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为期两周的乔治市古迹区中文路牌繁简网上公投结果终于出炉了。高达82%（2499票）的民众支持保留最初使用的繁体字，而槟州政府也尊重民意，决定保留当初使用繁体字的决定。
虽然只有区区3千民众参与网上公投，可是网站的留言与意见倒是相当的热烈，大家都提出各种看法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关于五十几年的简体字历史演变，连中国人都未必真正清楚，更何况是我们？），让人感觉繁简体字之争，依然未能销声匿迹。
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也一样，最近更有重新振兴繁体字的呼声，掀起新一轮的繁简之争。为什么实行了逾50年的简体字政策，还有争议的声音？
就让我们回到这场争论的起点：为何当年中国推行简体字？
最常听到的理由是减少笔画，加快书写速度，降低认字难度等的所谓“简体字扫盲论”（1950年代，据说中国逾半数人口是文盲）。其实这只是当时的其中一项考量（其实效果也不见得有效），并非最主要的目标。
50年后的今天，纪录片《大国崛起》总策划之一和《汉字五千年》的总策划与撰稿指导麦天枢说：“简体字是外界压迫下一个不得已的、令人棘手的选择。”。一语道出当年推行简体字的无奈与鲁莽。
今年6月28日的《亚洲周刊》封面专题《日本汉字镜子映照繁简之争》报道中，仔细讲述当年中国推行简体字的前因后果。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方向”的指示下，中共政府全面开展文字改革。
毛泽东的文字改革计划是先推行简体字，最终目标是把汉字拼音化，换句话说，简体字只是过渡阶段，而这个文字改革最大争议是毛泽东有意废除汉字。
打个比方，“现代汉语词典”的简体字是过渡期而已，最终目标是使用拼音文字或拼音化的“Xian Dai Han Yu Ci Dian”来取代汉字（有购买中国书籍的朋友应该会发现，直到今天封面依然有拼音文字的书名）。
1956年，周恩来认为对汉字的前途不急于下定论，于是用缓兵之计将文字改革分为2个阶段实行：第一步是完成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推行中文拼音方案的3项任务；第二步实现汉字拼音化或者拉丁化。
为什么毛泽东等人（包括钱玄同，瞿秋白）会有废除汉字的惊人想法？香港评论人梁文道在《推行简体字有何政治隐意？》中表示，“在那年头，中国知识界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真可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于是连沿用数千年的汉字也被他们拿出来当作革命的对象，似乎汉字不改就不得富强”。
而中国批评家朱大可在《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中指出，“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无独有偶，同时期的越南也是一个典型“字母共产主义化”的例子。越南文明是用传入的汉字所纪录的（之前越南没有文字）。在殖民期间，法国殖民政府极力推广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取代汉字，可是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上台后，立刻宣布拉丁字母是“唯一正式的书写文”，彻底废除汉字。1975年北越统一南越后，南越的汉字也也遭受同样命运。
在那个又红又专的年代，中国国民的政治意识形态高过一切，换句话说，他们先是共产主义遵从者，接下来才是具有中华文化的中国人，所以在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激情的号召下，中华文化的种种是可以毫不犹豫地摈弃或牺牲的。
朱大可认为，中国在那个年代有3项革命以惨重失败收场。第一是汉字拼音化的文字革命；第二是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造成千万人饿死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第三是全民大炼钢铁的工业革命。而作为拼音化文字革命的半成品，简体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他说：“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后，无论在政治或者经济上，皆有惊天动地的大改变。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又红又专”了，在他们心中的天平上，中华文化开始驾凌政治意识形态。于丹谈《论语》，《庄子》、易中天品三国、《汉字五千年》纪录片等造成火红盛况，说明了这一代的年轻中国人拒绝继续成为“文化断层的一代”。他们开始拥抱传统中华文化，而学习阅读及书写作为奠定文化的繁体字，也将势必成为新趋势。
作为马来西亚华人，我们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成长，因此我们具有吸收多元文化的能耐。虽然我国学校实行简体字政策，可是从未禁止使用繁体字，因此我们就不该自我阉割，更应该有“识繁书简”与“写繁识简”的接受与学习心态，就算有一天中国来个大逆转（在中国，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重新推行繁体字，我们也能处变不惊，坦然面对。
（2009年11月6日）
延伸阅读：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专栏“岛城启示录”
《亚洲周刊》封面专题《日本汉字镜子映照繁简之争》
梁文道：《推行简体字有何政治隐意？》
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楊邦尼：《漢字潮，文化根，在寶島》
簡體字的原罪
請尊重我們的檳城首長
上个星期，槟城举行提升升旗山缆车系统工程推介仪式，联邦政府拨款6千万令吉，预定明年3月动工，并计划在10个月内完成。近年来，频频出状况的升旗山缆车问题，终于有望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这是全国性新闻，因为该项推介仪式是由旅游部长黄燕燕和首相署部长诺莫哈末联合主持，我在电视新闻上，也看到有关报道的画面。
引起我的注意的并非电视新闻报道，而是报章报道的一些情况。有报道指出，在有关推介礼上，部长致词的当儿，首席部长林冠英才抵达，他似乎慢了10分钟。
习惯出席类似场合的观众，或者普通常识较广的读者，看了这样的报道，应该会发觉有点不对劲，因为槟城的官方节目不大可能在首席部长尚未抵达前（如他有出席的话），就贸然开始的。
这个小小谜团，经过林首长新闻秘书张燕芬的专栏文章《首长也被边缘化？》，细说从头，层层剥开，终于真相大白，也爆出一个大大的内幕。内幕的重点是这些联邦官员除了懂得揣摩与符合政治人物与政党的需求，显现识时务的小聪明之外，竟然斗胆藐视官方礼仪，不把首席部长放在眼里。
该项推介仪式的开始时间是10时30分，而林冠英抵达的时间是10时25分，原本是没有任何迟到问题，不过这些官员在当天竟然把时间提早15分钟开始（真是服了他们的献媚举止），当首长抵步时，他们也不中断节目，仪式照样进行。
张燕芬也透露，原本他们还想把首长的贵宾座位安放在台下（没有安排首长致词），台上只有两位部长的贵宾座位（有意让首长“知难而退”，完全不顾官方礼仪），后来得知首长确定出席，他们为了不让首长和两位部长“同台演出”，把所有贵宾座位都全部搬下台。
这项推介活动是由首相署属下槟州发展局所负责，这些联邦官员当然明白这次拨款的重要性，因此精心策划安排（首长办公室直到仪式前几天才收到邀请函），让只属于国阵的两位部长出风头，兼顾政治宣传，岂知林冠英执意出席，坏了他们让主子眉开眼笑的大事。
我曾经在本栏的《教育部的潜规则》一文中指出，去年年底我前往其中一个教育部槟州办事处处理事项，发现大厅墙壁上按照次序排列有元首伉俪、州元首伉俪、首相和教育部长的照片，就是没有槟城首长林冠英的照片。
那时候，民联已执政槟城9个月，林冠英的照片在银行、市政局、邮政局等地方随处可见，可是这些教育部官员竟然还在装聋作哑扮白痴，假装不懂改朝换代是怎么一回事（不知现在是否已经心不甘情不愿地把林冠英的照片挂上去了？）。
在国阵执政逾50年下，我国百万公务员／官员，有一定的数量，心态上已经僵化了，说难听是党政不分，说更难听是奴才观念作祟。
不过，这也难怪他们机关算尽，或者有恃无恐。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每年总稽查司报告出炉（民众胸中怒火也出炉了），各种明目张胆的捞钱证据公布天下，可是往往只有区区几位倒霉鬼被控上法庭及定罪，其余的安然无事，或者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向这群阿谀逢迎的联邦官员呛声：民联政府是槟城百万子民用选票选出来的，既然你们在槟城工作，那么入乡随俗，也要懂得礼貌，请尊重我们的槟城首长。
（2009年10月30日）
延伸阅读：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
张燕芬：《首长也被边缘化？》
欧宗敏：《教育部的潜规则》
納吉時代正式開始
巫统全国代表大会刚刚落幕，巫统主席纳吉的政策演讲中，以全民最终目标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论述最为响亮，他把“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融入／冲击巫统，一个以捍卫种族权益作为奋斗基础的政党，不得不让人觉得他的信心与勇气，已经升至最高点。
趁着“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在巫统大会响翻天之际，首相纳吉打铁趁热，宣布明年开始将9月16日列为大马日，同时也是公共假期（他后发先至，抢在民联之前，赢了一个马鼻），向全体国民展现更凸出、全面的“一个马来西亚”精神。
首相纳吉自4月初上任以来，在百日执政之时，我国对外的经济政策有了重大的突破，也作出了大幅度的改变。半年后的今天，他倡导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在获得巫统代表的认同与肯定后（我们必须了解事实，在国阵政府治理下，巫统的利益驾凌于国家利益之上），基本上已经成功纳入国家发展的轨道，而属于纳吉的时代正式揭开序幕。
由作为首相的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无论公共体系或者官方传媒如何大力宣传，都比不上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巫统党员的全力支持，来得重要及踏实。
“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严厉冲击巫统的基本政治理念，它意味着巫统必须走出种族主义框框，扩大视野与心胸，为全国人民斗争，不能只顾着马来人的利益。
纳吉的巫统改革政策，当然，也获得巫青团长凯里的积极配合（他审时度势，所以没有举剑动作），他提议以“马来人领导”取代“马来人主权”概念，并以“青年的5个原则”（团结、原则、包容、合时宜及积极），作为巫青斗争的全新方向。
巫统并非种族主义政党，纳吉在巫统大会上指出，1969年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后，虽然巫统可以凭一党之力执政，可是它却没有这样做。在8个月内，我国恢复民主制度，巫统与国阵其他成员党合作，继续容纳各族文化与母语教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影响我国经济、政治与民生长达几十年的新经济政策，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当然，历史的诠释角度，往往随着时代趋势与政治需求，有所改变，而政治人物会提出合理的解读。巫统并非种族主义政党，这种说法似乎不能成立，不过纳吉倒是有意愿扭转大方向，在他的领导下，把巫统打造成非种族主义政党。
本届巫统代表大会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修改7项党章，增加中央代表名额（从2千名激升至14万名）、取消提名固打制、增加女性中央代表（以达到30%目标）等，以杜绝多年以来争议不断贿选问题。
根据报导，有关修改党章议程，在2千名中央代表的一片欢笑声中，以集体声浪与集体举手方式，全面通过。如果以乐观的角度来看，巫统党员的确有杜绝金钱政治的决心，希望一改多年买票贿选的恶习与传统。
纳吉善用308大选的海啸效应，抓住巫统党员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心态，以“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和修改党章，下两帖猛药，希望妙手回春，巫统沉疴顿愈。
巫统是否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当然，这有待观察，不过纳吉以“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分别贯穿国家与巫统的政策，算是成功树立起他的政治理念，也显示他的时代已经正式开始了。
（2009年10月23日）
延伸阅读：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
我們是能讀兩種中文的人
——繁簡共用：大馬華人的優勢
上周我撰写有关槟城中文路牌繁简争议的文章，之后有接到一些朋友的回应和看法。不过，多数人的态度是无所谓，有位朋友甚至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吃饱没事做？繁体简体的中文路牌，你不会看啊？我们都是能读两种中文的人，管他什么体！不要写日文就好了。哈哈！”
就是因为有像我们这种能读两种中文的人，方能体会繁简皆通的优势与灵活，所以觉得更应该保持／维护这项难得的优势，一种马来西亚华社特有的繁简共用的多元优势。
虽然26年前教育部开始在华小全面采用简体字，可是并没有淘汰或禁止使用繁体字，因此繁体字的应用，在我国依然蓬勃。
我国的中文报纸（作为学校以外最重要的中文教育推广单位）在繁简体运用方面（包括报纸的网页），基本上可以分为3种：简体字，繁体字和繁简共用。他们在繁体字传承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提供一个学习平台，让年轻一代通过阅读报纸或其网页，“识繁写简”，成为能读两种中文的人。
谈到使用简体字的重要，通常会有这几个耳熟能详的重点跳出来。第一，遵照中国的步伐；第二，与世界接轨；第三，容易书写，利于推广，对于扫除文盲、普及化，起了作用等。
上述的说法，纯粹是中共政府对于使用简体字的政策作合理化的解释，它主要的诉求对象是中国国民。虽然我们的华文使用政策基本上跟随中国大陆，可是我们不是中国国民，因此对于那一套官方说辞，我们实在没有义务及必要，毫无怀疑的全盘照收。
针对第一点，我们基本上跟随中国大陆的华文使用政策，但是不一定全盘跟随，我们有各种取舍的权利（继续使用繁体字不代表固步自封、开倒车，反而是在传承祖先写了3千年的汉字），也包括规范华语的在地化这一块（这是另外一个重要课题）。
第二点“与世界接轨”是一个误导。根据资料，全世界约有3、4千万人使用繁体字，而这3、4千万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与香港），换句话说，除了中国大陆使用简体字之外，目前繁体字依然是全世界海外华人使用最普及的中文，而未来50年全球还是会有数千万人在使用它。
第三点“容易书写，利于推广” 更是似是而非的说法。难道只有智商较高的人才能学繁体字？难道台湾与香港的小孩比较聪明（还有当年的我们）？难道为了“利于推广”，英国人会把英语简化，例如把go， going， gone， went语法改为只用go则可？
我不是反对使用简体字，而是反对那些认为只有简体字才属于所谓“正统”、“权威”、“趋势”等的说法与观点，这有点像把繁体字当“破四旧”看待，也间接地打压它生存的空间。
我们有必要认清楚我们生活环境的多元文化特色。我们拥有繁简共存的空间，就不应该自我阉割，把它沦为单一的空间。我们要时时强调拥有多元化的空间，因为它是我们的优势与骄傲。
针对槟城中文路牌繁简的争议，州政府已经开始推行网上公投的活动，让人民来决定。对于这项公投活动，我有一些看法。如果人民反应热烈，有数十万人参与，那是最好不过了。如果只有数百或数千人参与（槟城有逾百万人口），那么公投的成绩能算是反映民意吗？
假如公众反应不热烈，那么州政府应该以槟城的多元文化特色作为考量，选择繁简共用的中文路牌，在一个路牌上使用繁简双体字，或者路头与路尾各别使用一种繁简体字，让我们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或者台湾总统马英九到访时，展现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能读两种中文的能耐。
（2009年10月16日）
延伸閲讀：
我们是能读两种中文的人（原文）
新闻：古迹区中文路牌繁简民调
李耀祥：《用正體字錯之有？》（原文刊登于《星洲日報》09年10月21日）
沈志偉：《簡體真的是大趨勢嗎？》
杨欣儒：《中文路牌采用简体字何错之有？》
杨善勇：《繁简在槟城的大街交汇》
《光华日报》网页
《星洲日報》網頁
《光明日報》網頁
《南洋商报》网页
《中國報》網頁
《東方日報》網頁
繁簡共用是中文路牌首選
最近槟岛的中文路牌出现使用繁体字与简体字的争议。对许多人来说，目前我国的华文教育已经采用简体教学多年，因此选用简体作为中文路牌是理所当然，不过槟州古迹信托会则表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有关中文路牌是设在古迹区，使用繁体字才适合。
对于有关的争议，州政府的解决方法是进行公投，由公众上网投票或者到古迹信托会索取投票表格来做决定，日期是10月12日开始为期2周。
关于繁体字与简体字的争议，在我国已经早已不是课题了。我们已经习惯使用简体字多年，不过也没有淘汰或禁止使用繁体字（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中文使用政策不同）。基本上，除了学校的作业及考试不允许之外，我们的书籍、报章、部落格、商店招牌、广告文案、商业名片等几乎都是繁简共用。
在这里繁简共用的情况是无可厚非的。教育部在1983年推行小学3M制度时，开始在华小全面采用简体字，换句话说，34岁以下的年轻人是简体字的一代。如果以70岁作为一代，那么使用繁体字的人也刚刚好占了一半。
虽然我国的华文使用政策基本上跟随中国大陆，可是使用繁体字的空间依然存在，而且在未来它有必要继续存在。
古迹信托会秉持中文路牌采用繁体字的理由是有根据的。
首先，古迹区的种种中文书写（牌匾、碑记、商店招牌等）几乎全是繁体字。如果以整体规划、视觉美感、历史氛围的观点来看，有繁体字的中文路牌显然较适合的。
其次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繁体字是最重要的传统中华文化之一，我们实在不应该让祖先写的字，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断送。有繁体字的中文路牌可以让年轻的一代（尤其是学生），“感觉”繁体字的“重要性”（中文路牌具有“官方、正统、权威”的味道），以及开始重视与学习繁体字。
最后是繁体字显现中华文化多元的一面。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槟城的特色是多元文化。除了华巫印不同种族、文化、宗教的多元文化之外，这里的中华文化也显露多元的特色，包括福建、广东、客家、潮州、海南等不同的地方文化（方言、风俗祭礼、信仰祭祀、饮食、建筑等），因此在华社在文字使用方面，实在不必要拘泥于单一的简体字或繁体字，应该继续保持繁简共存的多元特色。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的槟城，在吸引华人游客方面，有时实在不需要为了迁就某群游客，而牺牲原有的传统特色和风格。近来每天约3千中国大陆游客前往台湾，可是台湾当局不会大量使用简体字来迁就他们。同样的道理，多年来我们的大量中年及老人家前往中国旅游，也不见他们增设繁体字的旅游资讯来迁就我们。
许多人认为，简体字将是未来学习华文的唯一选择，其实不然。近来中国大陆有开始出现恢复繁体字的呼声，去年有21位文艺界政协委员会联名提出《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发出“振兴繁体字”的呼吁。
今年4月中国最夯纪录片《汉字五千年》的总策划和撰稿指导麦天枢，谈到繁简体字之争，他相信最终会改回繁体字，繁体字才是华人文字和文化的根源。他说：“汉字出现已有三千两百多年，简体字才几十年，它是外界压迫下一个不得已的、令人棘手的选择。”
关于槟岛中文路牌使用繁体字与简体字的争议，我认为首选的解决方法是繁简共用，例如“林萃龍醫生路／林萃龙医生路”。其实类似的做法在许多家电使用手册里可以见到（两种中文说明），而也有人选择在名片的正反两面上，分别印上繁简两种文字，以符合实际要求。
类似的繁简共用中文路牌，在成本上不见得会增加多少，并能平息繁简的争议，又能方便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游客，更能展现槟城华社“识正书简”与“写繁识简”的多元传统与特色，何乐不为呢？
（2009年10月9日）
延伸阅读：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
新闻：槟民投票决定繁简路牌
新闻：古迹中文路牌简繁体争议
讀書人欠債不還
上周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首席执行员尤努斯受访时披露，大专毕业生拖欠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人数高达2万6千多人（24%），累计欠款大约4亿令吉。
虽然大专毕业生欠债不还已经不是什么爆料新闻，可是欠债人包括艺人、政党人士及属于收入颇丰、社会地位不低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等，让人不禁摇头叹息。
去年8月该基金把逾2万6千名欠债人的名单交给移民局，以限制他们出国。这项措施实行后，只有区区4%或1千零18人还清约2千万令吉的贷款，看来这项措施不见得有效。
大专毕业生拖欠贷款不还的恶习，PTPTN不是唯一被拖累的单位。去年10月，槟州政府公布首批拖欠“槟州学生教育贷学金计划”名单，有639人“金榜题名”， 欠款高达1千1百万令吉，更离谱的是有些毕业生拖欠近20年也不还！（有位朋友缺德地说，搞不好他们要用冥府纸钱来偿还）
我在《一些老掉牙的偏见》一文中，针对这批拖欠槟州政府教育贷学金名单中，有一半是华裔子弟的事实，提醒常常自以为是的我们，要抛开“欠债不还的都是马来人”的偏见，不要再以种族与肤色来认定其道德和品格的优劣。毕竟没有天生就要拖欠贷学金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只有松懈的追债程序、沉沦的道德观，导致他们有机可乘。
坦白说， 4亿令吉的欠款和2万6千多位的欠债人，也曝露了PTPTN的追债程序和方法不够专业与积极（应该向商业银行取经）。单单把名单交给移民局，以限制他们出国的追债措施，确实没有达到杀鸡骇猴的警戒效果。这些欠债不还的读书人似乎有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冥顽不灵。
坊间评论认为，PTPTN应该向欠债人实施高利息作为惩罚，并与公积金局和内陆税收局联手，通过两局提供的资料，更有效地向欠债人追债。除此之外，PTPTN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手法，如起诉、查封资产等，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上周我在本栏的《作弊抄袭不是校园小事》一文中，针对大专的作弊、抄袭、剽窃风气横行，一代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将受到扭曲，深感担忧。而高达24%欠债不还的大专毕业生，更是凸显诚信、责任的沦落。
2年前，反贪污局总监宣布，根据该局和国民大学于2003年联合展开的调查发现，只要有机会和赋予权力，30.5%的大专生有贪污的倾向。无独有偶，欠贷款不还的大专毕业生也高达24%，两个数据相当接近，有互相印证彼此观点的作用，也说明了现今有三成知识分子出现腐败行为的严重性。
近年来高教部雄心万丈，拟定计划及增加拨款，希望把本地大学打进世界500所大学排行榜的前200名。当然有企图、有计划是好事，不过也不能只靠奖励来行事，面对不负责任、自私、贪婪的大学生，当局不该再持有姑息养奸的态度，应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来解决，以免陷入养虎遗患的困境。
（2009年10月2日）
延伸阅读：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
欧宗敏：《一些老掉牙的偏见》
Wong Chun Wai：《 Shaming Them Is The Price To P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