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积极设定关键绩效指标、6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的纳吉而言，2009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我国排名滑落速度之快，令人震惊。排名从去年第47猛泻至第56，成为东协里唯一排名退步的国家，确实让刚刚声势浩荡地把“一个马来西亚”口号与政治理念，喊得響亮半邊天的纳吉，有点面子挂不住了。
今年的全球清廉指数报告，我国的表现实在差劲。我国的得分是4.5分，是6年以来清廉得分首次低于5分，更是10年以来，最低的分数。我们不要忘记，2006年之前，我国的排名都在30名之内，过后就每况愈下了。
前首相阿都拉在2004年推出“国家廉正大蓝图”时，曾定下4年后把清廉排名打入前30名，想不到今年反而陷入如此狼狈不堪的地步。虽然该项功败垂成的廉正计划是阿都拉时代的产物，可是纳吉在4个月前推行的6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之中，打击贪污就是其中一项，这次排名第56，确实让民众有“吾不欲观之”的感叹。
令民众看了也不禁摇头的，不只是清廉指数的排名，而是最近政府面对各种贪污弊案的态度。提到“林甘短片”丑闻，部长以缺乏“主要证人”为由，顾左右而言他，还答非所问；提到巴生港自由区弊案，几个秘书、主席、经理、部长都在互相推卸责任或扮失忆，民众仿佛被带去游花园，转了几圈都不知道谁该负责；总审计司报告出炉，满纸处处是腐败痕迹，政府信誓旦旦要严惩的动作，往往虎头蛇尾（几年以来皆是如此），让民众心痛地当笑话看待。
我曾在本栏《“遇到就没变”的公务员》一文中提到：“类似把有贪污、回扣之嫌的行为化为行政疏忽或管理不当来处理，是公共部门一贯的官官相护作风，因此对腐败的公务员来说，根本无法起震慑的作用，甚至让他们在未来更加肆无忌惮”。我国的贪污风气极盛，主要原因是政府在肃贪行动中，常常以雷厉风行之名，行逢场作戏之实，导致公共体系内，小贪有小贪的门道，大贪有大贪的搜刮。
巴生港自由区弊案，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大贪例子。大贪当然不是偷鸡摸狗之辈的“小作为”，更看不上那种用1万3500令吉购买市价1500令吉储物柜的“蝇头小利”。他们编织一个庞大的人脉网络，从公共体系到私人集团都有，展开绵密的布局，运用五鬼搬运法，制度化的巧取豪夺，公然吞噬庞大的公共资源，变相地捞取数以亿计的国库资本。至于结局如何？多数人大概都有同样看法：大事变小事，小事就忘记了，假如有推出几个尚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以“牺牲小我，成全老大”作交待，也算功德无量了。
首相纳吉雄心勃勃，欲以“一个马来西亚”和“迈向高收入国”，两个伟大目标，吸引民众的眼光，一起向前看，可是偏偏人算不如天算，一连串的贪污腐败丑闻接踵而来，一个似乎比一个严重，现在连清廉排名也如此不济，害得民众不得不把眼光转开了。
在我国，扭转政治劣势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挥刀斩贪官污商（公务员、、政治人物、国阵党员、企业人士等）。问题是纳吉能担当得起“六亲不认”、“泪斩马谡”的角色吗？
（2009年11月27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
林瑞源：《反貪排名又下跌》
東姑阿都阿玆：《大馬貪污印象指數不及格》
歐宗敏：《“遇到就沒變”的公務員》
納吉能否“淚斬馬謖”？
先翻閲檳城歷史再説
上个星期，槟城乔治市内数条中文路名在口语化与华语规范化的争议中，终于在以维护历史古迹文化的考量下，槟榔“律”与纽“冷”将继续保持，不再以“路”和“巷”取代之。
在短短的2个月内，槟城的中文路牌就经历了2次文化与历史的争议，从繁简体字之争到路名口语化与华语规范化之争，2场争议让热爱古迹文化的朋友群起捍卫文化遗产，也让州政府在做决策时，有机会倾听另一方的说辞，以便做出适当的决定。
其实中文路名口语化与华语规范化之争是不必要出现的，如果有人对槟城历史有一定的认识，以及有相当的历史人文修养。
去年乔治市与马六甲申遗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城，成为全人类共同资产。我在《看重地方历史》一文中曾提到：“作为槟城人，熟读历史教科书，可能对于世界历史与国家历史有深刻印象，可是对于槟岛的地方历史，其文化的多元性、独特性及重要性（作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城的条件），则茫然不知了（相信许多历史老师也是如此）。这种对于地方历史基本认识的落差，也间接阻碍民众对于居住地方的身份认同以及萌生归属感。”
如果对槟城历史有相当的认识，就不会把硬生生地把规范华语套在有历史痕迹的中文路名上。李耀祥的《用正体字何错之有？》和杜忠全的《尊重古迹的原生态》都有提到一个观点：我国华教历史有百年之久，也是海外华人社会之中，中文教育发展最蓬勃之地。难道槟城教育界先辈都不懂“路”和“巷”？而用“律”和“冷”的音译来取代？当然不是。
如果今天还有人觉得华语既然已经有了“路”和“巷”，却采用音译的“律”和“冷”，是矮化华语的做法，那唯有说自己已经曝露对槟城历史基本认识的贫乏而毫不自觉。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槟城的特色是多元文化。除了华巫印不同种族、文化、宗教的多元文化之外，这里的中华文化也显露多元的特色，包括福建、广东、客家、潮州、海南等不同的籍贯文化，因此我们存有尊重与宽容的心态，以吸收及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也造就我们的多元文化特色。
了解与尊重槟城的多元文化特色，我们不会觉得采用音译的“律”（路）、“冷”（巷）、“胡姬”（兰花）、“奇异果”（猕猴果）等字眼，是什么殖民主义糟粕思想啦，或者什么奴化思想啦之类的。虽然我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可是没有多少人会觉得自己曾经被殖民政府奴役或极度剥削，因此我国可以用文明的方式来争取独立，摒弃血流成河、家破人亡的武装革命运动。
有类似极端想法（殖民主义糟粕思想、奴化思想）往往是持有“义和团”式的仇视西方文化的自卑又自大心理，而这种偏激民族主义思维也是往往从国外移植进来的，当然大家对于类似思维也只是以不成熟、封闭看待之。
路名是不可随意更改，因为它将失去原有的文化或历史意义，这不是危言耸听的。
举个典型例子，车水路的支路Jalan Zainal Abidin的原名为Jalan Yahudi（犹太人），为什么是犹太人呢？因为纪念那里有一座犹太人墓园。至于后来为什么要改名呢？只要看看路口的巫统大厦和翻开国际护照则可知其一二了。
槟城有一群文史工作者与学者经年累月在默默耕耘槟城的历史研究与整理，范围包括民间信仰、庙宇宗祠、古迹建筑、教育宗教等，他们花费了不少心血和时间撰写文章与书籍，做各种实地调查工作，以勘查史料的真实性及维护古迹的完整性。
对于大众来说，他们可能是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是支撑槟城历史资料的一根根大柱子，他们是陈剑虹、张少宽、陈耀威、郑荣美、邱思妮、王琛发以及后起之秀杜忠全等，因此州政府在任何有关槟城的古迹或历史课题上，实在有必要向他们寻求专业的咨询。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槟城人对于槟城历史是有理解的必要和义务，不然的话，我们就愧对世界文化遗产城的荣耀。至于那些想对槟城古迹或历史文化指指点点的人，奉劝他们一句话：先翻阅槟城历史再说！
（2009年11月20日）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
新聞：《一人一信保舊路名》
新聞：《“律”贏“路”“冷”勝“巷”》
杨欣儒：《从理性与习性原则看待路名的译法》
杜忠全：《尊重古蹟的原生態》
李耀祥：《用正體字何錯之有？》
林玉裳：《喬治市路名“去本土化”？》
陳愛梅：《集體記憶獲認同——檳城中文路名之爭》
杜忠全：《維護文化遺產的原貌——喬治市中文路名爭端的核心議題》
楊邦尼：《路名的歷史角力》
李振輝：《規範什麽？》
歐宗敏：《看重地方歷史》
“遇到就沒變”的公務員
浮罗池滑是我从小到大的活动地带，这里的商店与银行林立，无论处理事务，购物或者用餐都相当方便。由于商店与银行的地点集中，让公众感到相当便利，因此也造成车辆车水马龙，交通堵塞的情况相当严重，尤其是午餐及上下班时段。
日前看见马路两旁出现“锁车轮”告示牌，警告车主不要随意违例停放车子，不禁感到欣慰。毕竟为了自己方便，不管他人麻烦的缺德车主相当多，这一次终于可以对付他们了。
上个星期浮罗池滑区州议员郭庭凯发现这些告示牌如同虚设，因为市政局执法人员态度懒散，没有认真执行任务，导致浮罗池滑状况依然没有改善。而浮罗池滑警察局前面就是交通堵塞的重地，可是那里的警察也视而不见，工作态度与懒散的市政局执法人员不相上下。
批评公务员工作态度懒散的州议员，郭庭凯并非唱独角戏。今年9月日落洞国会议员黄泉安指出，槟榔河第二阶段治水计划迟迟无法动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负责的公务员工作态度怠惰。
批评公务员工作态度懒散的也不限于州议员，日前槟城州秘书再纳拉欣发通令，规定州公务员在上午阶段的休息喝茶时间，不可超过10分钟。其实类似的超长的喝茶时间情况，在嘛嘛咖啡店是司空见惯的。
许多公务员是没用早餐就上班的，他们往往在上午阶段的喝茶时间才出外吃早餐，所以10点左右的嘛嘛咖啡店往往高朋满座（许多人的胸前还挂着名片），当然所谓喝茶时间至少超过半个小时（还要看一看报纸，聊一聊天呢）。
记者询问纳拉欣发如何对付违例公务员，他回答，初犯者将接到口头警告，如果继续犯规，将受到进一步的对付。怎样子的进一步对付？则不得知了。
关于2008年总审计司报告提及的滥用、疏忽、管理不当、超支等问题，公共服务局总监依斯迈阿当说，部门主管的整体表现将备受影响，包括升职及加薪机会等，换句话说，以3万余令吉的天价购买市价仅990令吉的柱型平台工具（总共6台），该部门主管面对的惩罚只是一般的不加薪或升职而已。
类似把有贪污、回扣之嫌的行为化为行政疏忽或管理不当来处理，是公共部门一贯的官官相护作风，因此对腐败的公务员来说，根本无法起震慑的作用，甚至让他们在未来更加肆无忌惮。
正如上面所提的，我国公务员有两大问题，其一是马虎懒散、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其二是有倾向贪污舞弊的行为。
要大刀阔斧整顿公务员，将贪污枉法的公务员绳之以法，固然重要，可是这些公务员，就整体比例而言，还算是小数目。如何处理那数目庞大的马虎、懒散公务员队伍，方是充满挑战的改革工作。
我国的公共体系在惩罚方面过于仁慈，时常陷于妇人之仁的困境。公务员相当清楚，不求上进、马虎懒散、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是不会受到严重惩罚如不加薪或升职的，更不用说革职了。
所谓“金饭碗”（或者“金饭桶”）就是不求上进、马虎懒散、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也能保有工作，而且年年调薪，无惊无险做到退休，还享有有退休后的各种福利。
就算是设定关键绩效指标（KPI），那些表现没有达到标准的公务员要如何对付？不能加薪或升级？他们是不在乎加薪或升级的，只要保住工作就好。政府会开除那些没有做错事，可是表现低于标准的公务员吗？
我国的公共部门有点像流沙，任何朝气蓬勃年轻人进入这种体系，如果没有坚定意志，及时跳开，几年下来，很快就跟着大伙儿一起沉沦了。虽然我们不齿这种工作态度，可是他们依旧马照跑，舞照跳，一路风骚到退休，你又奈他何！
我想，民联议员这两年来最大的体会，应该是面对公务员的工作态度时，萌生福建话“遇到就没变”的无奈感觉。
（2009年11月13日）
延伸阅读：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的“岛城启示录”专栏
簡體字的原罪
上个星期，为期两周的乔治市古迹区中文路牌繁简网上公投结果终于出炉了。高达82%（2499票）的民众支持保留最初使用的繁体字，而槟州政府也尊重民意，决定保留当初使用繁体字的决定。
虽然只有区区3千民众参与网上公投，可是网站的留言与意见倒是相当的热烈，大家都提出各种看法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关于五十几年的简体字历史演变，连中国人都未必真正清楚，更何况是我们？），让人感觉繁简体字之争，依然未能销声匿迹。
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也一样，最近更有重新振兴繁体字的呼声，掀起新一轮的繁简之争。为什么实行了逾50年的简体字政策，还有争议的声音？
就让我们回到这场争论的起点：为何当年中国推行简体字？
最常听到的理由是减少笔画，加快书写速度，降低认字难度等的所谓“简体字扫盲论”（1950年代，据说中国逾半数人口是文盲）。其实这只是当时的其中一项考量（其实效果也不见得有效），并非最主要的目标。
50年后的今天，纪录片《大国崛起》总策划之一和《汉字五千年》的总策划与撰稿指导麦天枢说：“简体字是外界压迫下一个不得已的、令人棘手的选择。”。一语道出当年推行简体字的无奈与鲁莽。
今年6月28日的《亚洲周刊》封面专题《日本汉字镜子映照繁简之争》报道中，仔细讲述当年中国推行简体字的前因后果。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方向”的指示下，中共政府全面开展文字改革。
毛泽东的文字改革计划是先推行简体字，最终目标是把汉字拼音化，换句话说，简体字只是过渡阶段，而这个文字改革最大争议是毛泽东有意废除汉字。
打个比方，“现代汉语词典”的简体字是过渡期而已，最终目标是使用拼音文字或拼音化的“Xian Dai Han Yu Ci Dian”来取代汉字（有购买中国书籍的朋友应该会发现，直到今天封面依然有拼音文字的书名）。
1956年，周恩来认为对汉字的前途不急于下定论，于是用缓兵之计将文字改革分为2个阶段实行：第一步是完成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推行中文拼音方案的3项任务；第二步实现汉字拼音化或者拉丁化。
为什么毛泽东等人（包括钱玄同，瞿秋白）会有废除汉字的惊人想法？香港评论人梁文道在《推行简体字有何政治隐意？》中表示，“在那年头，中国知识界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真可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于是连沿用数千年的汉字也被他们拿出来当作革命的对象，似乎汉字不改就不得富强”。
而中国批评家朱大可在《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中指出，“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无独有偶，同时期的越南也是一个典型“字母共产主义化”的例子。越南文明是用传入的汉字所纪录的（之前越南没有文字）。在殖民期间，法国殖民政府极力推广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取代汉字，可是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上台后，立刻宣布拉丁字母是“唯一正式的书写文”，彻底废除汉字。1975年北越统一南越后，南越的汉字也也遭受同样命运。
在那个又红又专的年代，中国国民的政治意识形态高过一切，换句话说，他们先是共产主义遵从者，接下来才是具有中华文化的中国人，所以在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激情的号召下，中华文化的种种是可以毫不犹豫地摈弃或牺牲的。
朱大可认为，中国在那个年代有3项革命以惨重失败收场。第一是汉字拼音化的文字革命；第二是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造成千万人饿死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第三是全民大炼钢铁的工业革命。而作为拼音化文字革命的半成品，简体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他说：“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后，无论在政治或者经济上，皆有惊天动地的大改变。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又红又专”了，在他们心中的天平上，中华文化开始驾凌政治意识形态。于丹谈《论语》，《庄子》、易中天品三国、《汉字五千年》纪录片等造成火红盛况，说明了这一代的年轻中国人拒绝继续成为“文化断层的一代”。他们开始拥抱传统中华文化，而学习阅读及书写作为奠定文化的繁体字，也将势必成为新趋势。
作为马来西亚华人，我们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成长，因此我们具有吸收多元文化的能耐。虽然我国学校实行简体字政策，可是从未禁止使用繁体字，因此我们就不该自我阉割，更应该有“识繁书简”与“写繁识简”的接受与学习心态，就算有一天中国来个大逆转（在中国，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重新推行繁体字，我们也能处变不惊，坦然面对。
（2009年11月6日）
延伸阅读：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专栏“岛城启示录”
《亚洲周刊》封面专题《日本汉字镜子映照繁简之争》
梁文道：《推行简体字有何政治隐意？》
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楊邦尼：《漢字潮，文化根，在寶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