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教育部突然宣布自2013年起，SPM考试历史科列入必考同时必须及格，而据报道近来教育部将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全面检讨与研究如何改善目前历史科目的教学方式，以及加入一些新的内容如国家宪法等。
一时之间，历史的重要马上被凸现及放大，要如何诠释历史，以及从哪个角度切入（国家、民族、政治）皆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而讨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众认为历史科目在撰写及遴选历史事件与课题方面，有相当程度的失衡，造成新一代对于历史的认识，严重缺乏全面的认识，甚至沦为“历史盲”。
诚如评论人郑丁贤所言：“先进国家的历史教育，是让学生接触不同的论述，进行思考，发掘其意义。未进国家的历史教育，拥有本身“特色”，这种历史必须及格，未免让人怕怕。”
这些所谓的未进国家，其历史教育的重点是由统治阶层决定的历史，符合极权领导塑造权威的要求，又或者宣扬某种意识形态，如民族尊严、政治需要等，把历史当成一种工具，不管如何颠倒黑白、虚伪扭曲，只求达到宣扬民族自信、政治正确的效果，而这样的国家历史确实“拥有本身“特色””。
从日本的历史教育中，日本政府对于二战所犯下的错误与罪行，依然是以那种含糊不清、避重就轻，甚至颠倒是非的态度来面对（修改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导致其人民对于二战历史的史实认识，与其他国家显然有所不同。
同样是经历二战战败的德国，他们对于二战史实完全不回避，对于纳粹、对于集中营，德国的历史教育让战后的每一代都清楚他们曾经犯过的罪行。德国人对历史的尊重，让每一代的德国人战败从耻辱中走出来，更获得世界的尊重。
今年是中国对日抗战胜利65周年，中国官方《人民日报》社论称，中国战胜日本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共领导。这番言论引起台湾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十分不满，他反驳道，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导下获得最后的胜利，也是唯一的历史真相。
中国作家冉云飞在文章《岂容《国殇》青史尽成灰》提到，中国大陆民众所知的抗日战争历史，全是被中共政府所扭曲颠倒的历史。中国官方给民众的说辞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抗战，只有他们在抗战，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他指出，长达8年的抗战，国民政府与日本百万大军交战的22场大战役，2117场中型战役，38931场小型战斗，总共牺牲了254位国民党将官，这些都是抗日殊死搏斗的赫赫战绩，也是抗日史实。只要稍微有军事常识，就知道怎么可能是靠中共游击队的少量骚扰性游击战取得胜利呢？
歪曲历史、遮蔽历史的原因很多，对日本人来说，二战的战败国历史，依然是耻辱，唯有尽可能掩饰，而对中共政府而言，抹煞国民政府的抗日功绩，方可保住其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但是真正的历史真相，不可能永远被掩盖的。
坦白说，我国历史教科书就没有类似的扭曲史实，只是存有角度切入与课题遴选的问题，不过在内容方面确实需要做出调整，例如中四的历史课本共有10个章节，回教文明就占了5个章节，换句话说，整年的历史课，有一半的时间在讲回教文明。虽然回教文明是人类文明中重要的一环，可是真的需要花费一个中学生半年的时间来理解吗？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1月29日）
冉云飞：《岂容《国殇》青史尽成灰》
歷史不可能永遠被掩蓋
等待展現愛國精神
日前国防部长阿末扎希在国会回答提问说，我国军队里的华人和印度人的数目少过10%的原因很多，其中包缺少爱国精神等。当然，这样子的回答马上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回应，批评声浪不断升高，很快地惊动了首相纳吉。
为了避免风破闹大，内阁马上作出指示，国防部必须配合非土著团体、政党及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召募更多菲土著军人，而召募行动将在南霹雳开始，因为那个地区居民的种族比例是土著与非土著各占一半，希望借此行动平息这场“不爱国”的风波。
如果说，阿末扎希的这番言论是管中窥豹，并不为过。对于纪律部队的工作，如警察、军人、消防员等工作，华人的兴趣不大，原因很多，但绝不应该是缺少爱国精神。槟城志愿警卫团有7万2千余人，马来人占62%，华人占30%，印度人占7%（接近国家种族比例），而在组织义务消防队方面，华人的参与度是最高的。从这些事实来看，华社对于参与义务工作的热诚是挺高的。
爱国精神落在一些有心计的政治人物手里，他便能利用它来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甚至质疑别人，而那些受指责不爱国的人，往往陷入一片惶恐或焦虑，纷纷展开各种“赎罪”行动。
前几年有政治人物曾经批评华裔商家在国庆期间没挂国旗，因此有不爱国之嫌。一些政党的服务中心马上免费分派各种大小国旗，并呼吁大家在商店门口以及车子上都要插上国旗。一时之间，整条街道出现百旗飘扬的热闹，仿佛街区盂兰盛会到来的盛况。幸亏这几年政治生态改变，民智渐开，类似的不爱国批评声音不受理，所以才自讨没趣地销声匿迹。
其实爱国精神、爱国主义的表现，如果过渡宣示或者过渡表现的话，那么它和极端的、狂热的极端思维没什么两样。
最近中国政府对于钓鱼岛海域撞船及日本扣押中国船长事件，开放部分城市民众展开抗日示威，以回应日本右翼分子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游行。然而，在中国民众的极端爱国精神最终演变成暴力行为 。成都、西安、河南郑州的抗日示威游行到后来失控，出现日资超市、商店被砸破玻璃、橱窗，日系汽车如本田、日产、丰田等被游行人士打砸、掀翻等违法行为。
坦白说，我国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因为国家主权被侵犯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事件，因此大家对于爱国精神的凝集力到底有多强烈，大概也没有一个准确的预则吧。那些因为宗教因素，不时在美国大使馆前面示威，抗议入侵伊拉克、抗议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攻击等活动，确实与爱国精神风马牛不相及，因此也难于推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程度。
那么我国到底有没有国家主权被侵犯的危机？
前首相阿都拉与时任国防部长及副首相的纳吉都有前往南中国海的我国南沙群岛军事基地巡视，这个行程当然不是度假，而是向一些国家如中国、越南、菲律宾、汶莱等宣示我国在南沙群岛的主权。
国际事务，变幻无穷，虽然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大纠纷，可是未来是难于预测的，毕竟那里的石油资源是巨大的吸引力。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得不前往中国、越南、菲律宾、汶莱等驻我国大使馆前示威，以宣示我国的主权，届时我们就拭目以待国人的爱国精神如何表现吧。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1月19日）
不需要認識林冠英——檳城的與衆不同
首相纳吉在第二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如果没有华社的企业、专才和贡献，我国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而且也无法于2020年达到先进国的目标。
纳吉的这一番言论，也引起中文媒体的注意及大事报道。其实打从英殖民时代开始，华裔先贤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打拚了，直到今时今日，国家的繁荣也是累积了几代人的努力与心血，这些已经是事实，也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可是为何华社依然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难道华裔几代人的种种事迹与贡献，真的要等待每一任首相提起或赞扬，才算是来自官方的一种肯定吗？
难道华团听到首相的赞赏，真的要表示勿沾沾自喜，才算是没有华人沙文主义的展现吗？那未免太患得患失了吧。
坦白说，首相纳吉在第二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的演讲，除了赞扬华人的企业与专才之外，并没有提到多少有关经济发展的新意（也许之前已经提出太多了）。反而槟州首长林冠英在该会上的演讲，提出两项重点，宣示了槟城吸引外资的方法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引起大家的注意。
林冠英表示，槟城给于投资者最好的投资机会，那就是实施公开招标政策。他说：“在槟城投资不需要依靠人脉，不需要认识谁或槟州首长，你只需要认识我们的法律和条例即可。”这是第一个重点。
在华人社会中，除了香港与新加坡之外，没有人想到槟城华裔首长胆敢说出这番话（尤其在我国，今年“贪污指数”（CPI）报告是4.4分，178国家中排名第56），对许多华人商家来说，确实是一种震撼。
众所周知，华人商家做生意讲求人脉，不过“人脉”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读。如果有机会前往法治意识偏低、讲究人情关系的国家经商或投资，便能理解关于 “经营人脉”背后一套具有高度腐败成分的官商游戏规则。
政府在社会是扮演一个平衡和整合各方利益的角色，并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有经营理念的投资者而言，讲法律、重条例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是重要的。林冠英大声说出“在槟城投资不需要依靠人脉”，说明槟城要吸引的是有经营理念的外资，而不是要当投资垃圾桶，什么乱七八糟的商人都欢迎。
林冠英提到的第二个重点是要把槟城打造成一个国际智慧型城市，他说：“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印度或亚洲的世纪，其实不然，应该说21世纪是城市世纪。”
根据世界银行估计，全球60亿人口中，目前有一半将居住在城市，而城市的重要及崛起，已经是不可忽略的世界趋势。
在亚洲，东京、香港、新加坡和上海是经典城市，然而另一群亚洲城市也快速窜起。《天下》杂志曾经把澳门、曼谷、首尔、台北、北京和台中列为以各种不同创意，走出自己独特风貌的崭新活力城市。
槟城要迈向国际智慧型城市，其中一个关键条件就是需要吸引更多人才，这一点，也是林冠英一直强调的。当然，他也非常清楚，一个成功城市的背后，都有一套制度在运行，那就是妥善规划、积极执行和有效领导。
清洁、卫生、方便、效率、环保等都是一个城市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城市居民的共识，如果这方面不完善，是不容易吸引人才前来居住的。目前槟州政府努力改善及推行各种民生、交通、卫生、环保等政策，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良好、舒适的城市居住环境。
在第二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上，林冠英以“只需要认识我们的法律和条例”和“国际智慧型城市”两项重点，向投资者说明槟城在未来发展的目标、角色和定位，也让槟城不需要活在吉隆坡的大城市光芒下，抱着“人有我也有”的想法，凭着岛上独特的风格与人文风貌，走出自己的路，让世界看见我们的与众不同。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1月12日）
新聞報道：林冠英：不能單靠中國，檳積極招攬外資
巫統大會的小框框
坦白说，本届的巫统代表大会，与去年比较，在政党气势、理念论述、党员凝聚力方面都逊色多了。
去年的巫统大会，纳吉挟着峇眼槟榔补选压倒性胜利的余威，并首次以党主席的身份发表演说，在气势上显得踌躇满志。在大会上，纳吉阐述全新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要带领巫统党员走出种族主义的圈子，以实现巫统成为维护全民利益的政党。至于党员凝聚力方面则可以从修改党章时（增加中央代表名额、取消提名固打制、增加女性中央代表等），2千名中央代表在欢乐气氛下，全体举手通过的场面中，显露无遗。
在去年的巫统大会上，巫青团长凯里提议以“马来人领导”取代“马来人主权”概念，并以“青年的5个原则”（团结、原则、包容、合时宜及积极），作为巫青斗争的全新方向。
今年凯里没有继续宣扬他的“马来人领导”概念，也没有继续推广“青年的5个原则”，反而不留情面地揭露巫青团的十大恶习，并大胆地说出巫统目前面对的困境。如果没有获得非马来人的鼎力支持，再加上回教党和公正党的崛起，来届大选国阵可能失去高达50个国会议席。
凯里的讲话显示了巫统党员（尤其是巫青团）必须减少偏激的言论、种族主义的思想，并接受开明、公平、民主思维的改变，以免失去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包括马来人）的支持。
今年纳吉在巫统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讲话，应该是他赋予逾300万名党员的最重大的任务与责任，那就是捍卫布城、捍卫政权。党主席公开作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呼吁，在巫统大会上确实是罕见的，甚至在马哈迪时代，巫统闹分裂时，也不曾听闻类似捍卫政权的呼吁。
纳吉的捍卫布城的呼吁，显露了巫统与国阵在面对下届大选时，面对民联强势崛起的最大隐忧，因为308大选的大挫折，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他的捍卫政权的呼吁，也算是符合了政治评论界的猜测，来届大选很可能在明年举行。
虽然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一年来经过公共体系和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可是实际的理解与理念的贯彻，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到位。过去一年，土著权威组织的嚣张叫嚷，或多或少冲击纳吉的包容与开放的政治模式，也令纳吉不得不回应或者不得不做出调整。
基于土著权威组织的动作频频，即使在纳吉的演讲稿不曾出现“土著权威组织”的字眼，可是他还是不得不提到公民权和马来人地位的课题，而中央代表也不例外地谈论那些多年以来纠缠不清的固打制、股权分配、拐杖论等话题。
巫统大会议长巴达鲁丁甚至不顾自己主持的独立身份，跳出来参加辩论，指责华人经济大会上建议逐步取消30%土著股权固打制，以及警告马华总会长蔡细历的做法，曝露了巫统内抱持马来人至上思维的右派，依然拥有相当的势力。
连续两年，凯里的言论不再偏激极端，响应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但是巫青团会接受他吗？有人说，这位没有官职的巫青团长，在下届党选时是否还有机会当团长，还是一个未知数。
除了引人注目的捍卫布城的呼吁之外，纳吉依旧跳不开种族权益的小框框，要求马来民族要自强不息，不要沦为“乞讨”民族，重复自马哈迪时代以来，在巫统大会上，已经听了几百遍，马来民族必须自强的叮咛。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29日）
預算案與百層大廈
据说首相兼财长纳吉为了不让国人把2011年财政预算案的注意力，只是聚焦在烟酒“罪恶税”是否调整，因此在公布明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前10天，所有品牌香烟的售价先调升，其中20枝装香烟起70仙。至于另一个经常被“开刀”的啤酒税，则是“额外开恩”，连续第5年没有提高（我国啤酒税是全世界第二高），让酒客可以放心地喝几杯。
虽然“罪恶税”没有成为明年度预算案的焦点，但是纳吉宣布将兴建高100层的“独立世代”大厦，预期5年后完成，并成为国家的新地标的消息，则成为在野党及舆论聚焦批评的目标。
100层的“独立世代”大厦如何能够成为国家新地标？全世界最高的大厦在杜拜，高达108层，而“独立世代”大厦比台北101少1层（不过高度比台北101还高），单单从宣传角度来看，100层的“独立世代”大厦已经没有什么噱头了，至于新地标的说法，也只不过是“自己讲自己爽”而已。
对于类似耗资50亿令吉百层大厦的大工程，坦白说国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马哈迪时代，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类似的庞大发展计划，而在当时的国家宣传媒体大力宣扬下，呈现一种已经与先进国平起平坐的假象（当年确实有不少人相信这套宣传），然而今天国人已经清楚见识这种庞大发展计划所带来的种种浮夸与浪费，以及计划背后的种种所谓“官民合营”的利益输送与腐败。
其实首相纳吉清楚类似百层大厦的发展计划将面对的各种批评，可是他不得不走这条庞大发展计划之路，因为这种计划一旦执行，短期内将带动经济蓬勃发展，而蓬勃的经济是执政党在大选中最有力的宣传（说白了就是政治算计）。至于这些庞大发展计划是否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还是又一项浪费纳税人的钱的典型例子？则以后再说了。
虽然南北大道公司被UEM和公积金局联合收购，首相也宣布4条大道在未来5年不调高过路费，可是政府还是要付高达50亿令吉作为不调高过路费的赔偿，而目前政府尚拖欠南北大道公司约25亿令吉之前的赔偿金。大道合约里的每3年调高过路费条文，是国阵政府无法面对人民的其中一个死结。
首相纳吉宣布成立国家薪金理事会，以制定合理薪金制度，这项措施来得正是时候。根据世界银行调查，我国在过去15年来的薪金增长率只有2%，但是生活费却增加15%。这种钱不够用的状况，并非工人不努力工作，而是努力工作也只能达到三餐温饱而已。通过制定最低薪金制，数十万名工人的生活将获得改善。
2011年财政预算案是纳吉的新经济模式、经济转型计划以及10年内达至高收入国的第一个财政预算案。为了要达到高收入国目标，经济转型计划必须依照进度有效执行，确保达至最少6%的增长率，这份财政预算案的总开销也是我国史上最高的。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22日）
劉曉波的一點點努力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公民刘晓波，对于一般人来说，刘晓波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刘晓波在2008年起草“零八宪章”，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民主化与提升人权，让中国公民清楚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
刘晓波推广的“零八宪章”获得逾千人的签名支持，但是这种行为不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同，因此在2009年年底，他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11年。他也成为自二战后首位身处监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
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政府而言，确实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在他们眼中，一名“鼓吹中国分裂甚至瓦解”的罪犯，凭什么得奖？他们认为这是其中一项“计划”，或者说西方以人权作为武器、以人权作为威胁、以人权作为借口，主要目的是打击中国政府的威望，又或者说目前西方正处于经济衰退时期，而中国正在崛起，西方不想看见一个强大的中国，因此时时刻刻要围堵中国、为难中国，不论是在经济或军事或评论领域。总括来说，就是“西方阴谋论”，而这个所谓“西方”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基本上是指亚洲以外的国家。
这种所谓“西方阴谋论”的论调，也不是中国政府“专用”的，我国在1980及1990年代，也曾经大量充斥类似论调。
在马哈迪时代，有段时间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大量外资涌入，国家正朝向先进国迈进（2020宏愿），一时风头无人能及。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常常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爱找一些大国或邻国来呛声，以展现自己的声望与自信。
在当首相的22年期间，马哈迪仿佛是一个战斗力极强的自由搏击选手，在国际外交上，他不怕得罪许多国家眼中的大国，只见他左勾拳击中英国，右拳直打美国，左脚猛踢澳洲，右脚横扫新加坡，基于种种经济、外交、主权问题，这些国家都曾经与我国“交恶”，而马哈迪都毫不留情地给与痛击一番。
在那个年代，马哈迪也爱用什么“西方阴谋论”来指责西方国家，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总而言之，只要不符合他的利益（不是国家利益），就是西方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或者西方国家的霸权等。
今天的马哈迪退而不休，时时对国家政策发表言论，可是他的言论似乎越来越不对劲，最令人惊吓的是他竟然坦诚自己是种族主义信徒！现在许多国人回想起来，才发觉当年他的展露的种种施政魄力，各项庞大工程，其实背后牵涉种种金钱政治、利益输送；当年他大胆地在国际上呛声，指责西方国家霸权，其实背后有着转移国民注意力的算计以及利益受损的愤怒，而当年相信他的人民，今天难免会叹息。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公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只要是拥有绝对的权力，他肯定绝对腐败。刘晓波所做的一切，就是要防止中共走向绝对腐败的绝路，而遗憾的是他的一点点努力也不被允许。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
鄭丁賢：和平獎第一人
《褻瀆和平》
作者：鄭丁賢
大馬華人社會，有一種怪現象。
如果你批評大馬政府，大家都很高興，說你是正確的，正義的，勇敢的。
如果你批評中國政府，大家會很生氣，說你是錯誤的，無知的，搞破壞的。
這是我的親身體驗，屢試不爽。
譬如，就在我寫了〈和平獎第一人〉之後，收到了許多讀者的電郵和傳真；罵劉曉波是罪犯，罵鄭某反華，連挪威和西方“帝國”也被罵得一塌糊塗。
一位讀者來信說：“……這符合鄭先生一貫的崇尚西方議會民主的立場，對於西方人提倡的人權、民主、自由……，未能跳脫這一框框，經常為文“形而上學”，天馬行空，陳腔爛調，見樹不見林，自以為是，應該去換一個腦袋了。”
好可愛的讀者，後面一連串的形容詞，夠他搜盡枯腸的了。
這些讀者能夠為一種情感，以及想像，那麼認真和努力的辯護，也算是難得的情操。
但是，為甚麼每一次討論到中國的問題，總要分西方和東方（中國），中國有特殊國情，不必學西方的。
而談到馬來西亞的問題，卻以西方是為標準典範，乖離了西方價值，就是錯的；似乎只有中國有國情，大馬和其它國家都沒有。
譬如，人權、民主、自由對於中國，是西方的東西，不適合中國，反而會害了中國。
但是，來到大馬，人權、民主和自由變成是正確和必要的，因為它有西方的成功驗證。
唔，孔子說，這是鄉願，對相同的東西，可以有兩種標準；西方人說，那是偽善（Hypocrisy），以為自己有一套價值信念，其實並沒有，而是隨著自己的愛惡來決定。
劉曉波是罪犯，不應該得到和平獎；蘇聯時代的索忍尼辛也在禁錮中得和平獎，他被世人推崇為俄羅斯的良心。
劉曉波的《零八憲章》破壞穩定；捷克和平獎得主哈維爾的《七七憲章》，被奉為現代文明之聲，爾後哈維爾還獲選為總統。
噢，他們有一個標準答案，中國需要“穩定”。
為何只有中國需要穩定？大馬不須要嗎？美國不須要嗎？
“穩定”這個大帽子套下來，一切問題，包括專制、貪污、逼害、侵犯人權、豆腐工程、黑心產品、愛滋村、貧富差距……，都是合理的，可以忍受和接受。
或者，這些人士可以串連起來，秉持中共教誨，公開呼吁大馬也要一黨專政，廢除選舉，打壓言論自由，非法禁錮……，做一個“穩定”國家。
10月19日，華總會長方天興表示：
和平獎頒給劉曉波
“存有對中不利陰謀”
10月21日，董總發表以下文告：
董總：破壞中國和平穩定
頒獎劉曉波含政治意圖
（雪蘭莪‧加影20日訊）董總遺憾並譴責諾貝爾和平獎遴選標準含有不良的政治意圖，並表明堅決反對任何人或機構利用任何借口干預中國的內政，以及破壞中國和平穩定。
董總今日在文告中說，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遴選委員會不顧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對，把和平獎頒給了劉曉波。
“諾貝爾和平獎的遴選委員會漠視中國人的民族尊嚴，嚴重干預中國內政的做法，違背了世界各國愛好和平和主持正義的人士的意願，使諾貝爾世界和平獎成了世界的笑柄。
“前一回它頒給了流亡在印度鼓吹西藏獨立的達賴喇嘛，干預中國內政，破壞中國的領土統一和主權完整。此舉已經遭到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以及嚴重抗議和譴責，諾貝爾和平獎遴選委員會並不以此為戒。這證明他們一意孤行，敵視和挑釁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文告強調，董總堅決認為中國的安定、和諧、團結、統一，是維持亞洲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
星洲日報鄭丁賢撰文《此一時，彼一時》反駁這些華團領袖沒有原則！
《此一時，彼一時》
作者：鄭丁賢
我找出兩份資料，予以節錄；雖然有些枯燥，但都是重要文獻，敬請大家耐心一讀：
第一份：
1.自由：爭取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等權利；
2.人權：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3.平等：公民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
4.共和：要求“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
5.民主：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
6.憲政：主張以法治限制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
第二份：
1.政府所有政策必須符合聯邦憲法、國家原則及聯合國宣言，以確保基本人權及民主權利不受侵害。
2.我們認為，平等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是促進國民團結和國家進步的先決條件，唯有在自由、民主及平等的基礎上，國民才能團結一致。
3.我們要求政府尊重人民在結社、集會、言論及出版等各方面的基本民主權利。
讀完之後，請大家想想，兩者有甚麼差別？
文字雖然不同，理念是一樣的。
第一份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起草，獲得中國知識界和民運界連署的《零八憲章》。
第二份是1985年大馬全國華團發表的聯合宣言，簡稱《華團宣言》。
《華團宣言》可以和《零八憲章》相輝映，它代表了人類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努力，以及不屈服於強權的精神。噢，沒有東西方之分，也不會有東南亞和東北亞之分。
在中國，劉曉波被逮捕，判刑11年，關鍵在於《零八憲章》。
在大馬，華社組織，包括董教總，當年被馬哈迪政府視為反動、極端組織，連帶的華教人士在內安法令下被逮捕，這和推動《華團宣言》，以及後來的《華團大選訴求》有直接關係。
而今，當年簽署《華團宣言》，推動《大選訴求》的華團，包括董總，發表聲明，指稱劉曉波獲頒和平獎，是破壞中國的和平穩定。
它們忘記了《華團宣言》的主張，也把以前掛在嘴邊的“民主、人權、自由、正義”都擱在一邊。
它們甚至只是把中國政府的聲明，剪下和貼上，連“劉曉波如何威脅中國穩定？”，“諾貝爾委員會和西方陰謀有甚麼關係？”，都不願思索和解釋。
如果中國當局可以因為劉曉波的非暴力、和平漸進的改革，而將他送進牢裡，同樣的，大馬政府當年褫奪林連玉的公民權，豈非很有道理（而且還算是客氣了）？
而馬哈迪當年以穩定為由，將華教和異議人士送進甘文丁監獄，也應該鼓掌叫好才是。
以後華團再反對這個，反對那個，政府干脆就把華團關掉，以維持穩定和諧，那就師出有名了。
否則，我實在看不出這些華團的原則和道理。
《威權塑造偏狹心靈》
作者： 梁文道
上星期我在一間大學遇到一位內地來港生，他說劉曉波先生獲獎一事在同學圈中引起了不少爭議，很多人認為這是西方世界“別有用心”的動作，意在打擊中國政府的形象，他想聽聽我的看法。
於是我告訴他：我不關心也無從得知任何有關“用心”與動機的問題，但效果上這個獎確實是對中國形象的挑戰。
這位同學聽完之後便 說：“哦，所以你也贊同這是西方刻意而為的行動”。
他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我只好鄭重地再強調一遍：“請注意，我談的只是實際效果，而非用意與動機。因為我們不夠材料去談用意的問題，更沒有材料說明評審委員會和所謂‘西方’的關聯。”可是最終我也不敢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聽懂我的話。
因為監獄與類似監獄的枷鎖不只規訓我們的肉體，它還會改變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
一個威權政府不只限制了人民的種種權利，它還會塑造出一種偏狹的心靈。威權本身已經夠可怕了，但它更可悲的地方是連它的反對者也變得和它很像，大家共同使用一種語言以及同一種思考方式；儘管這群反對者在人格上並非不值得大家敬重。
生活在長期的監控狀態下，四處皆是敵意的狐疑目光，劉曉波先生至為可貴的一點還不是他的勇氣， 而是他清醒地洞察到這等局面的影響，不讓自己墜入到非敵即友密雲滿佈的困局：“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以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故此，我雖不能肯定劉曉波先生獲獎的意義，也不想討論這座獎項的價值；但我可以憑藉人所共見的信息與資料確定劉先生是一個光明、慈悲與和平的人。區區一座諾貝爾和平獎既不能使他增輝，也不能令他失色，這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比甚麼獎牌都還重。
好好讀書，什麽都不要管？
最近在几个朋友的面子书上，不约而同地看到他们分享的一则短片，该短片显示一名看似10岁左右的小孩在档口炒饭，他的手势纯熟，态度认真，与成年人的熟练度不差上下。我曾前往这家咖啡店用餐，吃过他父亲的炒面线（由于味道可口，所以需要等候），也见过这位小当家，他确实相当努力，帮忙开档、捧菜、收钱等工作。也许习惯工作的关系，他的样子也比同龄小孩看起来成熟多了。
许多年轻朋友纷纷在面子书上留言，赞赏这位小当家的努力与懂事，也感叹现在小孩的“笨手笨脚”。其实“笨手笨脚”的不只是小孩，许多年轻人连煎蛋都归类为“厨艺”的一种，因为他们多数只会煮快熟面，而且还是杯面的那种。
在1970年代许多小贩在做生意时，是全家出动的，所以几乎处处可见小当家的身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一位小男孩，他站在木箱上炒粿条，当年的我（年龄比他大不了多少，）乎用崇拜的眼神看他表演。除了炒功之外，他还得加火炭、扇扇子，以保持火候，不时从木箱上跳下跳上，因此说是表演并不为过。
现在的父母，常常会对孩子说：“你只要好好读书，什么都不要管。”或者“你的工作是读书，家里的事都不用理。”所谓的“不要管、不用理”，通常是指家务或者需要劳动的工作，所以孩子变成“笨手笨脚”都是拜父母所赐。
许多父母对教育有一种错误的迷思，以为“只要把书读好”，孩子就能出头的一天，其实不然。教育的重点不完全在朗诵、记忆教科书的一切，然后把标准答案写出来，因为那只是最基本的读、写、算能力而已。
教育理念是涵盖发展学生的解决问题、沟通、合群、纪律、习惯、自信、独立等能力，而做家务是其中一项让孩子在家里就能够学习以上的能力。我和弟妹在小学毕业前已经学会洗校鞋、摺收衣服、扫地、抹窗、抹地、洗厕所、换床单、大扫除等家务，在那个年代长大的孩子，确实比较不会“笨手笨脚”。
现今父母热衷于让孩子学习各种所谓的才艺，如绘画、音乐、舞蹈等，希望孩子能多才多艺，具有艺术修养，可是到了少年时期，这些孩子个个依然房间不懂整理、杯子盘碗不懂清洗、吃饭不懂盛饭、客人上门不懂倒茶、出门不懂收拾行李，简直像一个生活白痴似的，唉，就算多才多艺又怎样？
不要小看这些处理家务的能力，许多孩子就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与习惯，在住进大专宿舍时，常常引起同房的不满，甚至起了冲突。
欧美国家的孩子，18岁后挥别家人，独自升学或就业或前往国外，往往自信地踏出家门，坦然地走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我们的孩子，在18岁时还得父母担心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即使他们敢离开家人，前往外州或外国升学，父母也往往担心得泪眼相送，甚至每天拨电慰问。
这种情况，说得好听是“天下父母心”，说得难听是家庭教育有待改进。
我的外甥今年上一年级，妹妹教他自己洗校鞋、自己整理房间、出门自己收拾行李，他很快就学会，也乐意去做，我知道后拍手叫好。孩子需要学习自己动手做东西，他们会从完成工作后获得自信与满足感，而这种学习从做家务开始最为恰当。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12日）
小破壞拖累大計劃
上个星期由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领导的表现管理和传递单位（PEMANDU），向国人展示了“经济转型计划”（ETP），作为在10年内达至高收入国的规划之一，而有关计划以12 项经济关键领域（12 NKEAs）（12个深具发展潜能的经济领域）作为未来10年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并以131项先行计划和60项商机的总投资额高达1.38兆令吉来达到有关目标。
“经济转型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希望我国在2020年的人均收入提高至4万6千550令吉，中产阶级人数将增加64%或280万人，高收入阶级则增加3倍或130万人，而要达到这项目标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在未来10年，我国每年平均成长率须达到6.5%。
在投资额方面，1.38兆令吉资金的92%将来自私人界，其余8%来自政府，这显示了私人界将扮演吃重的角色，符合第10大马计划，私人投资每年增加12.8%的目标（每年大约1200亿令吉），也满足私人界的期盼：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然而这项提升私人投资的意愿是需要政府努力推动的，因为从2005年到2010年之间， 我国的私人投资总额只达到马币4100亿元，平均每年只有680亿元的投资，与1200亿令吉的目标是有一段距离的。
根据资料，我国在1990至1997年期间，每年平均成长率是9.1%，同时期的私人投资每年平均成长率高达16.2%，可是过去8年，平均私人投资成长率只有1%。评论认为，私人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共投资与官联公司（GLC）垄断国内主要经济领域，导致私人界缺乏投资项目与意愿。
虽然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在解说“经济转型计划”时，表现出认真与热情的办事态度，有人更觉得他有苹果电脑的创办人贾伯斯的风范，可是独木难支，即使有首相纳吉的加持，也不见得他能够得到来自官僚体系的全力配合。
关于我国公共体系的弊病，长年以来都无法有效解决。我曾多次在本栏提到，我国公务员长期以来面对各种内忧外患，内忧是“三低”的弊病：管理能力低、工作效率低、人员素质低；外患则是受到贪污的诱惑，以及政治的干涉。
除了上述的内忧外患之外，直到最近，国人才发现原来高级公务员拥有的权利之高，竟然是部长也无权定夺他们的去留。两名国中校长发表种族极端言论事件，过了约一个半月，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才表示，他没有直接采取行动对付的权力。
不要以为这件属于教育部的事，不会影响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经济转型计划”，因为有关政策的执行，需要各个相关部门高级公务员的全力配合。如果教育部长没有权利对付逾2000名属于高级公务员的中学校长，那么其他政府部门的高级公务员，各个部长也无权对付了，换句话说，可能有高达数万名高级公务员，是手持“免死金牌”的。
有句话说，魔鬼在细节里，这群公务员往往就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对于各种政策有一套我们耳熟能详的应对方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有种种小破坏的心态如官僚态度、繁文缛节、种族歧视、有意刁难等，导致各种国家政策实行起来事倍功半，最终成了劳民伤财的失败计划。
坦白说，国人对于这个琳琅满目的“经济转型计划”，几乎都抱着观望态度，因为大家心里清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全看官员的作为了。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1日）
“外資聘用外勞”的困境
首相署刚刚举行“经济转型规划方案”展示会，为新经济模式设立3 大目标，其中一项为提高国民收入。该方案预计10年后人均收入能提升至4万6千令吉，中产阶级人数将增加64%或280万人，而高收入阶级则增加3倍或120万人，同时估计有60万人将摆脱最低收入水平。
如果有关方案成功落实，那确实是大喜讯。根据2009年全国职业收入研究，国内130万名员工中，约34%员工每月薪金少于700令吉，比我国的720令吉贫穷线还来得更低。
上个月柔佛新山地不佬第四工业区电脑硬盘厂外劳闹事及罢工事件轰动全国（幸亏无人跳楼，不然的话就出现大马版“富士康事件”），这群外劳提出8 个要求，其中一项是要求增加底薪，从每月420令吉，提高至546令吉。
如此偏低的底薪，确实让许多国人吓了一跳，据说这家工厂聘有5千人（是典型的劳力密集电子电器装配工业），难怪类似的企业常常投诉本地工人难找，还时时要求政府检讨外劳聘用政策。
我曾经在本栏的《最低薪金制：企业的挑战》一文中提到，“由于我国过于依赖外劳，或者容易雇佣外劳，导致许多企业与商家过于注重人事成本，而缺乏考量如何提升生产效率，或改进生产流程，或开发新产品等能够产生附加价值的方法。”
目前我国积极吸引资本密集高科技工业的外资，可是本地员工素质无法提升（人才长期外流），导致前来我国的外资还是以劳力密集的装配工业为主，而这些外资聘用的员工几乎都是以外劳，有评论认为，我国已经陷入“外资聘用外劳”的困境。
为了要达到每年6%的经济增长率，政府需要私人界积极投资（每年要增长12%），因此“外资聘用外劳”确实给政府带来两难的问题。如果类似问题不尽快解决，我们可能沦为另一个菲律宾。
菲律宾有9千万人口，可是有超过1千万人离乡背井在全世界打工，当然最为人所知的是菲佣，她们“价廉物美”，最受香港与台湾中产阶级欢迎。除此之外，全球的酒店、客轮等都可以看见菲律宾工人的身影，从清洁工人、厨师到船员，几乎无所不包。
这1千多万海外工人，对菲律宾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做出巨大贡献，可是菲律宾的繁荣是一种假象，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依靠输出人才（大学生当家庭女佣）、依靠海外国民汇回来的金钱来维持国家发展的。
同样的情况，我国不能继续依靠“外资聘用外劳”的模式来生存，虽然它短期之内可以为国家继续带来经济成长，可是长期依赖它的话，整体产业结构无法提升，更糟糕的是我国工人的薪金水平将继续被压低，目前我国有40%的工人阶级和家庭处于贫穷边缘，家庭收入每月不足1千5 百令吉。
纳吉政府提出的新经济模式，基本上是要摆脱“外资聘用外劳”模式，转型为高科技产业，借此迈向高收入国。下个月最低薪金制模式报告将出炉，人力资源部将以地区划分来制定最新薪金制，以符合不同经济环境与需求。
我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政府执行力的强弱是关键，最低薪金制如何实行，可以作为其中一项指标。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24日）
在曼谷體會文化創意產業
上个星期乘学校假期之便，我和太太飞往曼谷走走看看。我们曾经到此游玩，也去过多处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不过那是约15年前的旧事了。现在的曼谷，确实不再是15年前的模样了。
今天的曼谷，在全球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中，它经常高居亚洲第一，每年吸引1400万游客，其中接近四成是欧美人士。之前的红杉军暴动事件（遭烧毁的购物商场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重建工程），令曼谷的旅游业大受打击（至今依然有炸弹威胁），导致最近曼谷国际机场也难以出现人潮汹涌的盛况。
两年前台湾《天下杂志》以新创意、新活力和新风格为准则，选出4个亚洲独特风貌的城市，分别是曼谷、首尔、澳门和台中。在全球化的时代，曼谷最能代表多元价值的创意城市。
近年来，来自泰国的创意，不论在设计、广告、电影、餐饮、spa等领域，都有显著的成绩，并获得国际的关注。其实泰国已经不再是残留在许多上了年纪的国人的记忆中，那个穷困、落后，依靠色情业吸引游客的国家了。
冲着泰国的创意，在曼谷旅游期间，我从旅游资料中得知有两个地点是值得一看，那是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BACC(Bangkok Art & Culture Centre)和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TCDC(Thailand Creative & Design Centre)。这两个中心有一个共同点：坐落在人气旺盛的购物商场区域。 
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对面就是MBK购物商场，从捷运站出来，可以直接走进该中心的3楼。中心大门外有几个大型装置艺术品（时常更换），相当枪眼，这里不用门票、免费入场，里面有画廊，讲堂，工作室，多功能会议厅，小商店及餐室，艺术图书馆等，吸引许多年轻人前来参观（坐落在购物商场区是有其用意的）。
圖片説明：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BACC(Bangkok Art & Culture Centre)外的裝置藝術。
圖片説明：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内部。
圖片説明：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舉辦的畫展，畫家以泰國紅杉軍示威為題材。
圖片説明：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附屬圖書館。
当时该中心楼上是一位居住在曼谷多年的日本人所经营的画廊，邀请20位画家做联合画展， 而楼下则办泰国环境保护摄影展，是一位泰国的环保人士的遗作。中心有多间小商店售卖年轻设计师的各种产品，如服饰、装饰品等，也有特色咖啡馆，而最吸引人 之处是底层的艺术图书馆，室内设计典雅、简洁，是看书的最佳环境。
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则坐落在Emporium精品百货公司的6楼，而其现代设计装潢、时尚风格，与高档百货公司不分上下。我进入参观后（外国人需要出示护照登记），可以这样子说，这里是设计师的学习、寻找资料及材料的宝山，因为除了有与设计相关的英文书籍与资料之外（建筑、服饰、平面设计、摄影、品牌、版权等），它也收集了全世界超过5千种设计材料，从纸张、建筑到室内设计材料都有。
圖片説明：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TCDC(Thailand Creative & Design Centre)。
圖片説明：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的設計師產品展覽角落。
圖片説明：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的設計師產品展覽角落。
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是官方机构，属于泰国首相署属下的知识管理与开发办公室所管辖，也是泰国政府致力开发文化创意产业的典型例子。该中心也设有展览厅，所有展览都是免费参观，里面也有设计产品商店，咖啡馆（不是美式连锁咖啡馆），装潢时代感，与中心设计风格一致，更难得的是该中心几乎满座，证实了泰国设计人才涌现的事实。
圖片説明：坐落在Siam Square的著名創意小吃點Mango Tango。
圖片説明：Mango Tango内部的牆壁。
圖片説明：Mango Tango的招牌套餐：芒果汁、芒果、芒果布丁和芒果冰淇淋。
在 曼谷旅游期间，无论在Chatuchak周日市集，还是市区百货商场，都可以看到许多年轻设计师创业的小摊格和小店铺，售卖产品以服饰和装饰品为主，除此 之外，泰国本土创设的餐馆、咖啡馆、冰果店等，也具有独特风格，从室内装潢、食物味道到品牌建设，标准与规划都不输国际连锁品牌，而这一切新创意、新活力 和新风格的背后，有着官方多年努力推广与支持的痕迹。
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在国外已经是许多政府极力发展的方向。在曼谷，它已经开始逐渐成型了，可是在我国，它对官方机构而言，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这也是令人不禁感到担忧的事。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17 日）
馬來文：必要掌握的義務
近年来治安败坏，许多住宅区频频发生偷窃、抢劫案件，为了制止情况恶化，警方寻求民众协助，因此常常举办警民对话，彼此交流，共同防止罪案发生措施。在类似的会议上，常常可以听到民众提出这样子的要求：最好有懂中文的警员，以协助不谙马来语的民众。
有次我读到这样的报道，有位华裔警长在对话时表示，如果是老年人的话，提出类似的要求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对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应该的，毕竟马来语是我国的国语，我们应该懂得讲马来语才对。
这位华裔警长说得没错，马来语是官方语言，而我国实行国语政策多年，50岁以下受过教育的国民，基本上是应该懂得使用马来文的，除非是文盲，或长居国外，或歧视马来文的极端人士。
在我中学时期的1980年代，SPM的马来文成绩，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升学道路。那年，我的马来文考获7（及格），SPM文凭成了B等，不能升中六（当时私立学院不普遍），只好上班。我总认为学校教导的马来文程度相当高，即使SPM马来文只是及格，我也看得懂马来报章与电影、听得懂马来新闻播报。
后来中年重返校园，由于SPM的马来文成绩不是6以上，所以必须报读大专马来文科目。当马来讲师发回第一份作业时，他问我为何来上课？我如实回答，他不可置信，因为我的水平与其他同学比较（独中生和外国学生），相差太远了。
坦白说，多年来华社对于学习马来文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矛盾的，一方面清楚它的地位，一方面则不积极，甚至有点抗拒多使用它。这种复杂与矛盾情绪的产生，与过去30年，国阵政府在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执行的种种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在经济方面，197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官员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许许多多严重的偏差，偏离了“消除平穷，重组社会”的原定目标，导致华社觉得没有分享国家经济蛋糕的机会。
在教育方面，华文教育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例如华小的拨款远远跟不上发展的脚步，至今依然必须依靠华社全力的经济支持。在文化方面，直到约15年前，像舞狮、舞龙这种表演文化，才没有获得当局的积极干涉，这种情况是今天观看中文电视节目和聆听中文电台长大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长年以来面对各种限制，导致许多华人产生一种“移情作用”，对于马来文的学习，产生一种抗拒、甚至不屑的消极态度。最近10年，中国经济势力大增，中文的价值日益重要，更加剧一些人的功利观点，认为学习马来文是浪费时间等。
其实，作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有学习马来文的义务，它是官方语言，有一定的语文地位，不要忘了，议员在国会或州议会为民众争取权益，必须口操流利的马来语。除非不认同这个国家，要搞移民，不然的话，持有马来西亚身份证是没有理由歧视自己国家的官方语言的。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10日）
《南洋商報》社論：《學習國語天經地義》
言論自由：結實的共識
上个星期，通过面子书在网络上传播的讯息，我和多位朋友都有出席“言论自由进入寒冬？”讲座，聆听时评人唐南发，媒体人林宏祥和电台DJ迦玛畅谈言论自由在我国的言论空间所面对的各种局限、打压的困境。
当晚的演讲厅不大，人群陆续近来，因此显得相当拥挤，而迟到的人还得站在演讲厅外。演讲厅内，主讲人的激情与群众的热情，在不大的空间里交织成一股反对威权打压的强烈声音。
言论自由是民主国家的人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专制国家必须严厉地全面控制的措施之一。我国言论自由的开放程度，多年以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言论空间，时而严格控制，时而稍微放松，全看掌权者面对“打压言论自由”的压力时，所作出的回应。
龙应台在《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演讲中提到：“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经过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治生态，台湾人民对于权力的腐败和压迫的来源，有了深刻的体会。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电视台、电台、平面媒体的言论自由空间，其压迫的来源不单单来自政治权力（虽然它依然是最大的力量），为了避免遭受干预言论自由的指责，政治权力常常间接使用压迫的手段，通过各种不同的管道（广告、收购等），迫使媒体“自律地”、“自我设限地”过滤一些人不愿看见的新闻与评论。
21世纪的今天是网络时代，而网络世界是一个不容易强制审查的自由世界。通过面子书在网络上传播的讯息（比简讯更完整、更广泛），当晚的听众从另一个传播领域获得不能过滤的消息，这也证明了控制传统媒体已经无法完全控制言论的散发与传播。
根据《亚洲周刊》报道，在短短半年间，香港网上电台数目飙升至逾700个，收听率也急升。黄毓民主持的《毓民频道》电台政论节目，点击率高达20、30万次，是香港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网上电台。
香港网上电台大受欢迎的原因是没有审查，这也是当地主流媒体没有的空间，而它的听众以80 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占大多数。这两个原因恰好说明年轻人不喜欢他们接受的讯息必须经过审查，因为他们是网络世代，而网络世界是一个资讯自由流通的世界。
龙应台在1986年的台湾以及今年的北京大学说过同样的话：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而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席“言论自由进入寒冬？”讲座，彼此都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这也是龙应台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3日）
龍應台：《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
國慶日：懸挂國旗之外
8月底了，又开始出现国旗在大街小巷随风飘扬的盛况了。
记得3年前，国庆日高挂国旗的活动，曾经闹得沸沸扬扬，冲着一些政治人物高调宣称没挂国旗等于不爱国，街道上悬挂国旗的数目，确实多得让人觉得似乎要急于表态一些什么似的（陷入国旗挂得越多代表爱国心越高的荒谬心态）。
308 大选后，过去2年，这种炫耀、喧闹，甚至带有焦虑的悬挂国旗心态开始转向平和、正常，国旗随风飘扬的景观也显得不唐突了。
就在国庆日降临前的这段日子，虽然少了多挂国旗等于更爱国的焦虑，可是不时出现的一些具有严重种族歧视的言论，多多少少冲击着各民族欢庆国庆日的心情。也让我们有必要再冷静思考，迈向独立53年的马来西亚，她要走向何方呢？
首相纳吉一上任，马上提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强调各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性，以及展现多元文化的特性。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也凸显我国独立逾50年，但是一些牵涉种族的问题，似乎依然找不到双赢的解决方案。
我国种族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民族主义一直占据主流的政治思维。
某个政党为某个族群争取权益，各自族群都有自己所谓的民族英雄。如果政治人物有意忽略宪法的规则与精神，只强调民族主义或者用民族主义式的政治斗争，常常容易失控，也极少出现双赢结果，它往往以牺牲某个族群的利益来完成所谓和谐、团结的大目标，更糟糕的是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还被政治人物“美称”为“协商精神”。
坦白说，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的实行并不一帆风顺。无论在巫统党内，还是公务员体系，唱反调的噪音时时高调出现，纳吉在面对类似强势挑战时，也不得不作出低头的姿态。
Perkasa的依不拉欣阿里在土著经济大会上，当着纳吉面前呛声：“我们不同意新经济模式。”结果纳吉的经济政策来个大转弯， 30%土著股权的目标保持不变。 有了依不拉欣阿里的高调呛声，大家大概都会明白，最近2位国民中学校长以歧视与种族性语言嘲讽及训斥非土著学生的事件，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如果政治人物发表的种族性言论不受惩罚、如果国家干训局讲师发表的种族歧视性言论不受限制，那么身为高级公务员的中学校长，假如持有民族主义至上的思维，难道你相信他们嘲讽及训斥非土著学生时，会考虑说出这一番话的后果吗？
媒体人黄振威表示，如果当年为我国争取独立的各族领袖还健在的话，他们对于今天政治人物与中学校长发表的“外来移民论”及“乘客论”肯定感到惊吓。如果对这类煽动性言论的惩罚只是打手心的话，相信他们也不会感到高兴。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平等、人权、民主、自由、不分种族、不分宗教是当今世界潮流。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基本上符合目前世界潮流，只是不认同这种理念的人还真的不少。
国庆日即将到来，我们应该摈弃到底要挂多少国旗才算爱国的争论。除了悬挂国旗之外，我们更应该好好地想一想，对于马来西亚未来的走向，我们能够或者应该做一些什么，让她走得更大步、更健壮、更自信。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8月27日）
最低薪金制：企業的挑戰
那天和友人前往餐厅用餐，餐厅员工以外劳为主，在结账时，朋友发现账单有误，便指示外劳招待更改。他点点头取回帐单，可是再拿来时，问题并没有解决，朋友只好亲自到柜台和老板解释。
这间餐厅装饰堂皇，食物味道还好，只是外劳员工缺乏服务业的专业，除了语言不通，无法明白顾客要求之外，服务业应有的招待、整齐、卫生等专业，几乎完全达不到标准，但是该餐厅的收费还是依据餐厅的水平。
许多餐厅，包括连锁性质的，雇用外劳当招待，他们提供的服务水平，可想而知，可是这些餐厅还收取10%服务费，许多民众对此深感不满，觉得“货不对办”。一般人以为，餐厅唯有雇用外劳才能减低经营成本，可是跨国连锁美式快餐如麦当劳等，只聘请本地员工，摒弃外劳，每年继续开分店，不见得因为雇用本地员工而导致成本高涨、入不敷出。
由于我国过于依赖外劳，或者容易雇佣外劳，导致许多企业与商家过于注重人事成本，而缺乏考量如何提升生产效率，或改进生产流程，或开发新产品等能够产生附加价值的方法。
坦白说，人事成本只是其中一项经营成本而已，有管理常识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没有外在因素的压力，导致他们没有必要作出改变。
这样的“好景”不会长在，我国已经计划要减少外劳人数以及要实行最低薪金制了。人力资源部长苏巴马廉表示，根据2009年全国职业收入研究，完全由市场能力来决定员工薪金高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国内130万名员工中，约34%员工每月薪金低于700令吉。
我不清楚130万名员工是否包括合法及非法外劳，因为在大马生活的合法及非法外劳人数已逼近400万大关。如果包括合法及非法外劳计算的话，事实上约有50%员工每月薪金低于700令吉。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私人界的薪水在过去15年只增长2.6%，但同一时期的生活成本却增加了逾15%。由此可见，国民的实际收入非但没逐年增加，反而是逐步减少，甚至可以说是偏低了。苏巴马廉坦诚，我国外劳太多是其中导致员工薪金在过去10年来没有显著增长的原因。
每月薪金低于700令吉是什么概念呢？
我国的贫穷线是每月收入720令吉，换句话说，我国员工有34%的收入低于贫穷线！我国退休公务员每月最低退休金为720令吉，我实在无法想象，有什么理由让一位每天辛勤工作的工人觉得公平，因为他的收入竟然还不如一位退休公务员！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最低薪金制”研讨会上，只有大马雇主联合会反对实施最低薪金制，该会执行董事山苏丁巴丹指出，一旦政府决定施行最低薪金制，强制将目前薪资水平提升30%至60%，国内即可能发生大幅度裁员情况。
不过刚刚落幕的大马华人经济大会，通过的13项宣言中，其中一项是“促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原因是减少依赖外劳和促使我国转型而增加收入，以符合首相纳吉在2020年内迈向高收入国的目标 。
正如人力资源部长所言，完全由市场能力来决定员工薪金高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实行最低薪金制看来是势在必行，企业唯有做好准备，减少依赖外劳以及想办法如何提升工作效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不做出改变，只有被淘汰的结局。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8月20日）
零度容忍：執法的思維
还有一个月开斋节将到来，我国公路的交通流动量将升至最高点，而这也意味着交通意外也将攀升至令人担心的数据。每年警方与交通部的执法人员都实行各种取缔行动，希望警惕驾车人士，以减少车祸的发生，而其中一项引起争议的执法行动就是暗中抄牌。
对于暗中抄牌，朝野政党都有话说。巫青团长凯里认为是“未审先判”；回教党则成立反暗中抄牌委员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曹智雄表示，内阁认为不应该继续暗中抄牌措施；交通部长江作汉则反对以当场开罚单取代暗中抄牌，理由是更容易出现贪污与滥权机会。
其实反对暗中抄牌的重点是传票往往要3、4个月（可能更久）才寄给车主和公司，相关人士可能无法追查谁是司机，此外也有使用假车牌的可能，导致无辜车主惹麻烦。根据陆路交通法令，警方发出的交通传票通知书，必须列明违规行为、时间和日期，并在7天内邮寄给违规者。
出现这种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三流的执行力，这也是我国公共体系长年无法解决的弊病。
2002年，前任纽约市长朱里安（2001年时代杂志风云人物）在其畅销著作《决策时刻》讲述他如何运用“破窗理论”在其市政局管理中，让市政局的工作提升效率，8年内凶杀罪率共减少70%，到后来他成功带领纽约人从911的灾难中走出来。
因为这本畅销书，许多人对使用“破窗理论”来解决犯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几年前前警察总长韩聂夫在其专栏文章谈论警方面对挑战时，也提到这个理论）。
朱里安认为贯彻“破窗理論”的重点是“零度容忍”（zero tolerance），对于所有的小罪行，如到处涂鸦、偷坐地铁、路边撒尿、抹车窗借机讨钱等（当年曾经是纽约的“特殊景观”），全部被抓、被罚。除此之外，他更成功地把纽约市政局待决多年的5万张罚单全部捉拿缴款。
“零度容忍”的思维与做法是不轻易放过任何小罪行，以及快速处理罚单。这种快速、高效率的执行力，让市民刮目相看，不敢再随便违规，终于有效地解决了纽约之前小罪行泛滥成灾的问题。
我国执法单位的办事效率严重低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数据显示，2000至2008年的8年间，警方、交通局和隆市政局累积未缴纳的交通传票约1700万张（人口800万的纽约市才不过有5万张累积罚单），总额高达27亿令吉！而在1300万名驾照持有人当中，有至少130万人或10%是交通违规屡犯者。
副首相慕尤丁表示，暗中抄牌导致民众负担太重，因为有人接获几十张传票，无法缴交庞大罚款，同时也不准更新路税，因此需要检讨及寻求解决方案。
屡次违法造成罚款数额累积太高，导致民众负担太重？
难道这不是屡次违规者自取其咎吗？
这种“体恤民情”的说法简直莫名其妙！
正是政治人物的这种妇人之仁的思维和和稀泥的做法，造成我国公共体系的执行力无法提升的原因之一。
暗中抄牌不是问题，如果传票在7天内邮寄给违规者；当场开罚单也不是问题，如果没有贪污与滥权状况；累积罚款庞大更不是问题，如果政治人物没有“为民请命”的话。唯有摒弃种种纠缠不清的干扰，积极推行“零度容忍”的思维，我国的执法水平才能有提升的机会。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8月16日）
外資劇降：官員在攪局
上个星期，最引起国人注意的新闻，应该是槟城有位刘家二公子，在负责管理手上逾30亿令吉的投资基金之余，与国际名媛兼话题女王希尔顿参加狂欢派对，大开香槟的活色天香报道。不过，最引人关注的新闻，则是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2010年全球投资报告》，去年流入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只有44亿令吉，与2008年的234亿令吉比较，是猛跌了81%。
根据这份国际权威报告，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是每况愈下，1980年代是外资涌入的黄金时代，30年后，逐渐没落成为本区域外资流出量第五高的国家。
之前统计局的国际收支数据中已经呈现有关问题，过去3年出现资金净外流现象，2007年逾93亿，2008年飙升至261亿，去年则是229亿。这次联合国的年度投资报告，证实了外流的资金绝大部分是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国内企业扩展业务至海外。
坦白说，这份年度投资报告令纳吉领导的国阵政府难免感到难堪。国贸及工业部长慕斯达化提出多项解释，包括全球经济危机、我国基本建设饱和、外资项目需要提升、纺织家具热潮减退等原因，但是似乎没有抓到问题重点。
纳吉自去年4月上任以来，清楚我国面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因此他宣布一系列的经济开放措施，包括开放27个服务业的次领域，撤销30%的土著股权限制，其次是放宽投资银行、回教银行和保险业的外资权限，即由现有的49%增加至70%等，接着推行关键表现指数（KPI），以及即将推行的国家关键领域（KRA），针对公共行政传递系统做出的革新行动。
然而，去年政府的各种努力与措施，似乎不能立竿见影，只能把资金净外流稍微减低约10%（08年的261亿降至229亿），当然希望今年的情况会好转。
根据世界银行的《2009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外资在我国营商的前3项难题是官僚主义，贪污和罪案率，而这3项难题的核心点都指向公共行政体系。最近财政部副部长林祥才接受媒体访问时，坦率指出国内外商家认为有7大弊病导致外资不愿积极投资我国，这7大弊病是官僚主义、繁文缛节、小拿破仑 、招揽外资方式无实效、严重缺乏普通和技术员工、治安差和大马工业发展局（MIDA）官员招商时面对宗教局限。
基本上，去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和最近副部长的指责相差不远，而7大弊病之中，有5 个是和公共行政体系有关，换句话说，公务员的思维、态度、素质、能力等严重阻碍了外资前外我国的意愿。
外资撤离我国，影响甚深，因为不少中小型工业是依靠支援外资厂商生存的。如果外资前往印尼或越南投资，这群中小型企业也不得不出走，因此外资持续外流的背后可能是一连串国内资金出走的状况。
纳吉领导的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以及扭转经济劣势，陆续推行多项措施，从政府转型计划、第十大马计划，到新经济模式，但是他的种种努力，不时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导致有些计划必须做出妥协式的目标调整，有些甚至至今不能出炉。
如果不能果断地处理一些狭隘、极端的政治人物与嚣张、无能的官员，即使政府有再好的计划与政策，终究还是无法赢得外资的投资信心。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8月6日）
政治立場：公務員的護身符？
最近引起大家议论纷纷的话题应该是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与槟州联邦发展官聂阿里之间的开骂风波。
这场骂战的之所以引起全国人民注意与关注的原因，是芝麻小官反骂一州之长，而且还有几位巫统议员公然撑腰，在记者会上为他站台，听他出言不逊地谩骂首长林冠英“卑鄙、没教养”。
聂阿里的高涨气焰确实令人为之侧目，令公众对公共体系中小拿破仑，所能够展现的霸道，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当然，他敢敢如此嚣张，也是因为非常清楚自己后台的实力。
果然首相纳吉表示，林冠英不应该公开辱骂官员，即使官员做错，也要私下给予劝告。接着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马上出来挺下属，他认为聂阿里的自尊受到打击（林冠英指他为“最没用的公务员”），因此他应该对自己的指控做出反击。
日前纳吉口口声声说，政府机构容不下小拿破仑，因为他们是改革计划的主要障碍，但是像聂阿里这样态度嚣张、出言不逊的官员，他又不告诫或惩罚，因此民众对于小拿破仑公务员的理解，与他所指的可能有点不一样。
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表示，他不会更换槟城州联邦发展官，他甚至说，“如果每个州属的州务大臣及首长无法与联邦发展官合作，那怎么办？”难道言下之意，联邦发展官的地位（官阶）比州务大臣或首长还高？
公务员应该秉持中立的办事态度，这也是现代文官制度的基本专业要求。然而我国的公共体制，长期以来面对内忧外患，内忧是“三低”的弊病：管理能力低、工作效率低、人员素质低；外患则是受到贪污的诱惑，以及政治的干涉。
在内外夹攻之下，公共体系的价值观如责任、中立、法治、荣誉等，都难以在公务员心中产生激励作用，因此陷入随波逐流的陷阱大有人在。除了公务员雇用条列（不容易开除公务员）之外，公共体系的困境无法解决，还是有其他原因的。
国阵领袖维护聂阿里的动作，除了让民众怀疑政府的改革计划之外，也给120万公务员做了一个更糟糕的示范。当然，大家都清楚，在国阵执政逾50年下，我国百万公务员／官员，有一定的数量，心态上已经是党政不分了。
对于行政有意偏差或者受到政治指示，之前这类公务员的态度是“只能做，不能说”，可是现在出现像聂阿里的官员，受到执政政府的包庇，公然展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恃无恐，谩骂首长，相信不久的将来，这群公务员的态度会转变成“敢敢做，更敢说”了。
公务员也是选民，他们也投票，但是支持一种政治理念是一回事，听取政党指示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两种思维／态度绝对不能混淆，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了聂阿里事件，是不是意味公开表达政治立场将是公务员的护身符？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7月30日）
林冠英：《色盲》
范曉琪：《公務員須中立處事》
侯雅倫：《聶阿里的勝利》
鄭丁賢：《大小拿破侖》
僞公平：津貼的弊病
那天晚上与朋友聚会，笑谈间收到简讯，朋友通知5种统制品的价格已经做出调整，不久多人也收到相同的简讯。有人问，是否需要去添油？朋友回答，30公升的RON95汽油只要多付1.50令吉，你觉得有必要赶去添油吗？
隔天，家里煤气用完了，新价格的煤气每桶涨1.20令吉，妈妈说，煤气和白糖都涨价，看来咖啡店和小贩的饮料和食物也会跟着涨价了。
首相署的动作也相当快，隔了一天，各大报章皆刊登“津贴合理化计划的10项说明”，而其中一项就列明，减少燃料和白糖补贴后，各种饮料和食物的价格所受到的影响，它也注明，白糖涨价25 仙后，每杯拉茶的新价格应该从1.00令吉调至1.0155令吉，换句话说，就是不应该涨价。全国的咖啡店和小贩也明白，马上涨价肯定会犯众怒，看样子妈妈的预测不准了。
这次的津贴合理化计划，白糖每公斤上调25仙至1.90令吉，不过与泰国的2.60令吉和印尼的3.68令吉比较，依然有显著的差别，因此，相信猖獗的走私活不会减少。
只是有件事不能理解，既然白糖已经要涨价了，为何上个月贸消部还下令所有销售白糖等统制品的商家，必须申请零售执照呢？政府通过管制商家售卖统制品的措施，惹得贸消部和零售与杂货业界的关系一度闹得很不愉快，其实如果白糖的津贴继续减少，相信需要管制的措施也相应减低。
看了“津贴合理化计划的10项说明”，发现政府在列出削减津贴的原因中，除了国债将增加、国家会破产之外，尚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这是政府认为有必要调整的理由：“津贴计划没有效率，因为很大部分的利益只惠及富有国民，外国人和大企业”，“超过三分之二的燃料津贴都进了中高收入群及外国人的口袋，例如：驾外国豪华车的车主”，“大约70%获津贴的煤气被企业滥用，而不是惠及家庭”，“制造商使用的白糖量，比家庭多一倍”等。
上述理由也曝露了国阵政府常年以来在实行津贴计划时，采用一种齐头式的做法，或者抱着一种伪公平的思维，导致今天必须面对各种严重后果。
政府执行各种政策时，常常喜欢把“全体人民将受惠”等说法挂在口中，乍听之下，会以为这是“大家受惠”、“公平对待”的措施或政策，其实不然。政府之所以常常选用类似齐头式的分配（每人都得到），主要原因是容易及快速实行（不需要做遴选与评估工作），以及三大民族都得到好处（在多元种族社会，担心出现不公平，伪公平现象更容易出现）。具有类似思维与做法的政策，短期之内，出现一片大好的假象，长期实行，国家与人民，最终两败俱伤。
197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一个典型伪公平的例子。今天马来社会中，贫富悬殊现象依然显著，正如调整津贴的理由一样，“消灭贫穷，重组社会”的种种援助计划没有效率，让大部分的利益只惠及与政治人物有密切关系的朋党阶层，导致各种金钱补助都被滥用了。
这次津贴合理化计划可让政府在今年内，减少7亿5千万令吉的开销，不过与政府承认津贴计划没有效率的说法比较，长远来看，节省这几亿令吉将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因为正视问题的本质，摈弃伪公平的思维，采取正确的扑救做法，国家才不会陷入到底会不会破产的忧虑。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7月23日）
“華語人”：失去方言的群體
几个月前出席陈剑虹老师的新书《槟榔屿潮州人史纲》推介礼，有位潮州会馆的负责人在致词时，选用潮州话发言。从那位先生的年龄来看，他想必花了一些时间准备，毕竟不是懂得讲潮州话就能把演讲稿用潮州话表达的。
虽然我少于参与会馆与乡团活动，可是也知道通常在类似的活动，很少出现用方言主持或致词的情况，这是自80年代以来，华社推广“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的结果。
不过在30年前，情况有别。在我念小学的70时代，常常有机会领取琼州会馆（海南会馆的前身）奖学金，而在颁发典礼上，司仪用海南话念出得奖者名单。由于我是会讲一口流利海南话的海南人，所以没问题，可是我的太太就面对困难了（后来才知道她也常来领取奖学金），她们姐妹常常要祖父提醒才知道司仪已经在呼唤名字了，因为她们是讲华语的海南人。
我常常在想，我们是不是最后一代能够以多种方言沟通的华人？
我的福建、广东、客家、潮州、海南等朋友的孩子，几乎都不会方言，只懂华语，我常笑称是“华语人”。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连许多祖父母都用着带有浓厚方言口音，以及有点拗口的华语，非常努力地与孙子交谈了，我们又如何指望这些年轻的孩子学会方言呢？
许多香港、台湾、中国朋友经常赞赏我们的语文能力一流，几乎每个华人都能口操3至6种语言（包括方言），可是随着华语的强势崛起，这种多语优势已经逐渐流失了，而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我们似乎不觉得自己能讲多种方言是一种优势，可是却认同能学会华、英、马来、日、德、法、西班牙语是需要的。
在华社如火如荼地推广“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的年代，我们曾经相信华语能够团结不同籍贯的华人，华语是华人唯一的语言特征；我们曾经认为华语是“高级”、“受教育”、“有文化”的象征，相对的，方言被认为是“粗俗”、“难登大雅之堂”的语言。在那个民族文化处处受阻碍、排挤的年代，华语被放大、被提升到民族荣辱、团结的高度，是可以理解的。
梁文道在《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写道：“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国使用的标准语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当一个国家的标准语确立了，国境以内的其他语言当然也就成为了方言。”华社从来就不是单一语境的，我们的祖先来自华南的闽粤客潮琼等地区，各种方言流通甚广，而选用华语成为华社的标准语，何尝不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呢？
常住香港的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在《方言与城市》写道：“一个地方的语言，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方言丢失了，那么地方文化就不再完整。”她的感触是因为回到上海，在聚会上觉得有点不对劲，后来才发觉“我们这些地地道道上海出生长大的人，在用普通话聊天”。闾丘露薇的成长过程和我们有点相似，“想起在上海读书的日子。小学和中学上课都用普通话，但下了课，老师和同学之间，理所当然地用上海话沟通”。
迈入21世纪，尊重与保留多元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目前台湾的小学已经开始教导闽南语、客家语和原住民语言，毕竟华语与方言的学习本来就不冲突，况且孩童时代的语言学习能力特强，我们这一代就是最佳的例子。
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有调整，方言继续受到冷漠的对待，“华语人”的人数日渐增长，有点担心方言会不该遗忘地被遗忘了，而文化也会不该遗忘地被遗忘了。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7月16日）
張吉安：講文明，禁方言？
張木欽：煲冬瓜遇到硬頂上
張木欽：離散社群鄉音情結
張立德：《華語的多元性》
《方言與城市》
作者：閭丘露薇
回到上海，親戚朋友帶著孩子聚會，言談之間總覺得有點不對勁。仔細一想，原來我們這 些地地道道上海出生長大的人，在用普通話聊天，因為在座的小朋友，都用國語和他們的爸爸媽媽溝通，當然更不用說和我們這些叔叔阿姨了。
想起在上海讀書的日子，小學和中學上課都用普通話，但下了課，老師和同學之間，理所當然地用上海話溝通。雖然老一輩的普通話，大多帶有濃厚的上海口音，但到了我 們這一代，普通話和上海話同時使用，並沒有任何問題。不知為何這些小上海人不說上海話了，是家長老師擔心掌握不好普通話，未來沒辦法和其他城市接軌，還是 擔心會影響外語學習？
但看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教育口號，是香港學生應掌握好兩文三語，即中英文書寫，廣東話、英文以及普通話的口頭表達。再看看新加坡，當地學生除 了兩文三語，多少都會聽會說一些閩南話和馬來語；方言從來沒有阻礙過其他語言的學習，沒有阻礙過交流。
我總覺得，一個地方的語言，是當地文化 的一部分，如果方言丟失了，那麼地方文化就不再完整。方言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無法用文字來傳達，就像周星馳的電影，雖然普通話對白在中國內地曾經非常流 行，但對於懂廣東話的人來說，這些已經失去了讓他們會心一笑的東西。事實上，太多的廣東話俚語，翻譯成普通話後就索然無味。當周立波用普通話主持節目之 後，他就不再獨一無二，他聲稱自己創立的海派清口也因此消失了。
方言使城市不會千篇一律，即便城市的建築、規劃如何相似，城市裡的人和面貌卻完全不同。很難想象，一個不再說上海話的上海，到底哪些地方還有海派特色；不再說上海話的上海人，不知道如何從文化的角度，來詮釋自己的身份。如果連自己城市的語言都愛不起來、都不珍惜的話，實在無法想象、，對這個城市的感 情會有多深刻。
當廣州人對那些要用普通話取代廣州話的行為或意圖，表現出極大反感的時候，我完全能夠理解，因為想保護廣州話的人們，對於那個 城市有深厚感情。他們非常明白：騎樓已經留不住了，如果再失去語言，那麼城市的文化就完完全全沒有了靈魂。
不敢想象，有一天香港的所有電視台、電台、電影和所有港人，都開始不說粵語。我知道身邊就有不少人希望有這麼一天，因為他們拒絕學習粵語，甚至覺得正是這種語言的隔閡，讓他們無法融入這個城市，做一個香港人。他們把這些，歸咎於這個城市通過語言來製造的疏離感。
我倒覺得，如果他們的思維能 夠掉轉一下，先把自己當成香港人，把這個城市真正當成自己的家，那麼就自然而然地會接受這種陌生的語言，因為這是城市的一部分，也是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這樣的道理，在其他城市甚至國家都是一樣的。
新教長的三把火
我国教育部有一个特有的现象，那就是每位新上任的教育部长似乎都有大展宏图的雄心壮志或者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心态。他们一上马就任，许多所谓的崭新政策或者改革大计则纷纷出笼，官员、教师、家长、学生往往被这些轰轰烈烈大计划搞得不知所措，可是过了不久，一切又折回原点，仿佛船过水无痕（白忙一场）。
教育部长慕尤丁也不例外，最近连续抛出几项政策与建议，如提早小学入学年龄、废除UPSR及PMR评估考试建议以及决定在国小开办华语与淡米尔语班等，让官员、教师、家长、学生再度调整心态来应对再度出现的教育改革计划。
当然我们也理解，世界潮流不断地变化，教育政策必须相应地对时代趋势作出适当调整，可是我国的教育政策，似乎不能秉持办教育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它往往受到许多来自不同领域或团体或族群的干扰，因此无论在之前的策划或者之后的执行，往往都偏离原本单纯的目标与愿望。
最典型的例子是用英语教数理政策，这项政策实行了7年，花了50亿令吉（购买电脑设备以及数理教师额外加薪），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
用英语教数理政策的失败，除了显露教育部官员与教师的薄弱执行能力之外，也曝露了我国不同族群团体在维护各自母语时，对政府推行的种种有关语文政策，皆抱着怀疑甚至不信任的态度。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这项政策让官员、教师、家长、学生白白浪费7年的时间。
所有的教育改革大计，必须获得官员与教师的认同，以及有效率的执行，不然的话，改革大计将沦为空谈。然而我国公共体系的传递系统，长年以来遭受抨击，去年我曾在本栏《教师的尊严是靠赢回来的》一文中提到，作为公务员的一分子，同样置身于这种体制下，许多教师也不容易做到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行为标准。毕竟人是有一种惰性的，如果体制不严格实行绩效、效率、问责的办事准则，人轻易地往马虎、偷懒、敷衍的方向沉沦。
我的朋友长居意大利，她在儿子入学后，曾经就儿子学习的事闹过两个笑话。首先是教导孩子做功课。当老师知道后，便请她马上停止，原因有二，一是孩子会对两种不同的教导方式感到混乱，二是老师无法评估他的教导方式是否对孩子有效。其次是询问其他同学的考试分数。当他的丈夫知道后，也要她马上停止，因为打听其他孩子的考试分数犹如打听女人的年龄一样无礼。
我的朋友笑说，如果她的丈夫看见我们报章上的“小状元榜”，肯定会不可置信。意大利人也有光宗耀祖的观念，但是对孩子的要求和我们不一样。同样的，我对意大利教师的专业态度，也感到不可置信，竟然有教师对自己的专业如此自信、对自己的学生如此负责。
我国教育方面的问题（政策、观念、执行、能力），的确太多太多了，如果无法一一有效解决，我国要迈向高收入国的目标，肯定不能达到。所有从低收入升上高收入的国家，如日本、新加坡、南韩等，成功转型的方法，都与推行高素质教育有关，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
我只是担心，慕尤丁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各种教育改革计划，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最终也变成三分钟热度的典型公务员办事方式，而学生再度成为教育改革实验的白老鼠。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7 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