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走过一间杂货店的门口，看见店面前方摆设大约4排的大型玻璃桶，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饼干。这种饼干的味道是许多人口中的古早味，虽然现在市面上有各式各样口味新奇、包装精美的饼干，可是这种只有在杂货店售卖的饼干，依然有它的需求。
通常我经过这间杂货店的时候，总是看见有顾客在那里选购饼干，而这次却不见人影。大家都看见报道了，还有谁敢去买这些含有超标三聚氰胺的饼干呢。原本我想问一问店家，这些饼干安全吗？可是看见他坐在远处，神情落寞的样子，我也不忍心向他询问了。
中国爆发乳制品含有超标三聚氰胺的事件已经超过一个月了，而我国卫生部在上个星期才首次公布三聚氰胺超标的“毒饼干”。这两个品牌的十余种饼干，是一般杂货店经常以散装售卖的，尤其在乡镇地区，更是许多居民唯一能够购买得到的饼干类。
之前，相信大家已经收到许多有关本地乳制品、3合一咖啡奶茶、饼干等可能含有超标三聚氰胺的电子邮件。虽然当时这些传闻未获得证实，可是其举出的种种例子是有其合理的怀疑依据。
中国毒奶粉事件不是最近才爆发的黑心产品事件，之前的种种黑心食品、药品、以及玩具等层出不穷，毒奶粉是近年来最严重的黑心食品事件，除了中国有接近5万名婴儿受影响之外，台湾、新加坡、香港、汶莱、越南、斯里兰卡等国家也纷纷传出各种来自中国的原料出现超标三聚氰胺，导致多种食品必须下架。
对于食品检验的程序与效率，我国卫生部的表现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我国的化验设备严重不足，再加上缺乏专业的化验人员，因此每天只能抽验10至20个样本，导致无法在短暂的时间内化验所有食品，例如在9月下旬，卫生部在6天内只完成26种食品的化验工作，而这26种食品恰好都证实安全。
在设备及人才皆匮乏的情况下，我国卫生部似乎在等待其他国家化验发现有超标三聚氰胺的食品后，才开始针对某些品牌食品展开化验工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补救做法。日前卫生部也宣布决定对中国年货实施第四级检查，不过以目前的化验工作效率来看，恐怕只是口头说说，让民众放心而已，事实上，大家都清楚，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是不可能非常有效地执行食品安全的把关工作。
中国是世界工厂，廉价产品畅销全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廉价产品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连40%的蔬菜都来自中国），而中国黑心产品横行的问题，相信在三、五年内是不可能有效解决的，因此我国必须积极地把食品安全的把关工作做好，不然的话，人民健康将付出高昂代价，而医疗开销也会大幅度增加（尤其是肾病）。
随着年底的假期即将到来，国人前往中国旅游的人数也会增加，“去大陆吃东西要特别小心”已经不是危言耸听，要前往中国旅游或者公干，最好还是携带我国制造的美禄、雀巢咖啡等3合1冲泡庄出门，以策安全。
（2008年10月23日）
从毒奶粉到毒饼干
一些老掉牙的偏见
上个星期，因有事要处理，我前往光大的联邦部门。在三楼的槟城市政局布告栏，我看见贴满同样格式的文告，好奇地前往观看，才发现原来是州政府公布拖欠“槟州学生教育贷学金计划”的名单。
我略略地看了一遍，有些惊奇，因为发现华裔人数还不少哦！刚好那时有几位年轻马来人也前来观看，其中一位问是什么通告，另一位回答不知道。我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拖欠州政府教育贷学金的名单。
这么多啊！他们露出有点不可置信的神情。原来他们是来找工作的，想看看市政局是否有聘请启事，岂知却看见一大堆欠债人的名字。
隔了几天，从报章上得知，我看到的是州政府公布的首份拖欠名单，共有639人“金榜题名”，其中华裔人数刚好超过一半，共计323人。据报道，目前共有3416人欠债不还，其中华裔最糟糕，占了欠债人数的62%，欠款高达1千1百万令吉，更离谱的是有些欠债人拖延了近20年（之前州政府的追债效率，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之前教育部常常呼吁拖欠贷学金的人士，尽快开始偿还贷款。一看到类似的新闻，周围的亲朋戚友常常用轻视的语气说，欠债不还的都是马来人啦，因为他们有特权嘛，所以个个认为这些贷学金是不用还的，然后再换一种语气说，我们华人很少做这种事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份拖欠教育贷学金名单，仿佛掴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华人一巴掌。
我们必须撇开这种偏见，也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只有低效率的追债程序，没有拖欠贷学金的人类基因。换句话说，没有天生就要拖欠贷学金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而是松懈的追债程序、沦落的道德观导致他们看到洞就钻，最终沦为人人鄙视的过街老鼠。
虽然我国已经独立51年，可是各个民族之间还是充斥各种彼此的偏见。每当警察部队招考新人时，华裔的申请人数总是寥寥可数，而多年来坊间则老调重弹、人云亦云，说什么“好男不当兵”的传统保守思维在作祟。如果属实的话，那么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些华人占大多数的地区与国家，不就没有警察了吗？
消防队招考新人也面对同样情况，不过有位消防高官曾经以华裔积极参与义务消防队为例子，说明华裔并非不热衷于当消防员，而是消防员的薪金与福利不能满足他们当全职的要求，他们惟有把服务的热情转向业余与义务性质。这位消防高官的看法确实一针见血。
也许我们一直以为马来社会是都不会放弃支持种族性政策（按照族群来消除贫穷与重组社会结构的新经济政策），可是最近的默迪卡民调中心的调查却显示，高达65%的马来受访者同意，应马上废除种族性扶弱政策。
那种根据族群及肤色来认定其道德、品格、智慧表现高低的狭窄观点，是上一代人老掉牙的偏见，早就应该摒弃了。而新一代的马来西亚人，经过308大选的政治洗礼后，应该遵循公平、自由、多元、人权的普世价值，以自信、宽容的心态，为国家寻回更美好的明天。
（2008年10月16日）
肃贪之路还遥远
日前国际透明组织会公布2008年廉洁指数，我国在180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在47位，得分5.1，比去年下滑4名。
从2001年至今，我国的廉洁指数在4.9和5.1之间波动，相差只有0.3，可是在排名方面，我国从2001年的36位下滑至今年的47位，7年内已经降了11名。虽然我国的廉洁指数变化不大，可是却逐年下跌，主要原因是许多国家在肃贪方面的表现与成绩比我国有效和出色。
虽然近来反贪污局频频出击，对贪官污吏进行侦查，连总监级的高官也照捉不误，可是反贪行动需要的整体配套，完整的理念、组织与做法的系统规划，至今还未出炉。
日前大马廉正学院主席莫哈末达沙烈指出，反贪污局在明年初重组，改为反贪污委员会，它将和香港廉政公署一样，拥有独立的地位（是否真如所言？大家拭目以待）。
香港廉政公署作為一個獨立的反腐機構，擁有檢控權，運作透明。他们发现任何高官顯要或公務員有貪腐迹象，或有民眾投訴，便會主動展開調查，搜索證據，最重要的是打老虎，也打苍蝇，对贪污的高官名人，不但严加调查，还公诸于世，树立反贪污的威名。（根据今年的廉洁排名榜，香港以8.1分居12位，是排名第二的亚洲国家与地区。）
莫哈末达沙烈也强调，即使是现在的反贪污局也是独立的，不能因为它隶属首相署，就说它做不了事，查不了案。
其实这种说法是矛盾的，如果真的具备独立的地位，那么又何必要展开反贪污局的大改革计划呢？
如果真的做得了事，那么为何我国的廉洁指数只在4.9和5.1之间波动呢？
如果真的查得了案，那么又何必建议设立由国家元首委任的防范贪污咨询理事会呢？
莫哈末达沙烈更强调，贪污是不可能完全被铲除的，即使是廉洁的芬兰，廉洁分数只有9分，不到满分10分。如果人们不提供情报，协助当局，大家就奢望国家会变得更廉洁。
这个说法，前半段呢，讲了等于没讲，后半段则尚待商榷。
根据03至07年反贪污局调查活动数据，每年几乎接到逾5千封的私人告密信件，而投报案件高达逾1万件，不过正式开挡调查的投报只有11%而已。
过去5年，反贪污局逮捕2458人，提控1034人，而罪名成立的只有357人（平均一年71人入狱），换句话说，只有区区15%的逮捕人数最后罪名成立被判刑。
从上述的数据看来，公众提供的情报是主要的投报来源，证明公众是非常积极，绝对不是莫哈末达沙烈所指的不合作态度，反而是反贪污局的办事能力与效率令人不敢苟同，以一个廉洁指数只有5.1分的国家，平均一年才71人因贪污罪名成立入狱，这个数目会不会少了一点呢？
我国迫切需要独立的廉政制度，高效率、高能力的反贪污局调查员，以及实施阳光法案，不然的话，长年以来政商勾结、官官相护的贪腐共犯结构是不容易切除的。
（2008年10月9日）
乐龄人士的突破
上个星期我的母亲与朋友去市区的菜市买菜，她在那儿看见有一群年轻人拉起长长的布条，呼吁群众在上面签名支持。我的母亲走前一看，原来是反对内安法令的签名运动。在这群年轻人积极的呼吁下，她便在布条上签上名字。
后来回到家，她告诉我有关的经历，言谈间流露罕有的兴奋情绪，仿佛做了一件伟大事件似的。坦白说，对于我母亲那一辈的人士来说，签名反对一项法令，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自从308大选的政治海啸后，许多州的民众对于一些不满的政策，都一改之前漠不关心，或者明哲保身的心态，大声说出自己的不满，甚至用行动来表达，尤其是乐龄人士。
上个星期，电视新闻报道有关声援郭素沁的活动，两位乐龄人士面对电视采访时，愤怒地“呛声”，纷纷发表不应该引用内安法令扣留郭素沁的看法。后来郭素沁被释放后，前往士布爹的快乐花园答谢选民，当地大批乡亲父老还燃放鞭炮欢迎她。
在308大选前，有政治观察指出，华社大约有30%的忠心国阵支持者，而这个群体中，以年长的占大多数。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因为年长一辈的政治思维较保守，他们只要求生活温饱，其他的不公平事情都可以忍耐。
基于持有类似看法，在308大选后，有一些政治人物对于失去华社的支持感到不解：“大家有工作、吃得饱，为什么要更换州政权呢？”他们的疑问，只有一个答案：民心变了，包括乐龄人士。
上个星期的916期间，我的弟弟从吉隆坡来电，问我槟城的情况，有没有人赶去超市大量购买食品作储存。我真的不清楚，因为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
后来与朋友聊天提起这件事，朋友说他也有问母亲是否要储存食品，而他的母亲竟然回答：“人讲没事的啦！”令他刮目相看。之前的大选期间，他母亲储存的食品足够全家吃3个月。
当代民主理论发现，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缺乏共识，那么民主建设就难以达成。同样道理，如果一个社会的年长群体缺乏民主理念，那么民主建设也难以达成。
不要小看乐龄人士参与的签名活动，或者“呛声”行为，或者不储存食品的打算，因为这些举止的背后是一种对民主理念的理解，也是对民主制度的支持。毕竟他们都是从权威时代走过来的人，在心理层面中，对政治权威俯首帖耳也是一种惯性思维，而现在能够突破这种战战兢兢思维，确确实实不容易。
我国51年的民主制度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人民必须理解民主的理念，促使国家的民主制度有更好的品质，而308大选后，乐龄人士对于民主理念的新体验，更显示他们的政治思维趋向成熟。
（2008年9月25日）
壮观过后的省察
2008年北京奥运已经落下帷幕接近3个星期了。关于北京奥运的报道，除了在中国荣获51金牌之外，奥运开幕与闭幕的盛大表演也是许多报道与评论津津乐道的课题。
海外华人对于北京奥运的成功举行，有一种难于形容的荣耀与欣慰，这种民族情怀的深厚，以年长一代最为浓烈，不过随着年龄的递减，有关情怀也随着降低。一场林丹对垒李宗伟的羽球决赛，对于两位选手的支持度，就可以显露几代华人不同的情怀。对于年轻华人来说，中华文化与中国是两个可以区分的文化与国家的不同概念，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北京奥运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对外盛事，因此中国政府耗资430亿美元（1462亿令吉）主办奥运，这笔庞大资金是前5届奥运会的投资总数。为了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或许只是北京），或者让全世界看见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地位，430亿美金是必须花费的代价。
凤凰卫视《新闻骇客》赵少康在北京奥运遇见一位外国女义工，她说当了7次的奥运义工，没看过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拼命办奥运的。在他的部落格里，他也说了一个北京人自己调侃奥运的顺口溜：“有这么多钱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人的国家，没有这么多钱；有这么多钱又有这么多人的国家，没有这么多听话的人。”
奥运的绚丽壮观开幕闭幕演出，让许多海外华人惊叹，纷纷以赞赏的眼光视之。其实这类华丽炫耀、啧啧称奇的壮观表演的背后，显露的意识与心态就是“有这么多听话的人”。
香港评论员林沛理一针见血指出，只有在政治体制上权利高度集中，在社会价值上重视官僚权威、纪律与服从，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威权主义国家，才善于制造这种“人肉奇观”的大场面。
虽然中国政府极力强调北京奥运开幕闭幕是以天人合一、和谐社会为主题，但是这种说法只是披上一层外衣而已，表演内涵上依旧是“集体主义美学”的极致表现，而林妙可和杨沛宜以及脚印烟花的“特别安排”就是类似思维的“延伸产物”。
无独有偶，最近北韩动用逾万人表演庞大场面的“阿里郎庆典”（据说表演人数比北京奥运有过之无不及），这种强调集体意志的阅兵式演出，让许多前往观看的旅客，见识了北韩政府操控与动员人民的超级能力。
已经有一些评论认为，这种“集体主义美学”的思维模式，对于中国在未来的文化与软实力的发展方面，是一种隐忧。因为文化应该是展现一种开放自由的氛围，而不是强调集体、单一、极端、大气的表现。
北京奥运闭幕的“伦敦8分钟”，对于刚刚看完闭幕式的观众来说，显得非常单调、朴实，不过它展现的特点是多元化。像“伦敦8分钟”的表演者一样，伦敦是一个让不同种族、肤色、年龄的人，共同施展个人的不同才华的城市。
因为奥运，北京面貌一新，可是北京只是中国的其中一个大城市而已。奥运期间，北京人展现的文明程度，不可能代表中国人的整体文明水平，就像赢得51奥运金牌不表示已经是体育强国一样，因此中国还要多多加油。
（2008年9月18日）
50亿的教训
用英语教数理的政策实行了6年，首批从一年级开始接受用英语学数理的小学生，今年参加六年级评估考试（UPSR）了。
虽然用英语教数理的政策已经推行了6年，可是许多矛盾与弊病不时出现，影响小学生掌握数理的能力，不过根据教育部的学生成绩研究，学生的数理成绩并没有大幅度滑落（有学者质疑公布的报告）。
2003年，前任首相马哈迪不顾教育专家以及民间文教团体的反对，一意孤行实行用英语教数理的政策，而6年来政府总共用了50亿令吉来落实有关政策，大部分的款项花在为教导数理的教师购买手提电脑，LCD投影机，教学软件等。除此之外，数理和英文教师的5至10%额外加薪也是一项长期的庞大开支（英文教师必须提供语文协助，因此也获得额外加薪）。
日前苏丹依德里斯师范大学的研究显示，以英语学习数理的学生，数理成绩很差，大部分学生依然认为，他们很难以英语跟进数理科的教学进度，这也反映了英语教数理的缺点。
负责这项研究的依沙哈教授认为，使用英语教数理，小学生不但无法有效掌握数理，也无法掌握英语，造成他们在学业上双重损失。他也指出，来自乡区和贫穷家庭的小学生是最大牺牲者，受惠的只有来自富裕家庭和在城市著名学校就读的学生。
依沙哈教授认为这项用英语教数理的政策是失败的，并呼吁政府以母语来教授数理科目。他也强调，提升英语水平，应该通过增加英文课，以及在英文课程中加入数理元素，让学生也掌握一些数理词汇。
其实依沙哈教授的观点，也是教育家一直以来秉持的教育理念：用母语教导数理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让小学生掌握数理的基础。
用英语教数理政策的另一个失败点是数理教师的英语能力与工作态度出了问题。
根据2007年总稽查司报告，大多数中小学数理教师的英语能力仍处于低水平（令许多家长担忧），其中原因是学术资格和教师在SPM的英文成绩。
坦白说，这群教师是不应该出现英语能力低落的情况，因为教育部已经为他们提供种种培训课程，也安排英文老师提供语文协助，而且他们都获得额外加薪的奖励。
我国不是单语系国家（泰国、日本、韩国、中国才是），英文是日常生活中避免不了的语文，而教师都是知识分子，除非是不长进、好逸恶劳或者英文老师不积极配合，不然他们不可能6年以来都不能用英文教学。
2007年总稽查司报告也揭露，在英语教数理的政策下所提供的电脑器材和教学软件也没获得善用，甚至有812所学校的数理教师把有关电脑器材和教学软件丢失了，损失高达956万令吉！
在我国庞大的公务员体系中，教师是最大的群体。我国公务员以不注重绩效、大锅饭心态见称，许多教师身在其中，难免也染上恶习。
用英语教数理政策，先天不足（小学生适合以母语学习），后天失调（数理教师英语能力低），实行了6年，花了50亿令吉，也该再做个决定了。
（2008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