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本栏里提到直到今天槟城首长林冠英的民气依然火红，有报导指出，有位马华政治人物表示，如果今天你严厉批评他，隔天你去咖啡店享用早餐，隔桌的食客会骂你。后来朋友告诉我，这种情形是常见的，往往令一些政治人物感到尴尬。
我就看过类似尴尬的报导。前年民联州政府成功装置多语路牌，而在古迹区的建筑墙上，也有装置街道名称与历史的多语解说牌子。有反对党人士就以某个牌子上的街道历史事迹不文雅，指责州政府不应该还继续引用，以免现今居民受到干扰。
这些反对党人士自以为仗义执言，岂知马上引来居民当面嘲讽，指执政几十年都没胆量装置中文牌子，现在还敢说三道四云云，有随行记者据实报导了那次的尴尬场面。
坦白说，槟城的反对党不好当，至少直到现在情况依然如此。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槟城民联政府是以狂风扫落叶之势登上执政舞台，有非常强大的民意基础在支撑，而2年后其政治海啸余威依然不可忽视。
槟城反对党有两个劣势，第一是强大民意依旧不在他们这一边，第二是失去政权后，还搞不清楚民意（可能知道也无能为力）。这两个劣势造成两个困境，前者批评声没人要听，后者批评声还遭受人民呛声。如果分析造成困境的原因，可以发现前者是潮流所逼，可是后者则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
为什么308大选国阵会失去半壁江山？因为为数不少的人民认为他们贪污腐败、霸权滥权。这就是民意，也就是民众对国阵的印象。
槟城民联政府上台后，展现新人事、新作风，马上公开招标所有采购工程及合约，竞标资讯上载至互联网，公开让所有人查询。两年以来，CAT治理理念获得人民的赞许，更获得总稽查司的赞扬。
如果今天槟城的反对党要以“贿赂”、“以权谋私”、“滥权”等字眼来批评／指责民联政府的一些政策，你认为人民会认同／相信这种说法吗？
当然人民不会盲目相信民联政府的清廉，他们只需观察两大执法机构，反贪委会和警察，对于民联议员的“关爱态度”，则可知其真实的清廉程度。
对于民联政府，这两大执法机构成功扮演监督的角色，其积极的工作态度，让人刮目相看。单单新春期间的团拜与演讲活动，警方就接到12宗举报，指槟城10位民联议员涉嫌非法聚会、刑事诽谤和种族煽动，更令人惊讶的是11项投报是警方自己报案的！
至于反贪委会的频频行动，更不在话下。民联议员与助理陆陆续续前往反贪委会“协助调查”，直到发生赵明福坠楼死案件，有议员反击反贪委会的查案方式，人民才恍然大悟，原来公务员也有“积极做事”的。
如果两大执法机构如此积极工作，尚无任何民联议员涉嫌贪污、贿赂、以权谋私、非法聚会、刑事诽谤和种族煽动被起诉定罪，那么证明他们是清廉、守法的。因为大家也清楚了解，两大执法机构调查民联议员的过程肯定是不袒护、不徇私，甚至细究任何犯罪可能。
无论民联政府如何治州有方，槟城还是需要反对党来监督，这是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民主国家，没有人会认为不需要反对党的，至于反对党的强弱，则由其政治理念与处理手法的高低来决定。
槟城反对党要赢得民心，首先要了解民意。虽然这是每个政党都知道的事，可是就是有人偏偏做得不够、做得不好、做得不对。槟城反对党要努力。努力什么呢？努力倾听人民的声音。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3月19日）
檳城反對黨要努力
檳城有什麽改變？
虽然2008年308的政治海啸距离现在已经2年了，可是直到今天，与来槟城游玩或公干的友人见面，他们依然热诚询问我这位道地槟城人：“换了州政府，槟城有什么改变？”
槟城有什么改变？咋看之下，好像一切依然如昔。交通依然堵塞、治安还是不安、有人依然抗议示威、有人还是不满政策……但是人民对民联政府的施政印象还是不错的。日前一家西报报导，林冠英在槟城华社的支持度，至今依然火红，有位马华政治人物表示，如果今天你严厉批评他，隔天你去咖啡店享用早餐，隔桌的食客会骂你。
去年槟城大变天一周年，我在《民联治理的80/20法则》一文中提到，州政府的3项政策与计划，第一成功装置多语路牌，第二升旗山缆车维修节省33万令吉，第三全槟免费无线上网计划，获得巨大的回响与欢迎，而民众也以这3项计划作为指标，评估州政府过去一年的作为。
2008年的3项政策与计划，代表了3种大改变。那么去年又有什么政策与计划是足以让人觉得是一种指标性的改变呢？
首先州政府开全国之先河，实行超市一周四天拒用塑胶袋，以及州政府活动不使用保丽龙的环保政策，不仅获得民众的热烈响应，也显示环保理念已经进入州政府的行事议程。
环保、绿化、节能减碳等理念是世界潮流与趋势，也是当今执政者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要与世界接轨，环保方面的执行力，是主要的衡量标准。一个城市的文明与先进，高楼大厦等硬体设施绝对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环保、绿化、节能减碳方面的政策与设施才是重点。
接下来，州政府应该要继续推行的环保政策是垃圾分类与小贩的卫生问题。这两项计划确实不容易执行，它将面对的阻力是可以想象得到严峻，但是要把槟城提升到另一个层次的城市，主政者必须要有足够的决心与毅力。
其次是槟城中文路牌繁简的选用以及中文路名在口语化与华语规范化的争议，这两项有关槟城历史与中文本土化的课题，槟城评论界确实热烈讨论一番。
这里不谈评论界的不同观点，要谈的是州政府在面对这样历史文化的课题时，寻求解决的方法与做法。关于槟城中文路牌繁简的选用，州政府决定推行网上公投，让人民来决定。
槟州民联政府愿意推行像网上公投这样的民主概念，是应该获得赞赏的。不管最后参与人数的多寡，以及最后成绩的揭晓，这种公投的民主理念已经成功的被推广，让人民更进一步理解自己手中一票（除了大选以外）的重要。
第三是槟城州政府率先宣布要恢复举行地方选举。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对人民而言，手中有多一张票来决定总是好事，也是民主理念获得推广的明证。
当然地方选举能否举行，尚要走好长的一段路，因为各方政治人物与政党都有许多盘算与算计，毕竟要把权力全部交到人民手中，还是有人不是很乐意看到的。
第四是乐龄人士回馈计划。我们只要看看乐龄人士的反应，就知道他们对于这项计划的重视与盼望。州政府能看见老人家的需求，也证明他们了解民意的敏锐度。
如果把给老人家100令吉当作是收买人心，那未免也太低估老人家的政治智慧。从一些老人家口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在乎的不是那区区100令吉，而是州政府对乐龄人士的关注。
槟城有什么改变？
如果要看见像光大这样的庞然建筑物拔地而起的大改变，那当然没有。上面提到的4项政策与计划，如果对槟城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不同的冲击、如果能让槟城人有点自豪地向来自外州的朋友提起种种不同，那么槟城是有改变的，而且是朝向文明、民主、环保的方向，一步一脚印的前进。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
《民联治理的80/20法则》
作者：欧宗敏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09年3月13日）
去年308大选，槟城子民毅然做出惊天动地的决定，槟城大变天，民联摇身一变，一夜之间从多年的在野党身份，转换为拥有治理槟州的地位，成为槟城的新政府。
大选变天之后，许多人对于民联的执政能力感到怀疑，他们的理由：民联没有州或者联邦的公共行政经验，他们有能力管理槟城吗？一年后，林冠英配合民联执政槟州一周年，接受中文媒体联访，公布过去一年州政府已展开的10项计划，在行政方面节省138万令吉开支，以及成功取回1千万欠税。
一年前民众的求变心情，犹如熊熊烈火，散发巨大的热量和光亮，一年后民众渴望改变、转变的心情，在民联政府实行的一些政策上，获得适度的舒缓，根据一些民调显示，大部分民众对于民联政府执政一年的表现，基本上都给予正面的评价。
坦白说，这些民调的结果，与现实相差无几。民联政府在过去一年所做出的各式各样政策与计划，除了一些项目受到批评之外（去年年底3项大型旅游促销活动出状况），大体上都没有出现饱受抨击、不得人心的场面。
民联政府在推行政策与计划时 ，除了实现竞选时的承诺之外，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旗开得胜的政治考量），这些政策与计划会得到巨大的回响（有深得民心之举），毕竟这是作为政党必须要有的政治考虑。
一年以来，民联政府推行的政策与计划，符合行销学（经济学、社会学）里常提到的“80/20法则”，所谓“80/20法则”指的是“一个企业每年平均的营业额中，80%的利润来自20%的顾客”，换句话说，在众多推行的政策与计划里，其中的20%将获得80%的赞赏与认同。那么哪些是民联推行最受欢迎的20%政策与计划？
我想，排名第一应该是成功装置包括中文、淡米尔文及阿拉伯文的双语路牌。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使用多语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可是多年来有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与政客在从中作梗，让民众误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而双语路牌的实现，是打破50年禁忌的做法，也是展现尊重多元化及普世价值的最佳方法。
升旗山缆车维修节省33万令吉的做法，符合民联政府时时强调的治理核心价值：能力、问责与透明（CAT）。最近几年升旗山缆车频频出状况，饱受国内外旅客的指责，而缆车的维修费用常常是以百万或者建议以千万来更新。这一次州政府通过向非政府组织、专业人士等咨询，成功委托承包商以58万令吉，只用2个月时间更换钢缆（其余投标公司要6个月），有效解决前朝政府几乎“没法度”的事。如果州政府继续以类似的方法解决问题，相信在未来几年，州政府将为人民省下天文数字的开销费用。
全槟免费无线上网计划对年轻一代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事。槟城将成为全马第一个全州无线上网的州属，而且是免费的，许多外州的年轻朋友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都露出不敢相信以及羡慕的神情。虽然州政府在推行有关计划时，受到一些团体的抗议，可是支持的人数远远超过反对者，毕竟迈入数码时代，无线上网是一个城市必须具备的基本设施（槟城在这方面已经落后很多年了）。
如果以“80/20法则”的标准来看，以上的几个计划的确获得巨大的回响与欢迎，而民众往往以这几项计划作为指标，评估州政府过去一年的作为。虽然在野党议员不觉得州政府的表现有什么特别，可是以一个从来没有州或者联邦的公共行政经验的政党来说，民联政府在过去一年的表现，的确比想象中的出色，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不过对民联政府而言，真正的挑战应该是从现在开始，因为明年今日，民众要看到的成绩单，肯定要比今年优异。
人才大軍浩蕩出征
上星期我撰写有关我国人才外流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属于人才外流的内忧范围（尚有值得补充之处）。近年来，人才外流之所以严重，除了内忧，还有外患，里外夹攻，才造成短时间内流失数目过于庞大，震惊海内外（《亚洲周刊》也作专题报导）。
对于人才外流，我们持有刻板印象，多数认为前往国外工作或者移民的都是华人，其实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自1970年代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来，种种行政偏差，让华裔感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不过近10年以来，国人移居外国的原因不在仅仅局限于不公平政策或行政偏差，其他如治安败坏、经济萧条、外国薪酬较高、发挥专长、子女教育等逐渐成为考量的因素，而有着类似移居国外考量的当然也不只是华人而已。
前人力资源部长冯镇安表示，现在马来人移居海外的数目日益增加，仅仅在英国就有约2千名马来专才服务于资讯科技、金融及医疗等领域。而目前申请移民的马来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有留学欧美纽澳背景的一群。相信他们对于社会趋向保守以及激进宗教思维崛起感到不安与不自在。
两年前我曾在《人才外流无关肤色》一文中写道：“许多人有错觉，以为为了高薪、体验不同生活而前往国外工作的都是华人，其实不然。有位马来女撰稿人以“人才外流是色盲的”为题目，撰写有关她的一群亲戚及朋友选择在新加坡、欧洲、美国等工作及生活的文章。作者发觉他们在国外都生活得相当愉快，并且融入当地社会。她也指出，这群在国外生活的马来人也是为了让家人有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与优质教育，他们才选择离乡背井，远赴国外生活。她也强调，前往国外开创新生活的国民，并不局限于某个族群。”
人才外流的内忧是种种原因把人才推向国外，而外患则是许多国家以种种优惠向人才拉人，在推与拉的两道力量牵引下，流失情况难免恶劣。
3年前新加坡政府公布至2030年的国家发展蓝图，是以650万人口的规模来规划（当时约有450万人），未来20年，它要招揽200万外来移民，希望届时移民将占据总人口的一半，成为汇集全球人才的大都会。
新加坡的人才大召唤，我国占有近水楼台之便，因此浩浩荡荡人才大军穿越长堤的盛况，相信会历久不衰。
根据国行数据显示，过去3年我国企业流向海外的投资累积总共有400亿令吉，换句话说，一定数量的员工将跟随这些企业一起移居外国。如果再加上近年来欧美日外资企业从我国抽取人才前往中国、越南服务的话，那肯定又是一支庞大专才移居的队伍。
我国的外流人才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仍然保留国籍，认同“根”在马来西亚的家国观念。在多数人心中，如果国家经济起飞、居住环境改善、施政效率提升，他们肯定纷纷回返，1990年代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当然，要马来西亚要改变，作为马来西亚人的你们就不能在新加坡、台北、上海、东菀、墨尔本、伦敦、纽约、加州等地方吃饱后偶尔发发牢骚，或者持有“风声雨声读书声不吭一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的犬儒态度。
看看海外台湾人在总统选举时，不论蓝绿都纷纷赶回投票的热情，海外国民也要好好学一学，而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登记成为选民。
改善人才外流的问题，知易行难，牵一发动全身。近来政府推出各种政府转型计划和经济转型计划，设定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目标，是意料中的改变，不过执行起来，未必一帆风顺，有太多政治与利益在刻意干扰。我国未来的走向，政策和策略的改变，确确实实需要强烈的政治意愿与改变。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3月5日）
《亞洲周刊》：馬華精英外流，異鄉綻放異彩
《人才外流无关肤色》
作者：欧宗敏
2008年1月5日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
几个月前，我的年轻朋友想转工，向我咨询意见。他在新加坡工作，回来吉隆坡度假，刚好看见报章的征聘启事，便前往面试。他面试的职位是副经理，月薪约马币3千，与他在新加坡的薪金数字相差不远，只是汇率不一样而已。
我帮他略略计算，便建议他放弃面试的新工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赚新币肯定比马币划算，二是在吉隆坡工作，交通开支将耗费至少30%的薪金（他在新加坡的交通开支不到6%）。这两个原因足于令他打退堂鼓。
上个月人力资源部公布，目前有24万名大马人在新加坡工作，其中20%是专业人士，其余是普通员工。假如有机会在新山见识上下班时间长堤两岸的繁忙情景，你才知道每天大约有5万人乘搭各种交通工具前往新加坡工作的极其壮观场面。
像许许多多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一样（新币的吸引力是主要原因），我的年轻朋友依靠新币的薪金，在短短5年内还清马币5万的海外留学教育贷款，不到卅岁的他已经在马来西亚的老家买房子，用新币还房屋贷款。
对目前要升学的莘莘学子来说，其中一项最热门的选读科系是会计。根据人力资源市场调查，我国的会计师纷纷前往国外工作，造成未来12年，国内将缺乏高达6万名会计师。目前中国是我国会计师前往淘金的主要地，当地企业愿意支付年薪高达马币20万的薪金聘请会计专才。除了中国，新加坡和一些中东国家也加入挖角的行列。
许多人有错觉，以为为了高薪、体验不同生活而前往国外工作的都是华人，其实不然。有位马来女撰稿人以“人才外流是色盲的”为题目，撰写有关她的一群亲戚及朋友选择在新加坡、欧洲、美国等工作及生活的文章。作者发觉他们在国外都生活得相当愉快，并且融入当地社会。
在欧洲生活的亲戚，在给她的电邮写道：“我们在吉隆坡的朋友都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可是我们还得在全新的环境打拼，不过吉隆坡有令人生厌之处，那儿的人群，以及我们在那里的生活方式，实在不适合养育家庭。”
她也指出，这群在国外生活的马来人也是为了让家人有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与优质教育，他们才选择离乡背井，远赴国外生活。她也强调，前往国外开创新生活的国民，并不局限于某个族群。
现今世界的趋势，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人才的大量流动，将帮助一些城市与国家迅速发展，也影响一些城市与国家的发展步伐。如何吸引人才、如何留住人才、如何让人才发挥才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必须面对的人力资源的严峻挑战。
如果与一百年前飘洋过海的先民比较，这一代走出去的人才，并非仅仅为了两餐温饱的要求。他们寻求的是文明、公平社会、能发挥才能的工作环境，以及高素质生活方式。
正如马来女撰稿人所言，人才外流是色盲的，是无关肤色的。许多时候，土地、家国的情怀，比不上美好生活来得实际。
人才外流與產業結構
我的太太的学生在本地大学就读医学系，成绩优异，尚未毕业，就接到来自新加坡医院的聘请书，等待他毕业后即刻前往那里工作。这位学生有点犹豫 ，他希望能够为国人服务，可是新加坡方面提供的各种条件相当优厚，更有继续深造的机会，因此他询问我的太太的意见。
我的太太了解他的志向与理想之后，建议他接受新加坡的聘请，至于“能够为国人服务”的愿望，我的太太笑笑地告诉他：“你还是可以服务移居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呵。”
根据人力资源部在2007年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有24万名大马人在新加坡工作，其中20%是专业人士，其余是普通员工。不过一般相信这个数字已经提升许多，而且专业人士的数目更是不少。去年槟城首长林冠英到新加坡招商时发现，在当地政府医院工作的专科医生，40%是马来西亚人，是典型“马”才“新”用的例子。
我曾在《华裔人才聚宝盆》一文中提到，“对新加坡政府而言，吸纳各国优秀生犹如收割黄澄澄、油亮亮的稻子。他们不用做垦种、插秧、施肥、除草等辛苦工作，收成时间一到，他们就开动收割机前来选择收割稻田里稻子颗粒最饱满的那一大片。”
日前外交部公布资料显示，从08年3月至09年8月短短18个月内，就有超过30万马来西亚人移居海外。虽然国人对于人才外流的消息并不感到奇怪，可是流失数目过于庞大，还是让国人感到震惊。
向来华社一提到人才外流课题，矛头一定指向新经济政策的行政偏差，以及许多不公平政策，可是那毕竟是廿、卅年前的看法了。近10年的人才外流原因有所改变，也复杂多了，例如治安败坏、孩子教育、较高待遇、极端宗教思维崛起、社会趋向保守、个人自由受干扰、全球化趋势等，而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更是主要的因素。
根据联昌国际银行的一份分析报告，过去10年，我国公司投资外流状况以每年28%的速度增长。单单去年便有150亿令吉的资金撤离，是外国直接投资的3倍！
一般相信我国自1957年独立至今，估计流失100万至200万人才，而同时逾200万名外劳进入我国谋生。两者比较之下，足以显现作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我国，已经陷入低价值产业链的窘境。
低价值产业链的特点是企业不需要专才或大专生，只需要低技能、耐操劳的员工。根据首相署经济策划组的调查，我国80%的员工只有高中学历，而只有25%的职位需要较高的技术与专长。
中国经济学者郎咸平曾经指出，中国大学生失业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粗放型加工产业，不太需要大学资格的员工。他以中国广东东菀的加工制造业为例子，当地许多企业从门口保安到董事长，没有一个是大学生，为什么？因为该行业不需要高技能与专业。
我国的制造业情况与中国有点相似，是郎咸平口中的粗放型加工产业，换句话说，整体制造产业结构是低价值产业链，因此导致具有高技能与专业的人才，唯有前往国外施展抱负、开创事业。
改善人才外流的问题，唯有从改善产业结构入手，这一点政府是了如指掌的。近来政府推出各种政府转型计划和经济转型计划，设定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目标，的确展现励精图治的决心。这一连串的转型计划，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与专业的人才，因此有关计划除了能留住我国人才之外，更要吸引移居海外的我国专才回来。当然这一切需要时间，而我们缺乏的也是时间。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2月26日）
《新加坡：華裔人才聚寶盆》
作者：歐宗敏
（原文刊登于光明日報“島城紀事”2007年4月24日）
近来几个星期，我的太太接到许多学生的电话，询问有关新加坡大学奖学金面试的事项。他们都是全A优秀生，可是在申请公共服务局奖学金时，纷纷铩羽而归。如今他们要出席新加坡大学的奖学金面试，个个都显得兴奋与紧张。
我的太太心里明白，他们的录取机会高，这也意味着，新加坡又网罗一批人才了。近年来，新加坡吸纳中学优秀生的版图逐渐扩展，南马宽柔独中的优秀生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目标，中马及北马的优秀生已经成为他们的未来重点了。他们提供的大学奖学金，条件优厚，加上该国的大学水平已经迈入世界级，因此其吸引力之强大，是许多优秀生难以抗拒的。
在未来30年，新加坡将是我国人才（尤其是华裔）聚宝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可以预测的。
最近新加坡政府公布至2030年的国家发展蓝图，是以650万人口的规模来规划（目前只有450万人），因此未来27年，它要招揽200万外来移民，尤其以具竞争力的精英为主。新加坡的吸引人才战略，开宗明义，以吸纳中国人、印度人及我国华人为主要目标。新加坡政府对吸引人才非常积极并具战略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吸引各国中学优秀生。
对新加坡政府而言，吸纳各国优秀生犹如收割黄澄澄、油亮亮的稻子。他们不用做垦种、插秧、施肥、除草等辛苦工作，收成时间一到，他们就开动收割机前来选择收割稻田里稻子颗粒最饱满的那一大片。
除了优厚奖学金、高素质教育，新加坡政府提供一个公平、清廉、安全，有效率的平台，让优秀生毕业后能够根据个人的能力与表现，在一个不受种种限制或者歧视的就业环境，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新加坡政府也相当自信，他们不认为自己完全在为他人做嫁妆。这些优秀生在该国念书、工作多年后，他们是不容易回去发展事业的（据统计70%会入籍新加坡），因为他们已经适应公平、清廉、安全、有效率的社会氛围，而类似先进、文明因素恰好是他们国家严重缺乏的。
对于这道往南的滚滚人才洪流，我国政府似乎刻意视若无睹，也不积极想办法应对，甚至有部长还把类似人才外流状况简化为“蚂蚁寻糖”现象。其实“蚂蚁寻糖”现象较适合用在我国身上，我国吸引2百万外劳前来工作，这群蚂蚁大军在我国赚钱养家糊口（每年汇回逾10亿零吉），他们为我国劳力密集的行业作出贡献，可是在资本密集的行业则交白卷。假如前来我国工作的是2百万各个专业领域人才，那么我国可能几年前就达到2020宏愿的目标了。
新加坡政府的吸引人才战略，目标不局限于学业优秀生，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也是网罗的目标，包括飞机维修人员，发型师等。他们希望在2030年时，移民将占据总人口的一半，像今天的纽约（8百万人），一个汇集全球精英的大都会。
当“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的理念/思维仍然无法突破/改变时，我国的华裔人才将陆陆续续启动脚步，搭上往南的精英列车，他们不是寻找糖，而是寻找一个公平的平台，也寻找一个可以发挥才能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