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同學，一路走好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早上，农历新春的气氛已经开始弥漫，巴刹和商场的人群也渐渐多了起来，这时候，五条路组屋区的海面上，一艘龙舟在进行训练时遇到暗流翻覆，队员纷纷掉落海中，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翻船意外最终竟然酿成钟灵国中龙舟队的1名老师和5名同学溺毙的悲痛惨剧。

惨剧发生当天，秦裕翔老师和庄纬翔同学的遗体就被寻获，另外还有4位同学则下落不明。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悲痛与错愕交加，唯有希望失踪者尽快的被找到。可是到了晚上，依然没有任何好消息。

隔天，从早上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传来，每个期待都落空。在面子书上，来自各方的悲伤句子开始显现：“生者节哀，死者安息”，“生命真是开了这六个年轻人一个大玩笑啊”，“大家一起约好回家了……” ，吴奕樟同学、杨延开同学、黄雍翔同学和谢子俊同学终于在家人、朋友的悲恸呼唤中，伤心泪水中，回到家了。

钟灵国中下半校旗，为了哀悼6位罹难师生。从报章上可以看见，钟灵师生红着眼眶、流着眼泪的图片；从老师口中可以知道，许多学生在班上根本无法翻开课本读书；从同学面子书中可以读到，令人非常心酸的留言……

龙舟翻覆惨剧对于钟灵中学来说，不是首次遇到的惨重悲剧。自1917年创校至今，93年以来，这是享誉海内外的钟灵中学面对的第3次惨剧。

在钟灵文物馆内，记录着之前发生的2次惨剧。

第1次惨剧发生在二战期间。1941年年终，日军入侵马来亚，槟城钟灵中学惨遭严重破坏，一切设备资料荡然无存。隔年，日军展开大肃清行动，逮捕钟灵老师10人，最终8名老师遇害。3年8个月的日治期间，钟灵学生惨遭日军杀害的共计46人（有记录的）。

1946年，钟灵中学罹难师生纪念碑落成。

第2次惨剧发生在紧急状态期间。1952年2月4日，陈充恩校长遭到马共分子狙杀身亡。当时钟灵中学声誉如日中天，校内大礼堂已竣工，陈校长刚出任华校教总首任主席，正是展现“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豪情壮志时，“轰！”枪声响起，把他对对钟灵与华教的所有抱负与理想都打碎了。

陈充恩校长举殡之日，送殡者达5千人，沿途围观民众高达数万人之多，由此可见，当时大家对陈充恩校长的敬仰。

我把这两段校史写出来，是要勉励钟灵师生，在这段非常时期，回想一下我们的学校，在接近百年的历史，先贤们是如何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而他们步伐绝对不是轻松、顺畅的，上面提到的两段惨剧，付出的代价都是一个个丰盛的生命呵。当年师生的悲痛，正如今日我们的悲痛，当年师生能坚强走出悲伤，今日的我们必然也有如此坚强的能耐。

失去6位师生，钟灵师生董事校友对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对于失去年轻孩子的父母，龙应台的《目送》其中一段写着：“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秦裕翔老师，庄纬翔同学，吴奕樟同学、杨延开同学、黄雍翔同学和谢子俊同学，一路走好。

延伸閲讀：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10年1月22日）

黃子豪：為鍾靈中學慘劇致哀

光華日報民調：龍舟翻覆是否人爲疏忽？


《目送》

撰文：龍應台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 , 我和他手牽著手 , 穿過好幾條街 , 到維多利亞小學 。九月初 , 家家戶戶院子裡 , 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 , 枝枒因為負重而沈沈下垂 , 越出了樹籬 , 勾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

很多很多的孩子 , 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 。小小的手 , 圈在爸爸的、媽媽的手心裡 , 怯怯的眼神 , 打量著周遭 。他們是幼稚園的畢業生 , 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 : 一件事情的畢業 , 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 。

鈴聲一響 , 頓時人影錯雜 , 奔往不同方向 , 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裡 , 我無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 , 你仍舊能夠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 。華安背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 , 但是他不斷地回頭 ; 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 , 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 。

十六歲 , 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 。我送他到機場 。告別時 , 照例擁抱 , 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 , 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 。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

他在長長的行列裡 , 等候護照檢驗 ; 我就站在外面 , 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 。終於輪到他 , 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 , 然後拿回護照 , 閃入一扇門 , 倏乎不見 。

我一直在等候 , 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 。但是他沒有 , 一次都沒有 。

現在他二十一歲 , 上的大學 , 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 。但即使是同路 , 他也不願搭我的車 。即使同車 , 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 , 是一扇緊閉的門 。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 , 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 : 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 , 眼睛望向灰色的海 ; 我只能想像 , 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 , 但是 , 我進不去 。一會兒公車來了 , 擋住了他的身影 。車子開走 , 一條空蕩蕩的街 , 只立著一只郵筒 。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 , 所謂父女母子一場 , 只不過意味著 , 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 。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 , 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 , 而且 , 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 : 不必追 。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 , 我的落寞 , 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 , 我回台灣教書 。到大學報到第一天 , 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 。到了我才發覺 , 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 , 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 。卸下行李之後 , 他爬回車內 , 準備回去 , 明明啟動了引擎 , 卻又搖下車窗 , 頭伸出來說 : 「女兒 , 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 , 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 。」

我看著他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 , 然後噗噗駛出巷口 , 留下一團黑煙 。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 , 我還站在那裡 , 一口皮箱旁 。

每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 , 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 。推著他的輪椅散步 , 他的頭低垂到胸口 。有一次 , 發現排泄物淋滿了他的褲腿 , 我蹲下來用自己的手帕幫他擦拭 , 裙子也沾上了糞便 , 但是我必須就這樣趕回台北上班 。護士接過他的輪椅 , 我拎起皮包 , 看著輪椅的背影 , 在自動玻璃門前稍停 , 然後沒入門後 。

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

火葬場的爐門前 , 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沈重的抽屜 , 緩緩往前滑行 。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 , 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 。雨絲被風吹斜 , 飄進長廊內 。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 , 深深、深深地凝望 , 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 , 所謂父女母子一場 , 只不過意味著 , 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 。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 , 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 , 而且 , 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 : 不必追 。



《憶陳充恩校長》

撰文：歐宗敏
（原文刊登于光華日報“島城啓示錄”2008年2月2日）

去年6月，我有幸能与陈耀威、庄嘉强，以及由吴俐蓉老师带领的大约20位华文老师，共同参与钟灵文物馆的重整工作。由于我负责文案撰写及资料审核的工作，所以有机会翻阅文物馆里收藏的校刊、毕业刊、校闻、纪念刊等史料。

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我对第7任校长陈充恩的认识，从最初的粗浅印象，那就是当年在校时看到墙壁上他的水彩画像，以及看见学校隔壁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到后来他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慢慢地演变成鲜活、巨大、深邃。

去年8月，钟灵中学庆祝90周年纪念，文物馆开放让校友、民众参观。有位中年女士问我，钟灵中学有这么多位校长，为什么只专门报导陈充恩校长的生平事迹？

我指着介绍陈充恩校长生平的一段文字，让她细读：
“……尤其出掌钟灵中学，前后21年，从1931年的300余学生发展至1952年的2500余学生，从洋楼校舍演变成堂皇院校，对钟灵之崛起成为享誉海内外著名学府，陈校长立下丰碑。……”

钟灵中学在那21年间，它的生命不断吸收滋养与丰沛起来，因为有陈充恩校长强大、热忱、理想的力量在引导。

陈故校长学贯中西，语文造诣高深。我细读他的遗稿，中文方面，从文言文到白话文都有，其中一篇长达一万字的《英国的中等教育》，是他前往英国考察教育归来后的作品，该文章充分展现他作为教育家的视野与远见。

陈故校长的英文水平也不在话下。二战期间，陈故校长避难金马仑长达3年。他把3年在金马仑的务农生活，用英文写成一篇散文，取名《In Hiding》，文章谈到他的宗教信仰、人生信念，以及步入壮年的生命思考，实在有别于其他气势磅礴的大我文章。

当年的钟灵中学，中英双语并重，高中生报考英国剑桥考试及伦敦商会商科文凭考试，为当时马来亚华校之创举。陈故校长的教育理念，以务实、愿景为主，不陷入民族教育、母语教育的狭窄框框，故此历代钟灵学子得以远赴欧美纽澳中港台升学。今时今日，他的教育理念，尤其要求双语的掌握，已成为大家对教育的共识，因此，更显现56年前，他的高瞻远瞩。

1952年2月4日，槟城中路突然转来枪声，陈充恩校长丰盛的生命，骤然停止，仿佛一棵巍巍大树，徐徐倒下，滚滚尘烟扬起。

2004年，马共领袖陈平出版著作，《我方的历史》，书里他坦诚当年是马共决定及枪杀陈充恩校长，不过事后他也认为这起谋杀事件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对我们的事业起了反作用。”（277页）

后来，我们在文物馆的陈充恩校长生平事迹文案，写上“遭马共分子狙杀”，摈弃之前资料中的“歹徒”、“凶手”、“暴徒”等含糊字样。

1950年代中期是我国华文教育风起云涌的时代，假如当时担任华校教总主席、精通双语的陈充恩校长依然健在，我国华教历史会出现转弯的可能吗？

郑良树教授写道：“陈充恩乃华校教总首任主席，是一匹健马，更是一匹千里良驹；如果不是中道殉落，华校教总、大马华教的发展又是怎样的一种风貌，实在很难预料。”

再过几天，就是陈故校长的忌辰。今天前往他的墓园献花致敬的钟灵师生，都没有机会亲聆他的教益，他们都和我一样，只能在阅读他的大量遗稿，以及师生的怀念文章时，缅怀那“充乎天地之间永留正气，恩及师生以外共仰完人 ”的伟大人格及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