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引起大家议论纷纷的话题应该是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与槟州联邦发展官聂阿里之间的开骂风波。
这场骂战的之所以引起全国人民注意与关注的原因，是芝麻小官反骂一州之长，而且还有几位巫统议员公然撑腰，在记者会上为他站台，听他出言不逊地谩骂首长林冠英“卑鄙、没教养”。
聂阿里的高涨气焰确实令人为之侧目，令公众对公共体系中小拿破仑，所能够展现的霸道，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当然，他敢敢如此嚣张，也是因为非常清楚自己后台的实力。
果然首相纳吉表示，林冠英不应该公开辱骂官员，即使官员做错，也要私下给予劝告。接着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马上出来挺下属，他认为聂阿里的自尊受到打击（林冠英指他为“最没用的公务员”），因此他应该对自己的指控做出反击。
日前纳吉口口声声说，政府机构容不下小拿破仑，因为他们是改革计划的主要障碍，但是像聂阿里这样态度嚣张、出言不逊的官员，他又不告诫或惩罚，因此民众对于小拿破仑公务员的理解，与他所指的可能有点不一样。
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表示，他不会更换槟城州联邦发展官，他甚至说，“如果每个州属的州务大臣及首长无法与联邦发展官合作，那怎么办？”难道言下之意，联邦发展官的地位（官阶）比州务大臣或首长还高？
公务员应该秉持中立的办事态度，这也是现代文官制度的基本专业要求。然而我国的公共体制，长期以来面对内忧外患，内忧是“三低”的弊病：管理能力低、工作效率低、人员素质低；外患则是受到贪污的诱惑，以及政治的干涉。
在内外夹攻之下，公共体系的价值观如责任、中立、法治、荣誉等，都难以在公务员心中产生激励作用，因此陷入随波逐流的陷阱大有人在。除了公务员雇用条列（不容易开除公务员）之外，公共体系的困境无法解决，还是有其他原因的。
国阵领袖维护聂阿里的动作，除了让民众怀疑政府的改革计划之外，也给120万公务员做了一个更糟糕的示范。当然，大家都清楚，在国阵执政逾50年下，我国百万公务员／官员，有一定的数量，心态上已经是党政不分了。
对于行政有意偏差或者受到政治指示，之前这类公务员的态度是“只能做，不能说”，可是现在出现像聂阿里的官员，受到执政政府的包庇，公然展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恃无恐，谩骂首长，相信不久的将来，这群公务员的态度会转变成“敢敢做，更敢说”了。
公务员也是选民，他们也投票，但是支持一种政治理念是一回事，听取政党指示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两种思维／态度绝对不能混淆，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了聂阿里事件，是不是意味公开表达政治立场将是公务员的护身符？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7月30日）
林冠英：《色盲》
范曉琪：《公務員須中立處事》
侯雅倫：《聶阿里的勝利》
鄭丁賢：《大小拿破侖》
政治立場：公務員的護身符？
僞公平：津貼的弊病
那天晚上与朋友聚会，笑谈间收到简讯，朋友通知5种统制品的价格已经做出调整，不久多人也收到相同的简讯。有人问，是否需要去添油？朋友回答，30公升的RON95汽油只要多付1.50令吉，你觉得有必要赶去添油吗？
隔天，家里煤气用完了，新价格的煤气每桶涨1.20令吉，妈妈说，煤气和白糖都涨价，看来咖啡店和小贩的饮料和食物也会跟着涨价了。
首相署的动作也相当快，隔了一天，各大报章皆刊登“津贴合理化计划的10项说明”，而其中一项就列明，减少燃料和白糖补贴后，各种饮料和食物的价格所受到的影响，它也注明，白糖涨价25 仙后，每杯拉茶的新价格应该从1.00令吉调至1.0155令吉，换句话说，就是不应该涨价。全国的咖啡店和小贩也明白，马上涨价肯定会犯众怒，看样子妈妈的预测不准了。
这次的津贴合理化计划，白糖每公斤上调25仙至1.90令吉，不过与泰国的2.60令吉和印尼的3.68令吉比较，依然有显著的差别，因此，相信猖獗的走私活不会减少。
只是有件事不能理解，既然白糖已经要涨价了，为何上个月贸消部还下令所有销售白糖等统制品的商家，必须申请零售执照呢？政府通过管制商家售卖统制品的措施，惹得贸消部和零售与杂货业界的关系一度闹得很不愉快，其实如果白糖的津贴继续减少，相信需要管制的措施也相应减低。
看了“津贴合理化计划的10项说明”，发现政府在列出削减津贴的原因中，除了国债将增加、国家会破产之外，尚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这是政府认为有必要调整的理由：“津贴计划没有效率，因为很大部分的利益只惠及富有国民，外国人和大企业”，“超过三分之二的燃料津贴都进了中高收入群及外国人的口袋，例如：驾外国豪华车的车主”，“大约70%获津贴的煤气被企业滥用，而不是惠及家庭”，“制造商使用的白糖量，比家庭多一倍”等。
上述理由也曝露了国阵政府常年以来在实行津贴计划时，采用一种齐头式的做法，或者抱着一种伪公平的思维，导致今天必须面对各种严重后果。
政府执行各种政策时，常常喜欢把“全体人民将受惠”等说法挂在口中，乍听之下，会以为这是“大家受惠”、“公平对待”的措施或政策，其实不然。政府之所以常常选用类似齐头式的分配（每人都得到），主要原因是容易及快速实行（不需要做遴选与评估工作），以及三大民族都得到好处（在多元种族社会，担心出现不公平，伪公平现象更容易出现）。具有类似思维与做法的政策，短期之内，出现一片大好的假象，长期实行，国家与人民，最终两败俱伤。
197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一个典型伪公平的例子。今天马来社会中，贫富悬殊现象依然显著，正如调整津贴的理由一样，“消灭贫穷，重组社会”的种种援助计划没有效率，让大部分的利益只惠及与政治人物有密切关系的朋党阶层，导致各种金钱补助都被滥用了。
这次津贴合理化计划可让政府在今年内，减少7亿5千万令吉的开销，不过与政府承认津贴计划没有效率的说法比较，长远来看，节省这几亿令吉将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因为正视问题的本质，摈弃伪公平的思维，采取正确的扑救做法，国家才不会陷入到底会不会破产的忧虑。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7月23日）
“華語人”：失去方言的群體
几个月前出席陈剑虹老师的新书《槟榔屿潮州人史纲》推介礼，有位潮州会馆的负责人在致词时，选用潮州话发言。从那位先生的年龄来看，他想必花了一些时间准备，毕竟不是懂得讲潮州话就能把演讲稿用潮州话表达的。
虽然我少于参与会馆与乡团活动，可是也知道通常在类似的活动，很少出现用方言主持或致词的情况，这是自80年代以来，华社推广“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的结果。
不过在30年前，情况有别。在我念小学的70时代，常常有机会领取琼州会馆（海南会馆的前身）奖学金，而在颁发典礼上，司仪用海南话念出得奖者名单。由于我是会讲一口流利海南话的海南人，所以没问题，可是我的太太就面对困难了（后来才知道她也常来领取奖学金），她们姐妹常常要祖父提醒才知道司仪已经在呼唤名字了，因为她们是讲华语的海南人。
我常常在想，我们是不是最后一代能够以多种方言沟通的华人？
我的福建、广东、客家、潮州、海南等朋友的孩子，几乎都不会方言，只懂华语，我常笑称是“华语人”。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连许多祖父母都用着带有浓厚方言口音，以及有点拗口的华语，非常努力地与孙子交谈了，我们又如何指望这些年轻的孩子学会方言呢？
许多香港、台湾、中国朋友经常赞赏我们的语文能力一流，几乎每个华人都能口操3至6种语言（包括方言），可是随着华语的强势崛起，这种多语优势已经逐渐流失了，而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我们似乎不觉得自己能讲多种方言是一种优势，可是却认同能学会华、英、马来、日、德、法、西班牙语是需要的。
在华社如火如荼地推广“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的年代，我们曾经相信华语能够团结不同籍贯的华人，华语是华人唯一的语言特征；我们曾经认为华语是“高级”、“受教育”、“有文化”的象征，相对的，方言被认为是“粗俗”、“难登大雅之堂”的语言。在那个民族文化处处受阻碍、排挤的年代，华语被放大、被提升到民族荣辱、团结的高度，是可以理解的。
梁文道在《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写道：“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国使用的标准语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当一个国家的标准语确立了，国境以内的其他语言当然也就成为了方言。”华社从来就不是单一语境的，我们的祖先来自华南的闽粤客潮琼等地区，各种方言流通甚广，而选用华语成为华社的标准语，何尝不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呢？
常住香港的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在《方言与城市》写道：“一个地方的语言，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方言丢失了，那么地方文化就不再完整。”她的感触是因为回到上海，在聚会上觉得有点不对劲，后来才发觉“我们这些地地道道上海出生长大的人，在用普通话聊天”。闾丘露薇的成长过程和我们有点相似，“想起在上海读书的日子。小学和中学上课都用普通话，但下了课，老师和同学之间，理所当然地用上海话沟通”。
迈入21世纪，尊重与保留多元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目前台湾的小学已经开始教导闽南语、客家语和原住民语言，毕竟华语与方言的学习本来就不冲突，况且孩童时代的语言学习能力特强，我们这一代就是最佳的例子。
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有调整，方言继续受到冷漠的对待，“华语人”的人数日渐增长，有点担心方言会不该遗忘地被遗忘了，而文化也会不该遗忘地被遗忘了。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7月16日）
張吉安：講文明，禁方言？
張木欽：煲冬瓜遇到硬頂上
張木欽：離散社群鄉音情結
張立德：《華語的多元性》
《方言與城市》
作者：閭丘露薇
回到上海，親戚朋友帶著孩子聚會，言談之間總覺得有點不對勁。仔細一想，原來我們這 些地地道道上海出生長大的人，在用普通話聊天，因為在座的小朋友，都用國語和他們的爸爸媽媽溝通，當然更不用說和我們這些叔叔阿姨了。
想起在上海讀書的日子，小學和中學上課都用普通話，但下了課，老師和同學之間，理所當然地用上海話溝通。雖然老一輩的普通話，大多帶有濃厚的上海口音，但到了我 們這一代，普通話和上海話同時使用，並沒有任何問題。不知為何這些小上海人不說上海話了，是家長老師擔心掌握不好普通話，未來沒辦法和其他城市接軌，還是 擔心會影響外語學習？
但看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教育口號，是香港學生應掌握好兩文三語，即中英文書寫，廣東話、英文以及普通話的口頭表達。再看看新加坡，當地學生除 了兩文三語，多少都會聽會說一些閩南話和馬來語；方言從來沒有阻礙過其他語言的學習，沒有阻礙過交流。
我總覺得，一個地方的語言，是當地文化 的一部分，如果方言丟失了，那麼地方文化就不再完整。方言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無法用文字來傳達，就像周星馳的電影，雖然普通話對白在中國內地曾經非常流 行，但對於懂廣東話的人來說，這些已經失去了讓他們會心一笑的東西。事實上，太多的廣東話俚語，翻譯成普通話後就索然無味。當周立波用普通話主持節目之 後，他就不再獨一無二，他聲稱自己創立的海派清口也因此消失了。
方言使城市不會千篇一律，即便城市的建築、規劃如何相似，城市裡的人和面貌卻完全不同。很難想象，一個不再說上海話的上海，到底哪些地方還有海派特色；不再說上海話的上海人，不知道如何從文化的角度，來詮釋自己的身份。如果連自己城市的語言都愛不起來、都不珍惜的話，實在無法想象、，對這個城市的感 情會有多深刻。
當廣州人對那些要用普通話取代廣州話的行為或意圖，表現出極大反感的時候，我完全能夠理解，因為想保護廣州話的人們，對於那個 城市有深厚感情。他們非常明白：騎樓已經留不住了，如果再失去語言，那麼城市的文化就完完全全沒有了靈魂。
不敢想象，有一天香港的所有電視台、電台、電影和所有港人，都開始不說粵語。我知道身邊就有不少人希望有這麼一天，因為他們拒絕學習粵語，甚至覺得正是這種語言的隔閡，讓他們無法融入這個城市，做一個香港人。他們把這些，歸咎於這個城市通過語言來製造的疏離感。
我倒覺得，如果他們的思維能 夠掉轉一下，先把自己當成香港人，把這個城市真正當成自己的家，那麼就自然而然地會接受這種陌生的語言，因為這是城市的一部分，也是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這樣的道理，在其他城市甚至國家都是一樣的。
新教長的三把火
我国教育部有一个特有的现象，那就是每位新上任的教育部长似乎都有大展宏图的雄心壮志或者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心态。他们一上马就任，许多所谓的崭新政策或者改革大计则纷纷出笼，官员、教师、家长、学生往往被这些轰轰烈烈大计划搞得不知所措，可是过了不久，一切又折回原点，仿佛船过水无痕（白忙一场）。
教育部长慕尤丁也不例外，最近连续抛出几项政策与建议，如提早小学入学年龄、废除UPSR及PMR评估考试建议以及决定在国小开办华语与淡米尔语班等，让官员、教师、家长、学生再度调整心态来应对再度出现的教育改革计划。
当然我们也理解，世界潮流不断地变化，教育政策必须相应地对时代趋势作出适当调整，可是我国的教育政策，似乎不能秉持办教育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它往往受到许多来自不同领域或团体或族群的干扰，因此无论在之前的策划或者之后的执行，往往都偏离原本单纯的目标与愿望。
最典型的例子是用英语教数理政策，这项政策实行了7年，花了50亿令吉（购买电脑设备以及数理教师额外加薪），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
用英语教数理政策的失败，除了显露教育部官员与教师的薄弱执行能力之外，也曝露了我国不同族群团体在维护各自母语时，对政府推行的种种有关语文政策，皆抱着怀疑甚至不信任的态度。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这项政策让官员、教师、家长、学生白白浪费7年的时间。
所有的教育改革大计，必须获得官员与教师的认同，以及有效率的执行，不然的话，改革大计将沦为空谈。然而我国公共体系的传递系统，长年以来遭受抨击，去年我曾在本栏《教师的尊严是靠赢回来的》一文中提到，作为公务员的一分子，同样置身于这种体制下，许多教师也不容易做到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行为标准。毕竟人是有一种惰性的，如果体制不严格实行绩效、效率、问责的办事准则，人轻易地往马虎、偷懒、敷衍的方向沉沦。
我的朋友长居意大利，她在儿子入学后，曾经就儿子学习的事闹过两个笑话。首先是教导孩子做功课。当老师知道后，便请她马上停止，原因有二，一是孩子会对两种不同的教导方式感到混乱，二是老师无法评估他的教导方式是否对孩子有效。其次是询问其他同学的考试分数。当他的丈夫知道后，也要她马上停止，因为打听其他孩子的考试分数犹如打听女人的年龄一样无礼。
我的朋友笑说，如果她的丈夫看见我们报章上的“小状元榜”，肯定会不可置信。意大利人也有光宗耀祖的观念，但是对孩子的要求和我们不一样。同样的，我对意大利教师的专业态度，也感到不可置信，竟然有教师对自己的专业如此自信、对自己的学生如此负责。
我国教育方面的问题（政策、观念、执行、能力），的确太多太多了，如果无法一一有效解决，我国要迈向高收入国的目标，肯定不能达到。所有从低收入升上高收入的国家，如日本、新加坡、南韩等，成功转型的方法，都与推行高素质教育有关，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
我只是担心，慕尤丁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各种教育改革计划，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最终也变成三分钟热度的典型公务员办事方式，而学生再度成为教育改革实验的白老鼠。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7 月9日）
公正黨的權力遊戲
最近雪兰莪州公正党进行大震荡人事改组，州务大臣卡立把公正党雪州主席职位让给原任联邦直辖区主席职的阿兹敏，而联邦直辖区主席职位则由该党最高理事再益依布拉欣补上。
雪州公正党在改组之前，已经有媒体报道，以阿兹敏为首的“15国会议员集团”逼宫事件，展开党内派系权力斗争的行动。无风不起浪，根据报道，几个星期前，在吉兰丹召开的人民公正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卡立已经遭到阿兹敏和蔡锐明的批评，指控他没有“照顾过去十年辛苦奋斗的党员”，原因之一是卡立掌握雪州政联公司的1千个空缺。
虽然公正党顾问安华口口声声说，倒卡立的问题不存在，更换雪州主席也没有幕后不可告人的议程，而卡立的地位也未动摇，这一切都是“巫统控制的媒体所炒作的”，可是一般相信，失去州主席的位子，意味着在处理党务以及整合党员资源方面，将陷于较不利处境。
坦白说，近两年来公正党的形象确实受到严重影响，主要原因是跳槽议员人数之多，令人“刮目相看”。308大选，人民把选票投给民联，就是不愿再看到国家经济与发展继续沉沦，可是大选后，公正党议员接二连三的摇身一变成为所谓“倾向国阵的独立议员”，类似的蛙跳行为，足于让选民错愕、摇头、叹息。
国阵执政我国逾50年，政治生态长期受到扭曲，说得好听是党政不分，说得难听是资源分赃。
许多人加入政党并非认同什么政治理念，而是希望从中获得各种好处，在利方面，寻求庞大如亿元工程计划，细小如巴刹摊档执照；在名方面，寻求每年赐封勋衔如“公公”等，这种畸形的“互惠互利”，严重侵蚀人民的权益，也导致我国在贪污方面的排名，常常高居不下。
无可否认，在公正党党员之中，前巫统党员的人数不少，他们持有升官发财的思维，难于改变，似乎当官的不住豪华洋楼、不驾名贵房车，便显得寒酸，或者窝囊似的。巫统党内至今金钱政治（贪污滥权）盛行就是典型例子。
不过，公正党内的有志之士也不少，他们秉持政治改革的理念，希望国家迈向公平、清廉、有效率的方向前进。该党尚有许多专业资格的资深党员，因此在提拔人才方面，人力资源充足。
民联政府执政的其中两个州，雪兰莪和槟城，皆是半岛资源最丰富的州属。公正党执政雪州，民行党执政槟城，两个州政府在过去两年的治理方式，与前朝政府比较，在执行力、透明度与清廉方面，人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次雪州公正党的人事改组，党内派系斗争游戏也暂时告个段落。其实该党也非常清楚，党的形象有大幅度滑落的迹象，因此是时候展开行动、努力打拼、重整形象，并积极展现政治改革的意愿，不然的话，即将来临的大选，布城之梦会变成南柯一梦。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7月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