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我会观赏像《Wipeout超级挑战》这样的美国游戏竞技节目，看这类节目的观众，通常是不安好心的，我也一样。当参赛者闯不过种种障碍时，往往摔落水里，而摔倒的姿势丑态百出（还重播多次），加上主持人的揶揄旁白，常常让人看得乐不可支。
类似的游戏竞技节目在中国也有山寨版，只是论气氛、主持、形式，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别，而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中国山寨版的参赛者都没有穿救生衣，当然更谈不上其他安全设备如安全帽之类的。
在亚洲，也许除了日本之外，一般国家的政府与民众，对于安全设备、安全条例和安全意识的认识与共识，往往是薄弱的，甚至抱着一副不以为然／不屑的态度来看待之。尤其像我国这种获得幸运之神眷顾的地方，没有台风、没有地震、没有大水灾、没有火山爆发等种种令人震慑的天灾（海啸也是百年一见），因此国人对于灾害、危险的基本预防与应对能力，远远不如其他先进国家。
我父亲曾经在外资船务公司的货船服务多年，船上的救生艇，几乎每两个星期都必须由船员操作演习一番，以确保救生艇能够卸下。后来他转往本地船务公司工作，发现船上的救生艇，其卸下用的链条有生锈痕迹，也不曾进行卸下救生艇的演习，幸亏他做了几年就退休了。
由于听过父亲的讲述，曾经我在乘坐渡轮时，也注意到安全设备这一点。渡轮上有许多装着救生衣的柜子，我发现鲜橙色的救生衣似乎都变成灰色了（逃难时搞不好会被灰尘呛晕了），也不知道柜子是否还能打开？那是多年前的经验（好多年没乘坐渡轮了），也许现在的渡轮在安全设备方面已有改进也说不定（希望如此）。
我国的许多公共交通与场所都备有安全设施，可是它是否能够有效使用，则不得知了。一般人会觉得，这些安全设备只是为了符合条例要求而已，说是装饰品也不为过。毕竟要有效使用安全设备，首先要有安全意识教育和应变能力。
去年10月，霹雳金宝瓜拉米棚吊桥倒塌，导致3名小学生丧生事件，根据调查报告显示，当时有教师马上冲入河中救起学生，可是多数教师惊吓得愣在那里不动，一些年轻教师甚至吓得抱头痛哭，完全没有展开任何营救行动。
调查报告也指出，当时在场的许多老师都没有危机意识（生活营的营地竟然在雨季时设在河边），而那些刚刚师训毕业的年轻教师应该具备安全知识，可是真正面对危险情况时，他们却不能展现应有的应变能力。
每当意外惨剧发生，坊间议论纷纷，安全设备、安全条例和安全意识一定被提起，而且有关当局再三表示将加强安全意识教育，可是这些补救声明往往只有五分钟热度，过后也没有任何单位去监督到底这些安全条例是否有遵守及执行，直到下一次意外惨剧发生，各种呼吁及谴责宿命论般地再度响起。
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安全设备、安全条例和安全意识是无法有效实行的，主要原因是公共行政的执行能力薄弱，加上贪污腐败横行，国民的生命受重视程度是无法与先进国家比拟的。
如果有机会前往先进国家旅行或公干，肯定会清楚及明白安全设备、安全条例和安全意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月29日）
安全意識的宿命論
老師，同學，一路走好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早上，农历新春的气氛已经开始弥漫，巴刹和商场的人群也渐渐多了起来，这时候，五条路组屋区的海面上，一艘龙舟在进行训练时遇到暗流翻覆，队员纷纷掉落海中，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翻船意外最终竟然酿成钟灵国中龙舟队的1名老师和5名同学溺毙的悲痛惨剧。
惨剧发生当天，秦裕翔老师和庄纬翔同学的遗体就被寻获，另外还有4位同学则下落不明。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悲痛与错愕交加，唯有希望失踪者尽快的被找到。可是到了晚上，依然没有任何好消息。
隔天，从早上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传来，每个期待都落空。在面子书上，来自各方的悲伤句子开始显现：“生者节哀，死者安息”，“生命真是开了这六个年轻人一个大玩笑啊”，“大家一起约好回家了……” ，吴奕樟同学、杨延开同学、黄雍翔同学和谢子俊同学终于在家人、朋友的悲恸呼唤中，伤心泪水中，回到家了。
钟灵国中下半校旗，为了哀悼6位罹难师生。从报章上可以看见，钟灵师生红着眼眶、流着眼泪的图片；从老师口中可以知道，许多学生在班上根本无法翻开课本读书；从同学面子书中可以读到，令人非常心酸的留言……
龙舟翻覆惨剧对于钟灵中学来说，不是首次遇到的惨重悲剧。自1917年创校至今，93年以来，这是享誉海内外的钟灵中学面对的第3次惨剧。
在钟灵文物馆内，记录着之前发生的2次惨剧。
第1次惨剧发生在二战期间。1941年年终，日军入侵马来亚，槟城钟灵中学惨遭严重破坏，一切设备资料荡然无存。隔年，日军展开大肃清行动，逮捕钟灵老师10人，最终8名老师遇害。3年8个月的日治期间，钟灵学生惨遭日军杀害的共计46人（有记录的）。
1946年，钟灵中学罹难师生纪念碑落成。
第2次惨剧发生在紧急状态期间。1952年2月4日，陈充恩校长遭到马共分子狙杀身亡。当时钟灵中学声誉如日中天，校内大礼堂已竣工，陈校长刚出任华校教总首任主席，正是展现“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豪情壮志时，“轰！”枪声响起，把他对对钟灵与华教的所有抱负与理想都打碎了。
陈充恩校长举殡之日，送殡者达5千人，沿途围观民众高达数万人之多，由此可见，当时大家对陈充恩校长的敬仰。
我把这两段校史写出来，是要勉励钟灵师生，在这段非常时期，回想一下我们的学校，在接近百年的历史，先贤们是如何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而他们步伐绝对不是轻松、顺畅的，上面提到的两段惨剧，付出的代价都是一个个丰盛的生命呵。当年师生的悲痛，正如今日我们的悲痛，当年师生能坚强走出悲伤，今日的我们必然也有如此坚强的能耐。
失去6位师生，钟灵师生董事校友对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对于失去年轻孩子的父母，龙应台的《目送》其中一段写着：“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秦裕翔老师，庄纬翔同学，吴奕樟同学、杨延开同学、黄雍翔同学和谢子俊同学，一路走好。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10年1月22日）
黃子豪：為鍾靈中學慘劇致哀
光華日報民調：龍舟翻覆是否人爲疏忽？
《目送》
撰文：龍應台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 , 我和他手牽著手 , 穿過好幾條街 , 到維多利亞小學 。九月初 , 家家戶戶院子裡 , 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 , 枝枒因為負重而沈沈下垂 , 越出了樹籬 , 勾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
很多很多的孩子 , 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 。小小的手 , 圈在爸爸的、媽媽的手心裡 , 怯怯的眼神 , 打量著周遭 。他們是幼稚園的畢業生 , 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 : 一件事情的畢業 , 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 。
鈴聲一響 , 頓時人影錯雜 , 奔往不同方向 , 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裡 , 我無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 , 你仍舊能夠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 。華安背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 , 但是他不斷地回頭 ; 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 , 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 。
十六歲 , 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 。我送他到機場 。告別時 , 照例擁抱 , 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 , 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 。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
他在長長的行列裡 , 等候護照檢驗 ; 我就站在外面 , 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 。終於輪到他 , 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 , 然後拿回護照 , 閃入一扇門 , 倏乎不見 。
我一直在等候 , 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 。但是他沒有 , 一次都沒有 。
現在他二十一歲 , 上的大學 , 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 。但即使是同路 , 他也不願搭我的車 。即使同車 , 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 , 是一扇緊閉的門 。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 , 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 : 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 , 眼睛望向灰色的海 ; 我只能想像 , 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 , 但是 , 我進不去 。一會兒公車來了 , 擋住了他的身影 。車子開走 , 一條空蕩蕩的街 , 只立著一只郵筒 。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 , 所謂父女母子一場 , 只不過意味著 , 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 。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 , 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 , 而且 , 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 : 不必追 。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 , 我的落寞 , 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 , 我回台灣教書 。到大學報到第一天 , 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 。到了我才發覺 , 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 , 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 。卸下行李之後 , 他爬回車內 , 準備回去 , 明明啟動了引擎 , 卻又搖下車窗 , 頭伸出來說 : 「女兒 , 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 , 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 。」
我看著他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 , 然後噗噗駛出巷口 , 留下一團黑煙 。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 , 我還站在那裡 , 一口皮箱旁 。
每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 , 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 。推著他的輪椅散步 , 他的頭低垂到胸口 。有一次 , 發現排泄物淋滿了他的褲腿 , 我蹲下來用自己的手帕幫他擦拭 , 裙子也沾上了糞便 , 但是我必須就這樣趕回台北上班 。護士接過他的輪椅 , 我拎起皮包 , 看著輪椅的背影 , 在自動玻璃門前稍停 , 然後沒入門後 。
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
火葬場的爐門前 , 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沈重的抽屜 , 緩緩往前滑行 。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 , 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 。雨絲被風吹斜 , 飄進長廊內 。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 , 深深、深深地凝望 , 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 , 所謂父女母子一場 , 只不過意味著 , 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 。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 , 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 , 而且 , 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 : 不必追 。
《憶陳充恩校長》
撰文：歐宗敏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08年2月2日）
去年6月，我有幸能与陈耀威、庄嘉强，以及由吴俐蓉老师带领的大约20位华文老师，共同参与钟灵文物馆的重整工作。由于我负责文案撰写及资料审核的工作，所以有机会翻阅文物馆里收藏的校刊、毕业刊、校闻、纪念刊等史料。
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我对第7任校长陈充恩的认识，从最初的粗浅印象，那就是当年在校时看到墙壁上他的水彩画像，以及看见学校隔壁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到后来他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慢慢地演变成鲜活、巨大、深邃。
去年8月，钟灵中学庆祝90周年纪念，文物馆开放让校友、民众参观。有位中年女士问我，钟灵中学有这么多位校长，为什么只专门报导陈充恩校长的生平事迹？
我指着介绍陈充恩校长生平的一段文字，让她细读：
“……尤其出掌钟灵中学，前后21年，从1931年的300余学生发展至1952年的2500余学生，从洋楼校舍演变成堂皇院校，对钟灵之崛起成为享誉海内外著名学府，陈校长立下丰碑。……”
钟灵中学在那21年间，它的生命不断吸收滋养与丰沛起来，因为有陈充恩校长强大、热忱、理想的力量在引导。
陈故校长学贯中西，语文造诣高深。我细读他的遗稿，中文方面，从文言文到白话文都有，其中一篇长达一万字的《英国的中等教育》，是他前往英国考察教育归来后的作品，该文章充分展现他作为教育家的视野与远见。
陈故校长的英文水平也不在话下。二战期间，陈故校长避难金马仑长达3年。他把3年在金马仑的务农生活，用英文写成一篇散文，取名《In Hiding》，文章谈到他的宗教信仰、人生信念，以及步入壮年的生命思考，实在有别于其他气势磅礴的大我文章。
当年的钟灵中学，中英双语并重，高中生报考英国剑桥考试及伦敦商会商科文凭考试，为当时马来亚华校之创举。陈故校长的教育理念，以务实、愿景为主，不陷入民族教育、母语教育的狭窄框框，故此历代钟灵学子得以远赴欧美纽澳中港台升学。今时今日，他的教育理念，尤其要求双语的掌握，已成为大家对教育的共识，因此，更显现56年前，他的高瞻远瞩。
1952年2月4日，槟城中路突然转来枪声，陈充恩校长丰盛的生命，骤然停止，仿佛一棵巍巍大树，徐徐倒下，滚滚尘烟扬起。
2004年，马共领袖陈平出版著作，《我方的历史》，书里他坦诚当年是马共决定及枪杀陈充恩校长，不过事后他也认为这起谋杀事件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对我们的事业起了反作用。”（277页）
后来，我们在文物馆的陈充恩校长生平事迹文案，写上“遭马共分子狙杀”，摈弃之前资料中的“歹徒”、“凶手”、“暴徒”等含糊字样。
1950年代中期是我国华文教育风起云涌的时代，假如当时担任华校教总主席、精通双语的陈充恩校长依然健在，我国华教历史会出现转弯的可能吗？
郑良树教授写道：“陈充恩乃华校教总首任主席，是一匹健马，更是一匹千里良驹；如果不是中道殉落，华校教总、大马华教的发展又是怎样的一种风貌，实在很难预料。”
再过几天，就是陈故校长的忌辰。今天前往他的墓园献花致敬的钟灵师生，都没有机会亲聆他的教益，他们都和我一样，只能在阅读他的大量遗稿，以及师生的怀念文章时，缅怀那“充乎天地之间永留正气，恩及师生以外共仰完人 ”的伟大人格及情操。
如何教導學生堅持與勇氣？
上个星期槟州政府和州内的90所华小及10所国民型中学进行交流，以了解州内华教事务和商讨州政府分配580万令吉拨款事项。根据报道，这场交流会最后演变成“讨钱大会”，让出席的槟州首长林冠英见识了州内华教钱不够用的窘境。
如果说这场交流会轰动全国，让国人对于华教的问题，有更深一层的体会，是丝毫不夸张的。
这场交流会凸现华教的两个困境，其一为州内各类华校扩建缺乏数千万令吉经费，而90%学校还没向由联邦政府管辖的教育部申请，主要原因是不能忍受繁文缛节与官僚作风；其二是出席的校长叮咛媒体千万不要拍照，以免曝露行踪，而受到教育部的“特别关照”，因为他们“不方便”与民联政府有任何联系。
上述两个困境的问题核心就是教育部的官僚作风与偏见思维。
我曾经在《教师中立的勇气》一文中提到：“教育部官员之中，有两大类人物时常左右或者影响教育政策的操作与运行。第一种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的思维以保守、排外见称，支持一种语文、一种民族的极端看法；第二种是具有政党背景的官员，他们事事以政党的利益为主，偏向揣摩和迎合政治的需求，也兼顾个人的官运升迁利益。”
林冠英当了槟城首长22个月，对于公务员的种种官僚作风与态度，他比任何人有更深刻的了解与体会，因此他劝告学校代表一定要坚持，不管官员态度是如何的敷衍或推委或刁难，大家也要坚持申请，厚着脸皮也要持续追问，直到获得拨款为止，毕竟要求拨款是天公地道的事。
官员的各种官僚作法的终极目标是要大家放弃申请或知难而退（就像一些警察经常“劝告”当事人不需要报案一样）。
现在学校代表知道了，更应该长期抗战般坚持申请拨款，不厌其烦地写信、呈表格、与官员会面，并把每次申请流程的细节都记录得妥当。总有一天，这些申请记录将发挥作用（就算没获得拨款，也让后代子孙记得先辈申请拨款的艰辛）。
行政议员王国慧听见校长千交待、万交待，要求媒体“手下留情”，不要拍照及公开身份的无奈语调，她心头一紧、鼻头一酸，眼泪就流下了。
308大选后，身属联邦政府的教师在民联执政的州属就成了夹心人。夹心人的悲哀就是不得不配合有关方面的要求，以致作出各种荒谬、甚至可笑的事情如冒险偷会槟首长、新校舍开幕集体缺席等。
我国有多个教职员工会，不过这些工会以谋求福利为主（要求加薪），向来不敢以教职员应该持有中立立场，向政府抗议或为会员出头，因此校长与老师看见民联议员仿佛老鼠遇到猫似的快速回避。
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也常说“身教重于言教”，学校代表与老师都身负重要的教育使命，并经常以华文教育的优秀办学理念为荣，因此他们的言行举止，是学生的遵循的榜样。
如果学校代表只是不堪教育部官员的敷衍态度，便放弃申请拨款，那么我们如何教导学生，关于遵守原则、不屈不挠的坚持？
如果校长放弃坚守教师专业与中立立场，选择不要得罪教育部官员的做法，那么我们如何教导学生，关于顶天立地、威武不屈的勇气？
（2010年1月15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
新聞：華校交流會變“討錢大會”
陳雲清：《標題並無惡意》
歐宗敏：《教師中立的勇氣》
《教育部東郭先生的角色》
撰文：歐宗敏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09年1月30日））
上个星期副教育总监诺丽占在 《管理问题公务员守则》一书推介礼时，揭露两宗发生在学校的性侵犯与性骚扰事件，第一宗是特殊学校的男教师涉嫌侵犯女学生被捕，可是后来却被释放，第二宗则是中学校长对教师和学生做出近乎强暴的无礼行为。
性侵犯与性骚扰事件并非学校独有，不过在解决有关问题方面，教育部不是第一时间考虑刑事处理，也不是严厉的纪律处分，而是内部低调处理，结果往往是把涉嫌人士调职了事。诺丽占一针见血指出，以调职的方式处理类似问题，形同把问题调换到另一个地方。
一般民众对于教育部处理教师涉嫌性侵犯与性骚扰事件的方法，几乎都难以置信，不过熟悉该部门运作的人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往往是他们第一个考虑的条件，接下来的动作则是私下解决，以免事件闹大，惊动媒体与社会大众，更担心部门的形象受到破坏。
教育部曾经发生多项行政丑闻，轰动一时，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不过这些喧闹一时的事件，后来也草草收场，甚至不了了之，例如学校维修与兴建工程出现偷工减料现象（“华小被干捞”事件）、学校高层收取学生作业回扣事件等。
如果根据这些曾经轰动一时事件的处理方式作为评估标准，那么对于涉嫌性侵犯与性骚扰的教师，以调职作为处理方式，则合乎向来教育部的办事思维与态度，或者说政府部门的办事思维与态度。
其实涉嫌性骚扰的教师多数并非属于一时糊涂，或者一时失控的行为，通常他们都有类似的前科纪录，这是一种病态，也是犯罪行为，他们除了需要面对辅导或者治疗之外，更应该受到严厉惩罚，而不是把他们调职，当作没事儿。因为这些变态老师调换到那里，那里的学生与老师同样遭殃。
在求学的过程中，学生会不幸地遇到这种病态的老师，他们在上课时非常喜欢讲黄色笑话，或者常常借故大谈“性知识”，或者对学生毛手毛脚（甚至有娈童的倾向）。这些病态的老师往往从年轻教到退休，或者从甲校转到乙校再转到丙校，关于他们的“事迹”，也在不同年代、不同学校的学生、教师口中广泛流传。
这些病态的老师像一颗颗计时炸弹，一旦失控，分分钟钟会爆炸，因为类似的病情通常会逐年加重。如果“侥幸”的话，到了退休他们都没有失控，如果“不幸”的话，他们就可能成为社会新闻人物了。
我不清楚《管理问题公务员守则》的内容，也不知道里面谈论的问题处理程序是如何进行，但是我是很想知道犯上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的教师，最后是否受到严厉惩罚，或者革职查办？
众所皆知，根据公务员雇用条列，政府不可以随便革除态度恶劣或渎职的公务员，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调到其他地方去。如果这个条例没有修改，不只是态度恶劣或渎职的公务员有恃无恐，连犯上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的教师也会依然故我直到退休，而教育部则继续扮演其东郭先生的角色。
挽回搭乘長巴的信心
两个星期前在怡保九洞附近的南北大道，一辆长途巴士疑司机打瞌睡肇祸，巴士猛撞向栏杆，酿成10死2伤的严重意外惨剧。作为我国主要公共交通之一的长途巴士，其司机素质普遍低落是不争的事实，凡搭乘过长巴的人士，大概都不会留下多少好印象。
上个月我前往台湾旅行，搭乘长巴从台北前往高雄，途经台中休息，全程约5小时（车费约40令吉）。这趟搭乘长巴经验给我留下三个深刻印象，其一是司机在开车前要通过酒精测试、其二是全程没有超速、其三是开车前，司机通过广播向乘客报告，长巴将经过的地方及预料抵达时间，当中途抵达台中休息站时，又有广播报告长巴公司名称、长巴车牌号码、停车站号码、停留时间等资讯，以免乘客误点或上错车。
类似让乘客安心与方便的做法并不难，可是我国长巴公司就是不曾想过要执行。
在各类交通工具当中，长巴的车祸率相对偏低。过去5年，每年长巴意外的死亡人数不超过100人，但是一旦发生车祸，单宗死亡人数就可能高达10至20人之多，因此当局还是不该掉以轻心。
长巴车祸造成多名乘客死亡，司机、巴士公司、执法单位三方都不能推诿责任。
长巴司机的鲁莽、超速、打瞌睡、违规的驾驶态度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与惩罚，可是背后造成的原因就不应该由司机单方面负起全部责任。
为什么司机要超速？为什么司机会打瞌睡？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司机薪金制度出问题。他们月入2千至3千令吉，乍看之下算是中等收入，但是仔细分析却不是一回事。根据调查显示，有些司机的底薪可能才5，6百令吉，其余收入全靠“班次津贴”，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每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才可以达到中等收入。
如此畸形的薪金制度，往往导致司机超速驾驶（避免打瞌睡），甚至吞食兴奋剂来提神，最终危害乘客的性命安全，而长巴公司是始作俑者。
如果我国执法单位的效率不错，马路上的车祸冤魂也不会如此多了。虽然当局经常苦口婆心地劝导长巴司机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最大问题出在于自己执法不严、疏于监督，才导致长巴司机对法律视若无睹。不管身上已有多少张未缴付交通传票，他们依然斗胆上路。
其实长巴公司与司机藐视交通传票是有理由的。根据2006年总稽查司报告揭露，交警在2000至2006年发出的传票中，有1千367万8千744张未缴还（几乎是全国一半的人口）。未缴还传票之中，70% 触犯超速罪。我不清楚至今未缴还传票数目是否大幅度降低（好像不可能）。
最近交警开始向新加坡车主追讨交通罚款，原来从1990年至今，我国共发出67万张交通传票给他们，只有37%缴付罚款（大概是受到国人“影响”），由此可见，我国交警发出传票与追讨罚款的效率是典型的虎头蛇尾。
纳吉推出的6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中，其中一项是改善交通。除了要解决城市公共交通问题之外，管制公共交通也是另一项重点。负责公共交通的政府部门多达10余个，这也是改善交通最大的公共行政挑战。
无论如何，改善交通安全已是势在必行，因为每一次牵涉长巴的严重车祸，势必又一次猛烈撞击有关部门的薄弱执行力，而作为国阵政府，长巴课题的防撞杆已经不起再次的猛撞了。
（2010年1月8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
M. Veera Pandiyan：《So many laws, so little enforcement》
華麗外表與激動口號
今年已是21世纪的第10年，回想起经历千禧年时的种种喜悦与不安，仿佛是昨天的事，时间过得真快呵。
2009年的我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教育、国防等领域，依然有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与课题急需厘清，或者说，有必要向人民做明确的交代。而在新的一年里，大家依旧睁大眼睛观看，问题是否有解决，以及解决的方式与结果。
去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与问题，如霹雳政权变天案、巴生港口自由区弊案、战斗机引擎失窃案、赵明福坠楼案、雪州州议员拨款案、总稽查司报告、英文教数理政策大逆转等，乍看之下，以为都是去年才出现的个案／议题，其实不然。
类似的弊案与问题，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并非偶尔出现一群贪婪／无能官员或者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追根究底，它与国阵政府长期执政所衍生的权威体制与思维，息息相关。
杨照在《问题年代》的序文中写道：“那个时代，权威体制想尽办法掩饰太平，让问题隐藏在华丽的外表与激动的口号之下，不要显露出来，然而自以为万能的权威注定是千疮百孔的，从每一个威权照顾不到的缝隙，透进来的，不是光，而是问题的冷风。”
308大选的结果就是透进来的问题的冷风，把威权体制的庞然大物，吹得不由主地打了几个寒颤。
不到3个月，就是308大选的2周年纪念。这一年多以来，民联政府执政的州属，掀起种种耳目一新的做事方法，也把许多之前扫在美丽地毯下的肮脏垃圾，打扫出来，曝露在阳光底下，让人民作判断。
长年以来，威权体制刻意包装的华丽外表（普腾国产车、国油双峰塔、KLIA等）与激动口号（2020宏愿、马来西亚，能！），让许多民众相信国家正在快速地开往先进国的路途中，国富民强的目标，近在咫尺，可是当庞大的泡沫被戳破时，终于民众有机会来一一检视，华丽外表背后的腐烂，激动口号背后的空洞。
正如龙应台的《（不）相信》里写道：“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威权体制可以一夜之间推翻，可是深入脑髓的盲从威权思维则不容易消除。公务员过于习惯聆听来自一方政治人物的指示与命令，说是奴才心态使然也好，或是为虎作伥也罢，总之，去年发生的每件弊案与问题，都与他们脱不了关系。
去年国阵政府终于在纳吉的领导下，以“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打先锋，再以6个国家关键成效领域与国家关键绩效指标的国家转型计划压阵，希望修复千疮百孔的公共体系，以挽回人民的信心与支持，并期望在来届大选一洗失去半壁江山的耻辱。
今年人民将会继续审视，每个弊案与问题的结局如何？ “一个马来西亚”、NKRA、KPI能不能有效执行？还是威权体制思维下的华丽外表与激动口号再度复活？
我真的希望，在2010年，公共体系不要再出现一个接一个看似无知的错误，毕竟国家资源经不起这样子的耗费，国阵政府也经不起这样子的考验。
（2010年1月1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
（不）相信
作者：龍應台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
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