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本届的巫统代表大会，与去年比较，在政党气势、理念论述、党员凝聚力方面都逊色多了。
去年的巫统大会，纳吉挟着峇眼槟榔补选压倒性胜利的余威，并首次以党主席的身份发表演说，在气势上显得踌躇满志。在大会上，纳吉阐述全新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要带领巫统党员走出种族主义的圈子，以实现巫统成为维护全民利益的政党。至于党员凝聚力方面则可以从修改党章时（增加中央代表名额、取消提名固打制、增加女性中央代表等），2千名中央代表在欢乐气氛下，全体举手通过的场面中，显露无遗。
在去年的巫统大会上，巫青团长凯里提议以“马来人领导”取代“马来人主权”概念，并以“青年的5个原则”（团结、原则、包容、合时宜及积极），作为巫青斗争的全新方向。
今年凯里没有继续宣扬他的“马来人领导”概念，也没有继续推广“青年的5个原则”，反而不留情面地揭露巫青团的十大恶习，并大胆地说出巫统目前面对的困境。如果没有获得非马来人的鼎力支持，再加上回教党和公正党的崛起，来届大选国阵可能失去高达50个国会议席。
凯里的讲话显示了巫统党员（尤其是巫青团）必须减少偏激的言论、种族主义的思想，并接受开明、公平、民主思维的改变，以免失去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包括马来人）的支持。
今年纳吉在巫统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讲话，应该是他赋予逾300万名党员的最重大的任务与责任，那就是捍卫布城、捍卫政权。党主席公开作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呼吁，在巫统大会上确实是罕见的，甚至在马哈迪时代，巫统闹分裂时，也不曾听闻类似捍卫政权的呼吁。
纳吉的捍卫布城的呼吁，显露了巫统与国阵在面对下届大选时，面对民联强势崛起的最大隐忧，因为308大选的大挫折，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他的捍卫政权的呼吁，也算是符合了政治评论界的猜测，来届大选很可能在明年举行。
虽然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一年来经过公共体系和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可是实际的理解与理念的贯彻，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到位。过去一年，土著权威组织的嚣张叫嚷，或多或少冲击纳吉的包容与开放的政治模式，也令纳吉不得不回应或者不得不做出调整。
基于土著权威组织的动作频频，即使在纳吉的演讲稿不曾出现“土著权威组织”的字眼，可是他还是不得不提到公民权和马来人地位的课题，而中央代表也不例外地谈论那些多年以来纠缠不清的固打制、股权分配、拐杖论等话题。
巫统大会议长巴达鲁丁甚至不顾自己主持的独立身份，跳出来参加辩论，指责华人经济大会上建议逐步取消30%土著股权固打制，以及警告马华总会长蔡细历的做法，曝露了巫统内抱持马来人至上思维的右派，依然拥有相当的势力。
连续两年，凯里的言论不再偏激极端，响应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但是巫青团会接受他吗？有人说，这位没有官职的巫青团长，在下届党选时是否还有机会当团长，还是一个未知数。
除了引人注目的捍卫布城的呼吁之外，纳吉依旧跳不开种族权益的小框框，要求马来民族要自强不息，不要沦为“乞讨”民族，重复自马哈迪时代以来，在巫统大会上，已经听了几百遍，马来民族必须自强的叮咛。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29日）
巫統大會的小框框
預算案與百層大廈
据说首相兼财长纳吉为了不让国人把2011年财政预算案的注意力，只是聚焦在烟酒“罪恶税”是否调整，因此在公布明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前10天，所有品牌香烟的售价先调升，其中20枝装香烟起70仙。至于另一个经常被“开刀”的啤酒税，则是“额外开恩”，连续第5年没有提高（我国啤酒税是全世界第二高），让酒客可以放心地喝几杯。
虽然“罪恶税”没有成为明年度预算案的焦点，但是纳吉宣布将兴建高100层的“独立世代”大厦，预期5年后完成，并成为国家的新地标的消息，则成为在野党及舆论聚焦批评的目标。
100层的“独立世代”大厦如何能够成为国家新地标？全世界最高的大厦在杜拜，高达108层，而“独立世代”大厦比台北101少1层（不过高度比台北101还高），单单从宣传角度来看，100层的“独立世代”大厦已经没有什么噱头了，至于新地标的说法，也只不过是“自己讲自己爽”而已。
对于类似耗资50亿令吉百层大厦的大工程，坦白说国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马哈迪时代，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类似的庞大发展计划，而在当时的国家宣传媒体大力宣扬下，呈现一种已经与先进国平起平坐的假象（当年确实有不少人相信这套宣传），然而今天国人已经清楚见识这种庞大发展计划所带来的种种浮夸与浪费，以及计划背后的种种所谓“官民合营”的利益输送与腐败。
其实首相纳吉清楚类似百层大厦的发展计划将面对的各种批评，可是他不得不走这条庞大发展计划之路，因为这种计划一旦执行，短期内将带动经济蓬勃发展，而蓬勃的经济是执政党在大选中最有力的宣传（说白了就是政治算计）。至于这些庞大发展计划是否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还是又一项浪费纳税人的钱的典型例子？则以后再说了。
虽然南北大道公司被UEM和公积金局联合收购，首相也宣布4条大道在未来5年不调高过路费，可是政府还是要付高达50亿令吉作为不调高过路费的赔偿，而目前政府尚拖欠南北大道公司约25亿令吉之前的赔偿金。大道合约里的每3年调高过路费条文，是国阵政府无法面对人民的其中一个死结。
首相纳吉宣布成立国家薪金理事会，以制定合理薪金制度，这项措施来得正是时候。根据世界银行调查，我国在过去15年来的薪金增长率只有2%，但是生活费却增加15%。这种钱不够用的状况，并非工人不努力工作，而是努力工作也只能达到三餐温饱而已。通过制定最低薪金制，数十万名工人的生活将获得改善。
2011年财政预算案是纳吉的新经济模式、经济转型计划以及10年内达至高收入国的第一个财政预算案。为了要达到高收入国目标，经济转型计划必须依照进度有效执行，确保达至最少6%的增长率，这份财政预算案的总开销也是我国史上最高的。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22日）
劉曉波的一點點努力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公民刘晓波，对于一般人来说，刘晓波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刘晓波在2008年起草“零八宪章”，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民主化与提升人权，让中国公民清楚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
刘晓波推广的“零八宪章”获得逾千人的签名支持，但是这种行为不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同，因此在2009年年底，他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11年。他也成为自二战后首位身处监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
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政府而言，确实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在他们眼中，一名“鼓吹中国分裂甚至瓦解”的罪犯，凭什么得奖？他们认为这是其中一项“计划”，或者说西方以人权作为武器、以人权作为威胁、以人权作为借口，主要目的是打击中国政府的威望，又或者说目前西方正处于经济衰退时期，而中国正在崛起，西方不想看见一个强大的中国，因此时时刻刻要围堵中国、为难中国，不论是在经济或军事或评论领域。总括来说，就是“西方阴谋论”，而这个所谓“西方”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基本上是指亚洲以外的国家。
这种所谓“西方阴谋论”的论调，也不是中国政府“专用”的，我国在1980及1990年代，也曾经大量充斥类似论调。
在马哈迪时代，有段时间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大量外资涌入，国家正朝向先进国迈进（2020宏愿），一时风头无人能及。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常常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爱找一些大国或邻国来呛声，以展现自己的声望与自信。
在当首相的22年期间，马哈迪仿佛是一个战斗力极强的自由搏击选手，在国际外交上，他不怕得罪许多国家眼中的大国，只见他左勾拳击中英国，右拳直打美国，左脚猛踢澳洲，右脚横扫新加坡，基于种种经济、外交、主权问题，这些国家都曾经与我国“交恶”，而马哈迪都毫不留情地给与痛击一番。
在那个年代，马哈迪也爱用什么“西方阴谋论”来指责西方国家，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总而言之，只要不符合他的利益（不是国家利益），就是西方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或者西方国家的霸权等。
今天的马哈迪退而不休，时时对国家政策发表言论，可是他的言论似乎越来越不对劲，最令人惊吓的是他竟然坦诚自己是种族主义信徒！现在许多国人回想起来，才发觉当年他的展露的种种施政魄力，各项庞大工程，其实背后牵涉种种金钱政治、利益输送；当年他大胆地在国际上呛声，指责西方国家霸权，其实背后有着转移国民注意力的算计以及利益受损的愤怒，而当年相信他的人民，今天难免会叹息。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公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只要是拥有绝对的权力，他肯定绝对腐败。刘晓波所做的一切，就是要防止中共走向绝对腐败的绝路，而遗憾的是他的一点点努力也不被允许。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
鄭丁賢：和平獎第一人
《褻瀆和平》
作者：鄭丁賢
大馬華人社會，有一種怪現象。
如果你批評大馬政府，大家都很高興，說你是正確的，正義的，勇敢的。
如果你批評中國政府，大家會很生氣，說你是錯誤的，無知的，搞破壞的。
這是我的親身體驗，屢試不爽。
譬如，就在我寫了〈和平獎第一人〉之後，收到了許多讀者的電郵和傳真；罵劉曉波是罪犯，罵鄭某反華，連挪威和西方“帝國”也被罵得一塌糊塗。
一位讀者來信說：“……這符合鄭先生一貫的崇尚西方議會民主的立場，對於西方人提倡的人權、民主、自由……，未能跳脫這一框框，經常為文“形而上學”，天馬行空，陳腔爛調，見樹不見林，自以為是，應該去換一個腦袋了。”
好可愛的讀者，後面一連串的形容詞，夠他搜盡枯腸的了。
這些讀者能夠為一種情感，以及想像，那麼認真和努力的辯護，也算是難得的情操。
但是，為甚麼每一次討論到中國的問題，總要分西方和東方（中國），中國有特殊國情，不必學西方的。
而談到馬來西亞的問題，卻以西方是為標準典範，乖離了西方價值，就是錯的；似乎只有中國有國情，大馬和其它國家都沒有。
譬如，人權、民主、自由對於中國，是西方的東西，不適合中國，反而會害了中國。
但是，來到大馬，人權、民主和自由變成是正確和必要的，因為它有西方的成功驗證。
唔，孔子說，這是鄉願，對相同的東西，可以有兩種標準；西方人說，那是偽善（Hypocrisy），以為自己有一套價值信念，其實並沒有，而是隨著自己的愛惡來決定。
劉曉波是罪犯，不應該得到和平獎；蘇聯時代的索忍尼辛也在禁錮中得和平獎，他被世人推崇為俄羅斯的良心。
劉曉波的《零八憲章》破壞穩定；捷克和平獎得主哈維爾的《七七憲章》，被奉為現代文明之聲，爾後哈維爾還獲選為總統。
噢，他們有一個標準答案，中國需要“穩定”。
為何只有中國需要穩定？大馬不須要嗎？美國不須要嗎？
“穩定”這個大帽子套下來，一切問題，包括專制、貪污、逼害、侵犯人權、豆腐工程、黑心產品、愛滋村、貧富差距……，都是合理的，可以忍受和接受。
或者，這些人士可以串連起來，秉持中共教誨，公開呼吁大馬也要一黨專政，廢除選舉，打壓言論自由，非法禁錮……，做一個“穩定”國家。
10月19日，華總會長方天興表示：
和平獎頒給劉曉波
“存有對中不利陰謀”
10月21日，董總發表以下文告：
董總：破壞中國和平穩定
頒獎劉曉波含政治意圖
（雪蘭莪‧加影20日訊）董總遺憾並譴責諾貝爾和平獎遴選標準含有不良的政治意圖，並表明堅決反對任何人或機構利用任何借口干預中國的內政，以及破壞中國和平穩定。
董總今日在文告中說，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遴選委員會不顧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對，把和平獎頒給了劉曉波。
“諾貝爾和平獎的遴選委員會漠視中國人的民族尊嚴，嚴重干預中國內政的做法，違背了世界各國愛好和平和主持正義的人士的意願，使諾貝爾世界和平獎成了世界的笑柄。
“前一回它頒給了流亡在印度鼓吹西藏獨立的達賴喇嘛，干預中國內政，破壞中國的領土統一和主權完整。此舉已經遭到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以及嚴重抗議和譴責，諾貝爾和平獎遴選委員會並不以此為戒。這證明他們一意孤行，敵視和挑釁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文告強調，董總堅決認為中國的安定、和諧、團結、統一，是維持亞洲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
星洲日報鄭丁賢撰文《此一時，彼一時》反駁這些華團領袖沒有原則！
《此一時，彼一時》
作者：鄭丁賢
我找出兩份資料，予以節錄；雖然有些枯燥，但都是重要文獻，敬請大家耐心一讀：
第一份：
1.自由：爭取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等權利；
2.人權：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3.平等：公民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
4.共和：要求“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
5.民主：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
6.憲政：主張以法治限制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
第二份：
1.政府所有政策必須符合聯邦憲法、國家原則及聯合國宣言，以確保基本人權及民主權利不受侵害。
2.我們認為，平等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是促進國民團結和國家進步的先決條件，唯有在自由、民主及平等的基礎上，國民才能團結一致。
3.我們要求政府尊重人民在結社、集會、言論及出版等各方面的基本民主權利。
讀完之後，請大家想想，兩者有甚麼差別？
文字雖然不同，理念是一樣的。
第一份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起草，獲得中國知識界和民運界連署的《零八憲章》。
第二份是1985年大馬全國華團發表的聯合宣言，簡稱《華團宣言》。
《華團宣言》可以和《零八憲章》相輝映，它代表了人類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努力，以及不屈服於強權的精神。噢，沒有東西方之分，也不會有東南亞和東北亞之分。
在中國，劉曉波被逮捕，判刑11年，關鍵在於《零八憲章》。
在大馬，華社組織，包括董教總，當年被馬哈迪政府視為反動、極端組織，連帶的華教人士在內安法令下被逮捕，這和推動《華團宣言》，以及後來的《華團大選訴求》有直接關係。
而今，當年簽署《華團宣言》，推動《大選訴求》的華團，包括董總，發表聲明，指稱劉曉波獲頒和平獎，是破壞中國的和平穩定。
它們忘記了《華團宣言》的主張，也把以前掛在嘴邊的“民主、人權、自由、正義”都擱在一邊。
它們甚至只是把中國政府的聲明，剪下和貼上，連“劉曉波如何威脅中國穩定？”，“諾貝爾委員會和西方陰謀有甚麼關係？”，都不願思索和解釋。
如果中國當局可以因為劉曉波的非暴力、和平漸進的改革，而將他送進牢裡，同樣的，大馬政府當年褫奪林連玉的公民權，豈非很有道理（而且還算是客氣了）？
而馬哈迪當年以穩定為由，將華教和異議人士送進甘文丁監獄，也應該鼓掌叫好才是。
以後華團再反對這個，反對那個，政府干脆就把華團關掉，以維持穩定和諧，那就師出有名了。
否則，我實在看不出這些華團的原則和道理。
《威權塑造偏狹心靈》
作者： 梁文道
上星期我在一間大學遇到一位內地來港生，他說劉曉波先生獲獎一事在同學圈中引起了不少爭議，很多人認為這是西方世界“別有用心”的動作，意在打擊中國政府的形象，他想聽聽我的看法。
於是我告訴他：我不關心也無從得知任何有關“用心”與動機的問題，但效果上這個獎確實是對中國形象的挑戰。
這位同學聽完之後便 說：“哦，所以你也贊同這是西方刻意而為的行動”。
他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我只好鄭重地再強調一遍：“請注意，我談的只是實際效果，而非用意與動機。因為我們不夠材料去談用意的問題，更沒有材料說明評審委員會和所謂‘西方’的關聯。”可是最終我也不敢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聽懂我的話。
因為監獄與類似監獄的枷鎖不只規訓我們的肉體，它還會改變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
一個威權政府不只限制了人民的種種權利，它還會塑造出一種偏狹的心靈。威權本身已經夠可怕了，但它更可悲的地方是連它的反對者也變得和它很像，大家共同使用一種語言以及同一種思考方式；儘管這群反對者在人格上並非不值得大家敬重。
生活在長期的監控狀態下，四處皆是敵意的狐疑目光，劉曉波先生至為可貴的一點還不是他的勇氣， 而是他清醒地洞察到這等局面的影響，不讓自己墜入到非敵即友密雲滿佈的困局：“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以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故此，我雖不能肯定劉曉波先生獲獎的意義，也不想討論這座獎項的價值；但我可以憑藉人所共見的信息與資料確定劉先生是一個光明、慈悲與和平的人。區區一座諾貝爾和平獎既不能使他增輝，也不能令他失色，這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比甚麼獎牌都還重。
好好讀書，什麽都不要管？
最近在几个朋友的面子书上，不约而同地看到他们分享的一则短片，该短片显示一名看似10岁左右的小孩在档口炒饭，他的手势纯熟，态度认真，与成年人的熟练度不差上下。我曾前往这家咖啡店用餐，吃过他父亲的炒面线（由于味道可口，所以需要等候），也见过这位小当家，他确实相当努力，帮忙开档、捧菜、收钱等工作。也许习惯工作的关系，他的样子也比同龄小孩看起来成熟多了。
许多年轻朋友纷纷在面子书上留言，赞赏这位小当家的努力与懂事，也感叹现在小孩的“笨手笨脚”。其实“笨手笨脚”的不只是小孩，许多年轻人连煎蛋都归类为“厨艺”的一种，因为他们多数只会煮快熟面，而且还是杯面的那种。
在1970年代许多小贩在做生意时，是全家出动的，所以几乎处处可见小当家的身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一位小男孩，他站在木箱上炒粿条，当年的我（年龄比他大不了多少，）乎用崇拜的眼神看他表演。除了炒功之外，他还得加火炭、扇扇子，以保持火候，不时从木箱上跳下跳上，因此说是表演并不为过。
现在的父母，常常会对孩子说：“你只要好好读书，什么都不要管。”或者“你的工作是读书，家里的事都不用理。”所谓的“不要管、不用理”，通常是指家务或者需要劳动的工作，所以孩子变成“笨手笨脚”都是拜父母所赐。
许多父母对教育有一种错误的迷思，以为“只要把书读好”，孩子就能出头的一天，其实不然。教育的重点不完全在朗诵、记忆教科书的一切，然后把标准答案写出来，因为那只是最基本的读、写、算能力而已。
教育理念是涵盖发展学生的解决问题、沟通、合群、纪律、习惯、自信、独立等能力，而做家务是其中一项让孩子在家里就能够学习以上的能力。我和弟妹在小学毕业前已经学会洗校鞋、摺收衣服、扫地、抹窗、抹地、洗厕所、换床单、大扫除等家务，在那个年代长大的孩子，确实比较不会“笨手笨脚”。
现今父母热衷于让孩子学习各种所谓的才艺，如绘画、音乐、舞蹈等，希望孩子能多才多艺，具有艺术修养，可是到了少年时期，这些孩子个个依然房间不懂整理、杯子盘碗不懂清洗、吃饭不懂盛饭、客人上门不懂倒茶、出门不懂收拾行李，简直像一个生活白痴似的，唉，就算多才多艺又怎样？
不要小看这些处理家务的能力，许多孩子就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与习惯，在住进大专宿舍时，常常引起同房的不满，甚至起了冲突。
欧美国家的孩子，18岁后挥别家人，独自升学或就业或前往国外，往往自信地踏出家门，坦然地走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我们的孩子，在18岁时还得父母担心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即使他们敢离开家人，前往外州或外国升学，父母也往往担心得泪眼相送，甚至每天拨电慰问。
这种情况，说得好听是“天下父母心”，说得难听是家庭教育有待改进。
我的外甥今年上一年级，妹妹教他自己洗校鞋、自己整理房间、出门自己收拾行李，他很快就学会，也乐意去做，我知道后拍手叫好。孩子需要学习自己动手做东西，他们会从完成工作后获得自信与满足感，而这种学习从做家务开始最为恰当。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12日）
小破壞拖累大計劃
上个星期由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领导的表现管理和传递单位（PEMANDU），向国人展示了“经济转型计划”（ETP），作为在10年内达至高收入国的规划之一，而有关计划以12 项经济关键领域（12 NKEAs）（12个深具发展潜能的经济领域）作为未来10年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并以131项先行计划和60项商机的总投资额高达1.38兆令吉来达到有关目标。
“经济转型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希望我国在2020年的人均收入提高至4万6千550令吉，中产阶级人数将增加64%或280万人，高收入阶级则增加3倍或130万人，而要达到这项目标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在未来10年，我国每年平均成长率须达到6.5%。
在投资额方面，1.38兆令吉资金的92%将来自私人界，其余8%来自政府，这显示了私人界将扮演吃重的角色，符合第10大马计划，私人投资每年增加12.8%的目标（每年大约1200亿令吉），也满足私人界的期盼：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然而这项提升私人投资的意愿是需要政府努力推动的，因为从2005年到2010年之间， 我国的私人投资总额只达到马币4100亿元，平均每年只有680亿元的投资，与1200亿令吉的目标是有一段距离的。
根据资料，我国在1990至1997年期间，每年平均成长率是9.1%，同时期的私人投资每年平均成长率高达16.2%，可是过去8年，平均私人投资成长率只有1%。评论认为，私人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共投资与官联公司（GLC）垄断国内主要经济领域，导致私人界缺乏投资项目与意愿。
虽然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在解说“经济转型计划”时，表现出认真与热情的办事态度，有人更觉得他有苹果电脑的创办人贾伯斯的风范，可是独木难支，即使有首相纳吉的加持，也不见得他能够得到来自官僚体系的全力配合。
关于我国公共体系的弊病，长年以来都无法有效解决。我曾多次在本栏提到，我国公务员长期以来面对各种内忧外患，内忧是“三低”的弊病：管理能力低、工作效率低、人员素质低；外患则是受到贪污的诱惑，以及政治的干涉。
除了上述的内忧外患之外，直到最近，国人才发现原来高级公务员拥有的权利之高，竟然是部长也无权定夺他们的去留。两名国中校长发表种族极端言论事件，过了约一个半月，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才表示，他没有直接采取行动对付的权力。
不要以为这件属于教育部的事，不会影响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经济转型计划”，因为有关政策的执行，需要各个相关部门高级公务员的全力配合。如果教育部长没有权利对付逾2000名属于高级公务员的中学校长，那么其他政府部门的高级公务员，各个部长也无权对付了，换句话说，可能有高达数万名高级公务员，是手持“免死金牌”的。
有句话说，魔鬼在细节里，这群公务员往往就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对于各种政策有一套我们耳熟能详的应对方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有种种小破坏的心态如官僚态度、繁文缛节、种族歧视、有意刁难等，导致各种国家政策实行起来事倍功半，最终成了劳民伤财的失败计划。
坦白说，国人对于这个琳琅满目的“经济转型计划”，几乎都抱着观望态度，因为大家心里清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全看官员的作为了。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