以挽回人民的信心与支持,并期望在来届大选一洗失去半壁江山的耻辱。

今年人民将会继续审视,每个弊案与问题的结局如何? “一个马来西亚”、NKRA、KPI能不能有效执行?还是威权体制思维下的华丽外表与激动口号再度复活?

我真的希望,在2010年,公共体系不要再出现一个接一个看似无知的错误,毕竟国家资源经不起这样子的耗费,国阵政府也经不起这样子的考验。

(2010年1月1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


(不)相信

作者:龍應台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
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人民有理由質疑


首相纳吉一上台就积极推行的国家关键绩效指标(KPI)与国家关键成效领域(NKRA),终于在上周公开向公众展示。有关展览包括展现6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中所有7千项全国性活动及2千项计划和100项议程。

6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包括减低犯罪率、打击贪污、国民教育、提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提升乡区基本建设和改善城市交通,而每个领域都有设定关键绩效指标,以评估每项计划是否有达到预定目标。

当然,纳吉轰轰烈烈推行KPI和NKRA的国家转型计划(GTP),并非首次我国领袖做出提升政府执行力的意愿。当年马哈迪的2020宏愿以及阿都拉的改善公共传递系统都是类似的国家改革计划,只不过效果差强人意(说是失败也不为过),到后来往往都沦为政府高官集会时的八股文演讲或者官员一致呼喊口号的例行公事。

这次纳吉的国家转型计划用什么来说服人民,以表示他是认真的,不会是虎头蛇尾的玩意?

坊间一般评论认为,纳吉把前马航首席执行员依德利斯招揽入阁,出任首相署部长兼任表现管理和转递单位(PEMANDU)首席执行员,以负责这次国家转型计划,是一项明智之举。

依德利斯受访时指出,有关的改革计划不是由外聘顾问或专家拟定的,而是由高级政府官员自己经过多轮脑力激荡出来的计划。每项计划的问题与改善方法都是由他们发掘及建议的,而每次的会议都是由首相纳吉亲自主持,这也意味着纳吉本身非常清楚所有改革计划的流程。

依德利斯表示,其实政府官员对于许多问题都相当清楚,也知道如何解决。他们只是没有机会一起坐下来商讨和脑力激荡而已。这次他们获得机会自己提出解决的方法,因此相信他们也能有效执行有关改革计划。

在6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中,减低犯罪率与打击贪污是最受关注的2项。除了人民的非常不满之外(308大选,国阵丧失半壁江山),也是外资裹足不前的其中原因之一。虽然我国政府常常强调国家的政治稳定是吸引外资的主要条件(根本是政治算计),可是调查却显示犯罪率高与贪污严重吓跑外资。

这场声势浩大的国家转型计划是否能够有效执行?许多民众也有所保留。

主要的质疑原因有2项,其一是公务员的执行力,其二是政治利益的干扰。

虽然有关改革计划是由高级公务员拟定,可是那几百个高级公务员与百万公务员的思维是不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共传递系统的执行效率之所以超低,与百万公务员松懈、不求改进、偷懒心态息息相关(这是老生常谈的课题)

一般悲观地认为,单单打击贪污这一项国家关键成效领域,就可能导致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最终辞官归故里。虽然依德利斯坦承面对的阻力不小,可是许多人甚至质疑他是否能有机会完成工作。

毕竟依德利斯打击贪污的种种关键绩效指标,已经严重侵蚀许多政治人物的经济利益。许多人相信,不只是他面对压力而已,纳吉面对来自巫统各方的压力更不小。

为了制止贪污横行,其中一项关键绩效指标是所有超过50万令吉的政府工程必须公开招标以及公布中标公司及投标数额。不过最近政府与纳莎集团签订6亿令吉合约建造大马外贸发展机构展览中心,却绕开公开招标程序,用“传统方式”进行:直接委托。见微知著,就这一项上亿令吉的政府工程,人民有理由质疑国家转型计划的整体执行力。

(2009年12月25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



當選10大旅遊地點的雙面刃

日前深受全球背包客推崇的《孤独行星》(Lonely Planet)选出2010全球最佳旅游点,我国“竟然”入选“10大最值得一游地点”,该书形容我国“是寻找物超所值旅游地点游客的明智选择”。

在背包客眼中,我国是一个东南亚多元文化的典型例子,加上对美元与欧元的汇率低、廉价航空机票便宜,所以能够金榜题名,也是有一定的理由。

不过,许多有前来我国旅行经验的人士则对于我国的治安、环境卫生、旅游景点的维修、公共交通素质等问题,感到困扰及不适(当然也包括我国民众),而这也是我国旅游业长年以来经常面对的批评,以及无法有效克服的课题。

良好的治安与环境卫生是一个文明城市或者国家的基本要求,要吸引来自欧美、日本、港台的旅客,这一方面更是重要(他们都是来自文明社会的人士),不然的话,是无法吸引游客旧地重游的意愿(游客愿意重返才是延续不断的庞大商机)

我刚刚从台湾“深度旅游”归来(套用台湾观光旅游领航人严长寿的旅游观点),对于那里的各类旅游景点的良好维修,印象深刻。不管是人潮汹涌的台湾故宫、九份、野柳、安平古堡和打狗英国领事官邸,还是游人不多的林语堂故居、抚台街洋楼、台南孔庙和树屋,周围环境的清洁与周边各类设施(厕所、无障碍设备)的维护都让人感到舒服与方便。

至于台湾的公共交通素质,更是令人感触良多,尤其是对马来西亚/槟城人而言。我几乎乘坐所有台湾的公共交通,包括的士、巴士、长途巴士、捷运、火车和高铁,地点包括台北市县、台南与高雄,深刻体验那里公共交通的方便、舒适、准时、廉宜,以及司机的专业与礼貌。

公共交通的素质高低,显现一个城市的规划与管理能力之强弱,也决定一个城市吸引游客前来观光的意愿之一。不是所有的旅客都靠乘坐的士出入(的士司机乱收费是大问题),因此巴士的路线、时间、班次、车站告示牌、司机态度等整体品质与表现,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台北和高雄搭巴士,路边车站都设立车站告示牌,清楚列明各种巴士路线与车站名称等资讯(槟城好像只有巴士总站才有类似资讯,可是也只注明经过的路名,好像都没有车站名称),简明易懂。巴士上有显示器和广播(华语和英语),通知搭客即将抵达的车站名称,如果是旅游景点,司机还会特别提醒游客到站了。

去年我曾在本栏文章〈槟城:迈向创意城市〉提到,槟城也可以使用文化和创意撑起自己独特的城市风貌(传统建筑、民宿餐饮、艺文活动),透过各种不同文化的丰富色彩(食物、服饰),以世界遗产为卖点,吸引全世界的旅客。台湾之行更印证了我的观点。

坦白说,我国入选《孤独行星》的2010全球最佳旅游点是双面刃,它可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可是它也可能让更多未来的游客止步(坏事传千里),如果我们的治安、卫生、公共交通素质等问题没有改善的话。

(2009年12月18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

Lonely Planet : The Top 10 Countries for 2010

楊邦尼:《臺北的文明在細節》

傅慧玲:《在西安》

楊邦尼:《上海書城與臺北誠品》

楊邦尼:《中國的“文明”之旅》



那段紅旗飄飄的歷史


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在“合艾和平协议”20周年来临时刻,坦诚他想回到马来西亚安享晚年,祭拜父母以及百年后埋葬于此。虽然之前他接受英文《星报》专访时表示,“如果可以证明马共曾经滥杀无辜”,他表示遗憾和愿意道歉,可是后来他澄清有关报道,并表示如果政府要他公开道歉,他绝对无法接受这个让他回国的条件。

这位曾经是我国头号恐怖分子、政府曾经悬赏马币25万元(大约是今天的200万令吉)要他的人头的陈平,今天已是85岁老态龙钟的年迈老人,相信不管他愿意或不愿意向当年惨遭马共滥杀的人士与家属致歉,我国的大门是极度不容易为他打开的。

关于陈平是否可以回国的课题,华社的声音多数只是基于人道(不认同共产主义),让他回来,不过在马来社群,陈平依然是一个禁忌,他与马共当年的所作所为,仍然是抹不去的伤痛。

根据今年6月独立民调中心的调查显示,92%马来人与55%印度人不同意陈平回国,而只有61%华人同意让他回国。如果综合三大民族的观点,不同意陈平回国的还是占大多数。

当年陈平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遵循“枪杆子出政权”的政治理论,摈弃民主议会的和平协商形式,以武装革命方式,实现红旗飘飘的共产政权。虽然马共成员以华人占大多数,但是我国的大多数华裔长年以来都不支持共产主义或马共所谓的武装革命理想。

在我国的历史里,至少有2次马共认为他们有机会赢得华社的支持。

第一次是1950年代,当时英殖民政府建立新村,强逼50万华人迁入,以断绝马共利用他们提供粮食供应。如果大多数华人厌恨英国殖民政府而转向支持马共的话,以当时50万华人的数量,我国肯定发生极度惨烈的内战,或者极度惨痛的种族动乱。不过庆幸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马共的种种恐怖袭击行为如放置炸弹及纵火以破坏公共设施,暗杀官员军警及他们眼中的告密者与反共人士(包括枪杀钟灵校长陈充恩等),无法获得大多数华裔的认同。

第二次是1969年的513事件。虽然种族纷争导致严重流血事件,可是经过民主议会洗礼的华人,并没有因此放弃民主主义,而纷纷投向以武装暴力为革命手段的马共。1970年代以后,无论在森林或城市,马共人数日益减少(人数只有数千人),不过对国家安全依然存有严重威胁(马共策划至少有30宗暗杀事件,包括殉职的全国总警察长阿都拉曼和霹雳州总警察长古传光)

由于坊间较少出版有关华裔抵抗马共的中文书籍,而有关类似的专访与报道也不多见,因此造成一般的刻板印象,以为只有巫裔军警才是剿共最大的功劳以及殉职最多的单位。根据统计资料,在抵抗马共的过程中,无辜牺牲的平民百姓(以华裔占大多数),约有3千人。对抗马共的战场不只是在森林,许多时候,城市与乡村也是杀戮战场。

在逾百个新村里,不计其数的华裔村民因怀疑通风报信或与殖民政府合作,而遭马共处决或枪杀;英国居民和家属(多数经营种植业),约有100人惨遭马共枪杀;政治部的华裔情治人员与警察,许多人被马共暗杀而殉职,其中还有他们的家属……

对一些人来说,陈平只不过是一位日落西山的老人,可是对另一些人而言,陈平还是背负着恐怖分子的符号。

陈修信的女儿陈淑珠指出,1949年她的祖父陈祯禄成立马华公会两个月后,马共分子向他投掷手榴弹,陈祯禄几乎满身浴血但活了下来。她的父亲陈修信时常接到马共的恐吓信,他前往巡视家族树胶园时,须由军警保护。基于陈平想回家祭祖是儒家传统(他不大可能是儒家信徒),因此陈淑珠不反对他回国。

失去右脚的退伍军人苏巴曼表示,他反对陈平回来并不因为他是华人。他知道有位马来裔的前马共居住在务边,他通过亲戚转告该名前马共:你不应该住在这个国家。

这些20年至50年前的往事,对许多年轻一代而言,是陌生的。无论你同意或不同意陈平回国,这一段国家曾经面临马共威胁的历史,你有必要了解。

(2009年12月11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

Wong Chun Wai:《 It's Still Hard To Forgive》


他是華社的噪音?

日前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表示,政府将派国小老师前往华小“取经”,因为小六检定考试,华小的成绩优异。我国历史学者邱家金却不认同,他批评华小“倾向”培育“抄袭”人才(后来他澄清他不是说“只”培育“抄袭”人才),令大部分华校生都是读死书、缺乏创意和竞争力。

结果他的言论一出炉,马上引来华社铺天盖地的各种批评、声讨、讽刺、挑战等的文告、新闻、访谈和文章。这种造成华社、华团、华基政党一致“枪口对外”的舆论围剿情况,算是近年来罕见的。

说句公道话,翻看这些文章或文告,可以发现无理谩骂、道德谴责、嘲讽讥笑、无限上纲至民族大义,甚至人身攻击等的内容占了极大多数(皆与教育无多大关系),随手摘来就有:“不是毕业于华文教育体系,不了解华小的教学情况”、“无法接受他发表伤害民心的做法”、“中国的汪精卫”、“尊重和捍卫华裔族群权益是每个华人的天职”等,连刚刚擦干眼泪的马青团长魏家祥也下战书要向邱家金辩论有关课题(可是摆脱不了算计政治资本的意图)

在众多的批评文章当中,只有非常少数几篇反思邱家金教授的批评,较认真地看待华小教育面对的各种教育理念问题。虽然华小教育不至于只培育读死书的学生,可是也绝不能说它有培育大量创意人才的能耐。

我不认同邱家金教授之前推崇的单元教育,也不认为华小教育只培育无创意人才(更不认为华小教育是最优秀的),可是我还是要留一个言论空间给他,毕竟在一个民主社会,他拥有发表类似言论的自由,更何况他的单元教育是有一定的学术基础与事实证明(可是不一定合时宜)

从围剿邱家金教授的盛况来看,华社显然不太能够容忍一切异于主流/背道而驰的言论与声音。

邱家金教授推崇的单元教育体系,典型的成功例子是美国。美国以人权、民主、自由、平等价值观,融化各种不同种族、文化、语言,并且能够吸引全球一流人才来共同创造美国梦。

当然,多元教育体系也有成功的例子,许多北欧及欧洲国家的人民都是多语人才。多元教育体系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学会认识、欣赏、容忍不同种族、文化、语言、宗教、习俗等,因此欧盟能够成立,绝对不是偶然的事。

华社应该积极向政府或者教育部进言有关多元教育的优势,更需要向马来社群转达类似的讯息。或许身为教育部副部长的魏家祥应该积极安排《马来西亚前锋报》作专访,向马来社会畅谈多元教育的好处,这比起与浪费口水与邱家金教授辩论,实际得多了。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因为副首相的“取经”论,而感到飘飘然或者过度自我膨胀。我们应该清楚,华小教育是填鸭式教育的典型例子(也是典型扼杀创意的教学方式),而类似的教育方法,在中国、台湾、香港等相当盛行,主要原因是社会、学校与家长过于注重考试与分数。

目前全世界最推崇的是芬兰实行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每年前往考察的各国教育官员与教师络绎不绝。我不知道,到底有几位教育官员曾经到那里考察,也不知道华社有多少人清楚芬兰的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像邱家金教授被华社群起舆论攻击的事件,也不是没有前例。1987年马大的陈志明博士在其论文中指出,在马来西亚创办独立大学是不实际的,结果华社的批评排山倒海而来,令他无从抵挡。

1992年时任马大中文系讲师的何国忠曾经写道:“他的看法我不一定同意,但我深信他是有感而发的,而且是建立在极为认真的学术基础上。而,整个事情的进展,已经变成对人不对事了。这种凌厉的“道德”谴责,忽略民主社会应有的容忍态度,可说已是民主的异化。”

22年后,何国忠已当上高教部副部长,我国政治生态也大大改变,国阵与民联互相制衡,民主意识已日益提升,可是华社依然不太能够容忍所谓的噪音。

(2009年12月4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

馮雁兒:《邱家金之論可笑》

植建成:《誰不認識潘健成?》

范曉琪:《評論別太武斷》

林明華:《在惡評中反思》

陳愛梅:《請尊重歷史系華校研究生》

李耀祥:《他是臭男人乎?》(刊登于星洲日報大北馬)


納吉能否“淚斬馬謖”?

对积极设定关键绩效指标、6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的纳吉而言,2009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我国排名滑落速度之快,令人震惊。排名从去年第47猛泻至第56,成为东协里唯一排名退步的国家,确实让刚刚声势浩荡地把“一个马来西亚”口号与政治理念,喊得響亮半邊天的纳吉,有点面子挂不住了。

今年的全球清廉指数报告,我国的表现实在差劲。我国的得分是4.5分,是6年以来清廉得分首次低于5分,更是10年以来,最低的分数。我们不要忘记,2006年之前,我国的排名都在30名之内,过后就每况愈下了。

前首相阿都拉在2004年推出“国家廉正大蓝图”时,曾定下4年后把清廉排名打入前30名,想不到今年反而陷入如此狼狈不堪的地步。虽然该项功败垂成的廉正计划是阿都拉时代的产物,可是纳吉在4个月前推行的6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之中,打击贪污就是其中一项,这次排名第56,确实让民众有“吾不欲观之”的感叹。

令民众看了也不禁摇头的,不只是清廉指数的排名,而是最近政府面对各种贪污弊案的态度。提到“林甘短片”丑闻,部长以缺乏“主要证人”为由,顾左右而言他,还答非所问;提到巴生港自由区弊案,几个秘书、主席、经理、部长都在互相推卸责任或扮失忆,民众仿佛被带去游花园,转了几圈都不知道谁该负责;总审计司报告出炉,满纸处处是腐败痕迹,政府信誓旦旦要严惩的动作,往往虎头蛇尾(几年以来皆是如此),让民众心痛地当笑话看待。

我曾在本栏《“遇到就没变”的公务员》一文中提到:“类似把有贪污、回扣之嫌的行为化为行政疏忽或管理不当来处理,是公共部门一贯的官官相护作风,因此对腐败的公务员来说,根本无法起震慑的作用,甚至让他们在未来更加肆无忌惮”。我国的贪污风气极盛,主要原因是政府在肃贪行动中,常常以雷厉风行之名,行逢场作戏之实,导致公共体系内,小贪有小贪的门道,大贪有大贪的搜刮。

巴生港自由区弊案,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大贪例子。大贪当然不是偷鸡摸狗之辈的“小作为”,更看不上那种用1万3500令吉购买市价1500令吉储物柜的“蝇头小利”。他们编织一个庞大的人脉网络,从公共体系到私人集团都有,展开绵密的布局,运用五鬼搬运法,制度化的巧取豪夺,公然吞噬庞大的公共资源,变相地捞取数以亿计的国库资本。至于结局如何?多数人大概都有同样看法:大事变小事,小事就忘记了,假如有推出几个尚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以“牺牲小我,成全老大”作交待,也算功德无量了。

首相纳吉雄心勃勃,欲以“一个马来西亚”和“迈向高收入国”,两个伟大目标,吸引民众的眼光,一起向前看,可是偏偏人算不如天算,一连串的贪污腐败丑闻接踵而来,一个似乎比一个严重,现在连清廉排名也如此不济,害得民众不得不把眼光转开了。

在我国,扭转政治劣势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挥刀斩贪官污商(公务员、、政治人物、国阵党员、企业人士等)。问题是纳吉能担当得起“六亲不认”、“泪斩马谡”的角色吗?

(2009年11月27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

林瑞源:《反貪排名又下跌》

東姑阿都阿玆:《大馬貪污印象指數不及格》

歐宗敏:《“遇到就沒變”的公務員》


先翻閲檳城歷史再説

上个星期,槟城乔治市内数条中文路名在口语化与华语规范化的争议中,终于在以维护历史古迹文化的考量下,槟榔“律”与纽“冷”将继续保持,不再以“路”和“巷”取代之。

在短短的2个月内,槟城的中文路牌就经历了2次文化与历史的争议,从繁简体字之争到路名口语化与华语规范化之争,2场争议让热爱古迹文化的朋友群起捍卫文化遗产,也让州政府在做决策时,有机会倾听另一方的说辞,以便做出适当的决定。

其实中文路名口语化与华语规范化之争是不必要出现的,如果有人对槟城历史有一定的认识,以及有相当的历史人文修养。

去年乔治市与马六甲申遗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城,成为全人类共同资产。我在《看重地方历史》一文中曾提到:“作为槟城人,熟读历史教科书,可能对于世界历史与国家历史有深刻印象,可是对于槟岛的地方历史,其文化的多元性、独特性及重要性(作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城的条件),则茫然不知了(相信许多历史老师也是如此)。这种对于地方历史基本认识的落差,也间接阻碍民众对于居住地方的身份认同以及萌生归属感。”

如果对槟城历史有相当的认识,就不会把硬生生地把规范华语套在有历史痕迹的中文路名上。李耀祥的《用正体字何错之有?》和杜忠全的《尊重古迹的原生态》都有提到一个观点:我国华教历史有百年之久,也是海外华人社会之中,中文教育发展最蓬勃之地。难道槟城教育界先辈都不懂“路”和“巷”?而用“律”和“冷”的音译来取代?当然不是。

如果今天还有人觉得华语既然已经有了“路”和“巷”,却采用音译的“律”和“冷”,是矮化华语的做法,那唯有说自己已经曝露对槟城历史基本认识的贫乏而毫不自觉。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槟城的特色是多元文化。除了华巫印不同种族、文化、宗教的多元文化之外,这里的中华文化也显露多元的特色,包括福建、广东、客家、潮州、海南等不同的籍贯文化,因此我们存有尊重与宽容的心态,以吸收及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也造就我们的多元文化特色。

了解与尊重槟城的多元文化特色,我们不会觉得采用音译的“律”(路)、“冷”(巷)、“胡姬”(兰花)、“奇异果”(猕猴果)等字眼,是什么殖民主义糟粕思想啦,或者什么奴化思想啦之类的。虽然我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可是没有多少人会觉得自己曾经被殖民政府奴役或极度剥削,因此我国可以用文明的方式来争取独立,摒弃血流成河、家破人亡的武装革命运动。

有类似极端想法(殖民主义糟粕思想、奴化思想)往往是持有“义和团”式的仇视西方文化的自卑又自大心理,而这种偏激民族主义思维也是往往从国外移植进来的,当然大家对于类似思维也只是以不成熟、封闭看待之。

路名是不可随意更改,因为它将失去原有的文化或历史意义,这不是危言耸听的。

举个典型例子,车水路的支路Jalan Zainal Abidin的原名为Jalan Yahudi(犹太人),为什么是犹太人呢?因为纪念那里有一座犹太人墓园。至于后来为什么要改名呢?只要看看路口的巫统大厦和翻开国际护照则可知其一二了。

槟城有一群文史工作者与学者经年累月在默默耕耘槟城的历史研究与整理,范围包括民间信仰、庙宇宗祠、古迹建筑、教育宗教等,他们花费了不少心血和时间撰写文章与书籍,做各种实地调查工作,以勘查史料的真实性及维护古迹的完整性。

对于大众来说,他们可能是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是支撑槟城历史资料的一根根大柱子,他们是陈剑虹、张少宽、陈耀威、郑荣美、邱思妮、王琛发以及后起之秀杜忠全等,因此州政府在任何有关槟城的古迹或历史课题上,实在有必要向他们寻求专业的咨询。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槟城人对于槟城历史是有理解的必要和义务,不然的话,我们就愧对世界文化遗产城的荣耀。至于那些想对槟城古迹或历史文化指指点点的人,奉劝他们一句话:先翻阅槟城历史再说!

(2009年11月20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

新聞:《一人一信保舊路名》

新聞:《“律”贏“路”“冷”勝“巷”》

杨欣儒:《从理性与习性原则看待路名的译法》

杜忠全:《尊重古蹟的原生態》

李耀祥:《用正體字何錯之有?》

林玉裳:《喬治市路名“去本土化”?》

陳愛梅:《集體記憶獲認同——檳城中文路名之爭》

杜忠全:《維護文化遺產的原貌——喬治市中文路名爭端的核心議題》

楊邦尼:《路名的歷史角力》

李振輝:《規範什麽?》

歐宗敏:《看重地方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