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吉時代正式開始

巫统全国代表大会刚刚落幕,巫统主席纳吉的政策演讲中,以全民最终目标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论述最为响亮,他把“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融入/冲击巫统,一个以捍卫种族权益作为奋斗基础的政党,不得不让人觉得他的信心与勇气,已经升至最高点。

趁着“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在巫统大会响翻天之际,首相纳吉打铁趁热,宣布明年开始将9月16日列为大马日,同时也是公共假期(他后发先至,抢在民联之前,赢了一个马鼻),向全体国民展现更凸出、全面的“一个马来西亚”精神。

首相纳吉自4月初上任以来,在百日执政之时,我国对外的经济政策有了重大的突破,也作出了大幅度的改变。半年后的今天,他倡导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在获得巫统代表的认同与肯定后(我们必须了解事实,在国阵政府治理下,巫统的利益驾凌于国家利益之上),基本上已经成功纳入国家发展的轨道,而属于纳吉的时代正式揭开序幕。

由作为首相的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无论公共体系或者官方传媒如何大力宣传,都比不上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巫统党员的全力支持,来得重要及踏实。

“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严厉冲击巫统的基本政治理念,它意味着巫统必须走出种族主义框框,扩大视野与心胸,为全国人民斗争,不能只顾着马来人的利益。

纳吉的巫统改革政策,当然,也获得巫青团长凯里的积极配合(他审时度势,所以没有举剑动作),他提议以“马来人领导”取代“马来人主权”概念,并以“青年的5个原则”(团结、原则、包容、合时宜及积极),作为巫青斗争的全新方向。

巫统并非种族主义政党,纳吉在巫统大会上指出,1969年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后,虽然巫统可以凭一党之力执政,可是它却没有这样做。在8个月内,我国恢复民主制度,巫统与国阵其他成员党合作,继续容纳各族文化与母语教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影响我国经济、政治与民生长达几十年的新经济政策,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当然,历史的诠释角度,往往随着时代趋势与政治需求,有所改变,而政治人物会提出合理的解读。巫统并非种族主义政党,这种说法似乎不能成立,不过纳吉倒是有意愿扭转大方向,在他的领导下,把巫统打造成非种族主义政党。

本届巫统代表大会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修改7项党章,增加中央代表名额(从2千名激升至14万名)、取消提名固打制、增加女性中央代表(以达到30%目标)等,以杜绝多年以来争议不断贿选问题。

根据报导,有关修改党章议程,在2千名中央代表的一片欢笑声中,以集体声浪与集体举手方式,全面通过。如果以乐观的角度来看,巫统党员的确有杜绝金钱政治的决心,希望一改多年买票贿选的恶习与传统。

纳吉善用308大选的海啸效应,抓住巫统党员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心态,以“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和修改党章,下两帖猛药,希望妙手回春,巫统沉疴顿愈。

巫统是否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当然,这有待观察,不过纳吉以“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分别贯穿国家与巫统的政策,算是成功树立起他的政治理念,也显示他的时代已经正式开始了。

(2009年10月23日)

延伸阅读: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


我們是能讀兩種中文的人


——繁簡共用:大馬華人的優勢


上周我撰写有关槟城中文路牌繁简争议的文章,之后有接到一些朋友的回应和看法。不过,多数人的态度是无所谓,有位朋友甚至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吃饱没事做?繁体简体的中文路牌,你不会看啊?我们都是能读两种中文的人,管他什么体!不要写日文就好了。哈哈!”

就是因为有像我们这种能读两种中文的人,方能体会繁简皆通的优势与灵活,所以觉得更应该保持/维护这项难得的优势,一种马来西亚华社特有的繁简共用的多元优势。

虽然26年前教育部开始在华小全面采用简体字,可是并没有淘汰或禁止使用繁体字,因此繁体字的应用,在我国依然蓬勃。

我国的中文报纸(作为学校以外最重要的中文教育推广单位)在繁简体运用方面(包括报纸的网页),基本上可以分为3种:简体字,繁体字和繁简共用。他们在繁体字传承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提供一个学习平台,让年轻一代通过阅读报纸或其网页,“识繁写简”,成为能读两种中文的人。

谈到使用简体字的重要,通常会有这几个耳熟能详的重点跳出来。第一,遵照中国的步伐;第二,与世界接轨;第三,容易书写,利于推广,对于扫除文盲、普及化,起了作用等。

上述的说法,纯粹是中共政府对于使用简体字的政策作合理化的解释,它主要的诉求对象是中国国民。虽然我们的华文使用政策基本上跟随中国大陆,可是我们不是中国国民,因此对于那一套官方说辞,我们实在没有义务及必要,毫无怀疑的全盘照收。

针对第一点,我们基本上跟随中国大陆的华文使用政策,但是不一定全盘跟随,我们有各种取舍的权利(继续使用繁体字不代表固步自封、开倒车,反而是在传承祖先写了3千年的汉字),也包括规范华语的在地化这一块(这是另外一个重要课题)。

第二点“与世界接轨”是一个误导。根据资料,全世界约有3、4千万人使用繁体字,而这3、4千万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与香港),换句话说,除了中国大陆使用简体字之外,目前繁体字依然是全世界海外华人使用最普及的中文,而未来50年全球还是会有数千万人在使用它。

第三点“容易书写,利于推广” 更是似是而非的说法。难道只有智商较高的人才能学繁体字?难道台湾与香港的小孩比较聪明(还有当年的我们)?难道为了“利于推广”,英国人会把英语简化,例如把go, going, gone, went语法改为只用go则可?

我不是反对使用简体字,而是反对那些认为只有简体字才属于所谓“正统”、“权威”、“趋势”等的说法与观点,这有点像把繁体字当“破四旧”看待,也间接地打压它生存的空间。

我们有必要认清楚我们生活环境的多元文化特色。我们拥有繁简共存的空间,就不应该自我阉割,把它沦为单一的空间。我们要时时强调拥有多元化的空间,因为它是我们的优势与骄傲。

针对槟城中文路牌繁简的争议,州政府已经开始推行网上公投的活动,让人民来决定。对于这项公投活动,我有一些看法。如果人民反应热烈,有数十万人参与,那是最好不过了。如果只有数百或数千人参与(槟城有逾百万人口),那么公投的成绩能算是反映民意吗?

假如公众反应不热烈,那么州政府应该以槟城的多元文化特色作为考量,选择繁简共用的中文路牌,在一个路牌上使用繁简双体字,或者路头与路尾各别使用一种繁简体字,让我们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或者台湾总统马英九到访时,展现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能读两种中文的能耐。

(2009年10月16日)

延伸閲讀:

我们是能读两种中文的人(原文)

新闻:古迹区中文路牌繁简民调

李耀祥:《用正體字錯之有?》(原文刊登于《星洲日報》09年10月21日)

沈志偉:《簡體真的是大趨勢嗎?》

杨欣儒:《中文路牌采用简体字何错之有?》

杨善勇:《繁简在槟城的大街交汇》

《光华日报》网页

《星洲日報》網頁

《光明日報》網頁

《南洋商报》网页

《中國報》網頁

《東方日報》網頁


繁簡共用是中文路牌首選

最近槟岛的中文路牌出现使用繁体字与简体字的争议。对许多人来说,目前我国的华文教育已经采用简体教学多年,因此选用简体作为中文路牌是理所当然,不过槟州古迹信托会则表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有关中文路牌是设在古迹区,使用繁体字才适合。

对于有关的争议,州政府的解决方法是进行公投,由公众上网投票或者到古迹信托会索取投票表格来做决定,日期是10月12日开始为期2周。

关于繁体字与简体字的争议,在我国已经早已不是课题了。我们已经习惯使用简体字多年,不过也没有淘汰或禁止使用繁体字(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中文使用政策不同)。基本上,除了学校的作业及考试不允许之外,我们的书籍、报章、部落格、商店招牌、广告文案、商业名片等几乎都是繁简共用。

在这里繁简共用的情况是无可厚非的。教育部在1983年推行小学3M制度时,开始在华小全面采用简体字,换句话说,34岁以下的年轻人是简体字的一代。如果以70岁作为一代,那么使用繁体字的人也刚刚好占了一半。

虽然我国的华文使用政策基本上跟随中国大陆,可是使用繁体字的空间依然存在,而且在未来它有必要继续存在。

古迹信托会秉持中文路牌采用繁体字的理由是有根据的。

首先,古迹区的种种中文书写(牌匾、碑记、商店招牌等)几乎全是繁体字。如果以整体规划、视觉美感、历史氛围的观点来看,有繁体字的中文路牌显然较适合的。

其次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繁体字是最重要的传统中华文化之一,我们实在不应该让祖先写的字,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断送。有繁体字的中文路牌可以让年轻的一代(尤其是学生),“感觉”繁体字的“重要性”(中文路牌具有“官方、正统、权威”的味道),以及开始重视与学习繁体字。

最后是繁体字显现中华文化多元的一面。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槟城的特色是多元文化。除了华巫印不同种族、文化、宗教的多元文化之外,这里的中华文化也显露多元的特色,包括福建、广东、客家、潮州、海南等不同的地方文化(方言、风俗祭礼、信仰祭祀、饮食、建筑等),因此在华社在文字使用方面,实在不必要拘泥于单一的简体字或繁体字,应该继续保持繁简共存的多元特色。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的槟城,在吸引华人游客方面,有时实在不需要为了迁就某群游客,而牺牲原有的传统特色和风格。近来每天约3千中国大陆游客前往台湾,可是台湾当局不会大量使用简体字来迁就他们。同样的道理,多年来我们的大量中年及老人家前往中国旅游,也不见他们增设繁体字的旅游资讯来迁就我们。

许多人认为,简体字将是未来学习华文的唯一选择,其实不然。近来中国大陆有开始出现恢复繁体字的呼声,去年有21位文艺界政协委员会联名提出《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发出“振兴繁体字”的呼吁。

今年4月中国最夯纪录片《汉字五千年》的总策划和撰稿指导麦天枢,谈到繁简体字之争,他相信最终会改回繁体字,繁体字才是华人文字和文化的根源。他说:“汉字出现已有三千两百多年,简体字才几十年,它是外界压迫下一个不得已的、令人棘手的选择。”

关于槟岛中文路牌使用繁体字与简体字的争议,我认为首选的解决方法是繁简共用,例如“林萃龍醫生路/林萃龙医生路”。其实类似的做法在许多家电使用手册里可以见到(两种中文说明),而也有人选择在名片的正反两面上,分别印上繁简两种文字,以符合实际要求。

类似的繁简共用中文路牌,在成本上不见得会增加多少,并能平息繁简的争议,又能方便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游客,更能展现槟城华社“识正书简”与“写繁识简”的多元传统与特色,何乐不为呢?

(2009年10月9日)

延伸阅读: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

新闻:槟民投票决定繁简路牌

新闻:古迹中文路牌简繁体争议


讀書人欠債不還

上周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首席执行员尤努斯受访时披露,大专毕业生拖欠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人数高达2万6千多人(24%),累计欠款大约4亿令吉。

虽然大专毕业生欠债不还已经不是什么爆料新闻,可是欠债人包括艺人、政党人士及属于收入颇丰、社会地位不低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等,让人不禁摇头叹息。

去年8月该基金把逾2万6千名欠债人的名单交给移民局,以限制他们出国。这项措施实行后,只有区区4%或1千零18人还清约2千万令吉的贷款,看来这项措施不见得有效。

大专毕业生拖欠贷款不还的恶习,PTPTN不是唯一被拖累的单位。去年10月,槟州政府公布首批拖欠“槟州学生教育贷学金计划”名单,有639人“金榜题名”, 欠款高达1千1百万令吉,更离谱的是有些毕业生拖欠近20年也不还!(有位朋友缺德地说,搞不好他们要用冥府纸钱来偿还)

我在《一些老掉牙的偏见》一文中,针对这批拖欠槟州政府教育贷学金名单中,有一半是华裔子弟的事实,提醒常常自以为是的我们,要抛开“欠债不还的都是马来人”的偏见,不要再以种族与肤色来认定其道德和品格的优劣。毕竟没有天生就要拖欠贷学金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只有松懈的追债程序、沉沦的道德观,导致他们有机可乘。

坦白说, 4亿令吉的欠款和2万6千多位的欠债人,也曝露了PTPTN的追债程序和方法不够专业与积极(应该向商业银行取经)。单单把名单交给移民局,以限制他们出国的追债措施,确实没有达到杀鸡骇猴的警戒效果。这些欠债不还的读书人似乎有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冥顽不灵。

坊间评论认为,PTPTN应该向欠债人实施高利息作为惩罚,并与公积金局和内陆税收局联手,通过两局提供的资料,更有效地向欠债人追债。除此之外,PTPTN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手法,如起诉、查封资产等,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上周我在本栏的《作弊抄袭不是校园小事》一文中,针对大专的作弊、抄袭、剽窃风气横行,一代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将受到扭曲,深感担忧。而高达24%欠债不还的大专毕业生,更是凸显诚信、责任的沦落。

2年前,反贪污局总监宣布,根据该局和国民大学于2003年联合展开的调查发现,只要有机会和赋予权力,30.5%的大专生有贪污的倾向。无独有偶,欠贷款不还的大专毕业生也高达24%,两个数据相当接近,有互相印证彼此观点的作用,也说明了现今有三成知识分子出现腐败行为的严重性。

近年来高教部雄心万丈,拟定计划及增加拨款,希望把本地大学打进世界500所大学排行榜的前200名。当然有企图、有计划是好事,不过也不能只靠奖励来行事,面对不负责任、自私、贪婪的大学生,当局不该再持有姑息养奸的态度,应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来解决,以免陷入养虎遗患的困境。

(2009年10月2日)

延伸阅读: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

欧宗敏:《一些老掉牙的偏见》

Wong Chun Wai:《 Shaming Them Is The Price To Pay》


作弊抄襲不是校園小事

两个星期前,吉隆坡一所华小的家长投诉,指校方在小六评估考试的国语作文试卷前召集学生,除了念出看图造句的5个句子之外,也在黑板上写下一些重要的词汇,并分派范文给学生背。

后来学生进入考场,发现看图作文和作文题,竟然与老师召集时提供的资料吻合。校方 “考前特别召集” 的安排,的确惹怒了这位家长,他批评校方为了学校成绩排名,不择手段,对于小学生的人格道德修养,做出极度恶劣的示范。

事件发生后,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表示,经过调查发现有关试卷并没有发生泄题,只是有关学校碰巧预测到相关的考题。那位家长对于副教长的解释,深感不满,他觉得 “碰巧预测到相关的考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这位家长的忧虑与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一种教育理念是把学生的考试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反而都肯定学生的品德与修养才是最重要。如果一位老师觉得通过“碰巧预测考题”可以“帮助”学生考取佳绩,那么他实在不清楚自己作为老师的职务、专业与操守。

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家长与教师,认为这位家长过于迂腐,或者小题大做,在他们的观念里,类似的“碰巧预测考题”事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穿了,这只是教育体系里的潜规则嘛。

有些小学老师可能认同“碰巧预测考题”不是泄题,那么大学讲师出版有关如何撰写履历表的书籍,内容与网上资料几乎一样,也是一种“碰巧”吗?

博大2名讲师6年前撰写的一本书,涉嫌抄袭哈佛大学、艾尔比奥学院网站文章,事件曝光之后,其中一名作者已经否认抄袭,并认为是书写表达方式的不同。

假如一位小学生在接受“碰巧预测考题”不是泄题,或者作弊,那么在往后的大专日子里,把别人的文章稍作修改后使用,认为是一种书写方式,并不觉得是抄袭,或者剽窃,那是我们教育理念出状况?还是他个人品德出状况?

我国大专院校的抄袭风气盛行,2年前曾经爆出大专生聘请“枪手”代写论文事件,甚至公布论文收费价码及“服务范围”,当时马大、工大及博大校长皆异口同声否认(反应意料之中),不过曾在国民大学服务长达25年的槟州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教授,清清楚楚知道抄袭风气的严重性。

在国大服务期间,拉玛沙米教授曾亲自调查一名讲师出版10本书籍都涉嫌抄袭的案件。他把调查报告交给大学当局,该名讲师被冻结升职加薪,可是后来该名讲师却获调派到北方大学出任教授职位!

我国大学的学术不够严谨,主要原因是教职人员没有学术公平、学术自由、坚持专业等的大学理念与认知。去年理科回教大学的一位法律讲师,发现有65位学生的成绩经过校方调整,以通过回教法律的考试(之前考试成绩都不及格),她曾向高教部投诉有关事件,可是接获的回应却是没有发生任何舞弊事件。

虽然该名讲师已经辞职,可是她依旧不满高教部与大学的处理方式,因此最近她报警,以及向反贪委会投诉,希望当局再度展开调查行动。她的控诉会受理吗?相信大家都心照不宣。

2年前,反贪污局总监宣布,根据该局和国民大学于2003年联合展开的调查发现,只要有机会和赋予权力,30.5%的大专生有贪污的倾向。如果莘莘学子接受“碰巧预测考题”不是作弊、把别人的文章稍作修改后使用不是抄袭,那么高达三成的大专生有腐败与贪婪的价值观,是可以理解的。

2006年《亚洲周刊》荣获亚洲出版业协会年度评论大奖的报导《揭开学术腐败,防止动摇国本》一文,深度报导中国大学学术腐败的猖獗状况,该国有识之士认为,它足于动摇中国的发展根基。作弊、抄袭、剽窃真的不是校园里的小事件,一旦变成风气,一代人的价值观将受到扭曲,而国家的未来则不堪设想。


(2009年9月25日)

延伸阅读: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

《亚洲周刊》:揭开学术腐败,防止动摇国本(2006年)

欧宗敏:《大学:滋养腐败的温床?》

欧宗敏:《大学的浮夸心态》

梁文道:《中国学术系统的溃散》



司法改革與失職官員

两个月前,首相纳吉宣布宣布6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NKRA)的目标和细节,誓言降低犯罪率、打击贪污、扩大素质教育机会、提升低收入人民生活水平、加强乡区基建及改善公共交通。3周前,纳吉委任马航董事经理兼总执行长依德利斯贾拉,为隶属于首相署的“不管部长”,兼绩效管理及交付单位(PEMANDU)总执行长,负责监管关键绩效指标所主导的活动。

正当依德利斯贾拉尚埋头苦干如何交出佳绩时,上个星期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在制定司法的标准绩效后,开始采取纪律行动,2名高庭的资深法官被令离职(根据联邦宪法,高庭法官不能被开除,他们只能向最高元首致函辞职),2名员工被开除,约5名员工遭降职或减薪处分,理由是表现和效率极差。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确实罄竹难书,经常出现联邦法院法官没写判词、地庭法官和推事庭推事没有提呈书面判词、法官利用种种作弊行为来书写判词(例如依靠研究员起草及撰写、帮忙其他法官代写、要其他法官帮忙代写等,甚至出现越来越多的书面判词是“剪贴”的“作品”)等种种行政诟病,令人不敢相信这些德高望重、收入丰厚的法官竟然如此不济事、不负责任。

根据资料,一名高庭法官的月薪为1万7千,加上多项津贴,月薪总收入达3万4千,尚不包括其他特别津贴、旅行、官车、医疗等福利。

去年10月新上任的首席大法官查基表示,绝不姑息玷辱司法机构名声的害群之马,并会毫不犹豫采取严厉行动对付他们。难得大法官无官腔、无戏言,一年后司法界经过人事整顿,办事效率大大改善,累积的商业案件在6个月内,从5642宗降至2735宗,成功处理了一半。法官也必须遵守关键绩效指标,例如规定每个月必须审结多少宗案件等,从而提升他们的办事效率,改善司法界案件累积及拖延的严重问题。

司法界的改革行动,仿佛平地一声雷响,有震动四方之势,而雪州能力、透明度及特别遴选委员会(SELCAT)举行的雪州州议员拨款听证会,其轰耳的程度,也不相上下。

在州议员拨款听证会的过程中,多个县署长的所作所为以及解释理由,让民众对这些官员的素质、专业及操守,不禁感到失望、难过及愤怒。

八打灵县署在2个月内用完14选区的1年拨款 ,该县署竟然在1天内批准73个付款单,明显地违反至少要3天进行的审理程序,更甚的是,许多项目都是在州议会解散后才提出。

鹅唛县长胡再尼和瓜雪副县长异口同声表示,不敢过问拨款理由,只有快速批拨款,甚至发现当中有不妥现象,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国会解散后,拨款也照批不误。巴生县长巴基亚则承认受到前大臣基尔的指示,加速处理拨款。

鹅唛副县长达希尔竟然表示州选区的拨款是前大臣基尔的捐献,并认为州政府与执政州政府有关连,所以州议员理所当然可以任意使用拨款。他的“高见”被SELCAT主席邓章钦狠狠地痛批一番,指责他连自己的职务都分不清,应该重回国家公共行政学院上课。

无独有偶,这些地方高级官员和之前雪州政府子公司负责人的职务理解一样(3月举行的雪州国阵议员夫人俱乐部听证会),“我们的习惯就是批准款项,不过问对方的一切活动细节”。

雪州州议员拨款听证会还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日子,多个县长将陆续受传召,相信他们的拨款纪录和解释都大同小异,也让民众看清楚这些失职官员与国阵议员狼狈为奸的面目。

我国公共体系以“三低”见称:管理能力低、工作效率低、人员素质低,除此之外,吃香喝辣的算计也不少,不然的话,你以为他们真的乖乖听从指示或配合,如此快速批准拨款?

司法界有所行动算是好的开始,但是雪州的国阵议员夫人俱乐部听证会和州议员拨款听证会的爆料,是否会有后续的纪律或刑事行动?则不得知了。

(2009年9月18日)

延伸阅读:

原文刊登于《光华日报》

Shaila Koshy:《 Laying Down The LawFor The Judiciary》

郑云城:《公务员鲜少犯错》

欧宗敏:《大法官上任三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