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几个朋友的面子书上，不约而同地看到他们分享的一则短片，该短片显示一名看似10岁左右的小孩在档口炒饭，他的手势纯熟，态度认真，与成年人的熟练度不差上下。我曾前往这家咖啡店用餐，吃过他父亲的炒面线（由于味道可口，所以需要等候），也见过这位小当家，他确实相当努力，帮忙开档、捧菜、收钱等工作。也许习惯工作的关系，他的样子也比同龄小孩看起来成熟多了。
许多年轻朋友纷纷在面子书上留言，赞赏这位小当家的努力与懂事，也感叹现在小孩的“笨手笨脚”。其实“笨手笨脚”的不只是小孩，许多年轻人连煎蛋都归类为“厨艺”的一种，因为他们多数只会煮快熟面，而且还是杯面的那种。
在1970年代许多小贩在做生意时，是全家出动的，所以几乎处处可见小当家的身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一位小男孩，他站在木箱上炒粿条，当年的我（年龄比他大不了多少，）乎用崇拜的眼神看他表演。除了炒功之外，他还得加火炭、扇扇子，以保持火候，不时从木箱上跳下跳上，因此说是表演并不为过。
现在的父母，常常会对孩子说：“你只要好好读书，什么都不要管。”或者“你的工作是读书，家里的事都不用理。”所谓的“不要管、不用理”，通常是指家务或者需要劳动的工作，所以孩子变成“笨手笨脚”都是拜父母所赐。
许多父母对教育有一种错误的迷思，以为“只要把书读好”，孩子就能出头的一天，其实不然。教育的重点不完全在朗诵、记忆教科书的一切，然后把标准答案写出来，因为那只是最基本的读、写、算能力而已。
教育理念是涵盖发展学生的解决问题、沟通、合群、纪律、习惯、自信、独立等能力，而做家务是其中一项让孩子在家里就能够学习以上的能力。我和弟妹在小学毕业前已经学会洗校鞋、摺收衣服、扫地、抹窗、抹地、洗厕所、换床单、大扫除等家务，在那个年代长大的孩子，确实比较不会“笨手笨脚”。
现今父母热衷于让孩子学习各种所谓的才艺，如绘画、音乐、舞蹈等，希望孩子能多才多艺，具有艺术修养，可是到了少年时期，这些孩子个个依然房间不懂整理、杯子盘碗不懂清洗、吃饭不懂盛饭、客人上门不懂倒茶、出门不懂收拾行李，简直像一个生活白痴似的，唉，就算多才多艺又怎样？
不要小看这些处理家务的能力，许多孩子就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与习惯，在住进大专宿舍时，常常引起同房的不满，甚至起了冲突。
欧美国家的孩子，18岁后挥别家人，独自升学或就业或前往国外，往往自信地踏出家门，坦然地走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我们的孩子，在18岁时还得父母担心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即使他们敢离开家人，前往外州或外国升学，父母也往往担心得泪眼相送，甚至每天拨电慰问。
这种情况，说得好听是“天下父母心”，说得难听是家庭教育有待改进。
我的外甥今年上一年级，妹妹教他自己洗校鞋、自己整理房间、出门自己收拾行李，他很快就学会，也乐意去做，我知道后拍手叫好。孩子需要学习自己动手做东西，他们会从完成工作后获得自信与满足感，而这种学习从做家务开始最为恰当。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12日）
好好讀書，什麽都不要管？
小破壞拖累大計劃
上个星期由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领导的表现管理和传递单位（PEMANDU），向国人展示了“经济转型计划”（ETP），作为在10年内达至高收入国的规划之一，而有关计划以12 项经济关键领域（12 NKEAs）（12个深具发展潜能的经济领域）作为未来10年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并以131项先行计划和60项商机的总投资额高达1.38兆令吉来达到有关目标。
“经济转型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希望我国在2020年的人均收入提高至4万6千550令吉，中产阶级人数将增加64%或280万人，高收入阶级则增加3倍或130万人，而要达到这项目标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在未来10年，我国每年平均成长率须达到6.5%。
在投资额方面，1.38兆令吉资金的92%将来自私人界，其余8%来自政府，这显示了私人界将扮演吃重的角色，符合第10大马计划，私人投资每年增加12.8%的目标（每年大约1200亿令吉），也满足私人界的期盼：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然而这项提升私人投资的意愿是需要政府努力推动的，因为从2005年到2010年之间， 我国的私人投资总额只达到马币4100亿元，平均每年只有680亿元的投资，与1200亿令吉的目标是有一段距离的。
根据资料，我国在1990至1997年期间，每年平均成长率是9.1%，同时期的私人投资每年平均成长率高达16.2%，可是过去8年，平均私人投资成长率只有1%。评论认为，私人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共投资与官联公司（GLC）垄断国内主要经济领域，导致私人界缺乏投资项目与意愿。
虽然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在解说“经济转型计划”时，表现出认真与热情的办事态度，有人更觉得他有苹果电脑的创办人贾伯斯的风范，可是独木难支，即使有首相纳吉的加持，也不见得他能够得到来自官僚体系的全力配合。
关于我国公共体系的弊病，长年以来都无法有效解决。我曾多次在本栏提到，我国公务员长期以来面对各种内忧外患，内忧是“三低”的弊病：管理能力低、工作效率低、人员素质低；外患则是受到贪污的诱惑，以及政治的干涉。
除了上述的内忧外患之外，直到最近，国人才发现原来高级公务员拥有的权利之高，竟然是部长也无权定夺他们的去留。两名国中校长发表种族极端言论事件，过了约一个半月，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才表示，他没有直接采取行动对付的权力。
不要以为这件属于教育部的事，不会影响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经济转型计划”，因为有关政策的执行，需要各个相关部门高级公务员的全力配合。如果教育部长没有权利对付逾2000名属于高级公务员的中学校长，那么其他政府部门的高级公务员，各个部长也无权对付了，换句话说，可能有高达数万名高级公务员，是手持“免死金牌”的。
有句话说，魔鬼在细节里，这群公务员往往就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对于各种政策有一套我们耳熟能详的应对方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有种种小破坏的心态如官僚态度、繁文缛节、种族歧视、有意刁难等，导致各种国家政策实行起来事倍功半，最终成了劳民伤财的失败计划。
坦白说，国人对于这个琳琅满目的“经济转型计划”，几乎都抱着观望态度，因为大家心里清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全看官员的作为了。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10月1日）
“外資聘用外勞”的困境
首相署刚刚举行“经济转型规划方案”展示会，为新经济模式设立3 大目标，其中一项为提高国民收入。该方案预计10年后人均收入能提升至4万6千令吉，中产阶级人数将增加64%或280万人，而高收入阶级则增加3倍或120万人，同时估计有60万人将摆脱最低收入水平。
如果有关方案成功落实，那确实是大喜讯。根据2009年全国职业收入研究，国内130万名员工中，约34%员工每月薪金少于700令吉，比我国的720令吉贫穷线还来得更低。
上个月柔佛新山地不佬第四工业区电脑硬盘厂外劳闹事及罢工事件轰动全国（幸亏无人跳楼，不然的话就出现大马版“富士康事件”），这群外劳提出8 个要求，其中一项是要求增加底薪，从每月420令吉，提高至546令吉。
如此偏低的底薪，确实让许多国人吓了一跳，据说这家工厂聘有5千人（是典型的劳力密集电子电器装配工业），难怪类似的企业常常投诉本地工人难找，还时时要求政府检讨外劳聘用政策。
我曾经在本栏的《最低薪金制：企业的挑战》一文中提到，“由于我国过于依赖外劳，或者容易雇佣外劳，导致许多企业与商家过于注重人事成本，而缺乏考量如何提升生产效率，或改进生产流程，或开发新产品等能够产生附加价值的方法。”
目前我国积极吸引资本密集高科技工业的外资，可是本地员工素质无法提升（人才长期外流），导致前来我国的外资还是以劳力密集的装配工业为主，而这些外资聘用的员工几乎都是以外劳，有评论认为，我国已经陷入“外资聘用外劳”的困境。
为了要达到每年6%的经济增长率，政府需要私人界积极投资（每年要增长12%），因此“外资聘用外劳”确实给政府带来两难的问题。如果类似问题不尽快解决，我们可能沦为另一个菲律宾。
菲律宾有9千万人口，可是有超过1千万人离乡背井在全世界打工，当然最为人所知的是菲佣，她们“价廉物美”，最受香港与台湾中产阶级欢迎。除此之外，全球的酒店、客轮等都可以看见菲律宾工人的身影，从清洁工人、厨师到船员，几乎无所不包。
这1千多万海外工人，对菲律宾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做出巨大贡献，可是菲律宾的繁荣是一种假象，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依靠输出人才（大学生当家庭女佣）、依靠海外国民汇回来的金钱来维持国家发展的。
同样的情况，我国不能继续依靠“外资聘用外劳”的模式来生存，虽然它短期之内可以为国家继续带来经济成长，可是长期依赖它的话，整体产业结构无法提升，更糟糕的是我国工人的薪金水平将继续被压低，目前我国有40%的工人阶级和家庭处于贫穷边缘，家庭收入每月不足1千5 百令吉。
纳吉政府提出的新经济模式，基本上是要摆脱“外资聘用外劳”模式，转型为高科技产业，借此迈向高收入国。下个月最低薪金制模式报告将出炉，人力资源部将以地区划分来制定最新薪金制，以符合不同经济环境与需求。
我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政府执行力的强弱是关键，最低薪金制如何实行，可以作为其中一项指标。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24日）
在曼谷體會文化創意產業
上个星期乘学校假期之便，我和太太飞往曼谷走走看看。我们曾经到此游玩，也去过多处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不过那是约15年前的旧事了。现在的曼谷，确实不再是15年前的模样了。
今天的曼谷，在全球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中，它经常高居亚洲第一，每年吸引1400万游客，其中接近四成是欧美人士。之前的红杉军暴动事件（遭烧毁的购物商场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重建工程），令曼谷的旅游业大受打击（至今依然有炸弹威胁），导致最近曼谷国际机场也难以出现人潮汹涌的盛况。
两年前台湾《天下杂志》以新创意、新活力和新风格为准则，选出4个亚洲独特风貌的城市，分别是曼谷、首尔、澳门和台中。在全球化的时代，曼谷最能代表多元价值的创意城市。
近年来，来自泰国的创意，不论在设计、广告、电影、餐饮、spa等领域，都有显著的成绩，并获得国际的关注。其实泰国已经不再是残留在许多上了年纪的国人的记忆中，那个穷困、落后，依靠色情业吸引游客的国家了。
冲着泰国的创意，在曼谷旅游期间，我从旅游资料中得知有两个地点是值得一看，那是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BACC(Bangkok Art & Culture Centre)和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TCDC(Thailand Creative & Design Centre)。这两个中心有一个共同点：坐落在人气旺盛的购物商场区域。 
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对面就是MBK购物商场，从捷运站出来，可以直接走进该中心的3楼。中心大门外有几个大型装置艺术品（时常更换），相当枪眼，这里不用门票、免费入场，里面有画廊，讲堂，工作室，多功能会议厅，小商店及餐室，艺术图书馆等，吸引许多年轻人前来参观（坐落在购物商场区是有其用意的）。
圖片説明：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BACC(Bangkok Art & Culture Centre)外的裝置藝術。
圖片説明：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内部。
圖片説明：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舉辦的畫展，畫家以泰國紅杉軍示威為題材。
圖片説明：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附屬圖書館。
当时该中心楼上是一位居住在曼谷多年的日本人所经营的画廊，邀请20位画家做联合画展， 而楼下则办泰国环境保护摄影展，是一位泰国的环保人士的遗作。中心有多间小商店售卖年轻设计师的各种产品，如服饰、装饰品等，也有特色咖啡馆，而最吸引人 之处是底层的艺术图书馆，室内设计典雅、简洁，是看书的最佳环境。
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则坐落在Emporium精品百货公司的6楼，而其现代设计装潢、时尚风格，与高档百货公司不分上下。我进入参观后（外国人需要出示护照登记），可以这样子说，这里是设计师的学习、寻找资料及材料的宝山，因为除了有与设计相关的英文书籍与资料之外（建筑、服饰、平面设计、摄影、品牌、版权等），它也收集了全世界超过5千种设计材料，从纸张、建筑到室内设计材料都有。
圖片説明：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TCDC(Thailand Creative & Design Centre)。
圖片説明：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的設計師產品展覽角落。
圖片説明：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的設計師產品展覽角落。
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是官方机构，属于泰国首相署属下的知识管理与开发办公室所管辖，也是泰国政府致力开发文化创意产业的典型例子。该中心也设有展览厅，所有展览都是免费参观，里面也有设计产品商店，咖啡馆（不是美式连锁咖啡馆），装潢时代感，与中心设计风格一致，更难得的是该中心几乎满座，证实了泰国设计人才涌现的事实。
圖片説明：坐落在Siam Square的著名創意小吃點Mango Tango。
圖片説明：Mango Tango内部的牆壁。
圖片説明：Mango Tango的招牌套餐：芒果汁、芒果、芒果布丁和芒果冰淇淋。
在 曼谷旅游期间，无论在Chatuchak周日市集，还是市区百货商场，都可以看到许多年轻设计师创业的小摊格和小店铺，售卖产品以服饰和装饰品为主，除此 之外，泰国本土创设的餐馆、咖啡馆、冰果店等，也具有独特风格，从室内装潢、食物味道到品牌建设，标准与规划都不输国际连锁品牌，而这一切新创意、新活力 和新风格的背后，有着官方多年努力推广与支持的痕迹。
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在国外已经是许多政府极力发展的方向。在曼谷，它已经开始逐渐成型了，可是在我国，它对官方机构而言，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这也是令人不禁感到担忧的事。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17 日）
馬來文：必要掌握的義務
近年来治安败坏，许多住宅区频频发生偷窃、抢劫案件，为了制止情况恶化，警方寻求民众协助，因此常常举办警民对话，彼此交流，共同防止罪案发生措施。在类似的会议上，常常可以听到民众提出这样子的要求：最好有懂中文的警员，以协助不谙马来语的民众。
有次我读到这样的报道，有位华裔警长在对话时表示，如果是老年人的话，提出类似的要求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对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应该的，毕竟马来语是我国的国语，我们应该懂得讲马来语才对。
这位华裔警长说得没错，马来语是官方语言，而我国实行国语政策多年，50岁以下受过教育的国民，基本上是应该懂得使用马来文的，除非是文盲，或长居国外，或歧视马来文的极端人士。
在我中学时期的1980年代，SPM的马来文成绩，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升学道路。那年，我的马来文考获7（及格），SPM文凭成了B等，不能升中六（当时私立学院不普遍），只好上班。我总认为学校教导的马来文程度相当高，即使SPM马来文只是及格，我也看得懂马来报章与电影、听得懂马来新闻播报。
后来中年重返校园，由于SPM的马来文成绩不是6以上，所以必须报读大专马来文科目。当马来讲师发回第一份作业时，他问我为何来上课？我如实回答，他不可置信，因为我的水平与其他同学比较（独中生和外国学生），相差太远了。
坦白说，多年来华社对于学习马来文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矛盾的，一方面清楚它的地位，一方面则不积极，甚至有点抗拒多使用它。这种复杂与矛盾情绪的产生，与过去30年，国阵政府在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执行的种种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在经济方面，197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官员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许许多多严重的偏差，偏离了“消除平穷，重组社会”的原定目标，导致华社觉得没有分享国家经济蛋糕的机会。
在教育方面，华文教育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例如华小的拨款远远跟不上发展的脚步，至今依然必须依靠华社全力的经济支持。在文化方面，直到约15年前，像舞狮、舞龙这种表演文化，才没有获得当局的积极干涉，这种情况是今天观看中文电视节目和聆听中文电台长大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长年以来面对各种限制，导致许多华人产生一种“移情作用”，对于马来文的学习，产生一种抗拒、甚至不屑的消极态度。最近10年，中国经济势力大增，中文的价值日益重要，更加剧一些人的功利观点，认为学习马来文是浪费时间等。
其实，作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有学习马来文的义务，它是官方语言，有一定的语文地位，不要忘了，议员在国会或州议会为民众争取权益，必须口操流利的马来语。除非不认同这个国家，要搞移民，不然的话，持有马来西亚身份证是没有理由歧视自己国家的官方语言的。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10日）
《南洋商報》社論：《學習國語天經地義》
言論自由：結實的共識
上个星期，通过面子书在网络上传播的讯息，我和多位朋友都有出席“言论自由进入寒冬？”讲座，聆听时评人唐南发，媒体人林宏祥和电台DJ迦玛畅谈言论自由在我国的言论空间所面对的各种局限、打压的困境。
当晚的演讲厅不大，人群陆续近来，因此显得相当拥挤，而迟到的人还得站在演讲厅外。演讲厅内，主讲人的激情与群众的热情，在不大的空间里交织成一股反对威权打压的强烈声音。
言论自由是民主国家的人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专制国家必须严厉地全面控制的措施之一。我国言论自由的开放程度，多年以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言论空间，时而严格控制，时而稍微放松，全看掌权者面对“打压言论自由”的压力时，所作出的回应。
龙应台在《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演讲中提到：“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经过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治生态，台湾人民对于权力的腐败和压迫的来源，有了深刻的体会。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电视台、电台、平面媒体的言论自由空间，其压迫的来源不单单来自政治权力（虽然它依然是最大的力量），为了避免遭受干预言论自由的指责，政治权力常常间接使用压迫的手段，通过各种不同的管道（广告、收购等），迫使媒体“自律地”、“自我设限地”过滤一些人不愿看见的新闻与评论。
21世纪的今天是网络时代，而网络世界是一个不容易强制审查的自由世界。通过面子书在网络上传播的讯息（比简讯更完整、更广泛），当晚的听众从另一个传播领域获得不能过滤的消息，这也证明了控制传统媒体已经无法完全控制言论的散发与传播。
根据《亚洲周刊》报道，在短短半年间，香港网上电台数目飙升至逾700个，收听率也急升。黄毓民主持的《毓民频道》电台政论节目，点击率高达20、30万次，是香港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网上电台。
香港网上电台大受欢迎的原因是没有审查，这也是当地主流媒体没有的空间，而它的听众以80 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占大多数。这两个原因恰好说明年轻人不喜欢他们接受的讯息必须经过审查，因为他们是网络世代，而网络世界是一个资讯自由流通的世界。
龙应台在1986年的台湾以及今年的北京大学说过同样的话：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而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席“言论自由进入寒冬？”讲座，彼此都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这也是龙应台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9月3日）
龍應台：《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