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斋戒月感想

在槟岛，回教徒斋戒月的气氛并不浓厚，除了在一些街道旁边，有马来同胞开设临时摊子售卖食物与服饰之外，似乎感受不到已经来临的斋戒月。

我曾经在雪州加影居住两年，在那里才真正见识斋戒月的热闹。

那时候我经常与友人在下午时刻，光顾马来同胞的食物摊子，购买一些马来传统糕点及食物，当作下午茶以及晚餐。那些食物摊子摆满整条街（有好几十摊），人潮汹涌，空气中不时转来烧烤的香味，让人忍不住多买一些。开斋时间一到，马路上几乎不见人群与车子的踪影，不再有平时车水马龙的盛况，只剩下三三两两的车子在飞驰，

我曾经在南北大道的一个休息站，巧遇开斋时间，因此拥有一次的开斋晚餐经验。

当时我买了晚餐，与一家马来同胞共桌，发现他们面对着食物却纹丝不动，才知道他们在等待开斋。同桌的马来男子示意我可以先吃，可是看着在我对面马来小男生的眼神（有一种等待食物的感觉），我不得不谢谢他的好意，接着便拿出手机寄几个简讯，以免场面尴尬。大约五分钟后， 他们全家人微笑地向我示意开斋时间到了，于是我和一桌马来同胞经历了唯一的开斋晚餐经验。

许多在本地大学念书的非回教徒学生，在斋戒月期间，也必须在饮食方面略作调整。大学校园内的食堂多数都更改营业时间，导致许多非回教徒学生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早餐与午餐，而为了避免影响友族同胞，他们也多数只在宿舍房间内吃东西。

大约20年前，我的同学在美国念书，斋戒月期间马来同学与他们一起讨论功课，他们与洋人同学往往边吃边喝边讨论，马来同学在一旁也没有显露任何不安的表情（当然他也不吃不喝），所以看见本地大学斋戒月情况，我的朋友常说：“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反应。”

其实像我们这种民以食为天的族群，是很难搞清楚为何要饿肚子一个月来庆祝节庆的。很难搞清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从自己族群或者宗教的观点出发，来诠释其他族群、宗教的不同价值观。

斋戒月对回教徒来说，每天大约13小时的不吃不喝，是让他们感受贫穷、不幸人士面临饥饿与口渴的艰苦，促使他们对贫穷与不幸有多一份亲身体验的了解。

近年来许多酒店与餐馆都纷纷推出斋戒月自助餐，吸引不少马来同胞前往享用，据悉生意都红火。

最近有报道关于回教徒是否适合前往酒店与餐馆享用丰富自助餐的争议，因为有些宗教司认为这种消费行为是炫耀（餐费高昂）及间接浪费食物（剩余食物被倒掉），所以类似行为是不受鼓励的。

当然也有宗教司认为，类似消费行为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只要负担得起费用，不持有炫耀心态，它并没有违反回教教义。

有一位马来专栏作家Raslan Sharif则认为，每天开斋的食物应该与平时一样，或者更少，较符合回教教义中，教徒体验饥饿的意义，而非大吃大喝来补偿，不过他也认同斋戒月自助餐只是一种商业活动，有需求就有供应，所以不该受到谴责。

在斋戒月，回教徒对一些高消费行为，做了思考与反省，这是难得的，至少比我们只注重大吃大喝大花费来庆祝节庆，有深度多了。

（2007年9月27日）

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

2006年总稽查司报告出炉至今，在社会各界人士心中，已经激起千层浪。

报告中的种种纰漏行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甚至匪夷所思，令人大为错愕。其实之前的年度总稽查司报告也是如此糟糕，只是公众的反应没有今年激烈而已。

正如总稽查司安比林所言，他的报告没人听，年年出现各政府部门管理不当、浪费公款、弊端重重等老掉牙的问题，可是依然不见有关部门作出改善，甚至没有官员需要负责有关部门的失责行径。

坦白说，2006年总稽查司报告举例的种种弊案，已经不能归入管理不当、浪费公款等属于行政管理失责的范围，这些行径就是牵涉贪污舞弊的犯罪行为。

例如加央市政局没向某些商家征收税务，使得拖欠税款数额激增，而拖欠税务商家依然获得营业执照、柔佛5个政府机构支付超出估价的75%公款，向某些人士购买土地做发展计划用途、皇家警察花费1亿零吉购买不符合民航局指定标准的直升机，之前还花费1千5百万培训飞行组组员等。

虽然首相表示政府不会阻止反贪污局对总稽查司报告展开调查，可是他也没要求反贪污局要查个水落石出。

虽然反贪污局表示会展开调查，可是以该局向来的调查效率来看，相信要等待好一段日子（也可能没下文）。

虽然公共账目委员会表示有权力召见任何人（包括退休部长、总监及秘书长），可是该委员会只能向当局施加压力，它没有执法权（典型的有心无力）。

当政府部门出现种种腐败弊端行径时，政府高层所采取的应对行动与措施，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廉洁排行榜上的位置。

有个廉洁的政府是人民的福气。

在亚洲，有福气的人民住在新加坡。

虽然有地理常识障碍的部长纳兹里不认为新加坡是个国家，可是以西方国家制定的廉洁标准，亚洲最清廉的国家，新加坡几乎年年排名第一。

1959年新加坡第一次自治邦议会大选，人民行动党执政，李光耀率领内阁成员参加宣誓就职礼，当时他们一律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那年，李光耀35岁，他决心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

2000年，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写道：

“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2006年总稽查司报告举例的种种弊案，牵涉的金额往往数以亿计，而大家辛辛苦苦缴纳的税收，却遭受如此明目张胆地夺取，因此对于李光耀那一句“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的清廉豪语，难免感触良多。

（2007年9月20日）

延伸阅读：
Jabatan Audit Negara:
www.audit.gov.my

典型的恶性示范

前些日子，联邦首席大法官敦阿末法鲁斯把一份针对一名联邦法院法官被指没有书写35页书面判词的调查报告，提呈首相。

堂堂一个联邦法院法官竟然没有书写判词，如此渎职行为，相信许多人会错愕，不过反应还不算激烈，大家还认为只是个案而已。

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是冰山一角。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接下来有则报导揭露，在过去2至8年，逾1千名囚犯基于地庭法官和推事庭推事没有提呈书面判词，导致高庭无法聆审这些上诉案。

这些无判词案中，包括至少100宗判处死刑的案件，无形中造成这些囚犯在死囚监房内受尽无法上诉以及无期等待的煎熬。

许多人可能没注意这则新闻，因此社会并没有出现哗然。

在上星期的专栏里，我提起“做什么要像什么”的论调，想不到现在连推事和法官都如此不负责任、不专业，其工作态度竟然如此轻浮、粗糙，而作为专业人士（尤其是司法的），他们做出极度恶性示范。

最悲哀的是他们可能都会安然无事好一阵子，因为联邦首席大法官表示将研究国家宪法和法律，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对付涉及的推事及法官（研究是容易的，决定是困难的）。

接下来的报导，对国家的司法体系而言，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根据2006年总稽查司报告揭露，交警在2000至2006年发出的传票中，有1千367万8千744张未缴还（几乎是全国一半的人口）！未缴还传票之中，70% 触犯超速罪。

如果每张传票最高罚款300令吉，这些传票罚款高达44亿令吉！（我国史上最大国际产业发展计划，将在依斯干达经济特区进行，来自中东的投资也不过是41亿令吉。）

交警的解释是警方面对传递传票的困难，因为陆路交通局提供的地址都不正确（大部分未更新），并建议违规人士应该主动向交警柜台查询。

我拜读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觉得可笑。难道被通缉的罪犯的地址不符合，就不用去追捕吗？难道真的会期待满街的犯罪分子向警方自首吗？

有时候交警在解释时，常常忘记自己作为执法人员的定位与专业。

我曾在专栏里提起前纽约市长朱里安(Giuliani)运用“破窗理论” (Broken Windows Theory)在其市政局管理中，让市政局的工作提升效率。

他贯彻“破窗理論”的其中一个重点是“零度容忍”(zero tolerance)：不轻易放过以及快速处理罚单。他成功地把纽约待决多年的5万张罚单全部捉拿缴款（才5万张哦），显现他对处理罚单的坚持与效率。

交警对处理未缴还传票的不负责任、懒散态度，造成两大伤害。

其一是国家间接损失高达44亿令吉的罚款收入.

其二是民众把执法必严、犯法必究等口号当笑话看待，严重损害执法单位的威严与公信力。

（前几天卫生部指出，今年首4个月，执法组已发出3千241张传票给烟民（平均每天发出27张），其中2千398张是烟民在禁烟区吸烟接到传票…………）

（2007年9月13日）

做什么要像什么

那天在商场的一间体育用品专卖店闲逛，一对中年男女走过身边，我听闻男子向女子抱怨，指销售员竟然对售卖的产品一无所知。我往他们身后看过去，看见一位年轻售货员蹲在地上，正在把运动鞋放回鞋盒。

我可以理解这位顾客的感受，因为我曾多次遇到连跑鞋、球鞋、休闲鞋和足球靴（室内使用）都搞不清楚的体育用品销售员（可能他们都没有运动的习惯），作为顾客的我们，产品知识似乎比他们还内行。

每个行业都有它的专业常识与技术要求。作为体育用品销售员，对于各种不同运动产品的认识是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可是这项要求是不容易快速上手的。

举个例子，我们只需翻看著名品牌的跑鞋或者球鞋目录，里面强调的各种科技新突破，足于让人有看科技新突破报告的感觉。不过，类似各种运动鞋的基本分类常识，是能够尽快搞清楚的。

一个职业的专业要求，除了在产品的认识或者技术的掌握，需要累积丰富的知识与经验之外，工作态度也是其中一种衡量专业水平的标准。

近来在商场里的商店或者百货公司闲逛或者购物，时常会发现这种状况。两三位，或三四位销售员围聚一起聊天（虽然眼看四方，可是心不在焉），她们的谈话声音不低，往来顾客只需在周围站一会儿，对于聊天内容一清二楚。有时候她们还会得意忘形，仿佛在朋友聚会上谈笑风生似的，还敢传出阵阵笑声，令顾客感觉受到干扰，无形中也影响企业的形象。

奇怪的是每次碰到这种状况，都不曾见到主管出现。我的朋友对此也有同感，当年他曾经任职百货公司，他表示，当年如果发生类似情况，不被主管训话（甚至责骂）才怪。

我曾经在书店选书，忽然被一阵呼叫声打扰，原来有位职员隔着大约20尺距离，向她的同事询问工作事项。她的举止与声量，犹如甘榜内的高脚楼窗口，有位母亲正在呼叫在河边玩耍的孩子回家吃饭似的，充满农村的豪爽/率直气质。后来有位主管发现许多顾客纷纷显露难以置信的神情，她赶忙向这位农妇型的职员示意，要求她小声说话。

这种轻浮及粗糙的工作态度，以往通常发生在工读生的身上，因为他们年龄较小、缺乏工作经验，所以常常误解“工作不忘娱乐”的意义。不过，近来看见的例子，往往都是成年销售员居多，而且任职的公司都是国内各种大型的零售企业，这才让人感到纳闷。

是企业的管理不够完善，员工培训不够全面？还是普遍上现今员工的工作态度倾向轻浮及粗糙？

如果是某间企业的管理问题，还不至于过于担忧。假如问题出现在普遍上目前员工的身上，那么就有麻烦了。

一个职业能受到重视及尊重，主要是从事该行业的人，长期以来积极展现其高专业水平的一面。从事那种行业，就要显现该种行业的专业，“做什么要像什么”，做销售员要像销售员、做医生要像医生、做执法人员要像执法人员，一定要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并且坚持遵守专业的高要求，不能向低标准妥协。

一个社会能不断进步、一个国家能持续发展，依靠的就是全体国民，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什么要像什么”，对职业的专业的高要求，坚持不渝。美国、德国、日本、瑞典、芬兰等先进国家就是有目共睹的楷模。

（2007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