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通过面子书在网络上传播的讯息，我和多位朋友都有出席“言论自由进入寒冬？”讲座，聆听时评人唐南发，媒体人林宏祥和电台DJ迦玛畅谈言论自由在我国的言论空间所面对的各种局限、打压的困境。
当晚的演讲厅不大，人群陆续近来，因此显得相当拥挤，而迟到的人还得站在演讲厅外。演讲厅内，主讲人的激情与群众的热情，在不大的空间里交织成一股反对威权打压的强烈声音。
言论自由是民主国家的人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专制国家必须严厉地全面控制的措施之一。我国言论自由的开放程度，多年以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言论空间，时而严格控制，时而稍微放松，全看掌权者面对“打压言论自由”的压力时，所作出的回应。
龙应台在《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演讲中提到：“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经过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治生态，台湾人民对于权力的腐败和压迫的来源，有了深刻的体会。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电视台、电台、平面媒体的言论自由空间，其压迫的来源不单单来自政治权力（虽然它依然是最大的力量），为了避免遭受干预言论自由的指责，政治权力常常间接使用压迫的手段，通过各种不同的管道（广告、收购等），迫使媒体“自律地”、“自我设限地”过滤一些人不愿看见的新闻与评论。
21世纪的今天是网络时代，而网络世界是一个不容易强制审查的自由世界。通过面子书在网络上传播的讯息（比简讯更完整、更广泛），当晚的听众从另一个传播领域获得不能过滤的消息，这也证明了控制传统媒体已经无法完全控制言论的散发与传播。
根据《亚洲周刊》报道，在短短半年间，香港网上电台数目飙升至逾700个，收听率也急升。黄毓民主持的《毓民频道》电台政论节目，点击率高达20、30万次，是香港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网上电台。
香港网上电台大受欢迎的原因是没有审查，这也是当地主流媒体没有的空间，而它的听众以80 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占大多数。这两个原因恰好说明年轻人不喜欢他们接受的讯息必须经过审查，因为他们是网络世代，而网络世界是一个资讯自由流通的世界。
龙应台在1986年的台湾以及今年的北京大学说过同样的话：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而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席“言论自由进入寒冬？”讲座，彼此都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这也是龙应台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3日）
龍應台：《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
言論自由：結實的共識
國慶日：懸挂國旗之外
8月底了，又开始出现国旗在大街小巷随风飘扬的盛况了。
记得3年前，国庆日高挂国旗的活动，曾经闹得沸沸扬扬，冲着一些政治人物高调宣称没挂国旗等于不爱国，街道上悬挂国旗的数目，确实多得让人觉得似乎要急于表态一些什么似的（陷入国旗挂得越多代表爱国心越高的荒谬心态）。
308 大选后，过去2年，这种炫耀、喧闹，甚至带有焦虑的悬挂国旗心态开始转向平和、正常，国旗随风飘扬的景观也显得不唐突了。
就在国庆日降临前的这段日子，虽然少了多挂国旗等于更爱国的焦虑，可是不时出现的一些具有严重种族歧视的言论，多多少少冲击着各民族欢庆国庆日的心情。也让我们有必要再冷静思考，迈向独立53年的马来西亚，她要走向何方呢？
首相纳吉一上任，马上提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强调各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性，以及展现多元文化的特性。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也凸显我国独立逾50年，但是一些牵涉种族的问题，似乎依然找不到双赢的解决方案。
我国种族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民族主义一直占据主流的政治思维。
某个政党为某个族群争取权益，各自族群都有自己所谓的民族英雄。如果政治人物有意忽略宪法的规则与精神，只强调民族主义或者用民族主义式的政治斗争，常常容易失控，也极少出现双赢结果，它往往以牺牲某个族群的利益来完成所谓和谐、团结的大目标，更糟糕的是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还被政治人物“美称”为“协商精神”。
坦白说，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的实行并不一帆风顺。无论在巫统党内，还是公务员体系，唱反调的噪音时时高调出现，纳吉在面对类似强势挑战时，也不得不作出低头的姿态。
Perkasa的依不拉欣阿里在土著经济大会上，当着纳吉面前呛声：“我们不同意新经济模式。”结果纳吉的经济政策来个大转弯， 30%土著股权的目标保持不变。 有了依不拉欣阿里的高调呛声，大家大概都会明白，最近2位国民中学校长以歧视与种族性语言嘲讽及训斥非土著学生的事件，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如果政治人物发表的种族性言论不受惩罚、如果国家干训局讲师发表的种族歧视性言论不受限制，那么身为高级公务员的中学校长，假如持有民族主义至上的思维，难道你相信他们嘲讽及训斥非土著学生时，会考虑说出这一番话的后果吗？
媒体人黄振威表示，如果当年为我国争取独立的各族领袖还健在的话，他们对于今天政治人物与中学校长发表的“外来移民论”及“乘客论”肯定感到惊吓。如果对这类煽动性言论的惩罚只是打手心的话，相信他们也不会感到高兴。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平等、人权、民主、自由、不分种族、不分宗教是当今世界潮流。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基本上符合目前世界潮流，只是不认同这种理念的人还真的不少。
国庆日即将到来，我们应该摈弃到底要挂多少国旗才算爱国的争论。除了悬挂国旗之外，我们更应该好好地想一想，对于马来西亚未来的走向，我们能够或者应该做一些什么，让她走得更大步、更健壮、更自信。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8月27日）
最低薪金制：企業的挑戰
那天和友人前往餐厅用餐，餐厅员工以外劳为主，在结账时，朋友发现账单有误，便指示外劳招待更改。他点点头取回帐单，可是再拿来时，问题并没有解决，朋友只好亲自到柜台和老板解释。
这间餐厅装饰堂皇，食物味道还好，只是外劳员工缺乏服务业的专业，除了语言不通，无法明白顾客要求之外，服务业应有的招待、整齐、卫生等专业，几乎完全达不到标准，但是该餐厅的收费还是依据餐厅的水平。
许多餐厅，包括连锁性质的，雇用外劳当招待，他们提供的服务水平，可想而知，可是这些餐厅还收取10%服务费，许多民众对此深感不满，觉得“货不对办”。一般人以为，餐厅唯有雇用外劳才能减低经营成本，可是跨国连锁美式快餐如麦当劳等，只聘请本地员工，摒弃外劳，每年继续开分店，不见得因为雇用本地员工而导致成本高涨、入不敷出。
由于我国过于依赖外劳，或者容易雇佣外劳，导致许多企业与商家过于注重人事成本，而缺乏考量如何提升生产效率，或改进生产流程，或开发新产品等能够产生附加价值的方法。
坦白说，人事成本只是其中一项经营成本而已，有管理常识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没有外在因素的压力，导致他们没有必要作出改变。
这样的“好景”不会长在，我国已经计划要减少外劳人数以及要实行最低薪金制了。人力资源部长苏巴马廉表示，根据2009年全国职业收入研究，完全由市场能力来决定员工薪金高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国内130万名员工中，约34%员工每月薪金低于700令吉。
我不清楚130万名员工是否包括合法及非法外劳，因为在大马生活的合法及非法外劳人数已逼近400万大关。如果包括合法及非法外劳计算的话，事实上约有50%员工每月薪金低于700令吉。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私人界的薪水在过去15年只增长2.6%，但同一时期的生活成本却增加了逾15%。由此可见，国民的实际收入非但没逐年增加，反而是逐步减少，甚至可以说是偏低了。苏巴马廉坦诚，我国外劳太多是其中导致员工薪金在过去10年来没有显著增长的原因。
每月薪金低于700令吉是什么概念呢？
我国的贫穷线是每月收入720令吉，换句话说，我国员工有34%的收入低于贫穷线！我国退休公务员每月最低退休金为720令吉，我实在无法想象，有什么理由让一位每天辛勤工作的工人觉得公平，因为他的收入竟然还不如一位退休公务员！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最低薪金制”研讨会上，只有大马雇主联合会反对实施最低薪金制，该会执行董事山苏丁巴丹指出，一旦政府决定施行最低薪金制，强制将目前薪资水平提升30%至60%，国内即可能发生大幅度裁员情况。
不过刚刚落幕的大马华人经济大会，通过的13项宣言中，其中一项是“促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原因是减少依赖外劳和促使我国转型而增加收入，以符合首相纳吉在2020年内迈向高收入国的目标 。
正如人力资源部长所言，完全由市场能力来决定员工薪金高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实行最低薪金制看来是势在必行，企业唯有做好准备，减少依赖外劳以及想办法如何提升工作效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不做出改变，只有被淘汰的结局。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8月20日）
零度容忍：執法的思維
还有一个月开斋节将到来，我国公路的交通流动量将升至最高点，而这也意味着交通意外也将攀升至令人担心的数据。每年警方与交通部的执法人员都实行各种取缔行动，希望警惕驾车人士，以减少车祸的发生，而其中一项引起争议的执法行动就是暗中抄牌。
对于暗中抄牌，朝野政党都有话说。巫青团长凯里认为是“未审先判”；回教党则成立反暗中抄牌委员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曹智雄表示，内阁认为不应该继续暗中抄牌措施；交通部长江作汉则反对以当场开罚单取代暗中抄牌，理由是更容易出现贪污与滥权机会。
其实反对暗中抄牌的重点是传票往往要3、4个月（可能更久）才寄给车主和公司，相关人士可能无法追查谁是司机，此外也有使用假车牌的可能，导致无辜车主惹麻烦。根据陆路交通法令，警方发出的交通传票通知书，必须列明违规行为、时间和日期，并在7天内邮寄给违规者。
出现这种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三流的执行力，这也是我国公共体系长年无法解决的弊病。
2002年，前任纽约市长朱里安（2001年时代杂志风云人物）在其畅销著作《决策时刻》讲述他如何运用“破窗理论”在其市政局管理中，让市政局的工作提升效率，8年内凶杀罪率共减少70%，到后来他成功带领纽约人从911的灾难中走出来。
因为这本畅销书，许多人对使用“破窗理论”来解决犯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几年前前警察总长韩聂夫在其专栏文章谈论警方面对挑战时，也提到这个理论）。
朱里安认为贯彻“破窗理論”的重点是“零度容忍”（zero tolerance），对于所有的小罪行，如到处涂鸦、偷坐地铁、路边撒尿、抹车窗借机讨钱等（当年曾经是纽约的“特殊景观”），全部被抓、被罚。除此之外，他更成功地把纽约市政局待决多年的5万张罚单全部捉拿缴款。
“零度容忍”的思维与做法是不轻易放过任何小罪行，以及快速处理罚单。这种快速、高效率的执行力，让市民刮目相看，不敢再随便违规，终于有效地解决了纽约之前小罪行泛滥成灾的问题。
我国执法单位的办事效率严重低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数据显示，2000至2008年的8年间，警方、交通局和隆市政局累积未缴纳的交通传票约1700万张（人口800万的纽约市才不过有5万张累积罚单），总额高达27亿令吉！而在1300万名驾照持有人当中，有至少130万人或10%是交通违规屡犯者。
副首相慕尤丁表示，暗中抄牌导致民众负担太重，因为有人接获几十张传票，无法缴交庞大罚款，同时也不准更新路税，因此需要检讨及寻求解决方案。
屡次违法造成罚款数额累积太高，导致民众负担太重？
难道这不是屡次违规者自取其咎吗？
这种“体恤民情”的说法简直莫名其妙！
正是政治人物的这种妇人之仁的思维和和稀泥的做法，造成我国公共体系的执行力无法提升的原因之一。
暗中抄牌不是问题，如果传票在7天内邮寄给违规者；当场开罚单也不是问题，如果没有贪污与滥权状况；累积罚款庞大更不是问题，如果政治人物没有“为民请命”的话。唯有摒弃种种纠缠不清的干扰，积极推行“零度容忍”的思维，我国的执法水平才能有提升的机会。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8月16日）
外資劇降：官員在攪局
上个星期，最引起国人注意的新闻，应该是槟城有位刘家二公子，在负责管理手上逾30亿令吉的投资基金之余，与国际名媛兼话题女王希尔顿参加狂欢派对，大开香槟的活色天香报道。不过，最引人关注的新闻，则是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2010年全球投资报告》，去年流入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只有44亿令吉，与2008年的234亿令吉比较，是猛跌了81%。
根据这份国际权威报告，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是每况愈下，1980年代是外资涌入的黄金时代，30年后，逐渐没落成为本区域外资流出量第五高的国家。
之前统计局的国际收支数据中已经呈现有关问题，过去3年出现资金净外流现象，2007年逾93亿，2008年飙升至261亿，去年则是229亿。这次联合国的年度投资报告，证实了外流的资金绝大部分是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国内企业扩展业务至海外。
坦白说，这份年度投资报告令纳吉领导的国阵政府难免感到难堪。国贸及工业部长慕斯达化提出多项解释，包括全球经济危机、我国基本建设饱和、外资项目需要提升、纺织家具热潮减退等原因，但是似乎没有抓到问题重点。
纳吉自去年4月上任以来，清楚我国面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因此他宣布一系列的经济开放措施，包括开放27个服务业的次领域，撤销30%的土著股权限制，其次是放宽投资银行、回教银行和保险业的外资权限，即由现有的49%增加至70%等，接着推行关键表现指数（KPI），以及即将推行的国家关键领域（KRA），针对公共行政传递系统做出的革新行动。
然而，去年政府的各种努力与措施，似乎不能立竿见影，只能把资金净外流稍微减低约10%（08年的261亿降至229亿），当然希望今年的情况会好转。
根据世界银行的《2009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外资在我国营商的前3项难题是官僚主义，贪污和罪案率，而这3项难题的核心点都指向公共行政体系。最近财政部副部长林祥才接受媒体访问时，坦率指出国内外商家认为有7大弊病导致外资不愿积极投资我国，这7大弊病是官僚主义、繁文缛节、小拿破仑 、招揽外资方式无实效、严重缺乏普通和技术员工、治安差和大马工业发展局（MIDA）官员招商时面对宗教局限。
基本上，去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和最近副部长的指责相差不远，而7大弊病之中，有5 个是和公共行政体系有关，换句话说，公务员的思维、态度、素质、能力等严重阻碍了外资前外我国的意愿。
外资撤离我国，影响甚深，因为不少中小型工业是依靠支援外资厂商生存的。如果外资前往印尼或越南投资，这群中小型企业也不得不出走，因此外资持续外流的背后可能是一连串国内资金出走的状况。
纳吉领导的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以及扭转经济劣势，陆续推行多项措施，从政府转型计划、第十大马计划，到新经济模式，但是他的种种努力，不时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导致有些计划必须做出妥协式的目标调整，有些甚至至今不能出炉。
如果不能果断地处理一些狭隘、极端的政治人物与嚣张、无能的官员，即使政府有再好的计划与政策，终究还是无法赢得外资的投资信心。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8月6日）
政治立場：公務員的護身符？
最近引起大家议论纷纷的话题应该是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与槟州联邦发展官聂阿里之间的开骂风波。
这场骂战的之所以引起全国人民注意与关注的原因，是芝麻小官反骂一州之长，而且还有几位巫统议员公然撑腰，在记者会上为他站台，听他出言不逊地谩骂首长林冠英“卑鄙、没教养”。
聂阿里的高涨气焰确实令人为之侧目，令公众对公共体系中小拿破仑，所能够展现的霸道，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当然，他敢敢如此嚣张，也是因为非常清楚自己后台的实力。
果然首相纳吉表示，林冠英不应该公开辱骂官员，即使官员做错，也要私下给予劝告。接着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马上出来挺下属，他认为聂阿里的自尊受到打击（林冠英指他为“最没用的公务员”），因此他应该对自己的指控做出反击。
日前纳吉口口声声说，政府机构容不下小拿破仑，因为他们是改革计划的主要障碍，但是像聂阿里这样态度嚣张、出言不逊的官员，他又不告诫或惩罚，因此民众对于小拿破仑公务员的理解，与他所指的可能有点不一样。
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表示，他不会更换槟城州联邦发展官，他甚至说，“如果每个州属的州务大臣及首长无法与联邦发展官合作，那怎么办？”难道言下之意，联邦发展官的地位（官阶）比州务大臣或首长还高？
公务员应该秉持中立的办事态度，这也是现代文官制度的基本专业要求。然而我国的公共体制，长期以来面对内忧外患，内忧是“三低”的弊病：管理能力低、工作效率低、人员素质低；外患则是受到贪污的诱惑，以及政治的干涉。
在内外夹攻之下，公共体系的价值观如责任、中立、法治、荣誉等，都难以在公务员心中产生激励作用，因此陷入随波逐流的陷阱大有人在。除了公务员雇用条列（不容易开除公务员）之外，公共体系的困境无法解决，还是有其他原因的。
国阵领袖维护聂阿里的动作，除了让民众怀疑政府的改革计划之外，也给120万公务员做了一个更糟糕的示范。当然，大家都清楚，在国阵执政逾50年下，我国百万公务员／官员，有一定的数量，心态上已经是党政不分了。
对于行政有意偏差或者受到政治指示，之前这类公务员的态度是“只能做，不能说”，可是现在出现像聂阿里的官员，受到执政政府的包庇，公然展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恃无恐，谩骂首长，相信不久的将来，这群公务员的态度会转变成“敢敢做，更敢说”了。
公务员也是选民，他们也投票，但是支持一种政治理念是一回事，听取政党指示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两种思维／态度绝对不能混淆，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了聂阿里事件，是不是意味公开表达政治立场将是公务员的护身符？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專欄（2010年7月30日）
林冠英：《色盲》
范曉琪：《公務員須中立處事》
侯雅倫：《聶阿里的勝利》
鄭丁賢：《大小拿破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