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机会与健全法制

图片说明：40岁英国妇女安琪拉双手举起写着中奖金额支票的照片。

上个星期有一则报导，一位英国妇女赢得该国史上最高额的乐透奖金，3450万英镑（大约马币2亿4000万）！这位40岁苏格兰妇女安琪拉双手举起写着中奖金额支票的照片，让媒体高调地把她曝光，相信几乎全世界都会看到这位幸运儿的新闻。

其实类似的新闻不时有所闻，许多在欧美国家赢得巨额奖金的幸运儿往往大方地让媒体拍照，好像要让天下人知道他们一夜发达的事迹，也为他们感到高兴似的。

难道这些欧美幸运儿（好像还不曾看见亚洲幸运儿的照片）不曾担心今后他们的人身安全问题？还是欧美国家的治安良好，不曾有绑架、抢劫中奖幸运儿或者富翁的事件发生?

我相信许多读过类似报导的朋友都曾思考这些问题。

后来我有阅读一篇文章，文章作者目睹美国洛杉矶富豪与贫民的生活严重落差，因此不禁产生类似“美国的穷人难道不仇视富豪吗？”的问题。

作者还针对这个疑问向当地警察求证，是否有专门抢劫富豪的罪案。他得到的答复是有罪案经常发生，不过没有针对富豪的犯罪例子。后来警察给他的解释：“为什么要仇视富豪？ 大多数富豪通过正当方法赚钱，不偷不抢不贪，他们的财富获得法律的保护。”

这篇文章说出重点，欧美国家当然也有治安问题，可是那里没有萌生仇视富豪思维的现象，而这个重点足于解释为何那些在欧美国家赢得巨额奖金的幸运儿敢于如此“招摇”。

前几天我出席新加坡建国元老之一李炯才先生的讲座，他提到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人人平等与平等机会的分别。他举例，毛泽东坚持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可是新加坡的政策是不认同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勤奋及有智慧的人应该得到更多回报），不过却认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机会（工友的儿子也可以有机会当总理）。

不同的政治概念使到两个国家的管理走向两个全然不同的方向。今天的历史证明一个已经成为模范，另一个则曾是反面教材。除了平等机会之外，健全法制是另一个重要指标，唯有健全法制，方能出现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公平环境。

最近中国有一项调查显示，高达65%受访者表示，对富豪的不良印象是奢侈、贪婪和腐败（为富不仁）。这个看法和美国人差异太大，因为美国人多数认为富豪是通过正当方法赚钱的，这个严重差异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平等机会和健全法制的不同（常见的辩解是“国情不同”）。

美国人对于美国的制度是有十足信心的（平等机会和健全法制），因此贫穷人士相信他们会有成功的一天（不需要仇视富豪）。美国的富豪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往往都把财产几乎全部捐献作慈善（卡耐基、比尔盖茨、巴菲特），因为他们清楚，在美国的制度下，只要你肯努力、奋斗，你会有成功的一天，所以将财产全留给子孙是不必要的。

有时候，因为“国情不同”，所以连赢得巨额奖金的幸运儿也会“反应不同”。

（2007年8月23日）

延伸阅读：
英国BBC报导安琪拉赢巨奖的新闻。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scotland/glasgow_and_west/6946613.stm

滚滚呐喊与激情

图片说明：钟灵中学庆祝90周年纪念当天，我们拍照留念。（右起）陈耀威（策划及室内设计），庄嘉强（平面设计），吴俐蓉老师（文物馆负责人之一），和我（因为当天帮忙充当文物馆解说员，所以打上钟灵的领带）。

今年8月18日是钟灵中学庆祝90周年纪念的日子，为了是项庆典，校方展开多项筹备工作，其中一项是重新整理钟灵文物馆，让它以全新面貌迎接当天前来学校参加庆典的校友与公众。作为校友（明年正好是离校25周年纪念），我感到荣幸能够参与重新整理文物馆的工作。

钟灵文物馆是在2002年设立，当时钟灵庆祝85周年纪念，并举办一连串活动，其中有展览钟灵历史文物资料。过后董事会议决将学校左侧的双层校舍辟为钟灵文物馆，以收藏保存、编整校史资料文物为目的。

今年文物馆进行数项重整工作，包括资料史料整理、史料文物登记、展示规划、文案撰写及平面设计等，有关制作工作由也是校友的陈耀威（策划及室内设计）、庄嘉强（平面设计）和我（文案撰写及资料审核）负责。

6月开始，文物馆负责人之一的吴俐蓉老师，把老师们（大约20位华文老师负责整理）准备的各种资料，陆陆续续交给我们。我略略翻阅以上的资料，马上觉得有必要对有关资料里面的种种日期、数据、事件等做一些查核，以确认资料的准确性，以及做修改和增添资料的工作，这也是文史工作的基本要求。

作为一间有90年历史的学校，钟灵收藏的校刊、毕业刊、校闻、纪念刊等刊物，足够让后人从浩瀚的史料中，寻找纪录学校的起源、发展与变迁等种种历史的轨迹。

学校的史料在二战时期遭受空前浩劫，可谓“卅年积贮（1917年至1947年），一旦荡然，真令人发指也”，例如逾7千册中英书籍、逾4百种动物标本、约7百种植物标本、校长室文件簿据照片等，无一存留（人才牺牲更是巨大，殉难师生达56人）。

因此在战后，学校的史料撰写，如《钟灵中学史略》（管震民師著，1946年校刊）及《本校简史》（1948年校刊），作为重新纪录校史的最初工作。

钟灵的史料犹如一本历史大书，从1917年至今，它几乎经历所有在20世纪发生的种种大事件（包括国内外），而钟灵的莘莘学子也无可避免的卷入历史的洪流，在“最好的年代与最坏的年代”中做出抉择，从40年代全民抗日到50年代学潮运动、从独立前高唱校歌：“提高侨化，作育新青，主义彻三民”到独立后改唱校歌：“交流文化，咀华含英，亲爱作新民”，而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就读钟灵的我，对于这些巍巍事迹，显然是陌生的。

离校24年后，我翻阅这本历史大书，一面接着一面的书页在翻开，纸张翻动的声音是情绪波动的声音，翻动和波动的声音隐隐约约散发沉沉的厚重，我轻轻一听，就仿佛听到远处传来的滚滚呐喊与激情。我的翻动与波动、呐喊与激情，最后都化作一段段沉静的文字，在文物馆内默默展示。

文物馆的用意是把90年一路走来，每个年代的呐喊、激情、奋斗，一一记录下来，让现在以及未来的钟灵学子，能够见证董事家长校长师生岂敢后他人、吾爱吾钟灵的豪壮历史岁月，以及目睹这块土地上华裔先贤跨越重重艰苦、传承华教薪火的傲然点滴映像。

（2007年8月16日）

依然是双语的年代

近年来我们常常在报章上读到类似新闻。

例如美國大學理事會在前年宣布，美國高中將開設華語基础學分課程，2007年開始舉辦華語文考試，成為評量學生程度的標準之一。

例如去年1月，泰國教育部決定將中文列為第一外語，並在2008年將中文列為中、小學必修課程。

例如目前全球有85個國家、將近3千萬人學習中文，還有更多的人湧進中國大陸學習中文，在中國大陸學習中文的外籍學生大約為10萬，台灣則有1萬人左右。

当然我们也常常听闻周围人士口耳相传的类似消息。

例如某某的儿子被外资公司派遣上海出任分公司主管，因为全公司只有他懂得华文。

例如某某老同学近年来每个月几乎都飞往中国几趟，视察业务及接洽生意是主要工作，因为二毛子老板器重及依靠他的语言能力与工作表现。

我们也不时发现，类似的新闻与消息，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周围的人在阅读新闻，或者听闻消息之后，往往会显露忍耐已久的欢愉，仿佛脑海中出现一个人在高高的楼台上喊出“中国人站起来啦！”（虽然是不实际，可是能够满足长久被压抑的情绪）

中国经济的崛起，令全球人士开始注重中文，因为要开拓13亿人口的商机，中文能力显然重要。不过类似着重商机的看法与许多在海外的华人（尤其是只懂中文的人）对中文崛起而感到欣慰是两种不同的观念与情感。

近年来坊间的言论如“学习华文的重要”、“21世纪华文有价”、“华文将成为重要的语文”等，纷纷扬扬地洒满许多版面，其背后仿佛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快感。其实那只不过曝露只懂单一语文的局限与短视。

上面所提到的种种新闻与消息，并非说明中文的重要，而是表明双语的优势。难道你以为外资公司会派遣一位只懂中文，或者只懂英文的人去上海？某某的儿子是懂得中英双语，所以他才有升迁机会。

全球3千萬人學習中文和大约1亿中国人(单单中国而已）学习英文，这个庞大数目的背后只有一个共识：双语非常重要。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懂得一种语文，因为他们清楚掌握双语意味着提升语文能力的优势。

对于语文的学习，亚洲人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亚洲，使用英文的人数超过3亿5千万人（这个数目大约是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人口的总和），而其中大部分是能够掌握双语的。这种语文优势与欧洲人相似，欧洲许多国家都有双语环境，年轻一代开口能说英、德、法语，并不稀奇。

21世纪可能是属于中国的世纪，可是还不是属于中文的世纪（看看哈利波特狂潮略知一二）。

在21世纪，掌握中文是能提升语文能力的优势，不过这个优势是建立在已经掌握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其中一种语文的前提下。

（2007年8月9日）

投诉有理有回应

对于槟城市政局所管辖的各领域、各层面的工作效率，槟岛人是有许多怨言，尤其是停车位所衍生的收费问题（不论是角子机还是抄写员）。

我们经常可以看见报章报导类似新闻，例如民众指控角子机时常损坏，导致他们接获罚单，或者抄写员胡乱收费，引起双方纠纷等。这类新闻能够引起注意，多数是因为一些政治人物介入并声援受委屈的民众。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政治人物，或者他们的服务中心的帮忙，这群受委屈的民众会自己向市政局投诉吗？他们是否相信市政局会认真处理这些投诉吗？

对于槟城市政局的停车位问题，我有两次的投诉经验。

第一次投诉是角子机损坏问题。多年以前有一次，当我停好车子后，发现角子机已经不能操作，因此我把一张写着“rosak”的小纸塞在角子机的钱币投入处（以示说明）。大约一小时后，我取车时，发现有张罚单压在扫水器下，角子机的小纸不见了，而角子机已经修好。我前往市政局作投诉，填写表格，列出时间与地点并说明不该中罚单的理由，后来我收到罚单已取消的通知信。

第二次是投诉抄写员胡乱收费。葛尼道的停车位收费是每半小时30仙，而常常有害群之马的抄写员以每半小时40仙来骗取停车费。去年有一次我在那里停车，向抄写员说停车一小时，他向我收取80仙，我照付（一时忘记价码）。

两个小时后我回来，他再来收取一小时的费用，这次却是60仙（显然他已经忘记之前的收费）。我发现他的诡计但不动声色，还要求他把收据写清楚，因为要凭收据向公司索回费用，等他把收据给我之后，我才质问他，他竟然老羞成怒地用马来文骂道：“多拿你10仙也不会发达啦”，然后骑车扬长而去。

过后我前往市政局作投诉，将两张不同价码的收据（字迹一清二楚）以及他的电车车号码作为证据。后来我接获市政局的信件，信里表示他们已经根据我提供的资料，向那个区域的停车位承包商采取处惩罚行动。

以我的个人经验，发觉向槟城市政局作投诉是有回应的，而且“正义”获得伸张，并非一般人想象中那样“杳如黄鹤”、“石沉大海”，只是等待回应时间需要两个月左右（还有待改善）。

一般民众基于受教育不高，语文的表达与书写能力有限，因此面对不公平、权益受损事件，往往不愿做投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许多受过教育（而且是大专教育）的民众，对于投诉这一回事，其反应竟然也没两样，这才令人感到纳闷。

他们往往抱持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或者没有原则的观念，来面对一切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不公，还自以为自己宽容大量、慈悲为怀。类似的应对态度，说得好听是“不计小人过”，说得难听是“姑息养奸”。

投诉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及应受重视的行为。遇上不公平、权益受损的事，民众是应该及必要发出不满的声音，积极做出投诉是其中一项重要行动。

投诉是不能一味用找碴儿的负面态度来理解，它的正面是有助于提升一个组织的工作、品质及服务效率，所以近来许多政府部门高官都纷纷公布个人电子邮址，显示他们开始重视投诉，这的确是可喜现象。

（2007年8月2日）

延伸阅读：

首相署公共投诉局网页

http://www.bpa.jpm.my/

槟岛市政局网页
http://www.mppp.gov.my/english/hom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