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与史匹堡的梦

（2007年6月，比尔·盖茨(Bill Gates)终于获得他的母校，哈佛大学，颁发荣誉法律博士学位给他，表扬这位当年中途退学的全球首富。

谁也知道，他的成就是不需要哈佛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来衬托。这个荣耀是他与哈佛大学之间的“私事”，纯属一位中途退学的大学生与他的母校之间的“私事”。

比尔·盖茨的电脑软件事业，令人佩服，不过他将致力发展慈善事业的决心，更令人尊重。

他不止是全球首富，他也是全球捐款数目最高的慈善家。他捐献33亿美元（大约112亿零吉）给以他为名的慈善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

比尔·盖茨夫妇的善举让他们与U2乐队歌手Bono同时获得美国时代杂志2005年风云人物。

比尔·盖茨的事迹让我想起2002年曾经写过的文章，《李嘉诚与史匹堡的梦》。比尔·盖茨也和李嘉诚与史匹堡一样，并没有因为一朝得志而否定教育与读书的重要，他的慈善基金会将通过医疗与教育，致力改善第三世界的贫穷。）

（2002年7月21日●《闲语录》）

教育与读书是两件非常重要的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与“唯有读书高”是我们的祖先常常提醒我们，而我们亦不时叮咛子孙的两句古训。

教育是提升一个民族、改变一个国家的主要动力，读书则是让一个人有机会接触各式各样的知识、学习许多不同的学问、思考各种不同的学识，进而提升一个人的学问，专业知识以及思考能力。

同样道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富强，首先必须把教育办好，把教育办得有水平、高素质，在亚洲最佳大学排行榜上前10名的大学，多数来自亚洲最进步、最富强、最有前途的国家。

来自香港的著名华裔企业家李嘉诚认同教育是提升一个民族、改变一个国家的主要动力，因此在过去20年，他投下接近10亿零吉（平均每年约5,000零吉），希望把其家乡的汕头大学打造成为国际级的一流大学。

“长江”与“和记黄埔”是李嘉诚引以为傲的世界级企业王国，其事业遍布全球卅多个国家，可是汕头大学是他投入巨资、不求盈利回报的教育事业，而这项投资项目也是他最关心的。每年他都要到汕头大学四五次，那儿是他一年去得最多的地方。

除了相信“教育救国”的理念，汕头大学隐隐约约是一个可以弥补他年少失学遗憾的梦。

弥补少年失学的方法有多种，李嘉诚选择办一流大学让更多学子完成升学的美梦，而美国著名大师级导演史提芬·史匹堡则选择重反大学读书，完成学士学位。

史提芬·史匹堡在电影的成就可以媲美李嘉诚在商业的成绩，今年55岁的史匹堡在33年前放下未完成的大学课程，勇闯电影圈，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他名利双收，拿过3座奥斯卡金像奖，5个金球奖，导演的电影创下全球亿万美元票房纪录，也让他成为千万富翁。

许多人认为他的电影成就已不需要一个大学学位、一纸文凭来肯定，更何况他已拥有5个“不用读书”得回来的荣誉博士学位。为何还要去花时间读课程、做功课、交论文来考取再也普通不过的学士学位？

史匹堡认同读书是让一个人有机会接触各式各样的知识、学习许多不同的学问、思考各种不同的学识，进而提升一个人的学问，专业知识以及思考能力，所以他以55岁“高龄”考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修读电影和电子艺术，他的毕业作品是《辛德勒名单》(Shindler's List,1993)。

当他穿上毕业袍、戴上四方帽走上台领取学士学位时，乐队特地为他演奏《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1981)电影主题曲。

史匹堡表示，3年前他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他就做这个决定。

他重返校园是为了他的父亲，当年他半途退学令父亲相当难过。除此之外，他也希望他的决定能够激励他的年轻孩子努力求学。

东方企业家李嘉诚和西方艺术家史匹堡并没有因为一朝得志而否定教育与读书的重要。

这两位举世知名的成功人士因为有梦想，所以敢追求梦想，并且有毅力完成梦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梦想里包括教育与读书，这两件非常重要的事。

图片：2005年《时代周刊》风云人物，比尔·盖茨夫妇与U2乐队的Bono。

延伸阅读：

2002年史匹堡获得学位新闻
http://news.bbc.co.uk/1/hi/entertainment/film/1988770.stm

李嘉诚在长江商学院对EMBA学员的谈话(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crz/20040702/1750848261.shtml

锦上添花的鼓励

教师节当天，我的太太收到一则来自余仁生的教师节祝福简讯。

余仁生怎么会有她的手机号码呢？后来她才想起之前曾经收到余仁生寄给她的免费教师折扣卡申请表格，她已把表格寄回，所以余仁生有了她的个人资料。

商人李斯仁是吉打的华教热心人士，他曾经奖励吉打港口路培华小学的教职员到北京、上海和苏州旅游，因为该校的UPSR及格率创纪录。他也奖励吉华独中教职员每人1千零吉，因为该校的独中统考成绩不俗。

像余仁生企业与商人李斯仁等对华校的协助，我把它称为“锦上添花”的资助方式。

“雪中送炭” 与“锦上添花”是两种不同观念的资助方式 ，前者有不能认同的无奈，而后者却包含认同的鼓励，所以“锦上添花”资助方式是今后华社在协助华校时，应该多加考虑的方向。

“锦上添花”资助方式应该是注重教师与学生，除了在课业上的成绩之外，本身也应该获得各种不同经验的体验与学习的提升。

李斯仁对华小和独中教职员的奖励方式有分别，其实是“因材施教”。独中教职员是需要金钱的奖励（公务员加薪后，两者的“鸿沟”也扩大了），而华小教职员也需要通过旅游以增广见闻（更佳的做法是前往新加坡或者台湾，与当地学校做交流，让教师与学生见识不同的效率展现及认识不同的教学方法）。

基本上，李斯仁把“企业文化”引进校园是合时做法，学校管理层急需“有付出、有表现、有奖励”的思维，以激励教职员有更优异表现，尤其是属于公务员体系的华小及中学教师。

目前教师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困难（教学、行政、家长、学生、压力等），种种困惑正在侵蚀教师对工作的热忱与耐力。

基本上，“企业文化”是一套做事方法和办事思维。类似的方法与思维能协助教师在处理或者面对教学事务困难时，有更合适、更灵活的解决方法。通过华社资助有计划的培训课程、培训营及讲座，例如行政管理、绩效评估、沟通技巧、情绪管理等，让教师从不同领域专才（私立大专、服务业、资讯业等）所提供的跨行业经验，吸取能让自己提升及受益的知识。

难道教育部没有为华小及中学教职员提供类似的培训计划吗？

当然有，只不过教育部提供的培训计划脱离不了“公共行政”思维（只需观察其效率表现，就知道效益不大），与企业界的思维（注重绩效、赏罚分明）差距太大。

（如果与新加坡教师的在职培训计划比较，简直天渊之别。新加坡每位教师每年必须接受100个小时的在职培训课程。）

余仁生的免费教师折扣卡（如果设计方面有区分，效果更好），展现一个企业对教育行业的看重与感激。

李斯仁的“企业文化”思维，激励教师有所作为，也显现一个企业家对教师的期望。

他们“锦上添花”资助方式的重点在于让教师乐观、积极、耐心，惟有这样，教师才能成功教导一批又一批乐观、积极、耐心的学生。

(2007年5月31日）

雪中送炭的无奈

目前在我国，华小进行的各种增建、搬迁以及扩建工程，或者修补油漆校舍、添置桌椅配备事项，往往都需要向华社筹款及募捐。

面对各种不同名堂及形式的筹款及募捐，坊间经常出现类似的呼吁，“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以强调资助华小教育的重要。

坦白说，类似的筹款呼吁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这种呼吁应该来自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与区域如柬埔寨、寮国、孟加拉、中国、非洲等。我国早已进入发展中国家行列（GDP已达5,000美元），国家早已有能力提供12年的全免普及教育。

独立50年，我们早已脱离“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赤贫国家水平了，KLIA、布城、国油双峰塔、南北大道等硬体设施，更证明我国至少比柬埔寨、寮国、孟加拉等进步、富裕的不争事实。

既然国家经济状况不差（过去25年，平均年度经济成长率是5% 左右），为什么华小却依旧急需社会人士的资助？

在第九大马计划下，小学教育拨款总数是48亿零吉。华小获得拨款是小学教育拨款总数的3.6%，可是华小学生人数却占全国小学生总人数的21.2%。华小拨款与学生人数的比例相差太远是华小“钱不够用”的主要原因。

拨款严重不足是公共行政的人为偏差，也是教育政策在执行上的办事不公。作为纳税人，我们有权利要求我们缴付的税收，应用在我们要求执行的项目上，例如公平分配华小教育拨款以及制度化的发展各源流教育。

什么是制度化的发展各源流教育？

制度化的发展各源流教育就是根据某地区居民的需要，建立他们需要的各类型小学及中学，而不是根据教育政策的指示，先建立国民小学及中学，然后要求学生报读。因为居民都是纳税人，政府不应该漠视他们对教育的要求。

我向来敬仰与佩服各方人士对教育的热忱及对华小筹款的不遗余力，不过对于这种“雪中送炭”资助方式，例如出钱修补油漆校舍、添置桌椅配备、买地增建扩建等行为，我们（包括出力的）必须要持有一个清楚的观念。这个观念是“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认同”。

我们可以理解在目前偏差、不公情况下，华社不得不无奈地进行“雪中送炭”的资助方式以救助华小，可是我们不能认同这种无奈的“雪中送炭”资助方式，因为发展华小是政府的天经地义责任，现在华社是被迫反客为主。而在未来日子，华社更应该严厉要求政府无条件负起发展华小的重担。

在华小新校舍竣工庆典上，当华社热心人士陆陆续续上台领取“热心教育”、“热心华教”的牌匾时，大家心里要清楚这种“雪中送炭”资助方式是无奈的，也更应该抱有这种想法：希望下一代不需要再做类似资助工作（我国已经独立50年了）。

难道华小就不需要华社的资助吗？

当然不是，华小仍然需要华社的资助，不过应该是“锦上添花”资助方式。

“锦上添花”资助方式则是另一种不同的观念了。

（2007年5月24日）

延伸阅读：

关于教育部官员的行政偏差行为可以点击与阅读沈天奇的《尊重和维护华小董事会主权》一文（PDF格式文件）
http://www.djz.edu.my/resource/main/zhuanti/zhuanti02-01.htm

看书的人越来越少？

（《民穷所以书贵》是延续《看书的人越来越少？》里对马来西亚阅读风气低落的看法，做另一个角度的探讨。

《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主要是从书籍售价、外汇兑换、国民收入等角度切入，谈论为何我国书价偏高的原因。

《民穷所以书贵》则着重谈论坊间对阅读风气不盛的一些错误概念。这里提出策略管理对产品与产业的竞争，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代替品(Substitute Product)与另类选择（Alternative），以纠正坊间的一些错误概念。

两篇文章相差5年，这意味着5年以来国民经济似乎改善不大，书价依然偏高。）

（2002年9月22日●《闲语录》）

最近槟岛有两间较具有代表性的书店，商务印书馆与大将书行相继结束在岛上的营业。

（2006年底大将书行重回槟岛，目前设立在皇后海湾商场(Queensbay Mall)的Borders书店里面。）

前阵子，我前往商务印书馆选购一些折扣的书籍，发觉里面有人潮，大家和我一样都在寻找想要的书籍。我向有关负责人开个玩笑，只有结束营业前的大折扣，书店才会有人潮，这也难怪书店的生意特别难做。

书店的生意的确不容易经营，连拥有全马最多分行的大众书局都必须依靠售卖文具、参考书，甚至矿泉水、零食来增加营业额。如果以摆设面积作比例，你会发觉售卖中文书籍的面积是占小部分而已。

当听闻商务印书馆与大将书行结束在岛上的分行时，许多身边朋友是又喜又悲，喜的是可以购买打折扣的书籍，悲的是以后要买书可能得下吉隆坡了。

为什么槟岛“养”不起这两间书店？

许多朋友都有不同的答案：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书价越来越高、工作太忙、电影连续剧太吸引人等。

其实我并不认为“看书的人越来越少”是导致书店关闭的主要原因，反而使“书价越来越高”的现象值得担忧。

至于“工作太忙、电影连续剧太吸引人”则是不是理由的理由，就算你送书给这群人，他们也不会翻看的。

每次朋友抱怨中港台的书价太高时，我常常向他们解释，不是他们的书价昂贵，而是我们的购买力低，换句话说，我们比较穷。台湾与香港的书籍售价对他们来说是合理的，而对我们来说则是负担，不要忘记，港台书籍是进口货。

我们觉得中港台书籍昂贵有三个原因。

首先，我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比台湾和香港低许多。我国的GDP是3,500美元，台湾是13,000美元，香港是24,000美元，换句话说，以台湾与香港的生活水平，他们能接受的书价肯定比我们高许多。

举个例子，台湾人愿意购买价值10美元（38零吉）的书籍，我们只有能力购买3美元（12零吉）的书籍而已。

（根据台湾新闻局“2004年图书出版产业调查研究报告”指出，2004年台湾出版的新书达39,7813种(title)。书籍价格方面，平装本平均定价约为台币320（零吉）。这个资料显示当年我的推测还算准确。）

其次是零吉疲弱。自从1997年金融风暴后，零吉对美元的兑换率比之前相差接近50%，造成进口货都上涨，不要忘记，90%书籍都是进口货。

最后是书商为了赚取更高的盈利，在原有标价上提高售价。类似的高价书往往以中国书籍占多数。大家只需从书籍的零吉售价标签与人民币售价（印在书背面）作比较，会发觉价格往往相差一倍！

另一个我不认为“看书的人越来越少”的原因是市场上翻版书的数量相当惊人。

在这里，我不讨论版权合法问题，我只谈市场的需要。我经常走进类似的翻版书籍专卖店，发觉他们售卖的书籍都是港台畅销作家的作品，而且种类相当多，包括通俗读物、文学、商管、医药、保健、漫画等。

类似的翻版书籍售卖价格通常都是每本10零吉左右（折扣期间亦舒、卫斯理每本3零吉），定价标准符合我国人民购买力，因此里面的书籍堆积如山，等待买书人选购。

也许我比较乐观，不觉得看书的人越来越少，只是我们的购买力越来越低，造成经营正版书籍的书店难于生存。不管如何，商务印书馆与大将书行相继结束在岛上的营业，的确是令人伤感的。

延伸阅读：

曾翎龙的《马来西亚华人出版：现况、问题与前景》，刊登于“有人部落”。
http://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7/05/20/ebnaf_eyiao_e_ma_a_oc_if_c_fas_a_a_ei_e_

民穷所以书贵

上周阅读傅承得的文章《书架与桌灯》，他认为从家具店售卖各种款式与设计的书架与桌灯，就知道这个社会的阅读风气低落，因为这些书架与桌灯往往不合用，不符合摆放书籍及阅读的需求。

为了整理及摆设家里的书籍，我也曾经面对类似的烦恼，后来才在宜家家居(IKEA)找到适合的书架与桌灯。还是喜爱阅读的洋人才懂得设计适用、耐用的书架与桌灯。

关于我国阅读风气低落的问题，坊间不时有人发表各式各样意见，其中以这几种是较常见的，例如书价太高、电影连续剧比较吸引人、现在孩子都不爱看书等。

其实类似调调多是人云亦云、毫无新意的，并不能针对问题说出一个所以然。

关于我国书价太高的说法，基本上是事实，也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主要原因是90%书籍（中英文）是进口货，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进口货对我们而言是高档商品。书籍在欧美日中港台是价廉物美的，只有我们才会觉得买不起书籍。

（美国的平装本(paperback)通常定价约在6至8美元之间。美国的星巴克(Starbucks)兼职员工时薪约为10美元，因此只需冲泡咖啡2小时就可以购买3本书。）

我国的书籍出版量偏低（参考书除外），导致人民无法以低廉成本获取知识与资讯。要扭转这个恶劣形势有两个方法：其一为本地出版社蓬勃发展（书籍价格将降低），其二是我国成为先进国（人民购买力将增强）。

当然，这两个方法是需要长时间的有效规划及执行与不断努力才能达到的。

关于电影、连续剧比较吸引人，导致抢走读者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概念。念过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的人都知道，每种产品/商品在市场销售，它其中一个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代替品(Substitute Product)。

举个例子，汽水面对的竞争，除了来自各种不同牌子、不同口味汽水之外，它也要面对代替品的竞争。汽水的代替品是运动饮料、果汁、传统饮料（茶、豆浆）与矿泉水等。如果这些代替品受欢迎，肯定会影响汽水的销售量。

电影、连续剧不是书籍的代替品，就好像啤酒、红酒不是汽水的代替品一样。喜欢看韩剧的人未必喜欢看韩国的小说，也未必想知道韩国的历史人文。

那什书籍有可能被取代吗？我想，目前的网络世界可能是书籍的另类选择（Alternative），网络提供免费的资讯可能对书籍的销售量会造成威胁，不过目前这个论点还不能确立。

（另类选择是指不同产业的不同形式与功能，却能提供相同的产品或者服务。以电影院与餐馆做例子，虽然两个产业的形势与功能都不一样，一个是美食经验，另一个是视觉娱乐，可是两个产业却提供同样的服务：出外轻松享受一个夜晚。因此电影院与餐馆不是彼此的代替品(Substitute Product)，而是彼此的另类选择（Alternative），两者成为不同产业的竞争对象。）

关于现在的孩子都不爱看书的论调，其实较准确的说法是孩子不喜欢看“文字多多”的书，只喜欢看“图画多多”的书。不过，哈利·波特的出现，几乎让全球的孩子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个个手捧犹如字典般厚重并且“文字多多”的哈利·波特系列拼命追看。

我个人觉得有趣的是身边许多念华校的孩子都纷纷看英文版的哈利·波特，一改之前不喜欢读英文的态度。所以说，书籍是有它独特吸引力，只是如何让孩子多接触它才是大家应该积极做的事。

如此看来，我国阅读风气低落的问题并不多，买不起书籍是重点（国弱民穷）。当书店展开大折扣促销时，人潮如涌的场面，似乎证实这个说法。

要培养孩子喜欢看书的习惯，作为大人，自己先要有看书习惯，这是身教。奖赏孩子的方式也要改变，不要每次都送手机、游戏机、mp3，下次改送书籍（折扣期间购买）或者书籍礼券，让他自己有机会挑选喜欢的书籍。

有了书籍，就要考虑购买书架与桌灯，希望傅承得的“惨痛”经验和我的解决方法，能够让大家在购买前做个参考。

（2007年5月17日）

延伸阅读：

傅承得的《书架与桌灯》，刊登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http://www.sinchew.com.my/content.phtml?sec=864&sdate=2007-05-09&artid=200705090672

工作8小时的意义

今年刚刚过去的劳动节巧遇卫塞节，两天公假让大家享有难得的清闲。卫塞节是宗教节日，其含义佛教徒最清楚。不过劳动节的涵义，大家则有点模糊，多数人认为是属于工人的特别假期而已，至于为何要庆祝劳动节，许多上班人士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劳动节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别小看这个8小时的工作时间，在19世纪末期，工厂工人经过长期的奋斗与抗争，才成功争取得到。

那个年代在美国及欧洲的工厂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至16 小时，而且没有假期，工资偏低、工作环境恶劣，套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剥削员工，是犯法的。

一百年过去了，基本上西方先进国家的企业界都严格遵守这个规则，因此那里上班族的每年平均工作小时都不超过1,900小时，例如北美洲大约1,890小时，北欧则是1,760小时。他们平均每周工作5天，总共40小时（法国上班族每周工作35小时）。

这个工作时间数据对亚洲国家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亚洲每年平均工作小时大约是2,200小时，香港人大约2,400小时（亚洲城市之中工时最长，比巴黎人多60天），台北人则是2,330小时，两个城市都远远高于全球平均的1,930小时。

乍看之下，亚洲上班族是最勤劳的，而所谓多做多得，收入方面也应该相对最高。其实不然，举个例子，根据研究报告，全球71个城市之中，香港上班族工时最长排第3位，可是工资却排名第47位。

假如有常看港剧，就会熟悉类似台词：“不努力，怎样搵到世间财？”，吊诡的是在香港努力工作似乎也赚不到世间钱，只达到求温饱阶段而已。

我的朋友前往德国总公司实习，下午5点正，发现德国同事全部准时下班，没人加班。而在我国的分公司，我的朋友都常常加班。有趣的是不加班的德国技术员都驾BMW，经常加班的大马技术员都驾Proton。对于这种现象，他也感到纳闷（也有点不平衡）：大家都一样懂得操作同类型机器！

如果用最粗浅的解释，这就是先进国家员工福利与发展中国家员工福利的分别。

先进国家的工人及上班族都积极通过各种管道（工会与政党），争取及维护他们的工作权益（设定最低工资、最长工时、安全工作环境等），因此他们能享有美好、舒适生活。

像我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低工资作为重点，以吸引外国投资前来设厂，因此工人的权益会受到侵蚀。最明显例子就是大量引进外劳（超过2百万，占全国20%工作人口）当工人，以取代工资较高本地工人。

由于受到外劳的竞争，许多工人被迫接受低薪、超时工作、危险工作环境等不公平对待（外劳也不例外）。为了保住工作机会，他们往往都不会，或者不敢向有关政府部门投诉，因此他们像极19世纪末期工人遭受剥削。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每年庆祝劳动节，月历上5月1日有稻农插秧的图片，大家似乎错误把劳动节当成铭记工人的“粒粒皆辛苦”式辛勤，而忘记工人先辈成功争取“每天8小时工作制”的革命意义。

（2007年5月10日）

延伸阅读：

国际劳动节（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8A%B3%E5%8A%A8%E8%8A%82

槟城西餐情意结

（因为有了《槟城西餐情意结》，才有后来的《槟城西餐故事》。

《槟城西餐情意结》是记录在我的少年时代，西餐在我轻狂的日子里，留下点点滴滴的快乐记忆，仿佛踏雪疾走……

那是一段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其中一项年少情意结。）

（2002年5月19日●《闲语录》）

前阵子，我和在森美兰汝来(Nilai)念书的同学通电话，她提起那里的面食还是“不长进”，还是异常难吃。她的抱怨让我回想起在加影(Kajang)及汝来念书的日子，数落当地食物难吃常常成为我与太太之间的生活情趣。

我还记得当时（2000年左右）吉隆坡掀起一阵西餐热潮，西餐扒屋、西餐扒座（其实布置比咖啡店像样一点而已）到处可见，连报纸的地方版也不时刊登类似的“新张营业大赠送”广告。当时我和我的年轻同学倒是浩浩荡荡去了好几家品尝，有时是庆祝生日、有时是欢庆考试结束。

虽然我的年轻同学们似乎都非常享受羊扒、牛扒、沙拉、薯条、面包，可是我和太太总觉得味道普通，有些甚至难吃。不过与我的年轻同学一起享用西餐的情景，倒是让我勾起中学时代与同学一起享用西餐的美好回忆。

我与太太在中学时代都有相似的美好西餐回忆，也许那个年代（上个世纪70中至80年代初）槟岛的青少年都曾经经历类似的中学生生活吧。

那个年代，用刀叉吃西餐对中学生而言是奢侈享受。因为当时只有西餐馆提供类似的餐点，不像现在咖啡店及小贩中心都售卖西餐。吃西餐的原因往往就是庆祝朋友生日或者考试结束（想不到20年后还是同样的理由），所以当年一大班同学约好一起吃西餐是一件隆重的事。

那个年代，槟岛市区有几家著名西餐馆，Eden, Junior, Green Bowl, Villa Roma, Tip Top, Top Top等是我们常去的，现在好像只有Eden尚存在。

那个年代，肯德基和麦当劳尚未出现，要吃炸鸡、汉堡包、薯条、冰淇淋也得去西餐馆，而西餐馆的精致布置与浪漫气氛，和美式快餐店的鲜艳色彩布置、热门音乐气氛相比，是大大不同的。

我总觉得在西餐馆享用餐点的过程，犹如一位小男生开始学习如何走入正式的社交活动，他们先从学习降低讲话声量开始，接着学习用英语点菜、学习如何使用摆在前面的“十八种兵器”、学习讲与听笑话时不可放肆大笑、学习向侍者说谢谢、学习餐桌上的礼仪……学习如何做一位绅士。

除了与整班同学一起吃西餐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吃西餐的原因。例如邀请一位谈的来、长的不错的异性朋友一起去吃西餐。在烛光灯影摇曳下、轻柔抒情音乐播放着，呵……有谁能够忘记生命中第一位一起在西餐馆享用西餐的脸庞呢？

大约20年前开始，槟岛就有小贩陆陆续续售卖西餐，而肯德基和麦当劳尚接踵而来，上面提到的西餐馆几乎都不存在了，西餐的“身份”也逐渐从“贵族化”转向“平民化”了。

我的年轻同学曾经随我回槟城度假几次，可是每次都没有机会享用槟城的西餐，他们一直以为槟城的小吃最美味，等到他们品尝这里的西餐之后，他们就会知道原来西餐也有“不长进”的。

槟城西餐故事

（“其实槟城西餐是海南厨师烹饪的味道最好。”在今年春节聚会上，剑飞在谈到我的专栏《槟城西餐二三事》时，向我表达他的看法。关于海南厨师与西餐的渊源，我曾经专栏中提起，只是不记得那一年撰写了。

上个星期，“阿贤人情味”介绍槟岛白云山路的海南西餐，那位摊主是我的30年老邻居，看完这个节目，我开始回想当年撰写有关西餐的文章。

后来我找出这篇专栏文章《槟城西餐故事》，发现是2002年写的，难怪剑飞没有印象，那时候他尚在台湾留学。）

（2002年5月26日●《闲语录》）

上星期的专栏提到两年前（2000年）吉隆坡一带，曾经一度相当流行平民化的西餐扒座（现在似乎是港式茶餐厅）。当时那里的西餐扒座，除了售卖各种烹饪方式如炸、煎的鸡、牛、羊、猪肉之外，尚推出“大大杯”的果汁作为卖点，所谓“大大杯”就是可以供两个人饮用的“糖水多过果汁”的超级大杯果汁。

坦白说，类似的西餐扒座，其炸、煎的鸡、牛、羊、猪肉的味道往往并不这么样，沙拉、薯条也不对劲，有些甚至难吃，可是人潮仍然汹涌。这种水平的西餐也会有这样多人吃，原因也许是当时吉隆坡正流行吃西餐，又或者他们没有吃过高水准的平民化西餐，以为西餐除了炸鸡、汉堡包、薯条之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种味道了。

后来我仔细一想，发觉槟岛咖啡店或者小贩中心的西餐水准高，其实不是偶然的。它与槟城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背景是有关系的。1786年，莱特船长开发及发展槟城，他带来不只是经济发展，尚有文化的交流，包括衣食行住、环境与生活习惯的不同。他让槟城的岛民最先接受英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当然也包括属于饮食文化的西餐。

槟城是相当特殊的州，如果与马来西亚其他州比较的话。或者可以这么说，槟城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刻的地方。从我们每天走过的街道，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建筑物的构造与风格，不是提醒我们这个岛上有许多丰富的西方文化遗产。

由于槟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它依靠炎热阳光、洁白沙滩（希望还是）吸引许多来自欧美、纽澳的旅客，加上大约有20年的时间，有几千名澳洲皇家空军及家眷常驻在此。有了洋人族群，西餐的需求也日益重要，槟岛著名的EDEN西餐厅就是依靠提供一流西餐给洋人起家的。

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上个世纪70中至80年代初），认识西餐是从西餐馆的鸡排、羊排、牛排开始，现在的槟城青少年多了选择，他们可以从咖啡店或者小贩中心的西餐摊品尝鸡排、羊排、牛排，可是马来西亚其他州的人往往通过麦当劳与肯德基美式快餐店，用手吃炸鸡、汉堡包、薯条开始认识西餐的。这种认识西餐的分别是有差异的，其差异在于接受饮食文化的精致与粗糙。

西餐在槟城的历史悠久，所以西餐厨师的数量也相当多。许多酒店的西餐厨师后来都纷纷开西餐摊，自己当老板，因此咖啡店及小贩中心的西餐能够保持一定水平。谈到西餐厨师，就要提到海南人。从前海南人的三项传统行业之一的厨师（另外两项是当船员与开咖啡店），不只是懂得煮海南鸡饭，还以烹饪西餐极负盛誉。在殖民时代，许多洋人老板聘请西餐厨师往往指明要海南人。老一辈的海南西餐厨师的确厨艺不凡，他们除了能烹饪美味西式主菜之外，尚能西式糕饼点心，自己调制特制酱料、调味料。因此，当他们看见现在西餐厨师为了省时省力都采用罐头酱料、罐头调味料，都不禁摇头叹息。

唉，以为西餐就是只有炸鸡、汉堡包、薯条也是一种悲哀，一种不知精致饮食文化的悲哀。

延伸阅读：

“阿贤人情味”介绍槟城白云山路平民西餐（海南西餐）

http://www.wretch.cc/blog/xian1&article_id=2790995

关于海南西餐厨师的事迹，可以参考Fraser's Hill避暑胜地介绍（英文）：

http://www.journeymalaysia.com/MH_fraser.htm

肮脏吃，肮脏大？

槟城小食美味可口、价钱大众化，所以不只是槟城人喜欢享用，来自全国各地游客也对具有槟城风味的小食，赞不绝口。槟城是国际知名旅游胜地，外国游客数目也不少，可是在众多小贩中心或者咖啡店里，外国人（包括日本人）身影却不多见，难道他们不能接受槟城风味的小食？其实不然，他们对于用餐地点的卫生环境及食物清洁非常有意见。关于这点，常常与外国人交往的朋友应该有体会。

曾经有位朋友告诉我一件事，槟城有为数不少的日本餐馆，如果是日本人走进去，目光浏览里面摆设与布置，他们大略知道这间餐馆是不是由日本人经营的。我以为只是从餐馆的设计装潢、摆设布置是否具有日本风味作为评定标准，原来不只如此，朋友告诉我，日本人注重细节，所以整齐、干净与卫生是重点要求。

作为槟岛人，大家都有驱车过海去品尝海鲜的经验。我曾经舟车劳顿前往一家生意红火的海鲜餐馆用餐，虽然桌面经过清理，可是还相当“油亮”，因此要求服务员再抹一遍，过后我再用纸巾抹桌面，五六张纸巾都是灰黄色油渍，朋友看了笑笑摇头。我还没告诉他，如果去趟厕所回来，他肯定没胃口。

没胃口的事还蛮多的。例如与友人走进餐馆时，发觉地上的油渍几乎可以让人滑行了，虽然咖喱味道香浓诱人，可是友人还是坚持离开。例如还未进入咖啡店，只见地上有一大盆装有等待清洗的碗盘筷子汤匙，还有剩余食物与汤汁，再加上满地油腻积水，这些“奇景”足以让你止步了。例如许多路旁的露天环境是以清凉取胜，可是路旁水沟往往会传来阵阵腐臭味，奇异的是许多食客似乎是充“鼻”不闻（患有感冒？），继续埋头狼吞虎咽，享受“古早味”的街边小食。

许多人常用“肮脏吃，肮脏大”来显示身体对不卫生食物的适应能力。这个观念似乎用错在对象身上，其实那是指畜牲对饲料的适应能力，不是人类对不卫生食物的免疫能力。食物与进食环境的卫生标准是评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之一。

当然，厕所的卫生也是评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之一。过去十年，几乎每位去中国旅游的人，回来都会大谈“厕所奇遇记”，因为那儿的厕所令人产生“不安全感”，其实这种心态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新加坡人对这里的厕所也产生极度“不安全感”。新加坡人来槟城旅行，假如他们之中有人上厕所回来，其他人就会用询问的眼神望住这位“勇士”，如果他点头，其他人则纷纷有行动，不过通常摇头的情况较多。

坦白说，我们不应该嘲讽新加坡人“怕死”，因为在城市成长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卫生的要求也逐渐与“怕死”的新加坡人一样。我的侄女每逢学校假期都会从吉隆坡上来槟城度假，她们喜欢这里的山水，也喜欢这里的小食，不过对于在那一个小贩中心用餐，她们是有要求的。她们的要求不是美味食物（还不到懂品尝食物阶段），而是环境卫生。我的侄儿四岁大，如果厕所的地面是铺盖洋灰而非瓷砖，他会闹别扭不进去。

俗语说：“富过三代，才懂穿衣吃饭”。“懂穿衣吃饭”的年轻一代对食物及用餐环境的要求，是绝对不会苟同类似“肮脏吃，肮脏大”的说法，这一点是岛上餐饮业经营者必须牢记的。

（2007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