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前往某所国民中学接太太回家，她前往那里参加公务员考试。考试未结束，我在校园闲逛，看见一辆崭新的巴士停泊在此（可以比美豪华旅游巴士），起初还以为是哪个政府部门派车来接送员工考试，后来仔细一看，才发觉原来巴士是属于这所国民中学的，我觉得有点纳闷。
我向太太提起巴士的事件，她告诉我，她曾经去过一所工艺中学，发现那儿有3辆校用巴士停泊在车棚。我觉得有点纳闷的原因是这2所中学都是“名不见经传”。所谓“名不见经传”是在政府公共考试中，它们没有名列表现最佳的10所中学排行榜。
在槟城，每年国民型中学在政府公共考试中表现都相当优异，可是有哪所中学有豪华巴士型的校车？这里的校车是指由教育部分配并聘请司机的，而不是由学校董事部或家协捐赠或筹钱购买的。
历年来我国的教育拨款都出现严重不公平／人为偏差的现象，导致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国民型中学等，长年面对钱不够用的窘境。除了教师的薪金之外，学校的其他日常开销以及学校发展及维修费用，往往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
近年来，华社对于类似的不公平现象，感到非常不满与气愤，因此对国阵政府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可是华社面对的种种不满，往往只是自己知道而已，许多时候，马来社会是不会理解的。
马来社会不理解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国民型中学等长年拨款不足是有迹可循的。几乎有一半的马来人尚居住在乡镇，而居住在城市的马来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只是稍微比乡镇的开放一些而已。
他们大多数在国民学校念书，只看国营电视节目，只读马来报章及杂志。国民学校的设备齐全、校园广阔，他们也会以为其他源流的学校也是一样的，甚至备有豪华巴士型的校车。
如果电视节目和报章杂志的报道，刻意不提起其他族群面对的问题，他们是无法得知其他族群的感受；如果一些有机心的政客或官员有心在媒体上，做出一些歪曲事实的指控，他们是会误以为真的。他们看到华小校舍富丽堂皇，可是华社还是不支持国阵政府，你说，他们会不会认为华社的要求未免太高了？
最近政府表示，将在第十大马计划5年限期内，落实5岁孩童入学就读一年级的目标。如果不考虑儿童的心智发展因素，单单从国民小学的角度来看，这项计划实行成功的机会蛮高的，因为教育拨款绰绰有余，因此在学额、师资和设备方面，可以说是没有困难。
至于华小方面，所有的负担将再度落在华社的肩膀上。其实政治人物早已看穿华社对教育的心态，我们的两大的教育心态，一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二是“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点”；前者华社将负担学校设备不足的问题，后者华社家庭将负责孩子入学前的教育水平及教育费用，所以说，拨款不足变成好像不是政府的责任似的。
有次我的朋友不解地问我，不是所有的小学都是上下午班的吗？为什么他家附近的国小只有上午班而已？我笑笑地告诉他，国小的校舍足够，所以不需要把学生分配到下午班，华小的课室不够，所以才要上下午班轮替。
他听后恍然大悟，我还没告诉他，关于国民中学有豪华巴士型校车的事，相信他知道后，可能会睁大眼睛。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6 月25日）
好像不是政府的責任似的
納吉不得已的妥協
近来政府在推行多项政策时，似乎流年不利，引起民间及民联的强烈反弹。在面对庞大的反对声浪下，政府不得已必须做出改变、取消、收回等决定，导致陷入无能、缺乏考量的执行困境。
从1千令吉交通罚款建议、发出赌球执照、14支庄香烟期限、统制品执照到2个津贴数额，都是一连串的政策出现各种反反复复、朝令夕改的典型例子，让民众觉得政府总是仓促行事，或者抓不到解决问题的重点。
虽然多个政府部门都出现决策上的错误，可是根据最新的独立民调，民众对纳吉的满意度，从今年4月的69%升至5月的72%，创下新高点。三大民族中，印裔的满意度80%为最高，其次是马来裔高达77%，至于华裔的满意度也超过一半高达58%。
纳吉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可是他一手推行的改革目标，如政府转型计划、新经济模式和“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根据独立民调只有大约50%的民众相信能达到目标。超过一半的马来人和印度人相信纳吉的改革能成功，可是只有30%的华人比较乐观。
评论人陈亚才指出，纳吉的个人声望只让他自己受惠，无法为国阵成员党如马华和国大党带来任何效益，成员党转身面向本身的族群时，依然面对许多悬而未解的老问题。
纵然纳吉有如此高的人气，还是无法荫庇马华和国大党，连巫统内部的声音也不是一片和谐，所以马来极端组织Perkasa才能趁势而起。依不拉欣阿里在土著经济大会上，当着纳吉面前说：“我们不同意新经济模式。”
纳吉是全民首相，他推行“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可是他更是巫统的主席，一个以捍卫马来人权益与文化为斗争目标的政党，他拥有如此高的支持率，也同时面对同样高度的挑战。
关于Perkasa的真正目标，我曾在本栏的《納吉的難處与矛盾》一文中提到，新经济模式的重点是推动更公平政策，开放更多经济领域，加强国家竞争力，可是就是有一群人不甘愿眼巴巴看着手中多年来不劳而获的各种利益，就这样子不见掉，因此以“宪法赋予马来人的特权”挂名，实为保护自己利益的盘算。
对华社来说，Perkasa是极端组织，可是马来社会可不怎么认为。他们一般认为Perkasa在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民族权益，正如董教总为华文教育争取权益、Hindraf为印度社群争取权益一样。
我们可以不同意这种说法，可是我们不容易改变这种看法。毕竟我国自独立以来，民族主义一直占据主流的政治思维，某个政党为某个族群争取权益，各自族群都有自己所谓的民族英雄（敢怒敢言、拔剑举剑），而这种政治斗争极少出现双赢结果，往往以牺牲某个族群的利益来完成所谓和谐、团结的大目标。
作为巫统的主席，纳吉无法忽视Perkasa的存在，也不能拒绝它，不然会被贴上“反马来人”的标签，这是民族主义政治的死穴。
第十大马计划出炉，土著企业在整体经济上拥有至少30%股权的目标保持不变，并鉴定5个行动来援助土著。来自Perkasa的压力奏效了，纳吉的高人气支持率也抵挡不住来自族群的压力，他不得不妥协，而这个妥协的决定也应验了70%华人对他的改革目标没有信心的民调。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6月18 日）
《納吉的難處與矛盾》
作者：歐宗敏
纳吉上任一周年，根据默迪卡民调中心发表的民调数据，他的总体支持度高达68% ，在印裔社会和华社的支持率方面，前者是51%，而后者是46%，种种迹象显示他是受欢迎的国家领袖。
不过作为巫统的主席，纳吉对于另一组民调数据则不这么乐观了。巫统在印裔社会和华社的心中，几乎是一个没有作为，甚至被鄙视的政党，因为支持巫统的印裔族群是13%，华裔族群则只有6%。
这个民调数据折射出纳吉作为巫统领袖和国阵领袖，两个党国身份潜在的难处与矛盾。
在去年10月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巫统主席的纳吉，把“一个马来西亚”的论述说得清清楚楚，也博得满堂喝彩与欢呼。我也在本栏的《纳吉时代正式开始》一文中提到：“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严厉冲击巫统的基本政治理念，它意味着巫统必须走出种族主义框框，扩大视野与心胸，为全国人民斗争，不能只顾着马来人的利益。
可是那场大会上的热烈呼声与响亮掌声，并不意味着代表巫统上下党员已经达成共识，毕竟一个以捍卫种族权益作为奋斗基础的政党，要他们在短时间内作出180度的转变，是艰难的。
巫统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党内的右翼派系开始反扑，陆续发出极端、刺耳的噪音，例如纳吉前特别助理纳西尔的“印度祖先乞丐论”与“华人祖先娼妓论”、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的崛起及其主席依布拉欣阿里的种族主义之上的不堪入耳言论、巫统雪州署理主席暨农业部长诺奥玛的“华印先贤支持维护马来人主权”言论等，他们似乎对首相时时提起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表示不认同甚至做出挑衅的姿态。
一年以来，纳吉常常向民众做出“一个马来西亚”的“一阳指”手势，可是他的一阳指神功却没有直戳这群政客的要害，教训他们一番，也没有点中他们的哑穴，逼他们安静下来，相信在未来的日子，类似伤害种族和谐的言论依旧会不时出现。
无风不起浪，类似的极端、刺耳噪音，咋看之下，似乎是巫统种族主义分子捍卫民族权益的凛然行为，其实不然。
日前纳吉公布新经济模式，是继政府转型计划之后，第十大马计划之前的重要经济课题。新经济模式的重点是推动更公平政策，开放更多经济领域，加强国家竞争力，可是就是有一群人不甘愿眼巴巴看着手中多年来不劳而获的各种利益，就这样子不见掉，因此以“宪法赋予马来人的特权”挂名，实为保护自己利益的盘算。
纳吉对待这些类极端、刺耳噪音的态度，显露了他的难处与矛盾。不管是容忍，不理会，还是姑息养奸，纳吉就是没有展现果敢、无惧、强硬的领导特质（除了霹雳变天之外）。雪州议长邓章钦评论纳吉，一针见血指出：“到今天为止，纳吉也只能在旧有的体制上，进行战略性与策略性的调整，不论是在经济或者政治领域，都是如此。”
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政府转型计划、新经济模式及第十大马计划能否有效执行，将决定未来国阵是否继续执政中央，因此他应该凭着人气高涨的民意，果敢地处理巫统的右翼派系（还有120万公务员），因为这些都是他的难处与矛盾的所在。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4 月16日）
削減津貼，更要肅貪
最近贸消部下令所有销售白糖、面粉、食油等统制品的商家，必须申请零售执照，而店内存放的白糖不可超过200公斤，否则将会受到惩罚。这项规定一出炉，马上引来零售与杂货业界的一片反对声，有些业者甚至酝酿展开罢卖行动。目前传统杂货店的生存空间已经不大，再加上种种繁文缛节，这也难怪有关业者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弹。
贸消部实施这项规定的主要目的，不外是避免商家囤积统制品而导致市场缺货，以及减少边界地区日益严重的白糖走私问题（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间接削减统制品津贴的刻意安排。
政府通过管制商家售卖统制品的措施，可以大量减低它的销售量（也减少需求量），从而减少有关的补贴。这样子的做法，政府能够巧妙地绕过统制品必须涨价的困境，也把统制品间接地控制在某个水平的销售量。
当然，政府限制统制品的销售量的措施，会让人民觉得是个变相的粮食配给制（上个世纪共产国家必用的控制粮食措施），也会让人民觉得莫名其妙，国家又没有发生饥荒，干嘛来这一套？
前阵子，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宣布，如果我国现有的津贴制度继续维持下去，大马国债将飙升至1万1580亿令吉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届时我国将步上与希腊一样的绝路，国家宣告破产。他也提出分5年全面取消12项津贴的建议，包括从今年6月起调高汽油价格；5年后，每公升汽油价格将会是2令吉60仙。
其实政府在今年2月已经透露要削减补贴开支的意愿，首相纳吉为“一个马来西亚经济大会”主持开幕时说，政府无法承担高度补贴金额，最终将取消各行业津贴，以减轻财政负担，也让能源价格符合市价的水平，而这也标志国家经济正在转型中，工商界须具备更大的竞争力。
我曾在本栏的《取消津贴、全面转型》一文中提到，津贴机制在短期之内是有效协助国民在生活开支上获得减轻压力、企业在成本上具备竞争力，可是如果是长期实行的话，它将带来许多不良的后遗症，因为它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适者生存原则。
正如依德利斯所言，我国是世界上提供最多补贴的国家之一，而过去5年的出口税收、关税、销售及服务税等都停滞在低于300亿令吉，政府现今主要是依赖国油、石油税、石油盈利税、公司税务和个人所得税。
如果从我国政府的收入来看，确实是大问题。根据目前的耗油量，我国可能会在2014年沦为石油进口国，届时相信国家收入将大受影响。除此之外，政府从个人所得税获得的税收也不多，只有3百万国人有资格纳税，占全国工作人口约30%而已。
依德利斯是政务官，不是政治人物，所以他避重就轻，不提起除了削减津贴以外，其他可以减少开销的方法，例如全国上下都知道的加强国家的财务与行政管理，以及严厉惩罚滥权贪污官员。
2009年总审计师报告揭露，政府在采购方面造成高达280亿令吉浪费；而世界银行对我国贪污情况的评估也指出，我国每年因贪污活动而导致的损失高达100亿令吉。
去年政府所提供的各项津贴高达740亿令吉，而前面提到的浪费与贪污则是380亿令吉，刚好占津贴的大约一半，所以说，单单高谈削减津贴开支，不谈对付贪官污吏，肯定会引起反弹的。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6月11日）
歐宗敏：《取消津貼、全面轉型》
感謝國家不是怎麽一回事
中国深圳的台资富士康工厂，今年1月至今，连续发生13员工自杀事件，其中12人跳楼，1人割脉，酿成10死3伤惨剧。富士康台湾亿万富翁郭台铭的鸿海集团属下的电子代工企业，也是世界第一大电子代工厂，其顾客皆是世界著名品牌如苹果，戴尔电脑等，单单深圳工厂的员工就高达40万人。
我国中文媒体对于富士康深圳员工连续12跳的新闻，作了相当大篇幅的报道。对于“富士康事件”，一般人的最初理解，多数认为与“剥削员工”、“无良企业”等有关，这是无可厚非，毕竟员工“以死明志”的震撼是巨大的，更何况死了10人。
经过多日搜寻的资料显示，其实富士康并非是以剥削员工致富的“血汗工厂”，它提供的福利，确实比其他中国企业好得太多了，例如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加班有钱拿，安排住宿等。当然这些所谓的福利，根据我们的常识，这是员工应有的基本权益，可是国情有别，所以中国才会出现类似“血汗工厂”特有名词。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它是典型的粗放型加工产业，换句话说，整体制造产业结构是低价值产业链。粗放型加工产业依靠的是低廉劳力，而发展代价则是剥削员工、环境污染等。类似的粗放型加工产业，韩国、台湾、香港都曾经走过，今天他们的知识分子常常会批判，所谓“经济奇迹”的背面，尚有许多至今都无法还原或复原的发展代价。
可是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香港文化评论人梁文道担心地写道：“在大陆，同一批学者前几年还在批判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之后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遍地开花的“血汗工厂”），如今他们却忽然告诉我们原来中国走对了。原来我们不是世界工厂，我们这叫“中国模式”。”
所谓的“中国模式”还能走下去吗？
根据报道，过去2个星期，中国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工潮，从北京、上海、重庆、广东、云南、河南等均爆发罢工，可能成为1989年“六四”事件后，另一场冲击中共政权的运动。
中国新一代工人，尤其是80后（1980年代初生）的城市居民，与父辈比较，他们是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长大，教育水平也较高，对于贫富相距过大有深刻体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不再只是吃得饱和穿得暖而已。
中国最红火的年轻作家韩寒在部落格写道：“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得饱和穿得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这个政府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还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数据和冰川时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
韩寒的揶揄，“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我们也相当熟悉，不是吗？我们也听到一些政治人物／领袖不时提醒我们，“你们有饭吃，有华文读，有中文报章看，要感恩”，不是吗？
中国新一代工人利用工潮来表达，感谢国家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我们也会用选票来表达，感恩也不是这么一回事。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6月4日）
中途沒被抽掉一部分
有年轻朋友在观赏电影《岁月神偷》后，对于1960年代的香港，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想象不到，在那个年代，香港的贪污风气竟然如此猖狂。电影中，主角一家四口的鞋店是违规建筑，因此定期要交保护费给洋人警察，每逢中秋也要送月饼给他。在医院，护士连打针、拿热水也要收钱，主角为了输血给患血癌的孩子，甚至要去当铺典当。
年轻朋友港剧看多了，也知道香港有个廉政公署，打击贪污，效果显著，只是他们没想到，在廉政公署成立前（1974），原来香港也曾经贪污成风，人民生活如此不堪。
上个星期，被香港通缉34年的“五亿探长”吕乐以90岁高龄在台湾逝世。在1970年代，一位香港探长竟然能贪污敛财高达港币5亿，确实匪夷所思。后来在廉政公署成立前，48岁的他提早退休，带着家人移民加拿大，再逃至台湾，留下一世骂名。
今天香港的清廉程度，获得国际高度评价。全世界最清廉的10个国家，亚洲只有香港和新加坡有这个能耐，几乎年年上榜。
最近曾经三度登上中国富豪排行榜首的黄光裕，终于被认定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中国法院判决他有期徒刑14年，罚金人民币6亿，没收财产2亿。
关于黄光裕的罪行，去年我曾经在《总统与首富的贪婪》一文提到，黄光裕兄弟涉嫌骗贷、诈骗、套汇操纵股票、侵占股东利益、虚假文件、偷税漏税的犯罪行为，而多年来他们花费几十亿人民币，在中国中央部门、高级法庭及地方政府，买通逾千名各级官员作为其共犯结构，大肆发展其黑金贿赂网络，而多年来在洗钱套汇方面，犯罪金额已经高达上百亿人民币！
如果从中国贪污罪最高刑法是死刑的角度来看，黄光裕受到的惩罚，与其犯罪恶行比较（涉及逾千名官员），显然是不对称的，换句话说，黄光裕的判刑太轻了，起不了阻吓作用，也难于展现司法公正的典范。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腐败风气一直以来是中国政府难于控制及消灭的大弊病。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打击众多贪官污吏时，曾经发出肃贪名言：“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收藏。”
可是多年以后，中国腐败风气依然盛行，黄光裕案件的发生说明了一切。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有结构性的缺陷，不容易推行廉政，去年香港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带点调侃，却又一针见血的说道：“朱镕基曾说为贪官准备棺材，中国恐怕没那么多木材做棺材。”
上周大马国际透明组织出版《改革大马的政治献金》新书，在推介礼上主席刘胜权指出，根据世界银行估计，2008年我国因为贪污活动，一年损失高达100亿令吉，而国家总稽查司报告也揭露，过去几年，政府在采购方面因为人为疏忽造成的损失高达280亿令吉。
我国在肃贪方面，向来交不出亮丽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每次谈到廉洁政府，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李光耀的话。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写道：“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番话依然铿锵有力。
纳吉信誓旦旦要带领我国迈向高收入国，让人民收入翻一翻，可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全世界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十大与全世界最清廉的十大，分别进入2个不同排行榜的10个国家，几乎都是一样的。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5月2日）
歐宗敏：《總統與首富的貪婪》
民衆支持取締骯髒食店
那天在浮罗池滑一带处理事情，经过几间咖啡店，发现它们都没有营业，里里外外都有人在进行打扫、洗刷、清理及油漆等工作，仿佛正在大扫除准备过年似的。有一些人在对面观看，当我走过他们身边时，他们边看边说，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卫生情况恶劣的埋怨声。
上个星期槟城卫生局执法人员及市议员在浮罗池滑与新关仔角一带的咖啡店与餐厅进行突击检查，结果有4家被下令停业14天，以改善卫生水平。其中一家被关闭的餐厅，其厨房的卫生情况非常糟糕（蟑螂老鼠横行），连市议员也忍不住批评，厅堂美轮美奂像新加坡，可是厨房乱七八糟像菲律宾。
被训令关闭的3家咖啡店，都是经营几十年的老店，浮罗池滑一带的居民对它们相当熟悉，一家三代都是顾客。坦白说，虽然这3家咖啡店的生意不错，各种小食也美味，可是长期以来其卫生水平确实有问题。
当关闭消息传出后，至今我还没听到有关卫生局不公的声音，大家都批评咖啡店的卫生情况太肮脏（几乎引起“公愤”），甚至还有人抱怨为何市政局直到现在才采取行动。有位小贩表示，他曾经好心向咖啡店老板反映环境卫生需要改善，可是却遭到对方一句：“别鸡婆”的冷漠对待，现在咖啡店被暂时关闭，连累大家一起“喝西北风”14天。
槟岛市政局从去年10月开始，曾经到446家咖啡店及餐馆巡视及打分，并发出488张传票给违规者。这次卫生局的突击检查是接到市政局的违规名单（评分50分以下），再次进行鉴定，发现卫生水平依然没改进，因此发出关闭14天训令。
这次卫生局的行动，有要求反贪局官员随行（凸显执法行动的公正），也让媒体记者作一手报导，而类似的安排，更获得平面媒体的重视，各报章都图文并茂大事报导，让当局的杀鸡警猴手法获得显著的效果。
我曾经在本栏多次提到，违规小贩、饮食店、小贩中心以及他们的卫生问题是槟城迈向更清洁、舒适、文明、现代化社会的其中一个大障碍。多年以来，这些老问题都没有获得市政局的积极处理，除了懒散、消极的执法态度之外，当然也包括各种政治势力的介入，因此才造成许多小贩、咖啡店、餐馆等有恃无恐（甚至自认有“解决”方法），根本不把各种条例及法令当一回事。
市政局要积极处理类似违规小贩行动，肯定会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例如警察宿舍附近的人行道，警察家眷开档作饮食生意是常见的，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廉价组屋附近的人行道上，相信市政局要取缔得花费一番功夫。
无论如何，这次卫生局高调展开突击行动，一举关闭4间咖啡店与餐馆，值得赞扬，也获得民众／食客的支持。作为槟城人，我们希望市政局的各种取缔与执法行动，必须不间断地长期有效执行，因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旦执法行动松懈下来，各种违规事件肯定又快速滋长。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10年5月21日）
新聞：突擊檳城Pulau Tikus 及 Gurney Drive，4食店衛生不及格暫關閉
新聞：威省市政局突檢28餐館，9間髒店被查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