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的人越来越少？

（《民穷所以书贵》是延续《看书的人越来越少？》里对马来西亚阅读风气低落的看法，做另一个角度的探讨。

《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主要是从书籍售价、外汇兑换、国民收入等角度切入，谈论为何我国书价偏高的原因。

《民穷所以书贵》则着重谈论坊间对阅读风气不盛的一些错误概念。这里提出策略管理对产品与产业的竞争，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代替品(Substitute Product)与另类选择（Alternative），以纠正坊间的一些错误概念。

两篇文章相差5年，这意味着5年以来国民经济似乎改善不大，书价依然偏高。）

（2002年9月22日●《闲语录》）

最近槟岛有两间较具有代表性的书店，商务印书馆与大将书行相继结束在岛上的营业。

（2006年底大将书行重回槟岛，目前设立在皇后海湾商场(Queensbay Mall)的Borders书店里面。）

前阵子，我前往商务印书馆选购一些折扣的书籍，发觉里面有人潮，大家和我一样都在寻找想要的书籍。我向有关负责人开个玩笑，只有结束营业前的大折扣，书店才会有人潮，这也难怪书店的生意特别难做。

书店的生意的确不容易经营，连拥有全马最多分行的大众书局都必须依靠售卖文具、参考书，甚至矿泉水、零食来增加营业额。如果以摆设面积作比例，你会发觉售卖中文书籍的面积是占小部分而已。

当听闻商务印书馆与大将书行结束在岛上的分行时，许多身边朋友是又喜又悲，喜的是可以购买打折扣的书籍，悲的是以后要买书可能得下吉隆坡了。

为什么槟岛“养”不起这两间书店？

许多朋友都有不同的答案：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书价越来越高、工作太忙、电影连续剧太吸引人等。

其实我并不认为“看书的人越来越少”是导致书店关闭的主要原因，反而使“书价越来越高”的现象值得担忧。

至于“工作太忙、电影连续剧太吸引人”则是不是理由的理由，就算你送书给这群人，他们也不会翻看的。

每次朋友抱怨中港台的书价太高时，我常常向他们解释，不是他们的书价昂贵，而是我们的购买力低，换句话说，我们比较穷。台湾与香港的书籍售价对他们来说是合理的，而对我们来说则是负担，不要忘记，港台书籍是进口货。

我们觉得中港台书籍昂贵有三个原因。

首先，我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比台湾和香港低许多。我国的GDP是3,500美元，台湾是13,000美元，香港是24,000美元，换句话说，以台湾与香港的生活水平，他们能接受的书价肯定比我们高许多。

举个例子，台湾人愿意购买价值10美元（38零吉）的书籍，我们只有能力购买3美元（12零吉）的书籍而已。

（根据台湾新闻局“2004年图书出版产业调查研究报告”指出，2004年台湾出版的新书达39,7813种(title)。书籍价格方面，平装本平均定价约为台币320（零吉）。这个资料显示当年我的推测还算准确。）

其次是零吉疲弱。自从1997年金融风暴后，零吉对美元的兑换率比之前相差接近50%，造成进口货都上涨，不要忘记，90%书籍都是进口货。

最后是书商为了赚取更高的盈利，在原有标价上提高售价。类似的高价书往往以中国书籍占多数。大家只需从书籍的零吉售价标签与人民币售价（印在书背面）作比较，会发觉价格往往相差一倍！

另一个我不认为“看书的人越来越少”的原因是市场上翻版书的数量相当惊人。

在这里，我不讨论版权合法问题，我只谈市场的需要。我经常走进类似的翻版书籍专卖店，发觉他们售卖的书籍都是港台畅销作家的作品，而且种类相当多，包括通俗读物、文学、商管、医药、保健、漫画等。

类似的翻版书籍售卖价格通常都是每本10零吉左右（折扣期间亦舒、卫斯理每本3零吉），定价标准符合我国人民购买力，因此里面的书籍堆积如山，等待买书人选购。

也许我比较乐观，不觉得看书的人越来越少，只是我们的购买力越来越低，造成经营正版书籍的书店难于生存。不管如何，商务印书馆与大将书行相继结束在岛上的营业，的确是令人伤感的。

延伸阅读：

曾翎龙的《马来西亚华人出版：现况、问题与前景》，刊登于“有人部落”。
http://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7/05/20/ebnaf_eyiao_e_ma_a_oc_if_c_fas_a_a_ei_e_

民穷所以书贵

上周阅读傅承得的文章《书架与桌灯》，他认为从家具店售卖各种款式与设计的书架与桌灯，就知道这个社会的阅读风气低落，因为这些书架与桌灯往往不合用，不符合摆放书籍及阅读的需求。

为了整理及摆设家里的书籍，我也曾经面对类似的烦恼，后来才在宜家家居(IKEA)找到适合的书架与桌灯。还是喜爱阅读的洋人才懂得设计适用、耐用的书架与桌灯。

关于我国阅读风气低落的问题，坊间不时有人发表各式各样意见，其中以这几种是较常见的，例如书价太高、电影连续剧比较吸引人、现在孩子都不爱看书等。

其实类似调调多是人云亦云、毫无新意的，并不能针对问题说出一个所以然。

关于我国书价太高的说法，基本上是事实，也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主要原因是90%书籍（中英文）是进口货，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进口货对我们而言是高档商品。书籍在欧美日中港台是价廉物美的，只有我们才会觉得买不起书籍。

（美国的平装本(paperback)通常定价约在6至8美元之间。美国的星巴克(Starbucks)兼职员工时薪约为10美元，因此只需冲泡咖啡2小时就可以购买3本书。）

我国的书籍出版量偏低（参考书除外），导致人民无法以低廉成本获取知识与资讯。要扭转这个恶劣形势有两个方法：其一为本地出版社蓬勃发展（书籍价格将降低），其二是我国成为先进国（人民购买力将增强）。

当然，这两个方法是需要长时间的有效规划及执行与不断努力才能达到的。

关于电影、连续剧比较吸引人，导致抢走读者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概念。念过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的人都知道，每种产品/商品在市场销售，它其中一个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代替品(Substitute Product)。

举个例子，汽水面对的竞争，除了来自各种不同牌子、不同口味汽水之外，它也要面对代替品的竞争。汽水的代替品是运动饮料、果汁、传统饮料（茶、豆浆）与矿泉水等。如果这些代替品受欢迎，肯定会影响汽水的销售量。

电影、连续剧不是书籍的代替品，就好像啤酒、红酒不是汽水的代替品一样。喜欢看韩剧的人未必喜欢看韩国的小说，也未必想知道韩国的历史人文。

那什书籍有可能被取代吗？我想，目前的网络世界可能是书籍的另类选择（Alternative），网络提供免费的资讯可能对书籍的销售量会造成威胁，不过目前这个论点还不能确立。

（另类选择是指不同产业的不同形式与功能，却能提供相同的产品或者服务。以电影院与餐馆做例子，虽然两个产业的形势与功能都不一样，一个是美食经验，另一个是视觉娱乐，可是两个产业却提供同样的服务：出外轻松享受一个夜晚。因此电影院与餐馆不是彼此的代替品(Substitute Product)，而是彼此的另类选择（Alternative），两者成为不同产业的竞争对象。）

关于现在的孩子都不爱看书的论调，其实较准确的说法是孩子不喜欢看“文字多多”的书，只喜欢看“图画多多”的书。不过，哈利·波特的出现，几乎让全球的孩子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个个手捧犹如字典般厚重并且“文字多多”的哈利·波特系列拼命追看。

我个人觉得有趣的是身边许多念华校的孩子都纷纷看英文版的哈利·波特，一改之前不喜欢读英文的态度。所以说，书籍是有它独特吸引力，只是如何让孩子多接触它才是大家应该积极做的事。

如此看来，我国阅读风气低落的问题并不多，买不起书籍是重点（国弱民穷）。当书店展开大折扣促销时，人潮如涌的场面，似乎证实这个说法。

要培养孩子喜欢看书的习惯，作为大人，自己先要有看书习惯，这是身教。奖赏孩子的方式也要改变，不要每次都送手机、游戏机、mp3，下次改送书籍（折扣期间购买）或者书籍礼券，让他自己有机会挑选喜欢的书籍。

有了书籍，就要考虑购买书架与桌灯，希望傅承得的“惨痛”经验和我的解决方法，能够让大家在购买前做个参考。

（2007年5月17日）

延伸阅读：

傅承得的《书架与桌灯》，刊登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http://www.sinchew.com.my/content.phtml?sec=864&sdate=2007-05-09&artid=200705090672

工作8小时的意义

今年刚刚过去的劳动节巧遇卫塞节，两天公假让大家享有难得的清闲。卫塞节是宗教节日，其含义佛教徒最清楚。不过劳动节的涵义，大家则有点模糊，多数人认为是属于工人的特别假期而已，至于为何要庆祝劳动节，许多上班人士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劳动节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别小看这个8小时的工作时间，在19世纪末期，工厂工人经过长期的奋斗与抗争，才成功争取得到。

那个年代在美国及欧洲的工厂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至16 小时，而且没有假期，工资偏低、工作环境恶劣，套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剥削员工，是犯法的。

一百年过去了，基本上西方先进国家的企业界都严格遵守这个规则，因此那里上班族的每年平均工作小时都不超过1,900小时，例如北美洲大约1,890小时，北欧则是1,760小时。他们平均每周工作5天，总共40小时（法国上班族每周工作35小时）。

这个工作时间数据对亚洲国家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亚洲每年平均工作小时大约是2,200小时，香港人大约2,400小时（亚洲城市之中工时最长，比巴黎人多60天），台北人则是2,330小时，两个城市都远远高于全球平均的1,930小时。

乍看之下，亚洲上班族是最勤劳的，而所谓多做多得，收入方面也应该相对最高。其实不然，举个例子，根据研究报告，全球71个城市之中，香港上班族工时最长排第3位，可是工资却排名第47位。

假如有常看港剧，就会熟悉类似台词：“不努力，怎样搵到世间财？”，吊诡的是在香港努力工作似乎也赚不到世间钱，只达到求温饱阶段而已。

我的朋友前往德国总公司实习，下午5点正，发现德国同事全部准时下班，没人加班。而在我国的分公司，我的朋友都常常加班。有趣的是不加班的德国技术员都驾BMW，经常加班的大马技术员都驾Proton。对于这种现象，他也感到纳闷（也有点不平衡）：大家都一样懂得操作同类型机器！

如果用最粗浅的解释，这就是先进国家员工福利与发展中国家员工福利的分别。

先进国家的工人及上班族都积极通过各种管道（工会与政党），争取及维护他们的工作权益（设定最低工资、最长工时、安全工作环境等），因此他们能享有美好、舒适生活。

像我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低工资作为重点，以吸引外国投资前来设厂，因此工人的权益会受到侵蚀。最明显例子就是大量引进外劳（超过2百万，占全国20%工作人口）当工人，以取代工资较高本地工人。

由于受到外劳的竞争，许多工人被迫接受低薪、超时工作、危险工作环境等不公平对待（外劳也不例外）。为了保住工作机会，他们往往都不会，或者不敢向有关政府部门投诉，因此他们像极19世纪末期工人遭受剥削。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每年庆祝劳动节，月历上5月1日有稻农插秧的图片，大家似乎错误把劳动节当成铭记工人的“粒粒皆辛苦”式辛勤，而忘记工人先辈成功争取“每天8小时工作制”的革命意义。

（2007年5月10日）

延伸阅读：

国际劳动节（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8A%B3%E5%8A%A8%E8%8A%82

槟城西餐情意结

（因为有了《槟城西餐情意结》，才有后来的《槟城西餐故事》。

《槟城西餐情意结》是记录在我的少年时代，西餐在我轻狂的日子里，留下点点滴滴的快乐记忆，仿佛踏雪疾走……

那是一段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其中一项年少情意结。）

（2002年5月19日●《闲语录》）

前阵子，我和在森美兰汝来(Nilai)念书的同学通电话，她提起那里的面食还是“不长进”，还是异常难吃。她的抱怨让我回想起在加影(Kajang)及汝来念书的日子，数落当地食物难吃常常成为我与太太之间的生活情趣。

我还记得当时（2000年左右）吉隆坡掀起一阵西餐热潮，西餐扒屋、西餐扒座（其实布置比咖啡店像样一点而已）到处可见，连报纸的地方版也不时刊登类似的“新张营业大赠送”广告。当时我和我的年轻同学倒是浩浩荡荡去了好几家品尝，有时是庆祝生日、有时是欢庆考试结束。

虽然我的年轻同学们似乎都非常享受羊扒、牛扒、沙拉、薯条、面包，可是我和太太总觉得味道普通，有些甚至难吃。不过与我的年轻同学一起享用西餐的情景，倒是让我勾起中学时代与同学一起享用西餐的美好回忆。

我与太太在中学时代都有相似的美好西餐回忆，也许那个年代（上个世纪70中至80年代初）槟岛的青少年都曾经经历类似的中学生生活吧。

那个年代，用刀叉吃西餐对中学生而言是奢侈享受。因为当时只有西餐馆提供类似的餐点，不像现在咖啡店及小贩中心都售卖西餐。吃西餐的原因往往就是庆祝朋友生日或者考试结束（想不到20年后还是同样的理由），所以当年一大班同学约好一起吃西餐是一件隆重的事。

那个年代，槟岛市区有几家著名西餐馆，Eden, Junior, Green Bowl, Villa Roma, Tip Top, Top Top等是我们常去的，现在好像只有Eden尚存在。

那个年代，肯德基和麦当劳尚未出现，要吃炸鸡、汉堡包、薯条、冰淇淋也得去西餐馆，而西餐馆的精致布置与浪漫气氛，和美式快餐店的鲜艳色彩布置、热门音乐气氛相比，是大大不同的。

我总觉得在西餐馆享用餐点的过程，犹如一位小男生开始学习如何走入正式的社交活动，他们先从学习降低讲话声量开始，接着学习用英语点菜、学习如何使用摆在前面的“十八种兵器”、学习讲与听笑话时不可放肆大笑、学习向侍者说谢谢、学习餐桌上的礼仪……学习如何做一位绅士。

除了与整班同学一起吃西餐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吃西餐的原因。例如邀请一位谈的来、长的不错的异性朋友一起去吃西餐。在烛光灯影摇曳下、轻柔抒情音乐播放着，呵……有谁能够忘记生命中第一位一起在西餐馆享用西餐的脸庞呢？

大约20年前开始，槟岛就有小贩陆陆续续售卖西餐，而肯德基和麦当劳尚接踵而来，上面提到的西餐馆几乎都不存在了，西餐的“身份”也逐渐从“贵族化”转向“平民化”了。

我的年轻同学曾经随我回槟城度假几次，可是每次都没有机会享用槟城的西餐，他们一直以为槟城的小吃最美味，等到他们品尝这里的西餐之后，他们就会知道原来西餐也有“不长进”的。

槟城西餐故事

（“其实槟城西餐是海南厨师烹饪的味道最好。”在今年春节聚会上，剑飞在谈到我的专栏《槟城西餐二三事》时，向我表达他的看法。关于海南厨师与西餐的渊源，我曾经专栏中提起，只是不记得那一年撰写了。

上个星期，“阿贤人情味”介绍槟岛白云山路的海南西餐，那位摊主是我的30年老邻居，看完这个节目，我开始回想当年撰写有关西餐的文章。

后来我找出这篇专栏文章《槟城西餐故事》，发现是2002年写的，难怪剑飞没有印象，那时候他尚在台湾留学。）

（2002年5月26日●《闲语录》）

上星期的专栏提到两年前（2000年）吉隆坡一带，曾经一度相当流行平民化的西餐扒座（现在似乎是港式茶餐厅）。当时那里的西餐扒座，除了售卖各种烹饪方式如炸、煎的鸡、牛、羊、猪肉之外，尚推出“大大杯”的果汁作为卖点，所谓“大大杯”就是可以供两个人饮用的“糖水多过果汁”的超级大杯果汁。

坦白说，类似的西餐扒座，其炸、煎的鸡、牛、羊、猪肉的味道往往并不这么样，沙拉、薯条也不对劲，有些甚至难吃，可是人潮仍然汹涌。这种水平的西餐也会有这样多人吃，原因也许是当时吉隆坡正流行吃西餐，又或者他们没有吃过高水准的平民化西餐，以为西餐除了炸鸡、汉堡包、薯条之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种味道了。

后来我仔细一想，发觉槟岛咖啡店或者小贩中心的西餐水准高，其实不是偶然的。它与槟城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背景是有关系的。1786年，莱特船长开发及发展槟城，他带来不只是经济发展，尚有文化的交流，包括衣食行住、环境与生活习惯的不同。他让槟城的岛民最先接受英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当然也包括属于饮食文化的西餐。

槟城是相当特殊的州，如果与马来西亚其他州比较的话。或者可以这么说，槟城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刻的地方。从我们每天走过的街道，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建筑物的构造与风格，不是提醒我们这个岛上有许多丰富的西方文化遗产。

由于槟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它依靠炎热阳光、洁白沙滩（希望还是）吸引许多来自欧美、纽澳的旅客，加上大约有20年的时间，有几千名澳洲皇家空军及家眷常驻在此。有了洋人族群，西餐的需求也日益重要，槟岛著名的EDEN西餐厅就是依靠提供一流西餐给洋人起家的。

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上个世纪70中至80年代初），认识西餐是从西餐馆的鸡排、羊排、牛排开始，现在的槟城青少年多了选择，他们可以从咖啡店或者小贩中心的西餐摊品尝鸡排、羊排、牛排，可是马来西亚其他州的人往往通过麦当劳与肯德基美式快餐店，用手吃炸鸡、汉堡包、薯条开始认识西餐的。这种认识西餐的分别是有差异的，其差异在于接受饮食文化的精致与粗糙。

西餐在槟城的历史悠久，所以西餐厨师的数量也相当多。许多酒店的西餐厨师后来都纷纷开西餐摊，自己当老板，因此咖啡店及小贩中心的西餐能够保持一定水平。谈到西餐厨师，就要提到海南人。从前海南人的三项传统行业之一的厨师（另外两项是当船员与开咖啡店），不只是懂得煮海南鸡饭，还以烹饪西餐极负盛誉。在殖民时代，许多洋人老板聘请西餐厨师往往指明要海南人。老一辈的海南西餐厨师的确厨艺不凡，他们除了能烹饪美味西式主菜之外，尚能西式糕饼点心，自己调制特制酱料、调味料。因此，当他们看见现在西餐厨师为了省时省力都采用罐头酱料、罐头调味料，都不禁摇头叹息。

唉，以为西餐就是只有炸鸡、汉堡包、薯条也是一种悲哀，一种不知精致饮食文化的悲哀。

延伸阅读：

“阿贤人情味”介绍槟城白云山路平民西餐（海南西餐）

http://www.wretch.cc/blog/xian1&article_id=2790995

关于海南西餐厨师的事迹，可以参考Fraser's Hill避暑胜地介绍（英文）：

http://www.journeymalaysia.com/MH_fraser.htm

肮脏吃，肮脏大？

槟城小食美味可口、价钱大众化，所以不只是槟城人喜欢享用，来自全国各地游客也对具有槟城风味的小食，赞不绝口。槟城是国际知名旅游胜地，外国游客数目也不少，可是在众多小贩中心或者咖啡店里，外国人（包括日本人）身影却不多见，难道他们不能接受槟城风味的小食？其实不然，他们对于用餐地点的卫生环境及食物清洁非常有意见。关于这点，常常与外国人交往的朋友应该有体会。

曾经有位朋友告诉我一件事，槟城有为数不少的日本餐馆，如果是日本人走进去，目光浏览里面摆设与布置，他们大略知道这间餐馆是不是由日本人经营的。我以为只是从餐馆的设计装潢、摆设布置是否具有日本风味作为评定标准，原来不只如此，朋友告诉我，日本人注重细节，所以整齐、干净与卫生是重点要求。

作为槟岛人，大家都有驱车过海去品尝海鲜的经验。我曾经舟车劳顿前往一家生意红火的海鲜餐馆用餐，虽然桌面经过清理，可是还相当“油亮”，因此要求服务员再抹一遍，过后我再用纸巾抹桌面，五六张纸巾都是灰黄色油渍，朋友看了笑笑摇头。我还没告诉他，如果去趟厕所回来，他肯定没胃口。

没胃口的事还蛮多的。例如与友人走进餐馆时，发觉地上的油渍几乎可以让人滑行了，虽然咖喱味道香浓诱人，可是友人还是坚持离开。例如还未进入咖啡店，只见地上有一大盆装有等待清洗的碗盘筷子汤匙，还有剩余食物与汤汁，再加上满地油腻积水，这些“奇景”足以让你止步了。例如许多路旁的露天环境是以清凉取胜，可是路旁水沟往往会传来阵阵腐臭味，奇异的是许多食客似乎是充“鼻”不闻（患有感冒？），继续埋头狼吞虎咽，享受“古早味”的街边小食。

许多人常用“肮脏吃，肮脏大”来显示身体对不卫生食物的适应能力。这个观念似乎用错在对象身上，其实那是指畜牲对饲料的适应能力，不是人类对不卫生食物的免疫能力。食物与进食环境的卫生标准是评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之一。

当然，厕所的卫生也是评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之一。过去十年，几乎每位去中国旅游的人，回来都会大谈“厕所奇遇记”，因为那儿的厕所令人产生“不安全感”，其实这种心态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新加坡人对这里的厕所也产生极度“不安全感”。新加坡人来槟城旅行，假如他们之中有人上厕所回来，其他人就会用询问的眼神望住这位“勇士”，如果他点头，其他人则纷纷有行动，不过通常摇头的情况较多。

坦白说，我们不应该嘲讽新加坡人“怕死”，因为在城市成长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卫生的要求也逐渐与“怕死”的新加坡人一样。我的侄女每逢学校假期都会从吉隆坡上来槟城度假，她们喜欢这里的山水，也喜欢这里的小食，不过对于在那一个小贩中心用餐，她们是有要求的。她们的要求不是美味食物（还不到懂品尝食物阶段），而是环境卫生。我的侄儿四岁大，如果厕所的地面是铺盖洋灰而非瓷砖，他会闹别扭不进去。

俗语说：“富过三代，才懂穿衣吃饭”。“懂穿衣吃饭”的年轻一代对食物及用餐环境的要求，是绝对不会苟同类似“肮脏吃，肮脏大”的说法，这一点是岛上餐饮业经营者必须牢记的。

（2007年5月3日）